桂榕 刘金泉
摘 要：要辨明和把握国外景观人类学的学术特点和发展走向，比较可靠的办法是梳理其学术发展脉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景观人类学的崛起，是人类学内外多学科理论方法互鉴、交融和发展的结果。其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有关，是对较早开展景观研究的考古、人文地理等人类学学科内外关于景观社会文化层面研究的拓展。其研究进展集中体现在21世纪以来，一方面，它通过对遗产、旅游休闲、流动与移动、语言与符号、媒介等21世纪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和新兴领域的研究，展现出颇具影响的学术创造力；
另一方面，跨学科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得到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对现象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借鉴吸纳，使其跨学科风格凸显。尽管国外景观人类学至今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范式，但其基本的人类学风格不变，在此基礎上的跨学科趋势已然不可逆。展望未来，这种跨学科的开放包容性，使它具有面对发展机遇和挑战的潜力和韧性，在景观概念理解、景观研究维度和景观研究社会应用等多学科共识层面，表现出较明显的学科优势。
关键词：景观人类学；
遗产景观；
旅游景观；
符号景观；
媒介景观
国外景观人类学的发展大致呈现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起点，景观人类学在以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为基轴的基础上，借鉴融汇了多学科理论视角而逐渐崛起；
在21世纪以来的第二阶段里，景观人类学获得蓬勃发展并正在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应用广泛的人类学分支。由于景观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样性以及人类学本身的跨学科属性，景观人类学表现出不断增强的社会参与性和学术影响力；
但与此同时，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和渗透，其学科边界和学术特色有模糊化趋势。为把握景观研究的人类学特色并辨明其发展动向，笔者试从景观研究的人类学发端进行学术脉络的溯源，并对景观人类学两大发展阶段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特色进行分析总结，以展望其未来发展。
一、辨明景观人类学特色的必要性
国外第一部正式以景观人类学命名的学术著作《景观人类学：地方与空间的视角》，是1995年由人类学家赫希（Eric Hirsch）和奥汉隆（Michael O"Hanlon）基于1989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术会议主编出版的论文集。该书并未对景观人类学做明确界定，而是指出人类学研究的景观是地方和空间（place and space）、内部和外部（inside and outside）、形象和表征（image and representation）的总和，“它涉及一种基于物质定位的感知和认同过程、一种致力于塑造社会认同形式的双向对话”。日本学者河合洋尚认为，景观人类学探讨的是不同族群赋予环境以文化意义的过程。并指出，自该书出版，以空间和地方为基轴的研究便成为景观人类学的主流。中国学者基于对国外景观人类学成果的分析，指出人与环境的互动、文化与传统在景观实践中的作用以及本地人的视角，是人类学重点关注的内容；
强调景观人类学的旨趣在于通过确立“景观”本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以深化人类学对于人自身以及与其所处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从以上代表性观点可见，学界对景观人类学的理解，更多倾向于将其视为基于“景观”物质定位和意义生产来认识地方社会的方法和手段，侧重其方法论意义，而较少探讨其学科特色。
纵观景观人类学发展历程，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崛起及发展，与地理学、考古学、现象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在21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研究范围和领域的扩展，其对多学科理论视角的进一步吸纳整合，在相当程度上使其学科边界更趋模糊；
