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
摘 要：
“普遍—特殊—普遍”循环往复的认知规律、重大历史时期的相互交汇以及“三位一体”的鉴别标准，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跃升为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与条件。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呈现，诞生于“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历史时期，具备成为世纪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与此同时，这一思想更以中国这一典型样本为研究对象，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以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完美契合了“三位一体”的鉴别标准，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位一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4.03.07
引言
回望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始终把开放创新、与时俱进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形成了诸多符合各国国情、又凸显地域特色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被定位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1]，首次赋予其“世纪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对于这一历史定位，目前学界多从“是什么”“为什么”视角出发，研究分析这一思想的历史性方位和原创性贡献，有力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但要彻底厘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还要从“元理论”出发，注重解决其可能性与条件性问题，即具有“特殊性”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具有“普遍性”的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如存有可能，这种转化又需要何种条件才能成为现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
一、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与条件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来，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形成了蕴含不同内容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持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鲜活生命力。而这种各具特色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可能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样，超越国别、超越民族，成为具有世纪意义、彰显世界价值的科学理论？答案是肯定的，但却是有条件的。“普遍—特殊—普遍”循环往复的认知规律、重大历史时期的相互交会以及“三位一体”的鉴别标准，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跃升为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一）“普遍—特殊—普遍”循环往复的认知规律，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跃升为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可能
19世纪中期，面对资本生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全人类利益为理论起点。而这种研究方式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出场便带有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民族的普遍性与一般性。但这种普遍性并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地域，以特殊的、具体的理论形态得以呈现，否则这种没有“特殊”“个性”的僵化“共性”，必然会滑向超历史的神秘主义，成为教条主义者的虚伪信条。因此，晚年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
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2]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作为普遍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历史中总是以一种具体的、特殊的方式或形态予以呈现，如分析法国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的《法兰西内战》、反思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探寻东方世界社会主义道路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尤其是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理论与实践，更是有力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从普遍向特殊的转化。
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蕴含普遍性因子，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因此，理论发展乃至人类认识过程，并非仅仅呈现为由普遍到特殊，还存有从特殊到普遍，进而实现“普遍—特殊—普遍”的循环往复。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在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实现了具体化、特殊化，但这种特殊是蕴含普遍的特殊，它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上升成为具备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提供了可能。如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东方国家的特殊转化，同时也孕育产生了列宁主义这一超出“特殊”、具备普遍性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而当二十世纪末，苏联走向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反面时，其所探索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普遍性价值便迅速消解于特殊性之中，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诱因所在。
由此可以看出，在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不仅有其普遍原理寓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特殊实践，同时也有不同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上升成为具备普遍性指导意义的理论，呈现出一种“从普遍向特殊转化、由特殊向普遍跃升”的鲜明特征。而认识层面这种“普遍—特殊—普遍”循环往复的内在规律，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由特殊向普遍转化提供了可能。
（二）重大历史时期的相互交会，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跃升为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可能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五种社会形态对人类社会进行了科学划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也正是从这种时代观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非像“庸俗进化论者”脑海中所认识的那样，是一条宛如直线、匀速缓慢的历史演变过程，而是一个快慢交织、波动起伏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其中既有缓慢渐进的“龟行发展”阶段，同时这种“渐进”也有着历史的“中断”，进而出现一种历史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猛烈剧变。对此，马克思在1863年4月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就用了“二十年等于一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等概念形象阐释了这一历史变化过程，强调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既会经历缓慢稳定的相对静态时期，也会经历革命飞跃的历史大变动时期。
但纵观人类历史可以发现，缓慢稳定的相对静态时期，人类容易懈怠放松；
革命飞跃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人类又极易受到惊吓、产生恐惧。因此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及速度理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时代创新，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3]。
从上述论断可以看出，马克思、列宁都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既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龟行发展”时期，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渐进的中断”时期；
但具有创造性的是，列宁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两种时期的有机统一，就要以超前的革命意识与理论创新主动引领历史发展方向。列宁的这种理论进步，其实已经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历史发展过程的辩证关系，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持续推动理论创新，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理论，必然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交会点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够充分彰显时代特征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便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纪指导意义提供了现实的时代可能。
（三）“三位一体”的鉴别标准，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跃升为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依据
