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元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推行促使社会发生根本转型，乡村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度凋敝。知识者返乡进行文化寻根的愿望未能达成，却无比沉痛地发现了乡村荒野。面对这一现实，知识者已无法扮演拯救者角色，而是被荒野一并卷入其中，只剩歌哭和呼号，最终落荒而逃。继而，他们开始理性思考乡村文化建构的问题，但又因为思想的匮乏显得格外无力。因此，知识者唯有增加思想的深度才是建构乡村文化的根本。
一、社会转型前夜：“根”的失落
20世纪80年代中期，缠绕于乡村之上的革命、阶级话语纷纷脱落。受西方文学、历史、哲学思潮的影响，寻根文学蔚然成风。由茅盾于乡土文学开创之初反复申说、提倡，却总是被种种意识形态遮蔽、冲淡的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在其中得到空前纯度的表现，典型如韩少功的“湘楚”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而因为有着“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韩少功《文学的“根”》）这样一些哲学追求，寻根文学中的乡村形象也难免被抽象化，俨然一个个历经千年却保存完好的文化标本。
对于寻根作者们掌握了何种文化不腐的秘术，在我看来，地理位置的偏僻不可或缺。韩少功在《爸爸爸》中描写的鸡头寨：“寨子落在大山里和白云上，人们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王安忆在《小鲍庄》中刻画的小鲍庄，因为一座山一样的泥坝，把山里和山外的世界隔离开来。贾平凹在《商州初录》中勾画的黑龙口，也是偏僻难行的所在。偏僻的地理位置造成了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抵挡时间的进入，传统文化因而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在鸡头寨，种种传说极具巫楚色彩：祭谷、剪径、放蛊、蝌蚪文、花咒等风俗构成村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村寨历史的追忆和对祖先、图腾的崇拜深入至每个人的骨血之中，口语中的文言残留如“卧夜”“君去视一下”等更是文化的活化石。村民按照先民的方式生活着，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先民，如同山间那些铁甲子鸟，“从远古一直活到现在，从未变什么样”。而最终为对抗天灾、保存人种，一村老弱病残从容赴死的悲壮更掀起了对文化集体认同的高潮。当那群肩负着人种延续使命的青壮男女带着犁耙、棉花、锅盆、木鼓等村寨文化记忆的凝结物，带着新坟上的一捧热土，吟唱着那首“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爸爸爸》）的古歌远走他乡时，乡村这一文化标本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变得更加明艳夺目，光彩照人了。
无论优根，还是劣根；
无论智慧，抑或愚昧，对于获得了现代知识视野的知识者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这保存如此完好的传统文化更能满足他们的知性趣味，激发他们的历史想象和形上思考的了。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乡村似乎更多地源自作者的文学想象。在大抵可称得上“空间的艺术”的寻根文学中，一种空前强大的现代时间正悄然进入，使看似牢不可破的空间出现裂隙。山下千家坪人穿皮鞋、吃酱油，把“禀帖”叫“报告”，把“农历”叫“公历”，把“马蹄印”叫“签名”，行帽檐礼，使用“既然”“因为”“所以”等现代逻辑词，通过烧石灰窑、挖煤、挖金子牟取利益，都令山上的鸡头寨青年仁宝歆羡不已。他模仿这些现代生活方式，并提着锄头在山里有模有样地勘探金子，他口中的“就要开始了，听说没有？县里来了人，已经到了千家坪”，无疑是现代文明即将涌入的信号。而仁宝的父亲仲裁缝意欲坐桩而死，亦是因为敏锐地察觉到世风日下、古风不再的气息。同样，小鲍庄最后一个“仁义之子”捞渣死后，现代价值观念长驱直入，仁义文化的消亡在所难免。