同时，被视为景观人类学主流的空间－地方研究基轴，实难包容和呈现景观人类学近20年来的总体状况和发展动向。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在阐明和总结景观人类学风格特色方面，尚不明确。为辨明和把握景观人类学的学术特色和发展走向，较可靠的办法是对其发展史进行梳理，特别是从其发端理清学术发展脉络。从学术发端梳理景观人类学与相关学科的学术渊源和互动关系，了解人类学学科内外的合力与张力，利于辨识和把握景观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和理论方法特色，洞悉其学术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学术发展的历时性叙事，特别是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和标志性成果的呈现，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其阶段性的研究旨趣和学术思想，进而把握其整体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二、国外景观人类学的学术脉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理论方法开始在景观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一批有影响的关于景观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涌现，标志着景观人类学的崛起。它发端于人类学内部，后在人文社科领域多学科的参与下，获得较快发展。
（一）人类学领域的发端
人类学和景观的结合并非新近之事。景观和人类学家表述为“文化”的概念有很多关联，如二战后兴起于英国的象征人类学和来自美国的认知人类学。由此看，人类学关于景观的研究，至少可以确认已有50年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一些新兴的人类学分支领域，人类学家开始正式使用景观概念，相关人类学成果散见于文化人类学及环境研究领域的刊物。如，Setha M. Low在1982年提出“景观建筑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概念，并认为其是应用人类学中具有巨大研究和实践潜力、尚待开发的分支领域。Monk， J.从社会性别角度创造性地开始了女性与自然环境、空间的研究探索。Basso， K.特别关注景观的象征意义，视景观为思想的工具和行为的载体。1988年，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ppadurai， A.）讨论了人类学理论中的地方和声音的问题，认为民族志所涉及的那些被命名的场所（locations）及居住其中并标识它们的群体构成了人类学意义的景观。此后，两位人类学家出版了两部有影响的景观人类学著作。一本是本德尔（Bender，B．）于1993年编撰出版的《景观：政治和视角》；
另一本是达比（Darby，W.J.）于2000年出版的《景观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的地理》。由此可见，人类学者在此阶段开展的景观研究，并不局限于以土著为研究对象和以空间和地方为研究基轴。
与此同时，作为人类学重要分支的考古学，对景观人类学的崛起，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1986年9月的世界考古学大会上，参会学者明确提出“考古学不仅是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录，还应包括对社会和文化变化的整体研究”。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学界就不断提出“我们必须更加人类学”的口号，他们努力从“运行的社会系统”的角度去理解变化。来自考古学内部的革新发展思想，最终促成考古学者开始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开始共同关注景观的意义。如《阐释景观：景观考古和地方历史》《谁需要过去：土著价值与考古学》《景观：一个有用的模糊概念》《洞察景观的方法》《景观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型塑你的景观》等代表性著作，就是这一时期考古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两种学术视角在景观研究领域交织的成果。
（二）人文社科领域的多学科参与
人类学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长足发展和广泛应用。一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和解释学领域的理论发展，催生了人类学理论方法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
另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学家对学科更广泛社会价值和影响的思考，推动了人类学从纯学术向社会应用转向。以美国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不断在诸多新领域开展研究，并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获得合法地位和声望；
同时，人类学所建立的框架性概念和立场被许多其他学科接受，民族志方法取代了社会文化的宏大理论和叙事风格而成为学界主流。这一阶段较有影响的景观人类学成果，涉及历史、政治、语言、人文地理等众多人文社科领域，大量研究超越了空间和地方两大基轴，更多涉及政治（politics）、权力（power）、记忆（memory）、身份（认同）（identity）等多个理论视角和议题，研究对象也不再局限于部落和原住民，表现出对景观所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及主体实践意涵的关注，体现出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和特色。比较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如《景观的时间性》《权力的景观：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景观现象学：地方、路径与纪念碑》《景观与权力》《智慧坐落在地方：西阿帕切族群的景观与语言》《景观与记忆》《寻找真正的民族：加拿大和瑞士的景观与国家认同》等。
