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阳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到来前夕,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承办的第一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2023年8月25日在南京召开。
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经专家遴选,有20篇论文入选参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海军指挥学院等高校,以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研究机构、档案馆、纪念馆的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在会议主题报告环节,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程兆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吴敏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萌分别作了报告。程兆奇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和具体案例,作了《南京大屠杀研究漫谈》的报告,分享了自己多年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刻体会,以及当前中日两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有关问题的争议等、未来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方向及如何在国际学术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指出,必须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才能在国际上具有学术公信力。吴敏超作了《从全国战场看华东抗战》的报告,她一方面从研究发展的角度,全面回顾了华东抗日战场的研究状况,指出,当前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日本侵华史领域,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与细菌战研究、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关系研究、沦陷区民众生活与汪伪政权的建立及统治、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研究等;另一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深化华东抗战研究进行深入的思考,从“关系”“整体”“历史语境”三个维度,提出以时空结合的方式,从更长的时段来看14年抗战史,并总结出抗战史研究四个方面的向度:一是对历史整体的客观认知;二是战争年代民众的流离失所以及秩序的重建和内心的调适,关注普通民众和小人物的微观史;三是应回到华东地区本身的历史发展与情境变迁之中,从理论的高度和区域史的视角去分析抗战,这无疑会给相关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王萌作了《入城式与慰灵祭——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仪典与宣传》的报告,他首先分析了日军南京入城式与慰灵祭的基本情况,尤其是日本军政当局通过报纸、画报、“美谈”、广播影视等向日本国民反复鼓吹日军的战绩,渲染“举国一致”的狂热战争气氛,并指出,日军南京入城式和“慰灵祭”是日军精心筹备的所谓“仪典”,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淞沪会战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热潮,以“南京陷落”达到顶点。“慰灵祭”传达出的对战死者的悲哀、松井石根的“训示”等,因不符合日本当时“审美”标准,所以在宣传报道时被删除或篡改,这给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分组讨论环节,本届青年学者研讨会根据参会文章主题和内容,划分为四组进行研讨,20位青年学者报告了自己的论文,并充分听取评议专家及与会学者的点评。与会学者围绕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这一主题,从历史学、文学、新闻传播学、文化人类学、博物馆学等学科视角,开展了热烈的学术对话,进行了思想的碰撞与智慧的交锋,现分述如下。
在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随着有关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南京大屠杀史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与会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军暴行、大屠杀期间的难民救助问题等,并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出版现状及国际传播、相关纪念场馆所发挥的特殊功能与文化创伤记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无数暴行,但鲜见从国际联盟视角加以研究的成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海懿的《国际联盟有关侵华日军暴行资料及其价值初探(1937—1939)》一文,从国联的视角,审视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暴行,从中国驻国联代表演说、国民政府致国联信件、第三方函电三个方面,论述了国联有关侵华日军暴行资料的形成过程,阐释了国联有关侵华日军暴行资料的价值,呼吁学界推进“国联与中日战争”“国联与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的建设与学术体系构建,以及充分利用国联档案,拓展南京大屠杀史及日军在华暴行研究的路径。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救助问题是近年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重点集中在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有关慈善团体开展的难民救助活动。但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后大屠杀时期的难民救济问题,对于伪政权的救济活动更是缺乏必要关注。湖南师范大学张翰林博士研究生的《后大屠杀时期的难民救济——以南京1938年冬赈为例的历史考察》一文,发掘南京市档案馆所藏伪政权档案及《南京新报》等史料,以1938年南京冬赈为中心,探究后大屠杀时期的难民救济活动。该文通过沦陷区社会救济研究,从另一视角考察伪政权的相关活动,以推动伪政权给沦陷区民众带来的苦难等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南京大屠杀相关图书的出版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国际传播,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南京市地方志学会会员陈一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闻中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以“剪报集”实物内容为例》一文,利用20世纪50年代以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为主题的个人收藏的剪报集,通过梳理报道主题,分析当时新闻报道的特点,该文对当今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构建和传播有所裨益。