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物质文明并没有对乡村文化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乡村仍处于社会转型的前夜，因而，无论是对现代文明侵蚀乡村的发现，还是对想象与现实之间落差的体验，虽然都隐约有着解构文化、凸显荒野的倾向，但那依然是一种“甜蜜的忧伤”，并非真正的亵渎与颠覆。相反，对乡村文化之根的寻求，依然为知识者心向往之。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到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致使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型，乡村受此冲击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知识者的寻根意图还能否达成？
二、发现乡村荒野
王十月的《寻根团》展示了一场失败的寻根之旅。所谓的“寻根团”，表面是楚州籍旅粤商人为回乡投资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实为商人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伎俩。除一众商人以外，随行的还有记者兼作家，为此次寻根采风记录的主人公王六一，以及王六一的同乡，在广东打工的马有贵，他们返乡的目的各不相同：王六一想要寻根故里，以便将来叶落归根；
从事有害工种而患有严重尘肺病的马有贵，则是为了在所剩不多的生命中再看一眼故乡和父亲；
而商人们则是为了在故乡投资获取更大利益。返乡途中，王六一年少时的回忆和对故乡的美丽想象一并涌来。到了楚州，逐鹿岭公祭中繁文缛节的仿古仪式似乎也预示着他的文化寻根势在必得。然而回到故乡烟村，街坊邻居沉迷打牌，对归来的游子并无多少关心。家门口的小路野草疯长，无法行人。老屋更是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开设在村里的化工厂严重污染了村民的生活用水，土壤也受此影响难以长出作物。《烟村故事》中那美丽的烟村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满目疮痍的荒野景观。
根之寻得，前提必然是文化的褒有。同是表现湘楚之地的乡村，鸡头寨的地域色彩、风土人情、方言趣味、巫蛊方术在韩少功的笔下得到细致的描写，鬼气、幽玄、苍老、荒凉的巫楚文化色彩被渲染得极为浓郁。而在烟村，完整纯粹的巫楚文化在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不复存在，徒留一股森森鬼气飘荡其中。在楚州乡下，为给久治不愈的病人消灾，或为报复仇家，人们会请马角作法，在妨害了他们的故去之人的坟上钉桃木桩进行诅咒。王六一返乡之前，已故父母托梦称现在住的房子被人戳了两个洞，每逢下雨便会漏水，王六一返乡后发现父母的坟上被钉了两根桃木桩。后二老又托梦称，此事是邻居马老倌所为。梦中，二老与马老倌对质，一向受恩于二老的马老倌不仅没有悔意，还拿出一把专斩厉鬼的桃木剑赶走了二老。白天，王六一果然在马老倌家看到了梦中那把桃木剑，“骇出一身冷汗，夺路而逃”。无论是与现实高度吻合的诡异梦境，还是残留的巫楚文化活动，都令人不寒而栗。巫楚文化仅存的一点儿残迹不仅没有满足知识者的文化趣味，反而与现代性同流合污，加深着乡村荒野的程度和返乡者的荒野体验。感慨于文化劣根的残留和村民的愚昧，王六一“此次回家寻根，根没寻到，倒是把对根的感情给斩断了”。而即便寄托于古老的巫术，马老倌的儿子马有贵依然不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只不过，杀死他的不是病魔，而是乡村荒野中的冷漠亲情。马有贵本想将自己患病获赔的二十万元留给妻儿，却遭到父亲的蛮横索要，绝望之中选择自戕。但死亡也不能平息事端，赶来为马有贵奔丧的妻子注定要与父亲争夺他的卖命钱。此次返乡，唯一获益的是商人们，他们不仅满足了自己“衣锦还乡人前风光一把”的虚荣心，还达到了在家乡投资的商业目的，一举两得。然而，他们对有着严重污染的化工厂的投资，势必会给乡村带来新的灾难，加深乡村荒芜的程度。于此，想在乡村中寻得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将更无可能。
在2010年前后蔚然成风的乡村非虚构叙事中，返乡知识者的寻根意图虽然也通过对故乡的美好回忆频频表现出来，但已然十分稀薄。在乡村荒野化、空心化成为普遍现象的彼时，非虚构叙事的写作者似乎早已预知了这一事实，他们返乡的目的也恰是力求客观全面地呈现荒野。而无论是梁鸿的河南梁庄（《中国在梁庄》）、孙惠芬的辽南乡村（《生死十日谈》）、王磊光的湖北王家塆（《呼喊在风中》）还是阎海军的甘肃崖边（《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都表现出环境污染、人口流失、土地被抛荒、教育萎靡等大同小异的荒野景观。强大的现代性终于荡平了地方性，寻根文学中那些文化形态各异的乡村在此实现了整齐划一。而知识者在面对荒野时，态度也更加理性、节制。这当然有着来自“非虚构”这一文体的内在情感规约，但更多地也意味着知识者与乡村的某种疏离。毕竟，面对乡村荒野，如果没有了悲痛，也便意味着失去了对乡村深切的热爱。这不得不说是另一种悲哀。
