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
A
麦亚在厨房里洗碗。
嘉禾进了卧室弹琴，她十二岁，再有一个月小学就要毕业了，但再有两个月她就要考钢琴十级了。孰轻孰重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而麦亚说，就是天塌下来，小学毕业必须考完十级，所以，每天在做作业之前，她都要练一个小时的曲子。
麦亚的身子在玻璃门前晃来晃去，胸脯一会儿隐藏在蓝色玻璃纸后面，一会儿又从上面一格的玻璃上露出来，她起起伏伏的样子有点像做瑜伽——或许，更像洗澡，但我觉得比喻成做瑜伽会更好一点。我见过她做瑜伽，在餐桌旁边，放一块瑜伽垫，起初的时候，她的左腿根本无法和她的身体保持成一条线与地面平行，但练了三四天，她就尝试倒立，“倒”没问题，但“立”起来极有困难，我给她当过一阵子瑜伽工具，以便她借着我的肩膀立起来。她的脚曾打得我的左耳响了半个月。后来我就不知道她是否能自己立起来。因为那次之后，我们发生了一些生活中看似无意却又极其猛烈的分歧，现在看来，那种分歧完全不具备将我们短暂分开的威力，但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做出退让，我没想到，就那么一次意外，就那样的我们都自以为是的短暂分离竟然药效绵久，醇厚而剧烈，我们就像摔碎的瓷片，任什么样的胶水都无法粘合。我不想，她似乎也不想。后来，我想回来，但她还是不想，而现在，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改变了心意——她每周五允许我到家里来吃一顿她亲手做的饭——我觉得她可能是想让我回家，可让我为难的是，我现在还真的不想了。但我知道，她坚持亲自下厨做一顿饭，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即使一周一次，那也是了不起的巨大改变。她的手艺越来越好，她说她现在喜欢上了做饭，我相信她字字珠玑，但我不相信我是否还能在她练瑜伽的时候给她当好工具。
在我们分开的最初一年里，我一直認为我们的那次分歧是一次意外，不就是我抽烟的时候不小心把她放在沙发上的一条新裙子烧了个洞嘛，大不了再买一条好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那条裙子有多好看。她喜欢不断地买衣服，唯一的好处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那烧就烧了吧，以我们那时候的经济能力，十条那样的裙子她要是愿意再买，我眉头都不皱一下。可她不愿意，她说那是她在三十五岁之前买过的最贵的一件衣服，然后她的怒火一直蔓延到了我们都无法收拾的地步。结局不用说，是比较麻烦的一种，但也不是最坏的一种。我觉得既然是个意外，那就有修补的余地。当然，第一年里，我们都没想着去修补，我们各过各的，只有两次因为嘉禾的事才打过电话。或许是我的修补能力有限，也或许是她不愿意修补，第二年，我的努力白费了。那时候我才隐约觉得那次不是个意外吧，而是一次漫长的必然之下的偶然，真的是和我们学过的历史完全一致，世界大战不是平白无故就打起来的。
麦亚还有十二天就要过三十八岁生日了。我对我们的年龄比较敏感，我身份证上的年龄比我真实的年龄大了两岁零一个月，而我实际才比麦亚大一岁八个月。我之所以要将年龄计算得这么精细，是因为麦亚在她的朋友面前说我是个老男人，我们有五岁的差距，着实差了一代人。
麦亚的屁股比之前大了些，但肚子上的赘肉却少得不太明显，但她总是在我面前，掀起衣服，让嘉禾摸一摸肚子，还要问嘉禾是不是瘦下去了，嘉禾每次摸完都说当真减下去了哇。嘉禾古眉怪眼地看着我。我一点儿都不关心她的肚子，有一次我差点就要说大起来了也没关系。我只是吃饭，吃完饭坐一阵子就走，有时候嘉禾让我给她看作业，我也觉得烦，随便糊弄两句就借口溜了。走成了一种习惯，就像现在每周五的晚餐一样，也慢慢成了一种习惯。
我看着麦亚的屁股，想到了蚂蚁。我当然不是说我只有在看着她屁股的时候才会想到蚂蚁。而是就在此刻，我原本在想麦亚练瑜伽的样子，但莫名就想起了蚂蚁。蚂蚁一旦来临，就很危险。
无数只蚂蚁从宽阔的柏油大道上黑压压地前进，它们走得很慢，就像是特意要在那一片画满黄色网格线的路面上形成一个条理清晰的分界线，用以证明那最远的一只——与它们相隔不到百米的那一只多么强大，或者是多么勇敢。而这一只才刚刚进入隧道。幽深的隧道，黑漆漆的隧道，无限宽阔而令人窒息的隧道出现在蚂蚁面前，而蚂蚁浑然不觉，它的六条腿快速交替，像高速运转的轮胎，会让人产生倒退的错觉，蚂蚁也是这样，我看见它在倒退，可它却在前进，它很快就进入了隧道深处，它甚至可以像猎豹一样狂奔，隧道的墙壁纷纷后退，而隧道越来越深，越来越细，蚂蚁将会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漩涡。
