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君
摘 要：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宋育仁以参赞身份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广泛接触域外文化，归来后，以所见所闻撰成《时务论》和《采风记》刊行，一时造成洛阳纸贵。其中《时务论》“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呼吁“改制度”，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
又突发异想，组成水师一旅，试图袭取日本长崎。光绪二十二年后，宋育仁服务桑梓，大办商务，积极传播维新变法思想，时人呼之为“新学巨子”。
关键词：《时务论》；
《采风记》；
办理商务；
矿务；
蜀学会
在政治危机、民族危机深重的晚清社会，内忧外患不断。清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督学四川，接受在籍侍郎薛焕等以“通经学古课蜀士”[1]的建议，创办尊经书院，首批入选的高材生就有富顺宋育仁、井研廖平、绵竹杨锐、名山吴之英、汉州张祥龄等十二人。时任尊经书院山长的湖南经学家王闿运曾说：“入蜀办学八年，英才辈出。其尤者宋玉、杨雄。”[2]宋玉指宋育仁，杨雄指杨锐。这些年轻才俊博古通今，学贯中外。宋育仁所著《时务论》名播朝野；
光绪二十年（1894年）宋育仁以参赞身份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遍访欧域文化、习俗、政治、经济、民俗等，反思国内洋务派的“新政”积弊，感慨万千，归国后将旅欧见闻以随笔形式写成《采风记》，同时将《时务论》和《采风记》刊行。两书发行后，朝野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一、尊经奇才宋育仁
宋育仁，字芸子，一字芸崖，晚号道復，咸丰七年（1857年）生于四川富顺县。他15岁应童子试，得到四川学政张之洞赏识，“以高材生调尊经书院肄业”，是尊经书院的优秀学生。光绪十二年（1886年），宋育仁赴京参加会试后，即在京城生活。宋育仁受尊经书院优良学风熏陶，在北京又接受了中外进步思潮的影响，逐步具有了改良、维新思想。他开始认真思考、比较东西方政治文化特征，探求欧洲富强和中国贫弱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必须以欧域强国为榜样，进行彻底的社会改良，否则国家民族难以摆脱危亡命运。在先，宋育仁等是张之洞在成都创办的尊经书院中首批高材生之一。尊经书院师生遵循“微言大义”“通经致用”的院训，在廖平完成《今古学考》和《公羊春秋补正后序》的同时，宋育仁完成了《周礼十种》，其中《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正本清源提供了明确的蓝图。后来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所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托古改制的思路均源于廖平和宋育仁。[3]光绪七年（1881年），宋育仁因伯母病故，从成都回乡守制，时任资州知州的高培谷创办艺风书院，礼聘宋育仁主讲。宋掌院三年，闻名遐迩，所著《周礼十种》《说文部首笺正》也见知于士大夫。后者体现宋氏文字学的根底。当时，庙堂南北清流争揽才俊，如光绪帝的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荫等开明人物也都赏识宋育仁等青年才俊，以为学识不凡，鼓励和支持他们进京参加会试，不负士林期望；
待其中式后又助力上进，以壮大帝党实力。光绪十二年，宋育仁进京参加会试，首战告捷。他中进士后，即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由此步入政坛。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帝举行亲政、加冕、大婚三礼，宋育仁献上《三大礼赋》二万余言，颇得光绪帝赞赏，遂由礼部尚书翁同龢引进陛见。宋育仁得知遇之恩，自然成为帝党成员，得以参与朝廷政务。《三大礼赋》受到朝野士大夫赞美，誉为“典丽矞皇，直逼汉京，文颖再编，必以此篇为冠”。同僚、维新思想家陈炽读完《时务论》，赞宋“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管子天下才，诸葛真王佐”。[4]此后，宋育仁与黄遵宪、陈炽等改良派人士过从甚密。陈炽《庸书》完成，宋为他作序。宋育仁的《采风记》完成，在官书局刻印时，陈炽亲手为之校订。
二、《时务论》与《借筹记》