景观人类学的崛起，受人文地理学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对一些人文地理学重要学术思想的借鉴吸纳和延展。索尔（Sauer，C.）和段义孚（Yi-Fu Tuan）两位人文地理学大师的学术影响可谓源远流长。前者作为景观研究先驱，早在1925年就指出，文化景观是人类群体对自然景观进行文化改造的结果，奠定了景观研究中文化的重要地位。后者则开创了景观环境与心理情感及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方向。段义孚较早关注到景观环境所蕴含的情感力量，指出它不仅是人可以利用的资源基础或要适应的自然力量，还是安全和快乐的源泉和寄予深厚情感和爱之所在。此外，人文地理学家唐纳德·梅尼格（Meinig，D.）、詹姆斯·邓肯（Duncan，J.）、科斯格罗夫 （Cosgrove，D.） 和丹尼尔斯 （Daniels，S.）等人的观点也得到景观人类学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和借鉴吸纳。如，人类学家英戈尔德（Tim Ingold）关于景观研究的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就借鉴了梅尼格提出的平凡景观（ordinary landscape）概念和杰克逊（Jackson，J.B.）的乡土景观（vernacular landscape）思想；
赫希是基于对詹姆斯·邓肯关于“任何景观都可以被分析为一个记录着社会关系的文本”的观点，将景观定义为一种文化过程，使之成为首部以景观人类学命名的论文集所论述的重要目标；
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和丹尼尔斯关于“景观是一种文化形象，一种表征、结构或标志性环境（symbolising surroundings）的形象化方式”的经典定义，被后续景观人类学研究者广泛接受；
科斯格罗夫关于景观具有意识形态的观点成为知名景观人类学者梯利、本德尔、达比等人关于权力、政治、身份认同等主题讨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综上可见，景观人类学的崛起，是人类学内外多学科理论方法互鉴、交融和发展的结果。它既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有关，也是对较早开展景观研究的考古、人文地理等人类学体系内外关于景观的社会文化层面研究的拓展。在此意义上，或许还可被视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特定历史阶段向人类学转向的时代表征。
三、21世纪以来的研究进展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景观人类学蓬勃发展。在社会应用层面，以重视人类经验为特色，关切社会问题，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
在理论层面，跨学科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得到进一步拓展。
（一）新领域与新视角的出现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景观人类学对地方、空间、时间、记忆、权力、政治等景观基本层面的关注不同，进入21世纪，全球化加速，人类社会飞速发展，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文化景观带来许多新的研究视角，景观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和议题也由此变得更为丰富。以下新兴领域展现了景观人类学与时俱进的社会观察视角。
一是关于遗产与景观的研究。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遗产和景观研究因在认识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交织和在共同跨学科知识领域的发展而紧密相连，在学术、政策和民意方面相互支持，两者的合作对话被认为是有益于时代发展的。以1992年文化景观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和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公布为标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运用人类学理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进行界定，促进了跨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和批判遗产研究，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申遗”和遗产实践，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申遗”及遗产管理实践进程中各方力量关于遗产的协商、建构和利益冲突等方面，代表性著作，如《景观界面》《遗产，文化和认同》《批判理论和遗产景观人类学》等。不少研究延续了对权威遗产话语的批判，强调主位视角和多声道表达的重要性以及土著人群、当地社区参与的必要性，代表性论著，如《展望景观》《遗产景观》等。此外，2004年正式生效的《欧洲景观公约》也成为推动景观与遗产研究的重要力量。《欧洲景观公约》所定义的景观涵盖了日常生活及退化的地区，强调景观是人们共同的遗产，被认为具有前瞻性和民主性，由此激发了景观与遗产更广泛的讨论。讨论的主题，一是聚焦遗产保护，特别关注景观在保护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代表性论著，如《压力下的景观》《文化景观》《亚洲遗产管理》等；