三、无力的乡村理想的重建
面对荒野，知识者开始理性思考拯救乡村、建构乡村文化的问题。然而，这些思考却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极花》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被拐妇女得到解救后又甘愿回到贫穷乡村的情节设置令人无法不咋舌。在我看来，其中隐含着贾平凹的一个文化理想：站在保守主义文化立场，展现乡土魅力，建构乡村乌托邦。在《极花》中，为了使主人公胡蝶甘愿回到圪梁村做一个农妇的选择合乎情理，贾平凹做了很多铺垫。首先，买胡蝶的男人黑亮并非状貌猥琐的老光棍儿形象。他年轻健壮，吃苦耐劳，对待胡蝶充满温情，不失为一个好丈夫。其次，胡蝶与黑亮育有一子，骨肉亲情难舍难分。再者，回城后的胡蝶处境糟糕。记者的不断造访一次次揭开她的伤疤，街坊邻居冷言冷语，亲人也没有给她应有的关怀。只是，这些铺垫刻意而且牵强，在有着“城市梦”的胡蝶那里，实在不足以构成她自愿回到圪梁村的理由。虽然成长于乡村，后随母亲进城拾荒也依然生活在底层，但这并不妨碍胡蝶对城市由衷的热爱和立志做一个城市人的决心—她学着城市女人的做派散开长发，穿高跟鞋和小西服，有意走小步和内八字，学着讲普通话；
向往都市白领的生活，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从事那样的工作；
与大学生文青互有好感，仰慕他的知识者身份。而无论是文明的生活方式、时尚的工作种类还是与大学生的情感互动都是城市的所有物，贫穷闭塞、混乱失序的圪梁村如何能够实现胡蝶的梦想？或者说，严重荒野化的乡村凭什么吸引并留住一个都市女郎？
贾平凹进一步控制了他的叙述人，胡蝶的“城市梦”一变而为“乡村梦”。圪梁村富含矿物质、能够治疗风湿病和皮肤病的暖泉，壮阳的血葱，栗子味的紫皮土豆，够辣的独头蒜，放两年都不会坏的南瓜，能吸干净孕妇产后恶露的沙土等当地特产都渐渐为她所珍视。我们仿佛又重温了《定西笔记》中的士大夫情调，但问题是胡蝶的初中文化水平和乡村成长背景果真能让她对这些乡村最常见的民俗事物生出知识者的审美趣味吗？这些民俗事物在农民眼里不过是得以果腹的口粮或仅有的经济来源，只有在知识者那里才被视若珍宝。因而，与其说这是胡蝶梦想的改变，不如说是贾平凹的保守主义文化趣味使然。此外，胡蝶与当地一种类似冬虫夏草的植物极花也被强行关联，甚至颇为魔幻地与极花进行了几次灵魂互换，实现了人花合一。经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的点拨，胡蝶更是强化了自己与极花的联系：“胡蝶是前世的花变的……如果胡蝶今生就是来寻前世的花魂的，而苦焦干旱的高原上能有什么花？”答案当然是极花，以此来明了她注定要留在圪梁村。只不过，叙述人最终挣脱了作者的束缚—再次回到圪梁村的胡蝶依然向往城市。她精神恍惚地站在村口，总觉得母亲还会来接她回城。这是叙述人的胜利，也是贾平凹乡土乌托邦理想的破产。
有论者指出，贾平凹的作品因为“过强的情感羁绊局限了其思考的高度和深度”（贺仲明《当前中国文学到底缺什么？—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个案》）。可即便面对乡村时足够克制和理性，作品的思想性也未必高深。2010年前后涌现的乡村非虚构叙事相对全面、客观地呈现了乡村荒野景观，但似乎也止于呈现。对于如何拯救乡村、建构乡村文化，知识者则表现出思想的浅近和泛化。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呈现了梁庄的种种荒野表征，然而谈到解决办法，似乎也只是寄希望于政策。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表现辽南乡村的自杀现象，提及救赎之途，她竟认同了村民们信教的选择。只是，在不能正确认识苦难的根源，不了解基督教真正教义的情况下信教本就肤浅。信教虽能让人暂时获得解脱，却远非真正的救赎。因此，思想的匮乏是知识者在失根之后思考乡村文化建构问题的最大阻碍。无论文化保守主义或简单地寄希望于外力，都无法真正拯救乡村，知识者唯有提升思想的高度才是建构乡村文化的根本。
本文系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文化公平理念下青岛市农村‘文化养老现状调研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3ZD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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