危险就在这时候降临了，我看见了我自己，我不是一只蚂蚁，而是一个清晰的肉身，我从另外一个反方向，在隧道里飞奔，而隧道越来越窄，越来越细，直到成了一个针眼大小，而我执意要从这个针眼里穿过去，去解救那只即将面临危险的蚂蚁。
我想变成一只蚂蚁，那样我就能从那个针眼里钻过去了。但我钻不过去，我憋足了劲，屏住呼吸，我真的渴望我的呼吸就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我昏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麦亚还掐着我的人中。她长舒了一口气，极其疲累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她把一杯水推过来，我抓起杯子，又放下了。我太累了。我需要躺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
嘉禾坚持着弹了一会儿“前奏曲与赋格”，她弹得磕磕碰碰，无秩无序，她肯定是记住了乐谱，但她太着急了，像风中的雨，一时一霎。她好歹弹完了一段。后来，她就弹起了她最为拿手的《梦中的婚礼》。我和麦亚都喜欢这个如泣如诉的旋律。麦亚只是喜欢这个旋律，她从来就没关心过这个曲子背后的故事。而嘉禾只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她才练得熟练了，她从没告诉过我们她是不是也喜欢这个曲子，我们也没问过。这首曲子是我陪着嘉禾练习熟练的，那时候，麦亚说，我让嘉禾学钢琴，就是为了让她弹这首曲子给我听。所以，嘉禾一直弄不懂，她那么早就学会了这首曲子，麦亚怎么还让她继续练琴呢，我只能骗她其实我最想听她弹《G大调奏鸣曲》，嘉禾不信我，也不理我，对她来说，我的话向来无足轻重。
蚂蚁穿过隧道。麦亚太熟悉了，嘉禾也了如指掌，我的父亲和我早就死去了的母亲、还有我的姐姐，以及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脑袋里住着一群蚂蚁，有一只很特别的正在穿越隧道。是的，我不止一次向他们所有人都讲过这个故事。我七岁那年第一次出现这个感受的时候，我因为急于表达而压根就没有表达清楚，导致我的母亲认为我在说谎话，当我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向他们再讲述的时候，母亲就以为我犯了魔怔。我根本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我要从针眼里钻过去的难受，他们也无法理解我被针眼缠住的困扰。一定是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母亲说着，就用从冯二爷那里讨来的法儿在我身上上上下下施展了一番，她把一碗洒满麸子的凉水倒在十字路口，将那只碗放在大门的转角上，回来又说，我就不信治不了你。我那时候不知道母亲是在恐吓我，还是在威胁虚无缥缈的魔，当我后来再出现这种感受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对他们说过。
故事讲得次数多了就仅仅是个故事而已，我多了一层不被人理解的苦恼。直到我遇到了麦亚，我给她讲了我要从针眼里钻过去的艰难，麦亚说，这个感觉有点像孩子从子宫里钻出来的样子哦。我一下子如释重负，我当时觉得她完全理解了我的困惑。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我和麦亚从认识到结婚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青春处于兵荒马乱的尾声的那个年月，我被麦亚深深吸引了，她热烈得像一盆炭火，她高冷得像一块蓝冰，但无论是哪一种形态，我都会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炙热的激情裹挟着。我们的交往完全由她主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个时候，即使蚂蚁降临，我也能轻松应对，我觉得我找到了治疗蚂蚁的良药。当我们第一次在麦亚家里完成了那种壮举——我们赤裸着在镜子前坦诚相见，在庄严的仪式感中，麦亚说我们结婚吧。彼时，蚂蚁在我的脑袋中来过一次，但浓烈的多巴胺击退了蚂蚁，我再次认同了麦亚所讲的蚂蚁来临就像孩子钻出子宫的比喻。