二是聚焦有关各方赋予遗产景观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代表性论著，如《在自然中想象国家》《景观、旅游和意义》《后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化景观》等。此外，不少研究还从人权角度讨论景观的政治意涵，认为景观是关于正义、道德和法律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类似于看待人权方式的理论概念和可以要求人权的领域。以上围绕遗产的景观人类学讨論，普遍强调了景观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拥有或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权益，体现了人类学的人文关怀立场和注重主位解释的学术特点，其研究对象已从土著社群扩展到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现代国家。
二是关于流动（mobility）景观和移动（movement）景观的研究。景观人类学自创立之初，就强调景观是非静止的文化过程，始终在运动与创造之中。进入21世纪，人口流动和迁移成为普遍而显著的全球化景象，曾经稳定的地理边界已被打破，人们被牵涉进流动的景观之中，相关的景观人类学研究随之涌现出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如《移动景观：文化、政治和场所营造》《竞争性景观：移动、流放与地方》《被清除的景观：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角》《移民世纪的景观与认同》等论著，均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景观研究》杂志还曾以特刊形式发起了一组关于移动和旅行的民族志研究的景观讨论，提出了关于景观体验、旅行如何成为一种居住模式及景观政治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此外，如《移动景观》《景观研究中的徒步方法》等论著在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方面颇有建树，将道路、旅行、徒步发展为研究运动景观的理论视角。
三是关于旅游（tourism）景观和休闲（leisure）景观的研究。伴随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遗产保护运动和遗产旅游的兴起，所有的景观都被认为具有休闲和旅游的某些特征，旅游和休闲景观也因此成为景观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代表性论著，如《景观、旅游与意义》《休闲景观：空间、地方与认同》《西线：景观、旅游与遗产》等。研究者将旅游研究置于社会景观的理论框架内，通过旅游休闲景观视角，推进着景观研究与遗产、历史、时空、认同、记忆、日常生活等人类学重要领域和视角的连接。还有学者提出了“景观即休闲”和“休闲即景观”两个看待、审视和理解休闲景观的角度，也颇有新意。
四是关于符号（semiotic）景观和语言（linguistic）景观的研究。由于景观被视为符号系统，符号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助于探索意义是如何在景观中产生、表现、交流和存储的，这使近二十年来景观人类学的研究开始借鉴符号学理论，在研究视角和视角上逐渐向符号化、语言性、象征性等更为抽象的层面拓展。理论性和方法论色彩较浓的代表性论著，如《符号的景观：语言、形象、空间》《民族志、超多样性和语言景观：复杂性的历代记》《语言景观中的冲突、排斥和异议》《景观符号学》等。此外，不乏有关语言景观的人类学个案研究，既有关注符号选择与受众及想象社群的关系问题研究，也有涉及当地人的景观语言叙事与景观知识记录（documenting）、田野工作之间联系的研究。
五是关于媒介景观（mediascapes）的研究。早在1996年，阿帕杜莱曾用媒介景观概念表达全球化背景下，电子媒体所建构的一种散裂模糊的现代性。
21世纪，关于媒介的景观人类学研究拓展到摄影、电影、声音等更为多元的领域和微观的视角。代表性成果，如Horton，A. 、Jewell，B.和McKinnon，S. 关于景观与电影的理论思考；
Thompson，I.等关于景观与摄影的伦理问题探讨，Samuels，D. W.等对声音景观的批判性讨论 。
Revill，G.指出基于景观的声音作品有助于重新思考作为事件的景观本身，体现出媒介景观的批判性研究风格。
综上可见，21世纪景观人类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学术关切和对社会发展新现象、新问题的积极探索。聚焦遗产、旅游休闲、流动与移动、语言与符号、媒介等21世纪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和新兴领域的研究进展，充分展现了景观人类学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强大渗透力、影响力及重要社会应用价值。
（二）跨学科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
