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喜朝
“中学西传”，具体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①在“中学西传”研究领域，人们所说的“西”或者“西方”通常指的是欧洲，尤其是西欧，而日本“中学西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石田幹之助（1891—1974）认为的“西方”并不单纯指欧洲或者西欧，而是中国以西的广阔地域，包括伊朗、阿拉伯世界和拉丁世界等。参阅石田幹之助：《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东京：岩波书店，1936 年。的传播和影响。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自20 世纪末以来，中日两国在该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意思的是当堀池信夫（1947—2019）先生致力探明中国思想、文化对欧洲著名哲学家产生的影响时，中国学者张西平先生也在从事同样的研究。堀池先生认为该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意义以及该研究被赋予的时代要求”②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东京：明治书院，2002 年，第758 页。。他将“中学西传”研究上升到时代所需的高度。与此同时，张西平先生从我们当前的时代背景出发，认为“中学西传”研究“对于消除当前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所存在的对待中国文化的焦虑和彷徨，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国重新确立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树立文化自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③张西平：《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总序》，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 年，第1—2 页。，由此赋予该研究更为深厚的历史意义。这或许就是该研究富有魅力的地方。
堀池先生在日本“中学西传”研究领域中是继石田幹之助④代表性论文有《欧美中国学界现况一斑》（《东亚研究讲座》1925 年第6 辑），代表性著作有《欧人的中国研究》（东京：共立社，1932 年；
增补版，东京：日本图书，1948 年；
中文译本是朱滋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北平：北平中法大学出版，1934 年；
再版版本朱滋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东京：岩波书店，1936 年）、《欧美中国研究》（东京：创元社，1942 年）等。、后藤末雄（1886—1967）⑤后藤先生与石田先生同是日本“中学西传”研究的奠基人，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国思想的法国西渐》（东京：第一书房，1933 年；
《中国思想的法国西渐》〔改订增补版〕，天理：养德社，1956 年；
《中国思想的法国西渐》〔1、2 两卷版〕，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1969 年）。、矢泽利彦（1914—2008）⑥代表性专著有《中国和西方文化》（东京：中村书店，1947 年）、《东西文化交流史》（东京：中村出版社，1957 年；
东京：大空社，1997 年）等，译著有《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全6 卷，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1970—1974 年）、《康熙帝传》（白晋〈Joachim Bouvet〉著，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1970 年）等。之后的又一位大师级人物。堀池先生1971 年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汉文专业，1989 年获得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先后担任筑波大学哲学、思想学系教授、主任，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教授、主任。堀池先生原本做的是中国思想研究，后来以此为基础，再加上精通数门外语的语言优势，开始从事东西思想文化交流研究，专攻“中学西传”。其研究可谓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其学识可谓东西兼顾、古今相照。堀池先生在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就是这部费时近十年①如果从收集资料开始算起的话，则有25 年之久。参见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762 页。的《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②日文原名是“中国哲学とヨーロッerの哲学者”。。
《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由明治书院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1996 年，472 页；
下卷出版于2002 年，804 页，全书1200 多页，凡120 余万字③日文原版没有标出总字数，该数字由笔者估算得出。。该著作从文化相对性的视角，全面梳理了自13 世纪开始的中国思想、文化在西方的接受情况，探讨了欧洲的代表性哲学家与中国的哲学、宗教、思想的接触过程以及对此的评价。上卷的考察范围从东西方思想开始接触的13 世纪，至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开始真正研究儒学的17 世纪初。下卷的研究范围自16 世纪至20 世纪60 年代末。正如堀池先生在上卷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在本书（上卷）涉及的时代，对远东的哲学思想感兴趣的欧洲哲学家绝对没有多少”④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上卷），东京：明治书院，1996 年，第472 页。。无论是从内容、字数来说，还是从与该书题目的契合度来说，下卷才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因此，该书（下卷）不但是日本“中学西传”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可以说，在世界东西文化交流研究领域，该书也可以称得上是皇皇巨著。