“普遍—特殊—普遍”循环往复的认知规律、重大历史时期的相互交会，使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跃升为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但“可能”并不一定等于“现实”，只有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达到某种标准、符合某些条件后，“可能”才会变为“现实”，才能真正成为具有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些鉴别标准或条件的制定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在深刻总结历史中提炼形成。
19世纪，在技术革命推动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进程，伦敦也日渐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为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便选取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典型样本——英国为研究对象，并在伦敦生活34年，写下了一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巨著《资本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指明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不断发展，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先后创立，社会主义实现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19世纪的现实世界得以被超前引领、被深刻改变。
进入20世纪，随着第二国际的解散和马克思主义向东传播，无产阶级运动中心也逐渐由西向东转移。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理论影响下，列宁发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4]，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在此指导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形成了包括列宁主义等思想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理论，为世界其他追求解放的民族提供了理论借鉴。其中就深刻影响着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分别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建设实际、发展实际、改革实际，先后创立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又兼具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发展、改革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极大改变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结构和地缘格局。
纵观上述历史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以西欧这一典型样本为研究对象创立的了科学社会主义，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世界，可谓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以邓小平理论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20世纪社会主义中心的俄国、中国入手研究，创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发展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深刻影响并改变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可谓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由此也可以得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冠以“世纪”称号，成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指导意义的“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理论研究对象必须是极具世界代表意义的典型样本，理论研究成果必须是能够揭示世界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体系，理论实践成效必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的面貌与格局。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诞生于“两个大局”相互交织这一历史时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一系列原创性、独特性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的具体、特殊呈现，具备成为世纪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与此同时，这一思想更以中国这一典型样本为研究对象，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以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完美契合了“三位一体”的鉴别标准，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特殊呈现
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这一理论便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共产党宣言》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章节中利用大量篇幅批判“真正”社会主义者，强调：“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5]以此说明任何理论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都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场域，“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而脱离社会具体实际的理论，最终只能成为丧失现实指导意义的“纯粹文献”。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曾针对美国工人运动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6]。这里就以“脱掉外国服装”“穿上本国服装”的形象比喻，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风俗文化深度融合，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关怀能力，推动这一理论实现由世界性向民族性的转变。
纵观百余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一般理论与特殊实际的结合，持续推进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华大地上的落地生根、持续创新，先后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的创新理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一个结合”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孕育形成了新时代党的科学指导理论，完成了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特殊呈现。而前文已述，人类的认识过程并非仅仅呈现为由普遍到特殊，还存有从特殊到普遍，进而实现“普遍—特殊—普遍”的循环往复。因此，根据这一认知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透过普遍规律实现特殊呈现的具体理论，也必将内蕴着由特殊向普遍转化的可能。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于“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历史时代
能够充分彰显时代特征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纪指导意义提供了现实的时代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得出的客观规律。纵观时代形势，就国际层面而言，最突出的表征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安全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人类社会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并对理论创新产生了新的迫切需要。就国内层面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稳步推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锚定民族复兴这一蓝图伟业，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前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正是在此重大历史交会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越来越超出中国一国国界，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中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外部环境。换言之，“两个大局”的相互交织，使得世界的问题与挑战需要中国智慧；
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也将更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共产党只要在办好中国事情基础之上，总结好归纳好历史经验，厘清其中的特点规律，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就能够明晰当今时代课题，准确把握时代走向，为“人类社会何去何从”提供思想引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经验规律集中体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内蕴着解决世界矛盾问题的一般性价值，具备成为世纪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可能。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美契合“三位一体”的鉴别标准
如前所述，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要成为具有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理论研究对象、理论成果内容、理论实践成效三个方面达到一定标准，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实现了三者的完美契合。
在研究对象上，这一思想以21世纪中国样本为研究对象。理论指导实践，但首先来源于实践，伟大的实践场域内往往蕴含着伟大的智慧结晶。21世纪以来，曾经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甚至到了“被开除球籍”边缘的中华民族，曾经饱受各类风霜、历经深重苦难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续写了“两大奇迹”，向世界呈现了一段极具东方特色的中国故事，使社会主义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实践样本。