文学作品是历史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中,钮先铭是一位极为特殊的人物。常州大学讲师卢彦名的《钮先铭与南京大屠杀文学关系再探析》一文,以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钮先铭为切入点,从文学的视角,探析南京大屠杀中的钮先铭及其活动。该文还回眸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创作从萌芽到繁荣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民族苦难和英勇抗争的宏大历史画面,体现出南京大屠杀文学创作所呈现的家国情怀。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不断涌现。学者们为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不断进行相关研究,且研究日益深入,成果也愈加丰富,其中许多成果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高洁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图书出版传播现状及展望》一文,聚焦于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图书出版,从多维角度探讨其价值与意义。基于相关书目数据,该文深入分析了南京大屠杀题材图书出版现状、特征及其传播,以及未来的着力点。
目前,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认识仍显不足。在新媒体时代,构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全面、客观的认知尤为重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李昕的《新媒体时代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面临的认知挑战》一文,论述了新媒体时代南京大屠杀传播的意指困境,使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认知产生很多误读或误解,并论述了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新媒体操纵南京大屠杀史实传播的真实意图,反映出南京大屠杀史实国际传播面临的困难,提出构建对南京大屠杀史实全面、客观的理解和认知的重要性,并提出应高度警惕“搜索即相信”等接受知识的方式,推动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近些年来,历史记忆与传承研究正逐步兴起。在抗日战争史及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传播过程中,相关纪念场馆发挥了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与此相关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门话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孙红芳的《情感实践视野下的“馆校合作”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行前一课”为例》一文,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的“行前一课”为例,运用“情感转向”理论,分析观众的情感参与及提高“馆校合作”教育的有效性,聚焦情感实践在纪念馆、博物馆教育过程中的协同作用,从而促进纪念馆、博物馆可持续性记忆和公共话语的形成。
近年来,公众逐渐从整体视角反思战争、大屠杀等创伤历史。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金浏河的《记忆与情感:博物馆文化创伤与体验之建构》一文,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分析场域,以“文化创伤”理论作为关注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创伤之旅”的核心论述框架,运用质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纪念馆在策展与认知层面如何凝练其本身具有的创伤话语,以及观众在纪念馆叙事场域如何释放自身的悲悯与心境,生动地描摹了纪念馆创伤记忆的建构与观众的体验。
纪念馆、博物馆创办的新媒体,在传播历史真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俞月花的《浅谈抗战类纪念馆(博物馆)新媒体矩阵建设初心使命——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一文,记述了从“有形”的纪念馆到“无形”的新媒体之间的转变,以及打造自身新媒体矩阵的过程,并论述了在培养广大青少年家国情怀方面,新媒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方面,既有的日本侵华史研究,更多集中于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战争罪行和暴行等方面,而在抗战方面,军事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吴志山的《1937年关东军的“晋察绥作战”》一文,主要基于日方的战史档案、日记及回忆录等史料,考察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平津和晋察绥的作战情况,进而分析了日军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多持强硬态度并要求日本国内“积极”派兵的深层次原因。
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专文探讨侵华日军的一份军事文件及图例,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教师耿殿龙的《以图证史:〈共产军根据地扫荡剔抉之参考〉中的图例探析》一文,通过解析这些图例的内容、特点、意图及实施方法,进而揭示图例背后侵华日军的本来面目,并考察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的艰辛与方式方法等问题。
南京地面防空作战是南京保卫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唐恺等的《抗战初期南京地面防空作战概况与评析》一文,结合新近发现的档案文献和历史资料,从南京地面防空计划的形成与实施、南京地面防空部队的编组与配置、南京地面防空部队作战概况、南京地面防空作战评价四个方面,再现了南京地面防空部队防空作战的过程。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其既注重军事手段,也注重文化渗透及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副编审李翚的《佛教“笔部队”的交锋:抗战时期的佛教报刊》一文,揭示了日伪当局扶植一些由其控制的佛教报刊奴化中国民众的史实,以及抗战大后方佛教报刊主动担当中国“笔部队”之责,与日本佛教“笔部队”及日伪掌控的佛教报刊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号召广大佛教徒积极投身抗战,同时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暴行。