首先，该书内容丰富，具有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众多、研究范围广泛、补充信息充分的特点。
其一，时间跨度大。该书正文开始于作者关于利玛窦入华的评价⑤该书正文的第一句话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利玛窦开始的”。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3 页。，结束于对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 符号》（Signes）中与中国相关的论文《到处和无处》（Partout et nulle part）的论述⑥该书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梅洛·庞蒂自身哲学本来没有意识到的方向上，可能浮现出了一种事态。而梅洛·庞蒂对东方思想的限制性允许，或许促进了这种可能性的产生”。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752 页。。也就是说，该书研究了1583—1960 年近四个世纪的“中学西传”历史。
其二，涉及人物众多。该书重点研究的欧洲哲学家有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拉摩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ayer，1588—1672）、笛 卡 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阿 尔 诺（Antoine Arnauld，1612—1694）、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马 勒 伯 朗 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 莱 布 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 比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狄 德 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马 克 斯· 韦 伯（Maх Weber，1864—1920）、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和梅洛·庞蒂等。除了这些著名的哲学家，该书还着重研究了龙华民（Nichola Longobardi，1559—1654）、曾 德 昭（Alvaro Semmedo，1585—1658）、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1602—1669）、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0—1689）、约 翰·韦 伯（John Webb，1611—1672）、柏 应 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白晋、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等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另外，本书还介绍了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1689—1775）、 魁 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索 绪 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等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以及与东西文化交流相关的著名人物。可以说，欧洲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以及“中学西传”的主要人物几乎尽在其中。
其三，研究范围广泛。该书所说的中国哲学包括中国的儒学或者儒教思想、道教思想、佛教思想，以及三教合一的思想。其中，儒学或儒教思想包括汉代经学、宋明理学、阳明学以及清代考据学、乾嘉学派的思想等。道教思想包括老庄思想，全真教、净明道以及明清两代的道教教义等。佛教思想包括禅宗、净土宗、无为教等宗派的思想。此外，还有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思想等。该书所说的西方学问主要包括古希腊的思想、天主教思想、新教思想以及莫利纳主义、詹森主义、高卢主义、重农主义、虔敬主义、新教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宇宙主义等。从学科来看，该书的研究内容并不局限在哲学上，还涉及数学、语言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
其四，补充信息充分。堀池先生为了充分论证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的影响以及增强该书的趣味性，在正文中给每个主要人物都添加了简略的传记。另外，为了论证比埃尔·培尔的中国哲学观，他还不遗余力地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道家、儒家思想与斯宾诺莎思想的异同，尽管斯宾诺莎并没有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①该书第六章第三节第二小节。除了正文的论述外，堀池先生还擅长使用注释补充不同的见解。例如在论述莱布尼茨关于中国哲学的解释时，堀池先生在正文部分说莱布尼茨关于“理”的理解，对于宋学的（朱子的）“理”之解释在欧洲的传播来说，具有先驱性的意义②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433 页。，同时在注释中补充说，近年来根据安田二郎（1939—2018）、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岛田虔次（1917—2000）、山田庆儿等人的研究成果，新的学说已经成立。③同上，第475 页。这些补充内容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开拓了读者的视野。