在成果内容上，这一思想为解决人类问题、回答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的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立足点。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此为指导，不仅注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同时也关注各国人民前途命运。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更是立足于时代形势，回答时代课题，深刻蕴含着合作共赢经济发展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价值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一系列体现中国立场、具有中国智慧、富有时代价值的主张、方案，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应对时代矛盾、解决人类问题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在实践成效上，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刻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并迅速跌入谷底，弗朗西斯·福山曾就此断言称：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但历史并没有按照福山的剧本演进，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愈发呈现出旺盛活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再次展现出旺盛活力，而这不仅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成为对“历史终结论”的最好回应，同时更有力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逐步走出低谷。
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稳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位的必然要求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继续“行”的秘钥也在于创新。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稳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持续发挥这一思想的世纪意义，就必须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一）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9世纪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前人思想理论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他具体的思想观点，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成为指导人类社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的问题的金钥匙，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更为特殊的地位，对这一理论的创新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回答时代课题过程中，创造地形成了贯穿鲜明立场观点方法、蕴含独特世界观方法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7]。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在推进新时代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始终把为人民谋福利和人类解放作为根本价值和政治取向，确保人民真正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出发点；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始终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之上，不断以奋发向上、主动有为的乐观自信精神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把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相结合，注重在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的基础上，勇于拓荒、敢于创新；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是科学指导理论始终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更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时代课题，不断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切实以理论创新突破时代难题；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主要与次要的关系，不断提升理论创新的整体性、系统性；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理想中固有的责任担当，积极回应全人类利益关切，不断创新发展能够引领世界的科学理念。
（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理论来源于实践，但仍需根植于实践。唯有此，科学理论才能在实践沃土之中永葆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从来不是供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拿来照搬照抄的“现成答案”，而是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根据自身实际，创新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指导理论，以此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8]
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任务日趋严峻复杂，亟需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进一步融入中国的鲜活实践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为此，我们必须在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分析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认清世情、国情和党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坚持问题意识，科学认识国外内形势任务的变化与调整，善于捕捉时代课题，持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答时代问题；
坚持人民立场，扎根中国人民奋进新时代的鲜活实践，充分发挥人民这一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力量，唯有此，才能在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伟大实践的基础之上，不断推进新时代的理论创新。
（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了自身“共产党人”这一身份定位，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同时，也明确了“中国人”这一民族定位，始终坚定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真正实现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旧瓶”装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新酒”，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可以说，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血脉，始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着动力和源泉。因此，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首先，就要注重在“结合”上下功夫，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契合的共性内容，既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校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方向，也注重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确保二者真正交融相长、相映生辉；
其次要注重在“扬弃”上下功夫，既要汲取中华文化中“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安不忘危”“以和为贵”等优秀内容，也要舍弃中华文化中“尊卑有序”“宗法思想”等已不适应时代需求的陈旧内容，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丰厚给养；
最后，要注重在“创新”上下功夫，不断传承发展各类优秀传统文化，浓厚民族文化氛围，创新民族文化产业，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持续用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述、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二者形神一致、有机统一，进而更好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完善、发展创新。
综而观之，“普遍—特殊—普遍”循环往复的认知规律、重大历史时期的相互交会以及“三位一体”的鉴别标准，分别在理论、现实、标准三个层面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跃升为世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与条件。而从以上三个维度观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发现，这一科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在中国的具体、特殊呈现，诞生于“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历史时期，具备成为世纪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与此同时，这一思想更以中国这一典型样本为研究对象，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以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完美契合了“三位一体”的鉴别标准，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致谢：本文所述“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纪意义的马克
思主义”两个概念，得益于侯惠勤教授启发，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2.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44.
[4]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2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30.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19.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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