光绪十三年（1887年），宋育仁积多年心力写出了《时务论》初稿。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反复修订，终于完成《时务论》修订稿数万言，系统阐述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提出振兴经济、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等针锋相对的见解。在政治上，他十分推崇欧洲君主立宪政体，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专制制度造成“君与民隔绝不相闻”“民皆知之而不能过问”的积弊。[5]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是根治这一弊病的良方，西方议会制度应是“立国的根本”。翁同龢曾评论说：“宋芸子编修……以所作《时务论》数万言见示。此人亦奇迹，惟改制度、用术数，恐能言而不能行耳。”[6]其时正处于维新变法前夜，朝野耳目为之一振，人呼宋育仁为“新学巨子”。主管外事的官员发现宋育仁对外交事务兴趣颇浓，鼓励他从事外交事务，使之有机会到欧洲考察。
光绪二十年（1894年），宋育仁受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担任四国使馆二等参赞。他往来巴黎、伦敦，与著名政治家麦格、牛津大学博士麻利公爵、日本名人望月小太郎、著名记者下田歌子等过从甚密。他十分留心观察、了解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教育、风土人情，并不辞辛劳地参观了议院、监狱、法院、学校、工厂、商业贸易场所等。他对欧洲民主政体和英国君主立宪制均极为赞赏，认为与他在《时务论》中提出的“君民共治”的畅想是吻合的，还可以解决当下无法解决的瓶颈问题。
1894年10月驻平壤的大清陆军溃败，黄海海战失利，日寇气焰十分嚣张。当时宋育仁代理公使履职。他与下属密议，拟采购英国兵舰、鱼雷快艇，招募澳大利亚水兵，组成水师一旅，托名保护澳大利亚商团，自菲律宾北上，直取日本长崎。其密谋已定，遂联络美国退役少将加甫士，向英国康迪克特银行经理筹款二百万英镑、军费一百万英镑，订购兵舰、快艇共十五艘，募得水兵一旅（两千人），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利率领，“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万事齐备，不料突传清廷听信权臣李鸿章妥协求和消息：清廷批准李鸿章去日本媾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宋育仁“潜师之谋废”。宋育仁面对国事衰败、无可救药的局面，“抚膺私泣，望洋而叹”。他在回国途中写成《借筹记》记述此事始末，并揭露清廷各派系贪腐误国内幕，读者无不为之扼腕长叹。[7]
甲午战争结束后，宋育仁回到北京，将《采风记》刊印，同时又将自己对西学的认识进行了系统整理，修订《时务论》，再次刊行。两书发行后，士人争相传阅，对戊戌维新变法，特别是推动实业救国热潮和光宣新政的顺利实施，起了重要作用。自“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愤慨，改革呼声与日俱增。在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编修丁树衡出面组成第一个改良主义团体“强学会”，开明官僚、士林精英纷纷入会。会众公推陈炽为提调（会长），张孝谦为副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宋育仁为都讲。宋育仁主讲了“中国富强之学”。“强学会”的影响震惊了清廷，李鸿章唆使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
又密启慈禧太后，弹劾文廷式“不道”，坐革职编管本乡，丁树衡调放知府外任。“强学会”被强令解散。宋育仁虽未受惩处，但不久即被外放四川，不再与闻朝政。
三、服务桑梓，弘扬蜀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翰林院编修张伯熙保奏川籍维新派要员宋育仁回四川办理商务、矿务。清廷任命宋育仁为四川商务、矿务监督。在四川商务、矿务监督局监督任上，宋育仁明确提出，兴办实业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各类公司所办企业坚持如下原则：“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场，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后，各类公司自主经营，商务局不过问。”[8]这些政策法规，大大推动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时间，在重庆、成都、泸州、嘉定、江北、遂宁等地，新式企业纷纷开业。如重庆“森昌”“聚昌”两家火柴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两厂做工贫民逾万人，工人日获钱三百文，火柴日渐畅销，入股者分息颇厚。制造土货，抵制外货为最有成效。”[9]总之，宋育仁于重庆履任商、矿局监督后，所发出的兴办商务、矿务的告示，大力提倡开办各类商矿实业，在各地先后创办了洋車、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砂等公司。