其次，堀池先生的研究立足于原始文献，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借鉴先行研究成果而又不盲从既有的观点。从总体上看，其论证严密、谨慎，内容客观、真实。
其一，重视原典。立足于原典的实证研究是该书的立论之本。堀池先生认为在“中学西传”研究中，“全部使用原典是铁的法则”④同上，第761 页。另外，张西平先生也认为在该研究领域，仅仅拿着一个译本，做单独的文本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参阅张西平：《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总序》，第4 页。严绍璗先生提倡原典实证，认为“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和“原典材料的确实性”非常重要。参见严绍璗：《多边文化研究的实证观念和方法论》，载《华夏文化论坛》2008 年第00 期，第22—25 页；
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35—144 页。李均洋先生强调出典论的重要性，主张寻求直接的出典。参阅李均洋：《序章中日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概说》，载李均洋、佐藤利行主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第2 页。。因此，该书除了在研究列班·扫马（Rabban Sauma，1220—1294）时，没能依据叙利亚语原始文献外，其余章节使用的都是原始资料，其中不乏这些资料的最初版本。如该书在引用《老子》时，使用的是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和马王堆《老子》甲本、乙本。⑤同上，第271—272 页，第287 页注释5。该书在引用《述中庸赞》时，参照的是具有元禄十一年（1698）跋的日本桥万屋清兵卫版《新刊圣迹图》（筑波大学藏）。众所周知，《圣迹图》在明代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刊行版本，而万屋本来源于明正统（1436—1449）年间刊本，保存了《圣迹图》较早时期的形态。⑥同上，第204—205 页注释42、44。此外，该书使用的某些原典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如该书参考的《明心宝鉴》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范立本序、李朝端宗二年（1454）刊的朝鲜本（筑波大学所藏），该藏本属于范立本系统的版本，是现存版本中最古老的文献⑦同上，第20—21 页注释20。，其《序》中的内容与中国国内的版本并不一致。除了这些文献，堀池先生还使用了长崎市日本二十四圣人纪念馆收藏的署名为柏应理、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鲁 日 满（Francois de Rougemont，1624—1676）等人的档案材料。①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226 页、第244 页注释21。值得一提的是，堀池先生在使用这些原典时，还对其各个版本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例如，该书在论述曾德昭的《大中华帝国志》（The History of the Grand and K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时，需要引用时坚持同时使用原版和其他各个语种的译本，如果译本间有出入则用注释的形式进行详细的说明②同上，第65—82 页，第83 页注释1，第84 页注释11、12。；
而在解说基歇尔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时，则详细分析拉丁文原版、法译版、英译版的优劣之处，并说明采纳的原因③同上，第167 页注释7。。当然，堀池先生能够在使用原典时做到精益求精，得益于其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和渊博的外语知识。
其二，批判性引用。堀池先生在撰写该书时，几乎参考了中、日、西方所有该领域相关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这些学者有中国的方豪、冯友兰、焦树安、刘百闵、秦家懿、谢夫雅、杨意龙、郑涌等，日本的五来欣造（1875—1944）、后藤末雄、石田幹之助、榎一雄（1913—1989）、矢泽利彦、木全德雄（1923—1981）、井川义次等，法国的安田朴（René Étiemble，1909—2002）、刘易斯（Geneviève Rodis-Lewis，1918—2004）、谢 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皮埃尔·米歇尔（Pierre Michel）等，英国的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李约瑟、毛里斯·克兰斯顿（Maurice William Cranston，1920—1993）、 卡 明斯（J.S.Cummins，1920—2004）、乔斯林·戈德温（Joscelyn Godwin）等，美国的拉赫（Donald F.Lach，1917—2000）、塞缪尔·菲利普·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2016）、孟德卫（David E.Mungello）等，德国的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卫礼贤、奥托·柏格勒（Otto Pöggeler，1928—2014）等，还有丹麦的龙伯格（Knud Lundbæk，1912—1995）和瑞士的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1920—2019）等。堀池先生站在巨人们的肩上继续探索，使得该书具有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优点。