除研究领域和视角的拓展，景观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还表现在对多学科理论方法的借鉴吸纳及跨学科研究方面。特别是对现象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借鉴吸纳及由此体现的跨学科学术风格较为突出。
21世纪的现象学在人文社科领域影响广泛。起源于20世纪初的现象学，经过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人的发展，为景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人类学家英戈尔德的景观研究成果可窥一斑。他发表于1993年的《景观的时间性》一文深受现象学启发，提出景观研究的栖居视角，使用任务景观（taskscape）概念说明景观是在人的生命行动的时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2000年，他在《环境的感知：关于生计、居住和技能的随笔》一书，综合使用社会人类学、生态心理学、发展生物学和现象学的方法，展现了景观研究更综合的理论视野。这些观点为Nigel Thrift等人提出非表征理论和展演转向（performative turn）观点提供了重要参考。2008年，他在栖居视角下，发展出以技能、实践、发展、具身化、反应为关键词的“蜘蛛理论”。2012年，又提出感知景观的想象（imagine）概念。此外，Backhaus，G.等提出的具身的基因理论和象征性景观研究、Benediktsson，K.等开展的多感官维度的景观研究、Sen，A.等用具身性和展演理论探讨移动景观和Kerstin J. S. Werle以与现象学及非表征理论相关的情感人类学开展景观研究，都体现了人类学与现象学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特色。正如Emery， S.和Carrithers， M.所评价，用现象学的非表征的和具身体验的方法来概念化和理解景观，是当代民族志关于主体写作最显著的形式。
文化地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将景观视作“一种看的方式”（a way of seeing）。Wylie，J.将文化地理学观察看待景观的方式总结为三种：景观作为面纱（landscape as veil）、景观作为文本（landscape as text）、景观作为凝视（landscape as gaze）。景观作为面纱的隐喻，反映了科斯格罗夫、丹尼尔斯、Thomas，J.、Matless， D.等人的思想，他们认为景观操纵我们的视觉，使我们意识不到将我们与自然世界分隔开来的距离；
景观作为文本的隐喻，主要以詹姆斯·邓肯和南希·邓肯（Duncan， N.）的观点为主，他们认为景观是关于社会组织的最普遍、最理所当然的文本之一，社会系统通过景观符号系统，被沟通、复制、体验和探索；
景观作为凝视的隐喻，主要涉及性别、身体与视觉表征等女性主义地理学（feminist geographies）所关心的问题，Rose，G.认为景观与地理凝视的男性中心主义有关。以上三种景观观察方式都突出了景观的视觉表征特性，认为景观作为视觉媒介可以提供对社会和文化构成的批判性解释。一些景观人类学者吸纳了这些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观点，并进行了人类学的微观考察和理论拓展。如，Robertson，I.等将景观视作社会中有权势之人保持其统治地位的文化形象；
Czepczynski，M.发掘了景观作为社会产品，在普通用户日常实践和社会意义建構方面的内涵；
丹尼尔斯等将文本、表演和视觉艺术综合运用于景观研究；
Francois G. Richard以景观所构建的叙述文本，对生活中的政治经验和知识生产进行批判性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人文地理学家Samuels，M.在1979年提出的景观传记（Biography of landscape）研究方法，在景观人类学领域得到较好地应用发展。他认为只有考虑几个世纪以来塑造景观之人的生活史，才能正确理解景观，强调是无数个人将景观塑造成了有意义、充满活力的复写本（palimpsest）。景观传记方法在以荷兰为代表的欧陆得到广泛应用和深入探讨。Kolen，J.等人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荷兰学界存在的三种景观传记研究方法，其中，以民族志为主线的（ethnological line）方法和将景观遗产文化价值纳入空间规划的方法都体现了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学术风格。Roymans，N.等人整合了Samuels和人类学家Kopytoff、阿帕杜莱的观点，认为景观传记方法为遗产管理、景观设计和空间规划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很多可能性。Bloemers，T.等人主编的《文化景观与遗产的悖论：荷兰考古历史景观的保护发展及其欧洲维度》一书，可以说是景观传记研究方法在荷兰实践的最好总结，其中Elerie，H.、Vervloet，J.、Arnold van der Valk等的研究展现了景观人类学对地方、空间及当地居民赋予景观意义的关注。