与此同时，宋育仁积极传播维新变法思想，广泛联络四川维新志士创办报刊、出版新书，大造实业救国舆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他在重庆任上创办了《渝报》，自任总理。《渝报》是四川首家新闻旬刊。它介绍国内外形势，评议改良主义政治观点。《渝报》对开通成渝两大都会舆论风气，活跃社会思潮，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时重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盛，不能不归功于宋育仁的积极倡导与实践。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宋育仁受聘成都尊经书院山长，由重庆来到成都。四川维新变法运动中心也随之转移到成都。宋育仁目睹成都风气闭塞，知识界一盘散沙的现状，很快联络维新志士潘祖荫、邓镕、吴之英等发起组织“蜀学会”，总会设于成都，准备在各州县设分会。“蜀学会”以“振兴蜀学”，“通经致用”为宗旨，开展集会讲演，推广新式学堂。“蜀学会”主讲为宋育仁、吴之英、廖平等，讲演内容有：伦理，主要论述社会伦理道德；
政事，以经学为出发点，结合历代制度、各省政俗利弊、外国历史、公法律例、水陆军事、教育农桑各业，融会贯通；
格致，综述古今中外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电力、水利、机器、地质、冶金、生物、数学、医学、测量、畜牧等人文、自然科学。会员以阅报为首务，每月定期在三圣祠（今暑袜南街）集中讨论和讲演。“蜀学会”聚集蜀中学人精英，弘扬蜀学传统，主张学习西学，但反对崇洋媚外；
提倡实事求是，反对道听途说。虽则如此，“蜀学会”仍然强调维护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同时扩大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宋育仁等以“蜀学会”为中心，创办了《蜀学报》。《蜀学报》由宋育仁任总理，吴之英任主笔，廖平任总纂，报馆设在尊经书院内，由尊经书局承担出版发行事务。《蜀学报》是近代成都第一家时事新刊，创刊之初为半月刊，到第四期改为旬刊，共出版13期。每期的栏目有谕旨、奏折、论文、蜀中近事、中国近事、海外近事等，其中以宣传维新变法、介绍西学的评论文章居多，还印行《蜀学丛书》，在全川近代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宋育仁率先提出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议，介绍英国议会章程、欧洲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如成都开办“中西学堂”，江津创办“西文学堂”“算学堂” ，遂宁创办“经济学会”，蓬溪创办“崇实学堂”，威远创办“农学会”，兴建了仿英法经营方式的农场，集股捐田，择地实验，讲求农艺，改革农具和耕作方式。
巴蜀绅商的实业救国热潮也与宋育仁回川担任商矿监督，倡导兴办学会、学堂、报刊，大力鼓吹实业救国息息相关。
虽然宋育仁等改良主义先驱者在清末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努力寻求国家富强之道，但在强邻环伺、道路险恶的形势下，终究难以如愿。
辛亥革命后，宋育仁的老师王闿运任国史馆馆长，邀宋任国史馆修纂。民国4年（1915年），廖平任“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邀宋主讲。后宋任国学学校校长，主讲经学，撰写《诗经毛传义今释》《尔雅今释》《孝经正义》《礼运确解》等书。民国5年（1916年），宋育仁受聘四川通志局总纂，主修《四川通志》。他晚年回乡，续修《富顺县志》。其一生著述宏富，有《庚子秋词》《问琴阁丛书》等传世。
注释：
[1]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转引自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99页。
[2]萧月高：《宋芸子先生传》，见徐浦：《宋育仁》，《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3]参见宋育仁：《哀怨集·感旧诗》注，转引自徐溥：《宋育仁》，见《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二辑，第186页。
[4]《渝报》第五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中旬。
[5][6]《翁同龢日记》卷三十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
[7]宋育仁：《借筹记》，《宋育仁文集》第七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
[8]宋育仁：《复陈四川商务折》，《上恭亲王书》，转引自《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二辑，第188页。
[9]参见《渝报》1897年第四册。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