不过，堀池先生在参考既有成果时显得十分慎重，对部分专家的观点有所批驳。在论述曾德昭时，他认为孟德卫的观点④孟德卫认为曾德昭将儒教理解成了世俗性的存在。参见David E.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 the Origins of Sinolog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88.没有正确把握儒教的本质，其原因在于孟德卫没有考虑曾德昭所处的历史语境⑤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84 页注释7。。在论述《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stina exposite）时，他批评卡明斯⑥卡明斯认为殷铎泽、柏应理等人与利玛窦的立场不同，他们将孔子定为中国自然法的传道者和预言家。参见J.S.Cummins,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8-1686,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62, p.хliii.将殷铎泽和柏应理定位成利玛窦的反对者的观点有些过激。⑦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243 页注释15。张西平先生认为柏应理肯定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继承了利玛窦的方法，不同意龙华民和利安当对利玛窦的批评。参见张西平：《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 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28—129 页。另外，堀池先生对既有成果所依据的资料的准确性要求很高。他认为五来欣造在撰写《儒教对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⑧五来欣造：《儒教对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7 年。时是以福尔迈（J.L.S.Formey，1711—1797）的法语译本的影印本为依据的，而在该译本中，由于沃尔夫的原文和福尔迈的注解混杂在一起，没有区分，所以导致其解释错综复杂，已经不能说是沃尔夫的哲学解释了。⑨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554 页注释29。此外，堀池先生在引用译文时尤其慎重。他在引用真下信一（1906—1985）、宫本十蔵（1925—2004）翻译的《小逻辑》⑩黑格尔著，真下信一、宫本十蔵译：《小逻辑》，东京：岩波书店，1996 年，第292 页。时，指出在该译著中，Maß 一词被翻译成了“限度”，这是不合适的，因此他在引用时将其全部改为“度量”。①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607 页注释47。不仅如此，堀池先生对原作者的解说也进行了确认。例如，黑格尔在论述周朝前期的历史记录时，主张自己依据的是《中国杂纂》（Mémoires sur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œure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par Missionaires de Pékin）上记载的中国史一节，不过堀池先生认为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的《耶稣会钱德明大师关于汉字的书信》（Lettre sur les Caracteres Chinois）中也有与此相当的内容。②同上，第608 页注释69。除此之外，堀池先生甚至对原始文献也进行了校对。在引用高类思（Aloys Kao，1733—1780）神父的《关于古代中国的论文》（Essai sur l’antiquité des chinois，《中国杂纂》第一卷，1776 年）时，他指出：
“Tao-sée”按照文字来说的话是“道士”，但是高神父根据当时耶稣会士的惯例，未对道家和道教进行区分。在此笔者根据上下文将其译为“道家”。另外，尽管是些细小的东西，但是此处的原文实际上是“Tao-tsée”，这在拼写上是错误的。由于其他部分都是“Tao-sée”，所以笔者在此译文中也将其拼写标记为“Tao-sée”。③同上，第406—407 页注释98。
堀池先生大量参考既有成果而又不盲从，对参考资料始终保持怀疑态度，与时俱进，谨慎地推进自己的研究。
其三，论证严谨。该书书名《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很容易令人误解为该书写的是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家的影响。该书的大部分内容也的确如此，但是在涉及具体哲学家时，堀池先生进行了十分严谨的论述。例如，关于海德格尔和老庄思想的关系，日本的川原荣峰（1921—2007）、英国的格雷厄姆·帕克斯（Graham Parkes）等学者指出后者对前者产生了影响，④川原荣峰：《海德格尔赞述》，东京：南窗社，1992 年。Graham Parkes, ed.,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格雷厄姆·帕克斯著，高田珠树译：《海德格尔和老庄思想》，载《理想》1984 年第1 期，第22—44 页。不过堀池先生在认真分析了海德格尔的相关著作后，很慎重地指出：
海德格尔依据西方哲学史的传统，对黑格尔所说的前哲学性存在——“无规定的直接性事物”，也就是被存在忘却了的“存在”，从正面进行了询问，结果（尽管我们无法从海德格尔自身的语境直接验证，但是）浮现出了一些与中国哲学传统近似的思索形态。⑤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722 页。
也就是说，堀池先生认为二者仅仅是存在近似性罢了。另外，堀池先生在论述莱布尼茨关于中国哲学的解释时，认真比对了莱布尼茨《中国自然神学论》（Discours sur la The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的引文和该引文的中国原文，发现了其中的过度解释之处以及并无中国原文的臆断之处。⑥该书第七章第三节第九小节《上帝》《鬼神》部分。除了正文外，该书的注释也十分严谨。例如，为了阐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是否受到《易经》的影响，堀池先生不遗余力地梳理了中、日、西方在这方面的近百年研究史。⑦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467—470 页。堀池先生谨慎的治学态度、严密的论证过程，是该书质量的保证。