除以上分析总结，代表性学者的研究进路和成果，亦可反映景观人类学理论创新发展的跨学科趋势和特点。人类学家梯利是20世纪90年代开展景观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也是倡导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景观的重要奠基人。早在1994年，他以《一种景观现象：地方、道路和纪念碑》一书，对景观的传统观点提出批判，并将景观感知的哲学方法与人类学观点结合，为景观研究提供了新鲜而有价值的见解。他一直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提倡景观具有本体论的重要性。《石头的物质性》《身体和形象》《阐释景观》三部著作均反映了他的这种学术思想。2017年，他与Cameron-Daum合作出版的《景观人类学：平凡中的不凡》一书，是一部具有综合性理论视野的景观民族志。该书基于对英格蘭西南部卵石层荒地（Pebblebed Heathland）景观的长期田野调查，提出研究景观的唯物主义、具身性、竞争性和情感的理论视角，强调景观是整体性的、不断变化的。此书被认为“展现了文化景观研究和新人文学科的最新趋势，为研究景观的人类学家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想法和灵感”。
2019年，梯利新编出版了《伦敦的都市景观：“说”的另一种方式》一书，则从城市物质文化及居民日常生活角度继续开拓以人类学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
此外，即便是在运用空间－地方为研究分析框架的传统景观人类学领域，也呈现出跨学科的理论创新特点。Anderson， A.于2011年出版的景观民族志《关系和归属的景观：巴布亚新几内亚Wogeo岛的身体、地方与政治》一书，同时采用了现象学、心理学和符号学的研究分析方法。东亚景观人类学研究的代表学者河合洋尚，根据多年在中国广州的人类学田野经验，借用哲学概念，提出景观“多相律”概念；
通过采用移动性理论和徒步身体实践等现象学方法开展研究，质疑了早期景观人类学研究的地方－空间二元论。
四、景观人类学的学术特色与发展潜力
综上可见，21世纪以来，景观人类学展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学科特色。这也说明，若局限于以空间和地方为基轴的传统分析框架，显然忽略了人类学本身所具有的包容开放的学科属性和与时俱进的学术创造力。尽管景观人类至今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范式，但其基本的人类学风格不变，在此基础上呈现跨学科的综合理论视野与学术特色。展望未来，这种跨学科的开放包容性，使它具有面对未来机遇和挑战的发展潜力和韧性。
（一）成为具有人类学风格的综合学科
尽管景观人类学表现出跨学科发展的特点，但其基本的人类学风格保持不变。赫希在1995年出版的《景观人类学：关于地方和空间的视角》一书中，曾说明其提出景观人类学的目的，是为从集中在地理学和艺术史等学科的景观争论中发展一种人类学视角，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一个人类学的景观框架。河合洋尚认为，那个时代的人类学之所以建立以空间和地方为基轴的景观分析方法，与当时的两股潮流有关：第一股潮流关注凝视“他者”这一视觉与权力的关系性问题；
第二股潮流关注经由意义/感觉而相互联系的人和地方的实际状态，以从当地人立场把握“内在的”景观为研究途径。在此背景下的景观人类学研究，聚焦殖民体系下的以大洋洲土著族群为主的村落景观。而在2017年出版的《景观人类学：平凡中的不凡》一书中，梯利和Kate Cameron-Daum指出，在过去20年里，几乎没有一部专著将景观研究作为一个值得单独考虑的主题。为此，他们提倡以景观的整体观和物质概念为基础来开展景观民族志的探索实践。该书从个人、道德、社会、情感、伦理和政治等多角度和不同主体的具身展演实践，来理解景观和人的相互塑造，完美展现了该书副标题所指向的“平凡中的不凡”，呈现出以人类学为基础的综合理论视野。虽历经20多年的时间跨度，这两部景观人类学的标志性著作，均秉承了人类学的学术传统，体现了基本的人类学学科方法和研究风格，如，使用关注主位观念和解释的民族志方法，重视具体地方、空间及物质环境，以微观细致的洞察反映社会文化的整体性。不同的是，以梯利为代表的当下的景观人类学研究，超越了以空间和地方为基轴、聚焦土著对象的研究，而以跨学科的综合视角研究当代社会文化景观。正是人类学风格和跨学科的理论视角，使得景观人类学表现出不断增强的社会参与性、现实应用价值及学术影响力。基于此，或许可将景观人类学定性为具有人类学风格的综合学科。河合洋尚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有类似表述，他指出目前景观人类学提供的最重要的论点在于其具有综合性科学的性质，景观人类学和人类学的景观科学研究已无法完全区分。
（二）在多学科共识层面具有明显优势和潜力
景观作为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现象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不同学科的洞见及相互的对话，特别是在多学科探讨交流基础上形成的共识，无疑对景观人类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景观人类学在以下三个多学科共识的基础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学术优势和发展潜力。
第一，在景观概念的理解层面，汇聚了多学科领域较具代表性的观点。Mahan，A.等综合了各学科对景观的定义，认为景观在定义中依赖于两个主要元素：一个围绕人的环境，另一个是人进入环境并与之建立的联系；