在日本侵华暴行方面,国内学界对日军慰安所的研究,侧重于探讨日军设置慰安所的数量、慰安所的性质、管理制度,以及“慰安妇”的人数、“慰安妇”遭受的非人道待遇等问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庄玲玲的《日伪统治下畸形产物——“人民慰安所”》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南京“人民慰安所”的地理位置、经营管理状况、“慰安妇”生存状况等多角度进行研究,论述了处于变化中的“人民慰安所”的性质,展现了日伪统治下南京社会的畸形状态。
以往学界以日军性暴行为对象的成果颇丰,但以战后对日军性暴行的审判为主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刘广建的《日本侵华性暴行罪行审判研究——以中国审判日本BC级战犯军事法庭为考察中心》 一文,通过梳理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相关档案及其他史料,论述了战后对日军性暴行的审判经过,探讨了战后审判日军性暴行过程中的不足及其原因。
随着新史料、新视角的运用,学界关于日伪政权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相。既往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分析日伪政权的社会控制、经济统制与思想文化控制,近些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呈现出细化的趋势,尤其关注沦陷区民众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孙小蕾的《抗战时期日伪在黄泛区的“救灾”“宣抚”考论》一文,立足中外档案及中英日文报刊,分析了花园口事件后日伪当局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舆论斗争,回顾了日伪当局对“新黄河”的水利调查与研究,论述了日伪当局在黄泛区的筑堤与救灾“宣抚”政策,揭示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救灾”活动的本质。
在既往研究中,鲜见以沦陷区居民经济生活为主题的考察。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讲师魏坡的《日伪殖民统治下的北平居民生活水平变迁》一文,探讨了北平被殖民化的过程,及其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并以较为翔实的数据梳理了北平沦陷前后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从中探究日本在北平实行殖民统治的本质。
对沦陷区农村的研究,学界多侧重于讨论日伪掠夺田赋及对农村的破坏。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袁凯琳的《启扰民之渐:日伪政权在苏南地区的田赋掠夺》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第一手档案史料,聚焦日伪统治之核心区——苏南地区,梳理不同时期苏南地区的征赋实态,展现了日伪掠夺田赋过程中的制度和社会冲突,剖析了背后的成因与矛盾,以田赋相关措施和赋税标准变动为中心,探讨日伪统治下地方财政的多重面相。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侯有前的《魂归何处:时局变迁下的蔡公时遗骸案考察》一文,利用各方档案,以及相关报刊、日记、回忆录、年谱等资料,详细考察了蔡公时遗骸案的来龙去脉,论述了蔡公时亲属、国民政府等各方的复杂心态与争议,进一步深化了“五三惨案”研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赫宇的《1940年滇缅路封闭问题再研究》一文,以日本外务省、防卫省档案为中心,探讨了中、日、英、美等各方围绕1940年滇缅路的封闭与重开的动向及其影响,重新审视了抗战战略相持阶段日方对中国重要物资通道的封锁与中方的反制。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应当进一步深化。对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执行院长周峰指出:一、南京大屠杀是民族的伤痛,更是人类的浩劫,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积极构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话语体系,用专业的研究成果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人类正义与和平;二、当今,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很多史料,但仍有可以发掘的档案文献,特别是海外的档案史料以及新征集的文物等,有待各位青年学者去深入研究;三、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屠杀之一,其国际意义不容忽视。特别是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世界记忆遗产以来,国际传播就更为重要。各位青年学者应发挥专业优势,在搜集海外史料、国际学术研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南京大屠杀史,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理念。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张宪文回顾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史以及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青年学者提出殷切期望,希望青年学者继续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生教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指出,南京大屠杀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希望青年学者继续努力,不断推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新成果。他还就历史类论文写作等问题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近现代史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大家研究,应利用丰富的史料库进行南京大屠杀史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二是增强问题意识。近年来,青年学者对问题的提出有了较大进步,但仍然存在思维不足等问题,应增强问题意识的敏感度;三是提升论文的逻辑性。在写作时,应理清前后脉络,注意前后逻辑的统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应有所突破,紧扣主题,提升论文逻辑的清晰度和条理性;四是创新研究的方式方法。加大跨学科理论的学习,运用现代新技术、新概念来分析问题,使历史学科呈现更加多元的面相;五是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学会运用新知识、新视野进行开拓性研究,或研究前人甚少涉及的问题。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要继续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夯实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础,不断推进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国际传播,加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青年学者队伍建设,努力将南京大屠杀研究推上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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