其四，内容客观。堀池先生治学严谨，坚持实证研究，能够用第三者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实态。他不会因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赞美和接受而感到欣喜，也不会因为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贬低和排斥而愤愤不平。因此，该书始终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不偏不倚，执两用中。例如，在评价龙华民的中国哲学无神论说时，堀池先生认为龙华民不仅是利玛窦中国传教事业的接班人，而且是其中国思想研究事业的继承者，二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龙华民认为近代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代表，而利玛窦否定这种观点，在古代哲学中寻求神的存在，①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28 页。从而肯定了龙华民的学术贡献。另外，该书不仅详细分析了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和理解情况，而且注重探究这些哲学家思索和评论中国哲学的动机。对于肯定中国儒教思想的拉摩特·勒瓦耶，堀池先生认为：“这些赞扬都是以基督教为基准的赞扬。……该逻辑最终是与赞扬基督教本身相连的”②同上，第113 页。，揭示了拉摩特·勒瓦耶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对于彻底否定中国哲学和宗教的黑格尔，该书的结论是黑格尔研究中国的目的完全在于衬托欧洲的伟大③同上，第563—564 页。，从而对黑格尔的主张进行了批判。在该书中，堀池先生不仅对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研究动机高度警惕，而且对否定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例如，关于雅斯贝尔斯，堀池先生指出：“在表层意识中（雅斯贝尔斯）明确否定了西方文明的绝对性，想发现全世界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其表层之下的深层意识（或者无意识）中，仍然残留着西方式的发展史观。”④同上，第695 页注释18。该书对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者”视角下，避免了民族主义容易产生的弊端。
最后，该书耗费了堀池先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可增加知识储备、开阔学术视野、提升文化自信。
其一，有益于我们扩大知识面。阅读该著作，不但能够使我们对16 世纪至20 世纪中叶的东西思想文化交流情况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而且能够令我们对中国思想（以儒家为主的儒释道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演变过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具体说来，关于中国，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在中国几乎成了绝学的汉代纬书的内容⑤同上，第118 页注释45。，可以了解到城隍神信仰的产生、发展和兴盛过程⑥城隍神是从南北朝末期登上历史舞台的，宋明时期成为国家规模的信仰。详细内容请参阅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135—136 页。；
关于西方，我们可以了解到笛卡尔、拉摩特·勒瓦耶对基督教权威的挑战⑦笛卡尔有无神论思想，勒瓦耶倾向于人的精神的自由。详细内容请参阅该书第五章第四节的第二、三小节。，等等。另外，由于该书立足于原典，因此大量引用了在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经典著作，由此我们也能够管窥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科技、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即使仅从语言学的视角，我们也能够获得该时期中国的一些音韵实态。例如，龙华民的著作《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⑧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676 年，是作为闵明我的《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ns）中的附属资料，用西班牙语刊行。记载了“无（Vu）”“空（Kung）”“虚（Hiu）”“无 形（Vuking）”“无 色（Vu Se）”“两仪 阴 阳（Leang-y-inïang）”“动 静 阴 阳（Tung cing-in-ïang）”“卦（Kuas）”“无极（Vu kie）”“道（zao）”“道士（Taoçu）”“老子经（Laozukin）”等词语的发音，闵明我在其《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⑨Navarrete,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ns.Unknown-place, 1705.中记载了五经的发音：《易经（Y-king）》《书经（Chu-king）》《诗经（Chi-king）》《春秋（Tchun-tsiou）》《礼记（Li-ki）》，杜赫德在其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⑩J.B.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ris, 1735。另外，杜赫德虽不是在华传教士，但是该书是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报告和出版物编辑而成的。中留下了四书的发音：《大学（Ta-hio）》《中庸（Tchong-yong）》《论语（Lun-yu）》《孟子（Meng-tsee）》，等等。这些信息或许能够为我国古音构拟者的研究提供某些帮助。