认为景观是一种客观－主观现象，对景观的理解，须通过对环境的理解和对心灵的解释。Wylie在综合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学、文学研究、批判理论、文化研究以及哲学关于景观研究观点的基础上，主张从接近/远离（Proximity/distance）、观察/居住（Observation/inhabitation）、眼/土地（Eye/land）、文化/自然（Culture/nature）四组紧张关系着手，推进对景观的理解。《景观研究的当前趋势》一书基于多学科研究成果指出，景观研究可以明显地促进知识生成的过程。其中，Marc Antrop等基于对景观含义的词源学考察，认为是文化差异，特别是语言和符号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景观解释和应用的差异不断增大。Benediktsson，K.等基于跨学科探讨，提出可通过人类与景观的对话寻找新的研究方向。以上观点是从景观的性质结构、内在张力、跨文化比较和能动性等角度，对景观做出的跨学科的综合性解读。结合之前对景观人类学研究进展的分析可见，其在洞察景观的内在张力、关注主体性、以小见大地进行文化阐释及跨文化比较方面，无疑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
第二，在景观研究的维度层面，Palang，H.和Fry，G.认为，在针对景观开展的不同方法和解读之间存在着界面（interface），即不同学科或两个元素相遇的区域，它们可为共同利益而整合。他们总结出景观研究的六种界面，即人文/自然科学界面（Humanities/natural sciences）、总体/具体文化界面（Culture/culture）、过去/未来界面（Past/future）、时间/空间界面（Time/space）、專家/非专业人员界面（Expert/lay person）、保护/使用界面（Preservation/use）。Marc Antrop等从观察者角度识别出四种景观观察视角，即自上而下的外部鸟瞰视角、内部横向视角、提供景观精神图像（心理景观）的内在精神视角、视景观为整体元现实（a holistic meta-reality）的抽象视角。如前所述，景观人类学以其跨学科特色展现出对多种界面和视角的强大包容。再从人类学与景观研究相关联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如Eeva Berglund等人所总结的，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生态人类学或文化生态学，就是以景观为特征，试图将生态系统和文化纳入一个整体。之后，为避免环境决定论，出现了两种传统：一种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将景观视作一个特定社区的对象和背景，是人类凝视的稳定不变的对象；
另一种视景观为人类与周围环境有意义的互动过程，较多涉及景观与身份认同的形成。在此之后，出现了景观的多重讨论：如，梯利强调景观的视觉表征、主体能动性、物质性；
英戈尔德强调景观是社会－自然的，永远在不会完成的建造中；
后又提出景观既是想象的，也是感觉的。还有部分景观人类学研究注重现象学方法与过程和权力问题的协调，如本德编辑的《风景：政治与视角》一书堪称里程碑式作品；
Emery和Carrtihers将叙事和表征视为景观政治的核心。在近些年的研究中，人类学家提出了许多方法来克服基于地域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和以感觉经验、物质性和语言为中心的现象学方法之间的对立。如，Anna Tsing认为一个已经被破坏的景观可能成为新的物种相互作用和聚集的地方；
布鲁诺·拉图尔（Latour，B.）将分析焦点转移到运动和行动上。由此可见，景观人类学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和不断发展演进的强大生命力，而其动力来自人类学的跨学科属性和包容性。这也是我们对景观人类学发展前景保持乐观的原因之所在。
第三，在景观研究的社会应用层面，《劳特利奇景观研究手册》探索了一系列学科对景观研究的动向，从经验景观、景观与遗产文化、景观与社会正义、景观设计和规划四个部分，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的主要视角，提供了与景观研究相关的各领域的批判性评论，说明了景观研究被整合到不同学科后出现的复杂局面，鼓励跨学科对话和开展学者与从业者之间的对话，并提倡思考研究成果对地方、国家和国际不同层面景观政策的影响。21世纪以来，景观人类学关于景观与遗产、流动景观和移动景观、旅游景观和休闲景观、符号景观和语言景观、媒介景观等视角的研究，都具有较强的应用人类学性质，反映出景观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相互推进。河合洋尚从东西文化差异出发，认为景观人类学是近代西方科学的产物，而非西方社会各有其“景观”或与之相当的民俗概念，如何着眼日本、中国等非西方社会所孕育的景观并将其发展为分析概念，将成为景观人类学的新课题。对于非西方，特别是有着悠久的多样化民俗传统的东方国家，景观人类学的发展还将面临挑战和机遇。总体看，作为21世纪以来景观人类学特别关注的内容，如经验景观、景观与遗产、景观与社会正义等，特别是聚焦权力、认同（身份）与争议（竞争性）的探讨，体现了人类学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和关怀弱势的学术传统；
通过对世界范围遗产运动的深度参与和对社会领域的广泛关注，景观人类学的社会应用价值还会不断增强。
[责任编辑：王健]
收稿日期：2023-09-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少数民族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20BMZ130）。
作者简介：桂榕，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昆明，650091）；
刘金泉，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091）。
本文关于国外景观人类学的梳理分析仅限于英文成果。简要的线索式梳理研究难免错漏，且为初步探索，后当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