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鹏飞
毛泽东是我们党熟练运用辩证法的楷模和典范。他时时注意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发现典型、提炼启示，进而形成决策、推动工作。
《毛泽东年谱》里有一则他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批语，精辟生动，内涵丰富，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鲜活例证，读来让人深受启发。
1965年1月12日，毛泽东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毛泽东为什么会写下这则批语？这还要从1963年的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说起。当年，中国乒乓球队继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拿下男子团体冠军后，在第27届世乒赛上又勇夺男团冠军。和国乒男队高歌猛进、蝉联冠军相比，同届世乒赛上的女队则状态低迷，表现不尽如人意。于是，1964年9月28日，国乒男队主力队员徐寅生在国庆节前夕受邀到女队讲授经验。
徐寅生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这几年是怎么打球的。过去打球没有责任心，后来慢慢懂得了为谁打球的道理。平时抓紧训练，根据对手练出一套有效的技术，且思想要过硬。在比赛时，要多想有利条件，少想不利条件；
多从国家利益考虑，少想个人得失。其次，雄心壮志问题。树立雄心壮志要靠平时努力。要承认自己是个打球的材料，既然别人可以打好球，自己下决心去提高，也能打好球。要为国家荣誉去“搏”，敢于挑担子，万一输一场也要顶得住。再次，信心问题。信心的基础是打外国人，明确这一目标后，再带着“敌情”观念练好技术，带着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心去打球。信心要靠平时事事处处来建立和培养。最后，徐寅生对女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徐寅生的讲话有见地有实例，更有辩证的思考，听来让人非常信服，很快就在体育界传开，引起了国家领导层的注意。1964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对徐寅生在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讲话作出批示。他指出，徐寅生讲话中有几个问题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
其次，是怎样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灭敌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
再次，是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要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练球，比赛敢打敢拼。他还提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平时练球要和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要敢于破旧创新，不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对于各个运动队来说，都有普遍意义。
1965年1月12日，毛泽东读了贺龙转来的相关材料后，十分高兴，便写下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则批语。1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徐寅生的讲话，编辑加了题目《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然后，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并且发表社论。不久，这篇讲话稿的单行本也出版了，在短时间内发行了3650万册。这篇讲话之后，一个立竿见影的变化就是在1965年第28届世乒赛上，女乒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在女团决赛中以3∶0成绩夺冠，干净利落地击败已经四连冠的日本队，同时斩获女双冠军，首次捧起考比伦杯和波普杯。此外，这篇文章被争相传阅，反响强烈，带动提升了整个体育界的精神面貌，对当时的中国青年一代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则批语，从打乒乓球而来，却是本着解决实际问题而去。批语中提到了“辩证唯物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鲜活案例。为什么毛泽东会写下这则批语呢？和当时正在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关。毛泽东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工作步骤和方法有一个认识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他对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杭州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毛泽东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用以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修改这份文件时，毛泽东体现出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和素养。他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从哲学角度提出并回答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他指出，首先是无数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
思想正确与否，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的这个“前言”，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但所折射出来的哲学思想，则远远超出了文件本身，最终形成了一个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之后，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推动工作的问题。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段的工作。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工作方法进行阐发。比如，“二十三条”在工作方法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再比如，对于工作力量的调配，则要有全局概念，注意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即“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这些要求，有实事求是的观点，有局部整体的观点，有主要次要的观点，处处体现着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偏离的理论立场。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专门提到要掌握和运用辩证法。他指出，“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这个方法怎么用？就是要掌握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等等，总之就是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进而找到解决办法，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和他坚持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是分不开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向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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