其二，有益于我们进行对照研究。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以张西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界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该书与中国学者的很多论著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着重合之处。与张西平先生的相同之处有比埃尔·培尔、马勒伯朗士、伏尔泰、魁奈、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白晋、马若瑟等在华传教士，约翰·韦伯、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等汉学家，《中国图说》、《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Écrites des Mission Étrangers,par quelque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中 华 帝 国 全 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等著作。另外，关于海德格尔和老庄思想的关系，张祥龙、赖贤宗等人有着深入的探讨。关于沃尔夫，朱谦之、许明龙、印芝虹、赵林、于建福、陈猛等人的研究成果都值得一看。尽管中国学者与堀池先生在该书中的研究对象相同，但是视角是不一样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以邻为镜，可以知长短”，对于我国的中学西传研究者来说，阅读该书必定能够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其三，有益于我们增进文化自信。自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持续数千年的华夏中心观遭遇颠覆性的挑战，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与此同时，世界上长期存在着“西方等于进步，东方等于停滞”的观念，而且“即使西欧承认自身的相对性，欧洲中心主义的固有观念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①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8 页。。这样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连中国学者都接受②同上，第746 页。，出现全盘西化、汉字废止论等极端主张。堀池先生坚持文化的相对性，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了“中国的思想、宗教，尽管是间接的，也对欧洲世界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③同上，第6 页。，“在欧洲的宗派对立中，遭遇到中国哲学有神论说和无神论说这两种信息的西欧，随着摩擦的增强，不得不开始收获整体性的自我思想环境变革的果实。这是18 世纪启蒙思潮形成的前提性要素，进而成为近代哲学的摇篮”④同上，第15 页。等主张，明确了中国哲学对欧洲近代化的影响作用。在我国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毫无疑问该书有助于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而其研究视角和文献资料也有助于相关学者从事进一步的研究。
当然，尽管该书材料翔实，论证严密，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存在一些笔误。例如，该书在第七章第二节第一小节《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中引用《中国近事报道》的目录时，出现了错误，将“第四书简致克莱西伯爵”和“第五书简致外交国务秘书托尔西侯爵”写成了“第四书简致李明”和“第五书简致外交国务秘书托尔西公爵”⑤原文分别是“第四書簡 FI·コasト氏宛”和“第五書簡 国家外交事務書記トFIシ公爵”。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340 页。译者在翻译时，参阅1698 年的英语译本和郭强的中文译本（李明著，郭强译：《中国近事报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进行了修订。。其次，该书关于雍正帝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探讨不太充分。⑥关于雍正帝禁教的原因，张西平先生还引用原始文献，叙述了雍正帝的个人原因。参见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227—228 页。最后，该书在第八章第三节和第九章第一节中，稍微提及马克思主义。堀池先生站在日本学者的立场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我们有所不同，请各位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别。
译完这本书，笔者的第一感受是：拥有解读原典的能力十分重要。莱布尼茨就是因为不能解读中国原典，所以在把握“太极”概念时感到非常困难。⑦堀池信夫：《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下卷），第447 页。这要求我们在学习外语时，不仅要掌握某语种的现代语，还要掌握该语种的古文；
不仅能够解读印刷体，还要能够解读手写体。张西平和任大援先生的团队在解读古代传教士的手书材料方面成就很大，王晓平先生在解读日本古文体方面很有成就，李均洋先生在研究日本汉诗方面成绩斐然。不过，国内在日本古文书解读方面的力度还有待加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日本官版《干禄字书》①（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官版），江户：和泉屋金右卫门发兑，1817 年。时，就删除了底本中的黑色手写注释②（唐）颜元孙：《干禄字书》，载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第7 册，重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这反映了我们对原始文献尚未给予足够重视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