但婚后我觉得不是这样，不是孩子从子宫里出来的那种感觉，我说孩子出来总能看到光明，而我是要钻进那黑暗，是反向的。麦亚就说，有能耐你再从你妈的子宫里钻进去啊。我们在这件事上的认知就此打住了。
但我因为对麦亚的比喻产生了怀疑，就在孩子钻出子宫的事儿上钻了牛角，我发现我其实不太清楚孩子钻出子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越是想弄清这一点，越是怀疑麦亚的说法，后来我就产生了更大的质疑：麦亚在未婚之前，何以能脱口而出孩子钻出子宫的感受？这件事慢慢地像一窝蚂蚁一样钻进了我的脑袋，尽管我告诫过自己不能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可不讲出来，蚂蚁就会毫无规律地汹涌而至。我们终于在这件事上发生了一次类似于矿难的争吵，麦亚扇了我两个耳光，而我在她的嘴上狠狠砸了一拳。风浪过后，日子平静如水，但蚂蚁的侵扰却愈来愈烈。
嘉禾三岁的时候，在门口的花坛里玩，她全神贯注地将一群蚂蚁往一段嫩绿的葱叶里赶，我当时尖叫出声，我说，是蚂蚁，是蚂蚁穿过隧道。嘉禾被我吓哭了。她此后再也不愿提及蚂蚁。而麦亚早已不觉得蚂蚁穿过隧道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啊，那么宽阔的隧道，千万只蚂蚁并身走都没问题啊。她轻描淡写地就将蚂蚁“挥”出了隧道。
而蚂蚁的确要穿过隧道，执拗的、自信的蚂蚁偏偏就要进入那死无葬身之地的隧道。它，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眼前。我无能为力。
又是蚂蚁？麦亚问。
唔。我哼了一声，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确实是因为蚂蚁的缘故？她又问。
我知道她后半句想说什么，但我没再回应她。我也不知道我是以蚂蚁为借口，还是我真的害怕蚂蚁了。我不能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
那就去医院看看呗。
麦亚自己也知道，她说了句废话，医生们要是知道蚂蚁是怎么回事，早就解决了。
好吧，蚂蚁。
麦亚说完这句话，进了嘉禾的房子，她冲着嘉禾吼，弹个鬼哦。
过了一会儿，《梦中的婚礼》又变成了前奏曲与赋格。钢琴生硬了起来。
B
从麦亚那里出来，天色尚早。
枣园巷窄而深长，一辆小车进来，推着自行车的人就得紧贴着墙。我不想再回到麦亚这里，或许这条巷子也有一定的责任。当初我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麦亚只是觉得枣园巷这个名字好听，但现实和大家想的一样，遍身罗绮者，都不是养蚕人，枣园巷哪里有一颗枣子呀？巷子的两侧倒是栽种了高大的杞柳，柳条垂下来能打在人的脸上。巷子是一条坡路，左边是轴承厂的废弃仓库，右边是一个小公园，每次走过这条路我都要想一想，为什么不把这面墙拆掉，让人们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呢？但这面墙偏偏就一直这样存在着，墙面被刷白了，写了一些有关文明的标语和图画。
出巷子右拐，公园的入口处就是一个小小的荷塘，有一个右腿殘疾的老人常年在那里修鞋，我叫他巴赫，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开一间金店，我和他喝过几回酒，老人见到我就叽里咕噜说两句只有我能听懂的行话。
蚂蚁让我十分疲累，我出门的时候，麦亚站在卧室门口，张了张嘴，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但我还是离开了。
我特别想和巴赫说说话。
我还在这里住的时候，每次蚂蚁进入隧道，我都要和巴赫聊一聊。巴赫并不能理解我所说的蚂蚁与隧道的关系，但他却能感同身受——或者用善解人意可能更准确一点。唔，我太理解你的这种感觉了，就像梦魇，对吧。第一次他这么说。我说，不是梦魇，我是清醒的。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是不是像憋在水中？或者是陷进泥沼？还或者是火罐吸在嘴上？他穷极想象，企图用更准备的比喻来体会我的感受，他的比喻有些接近，却又不完全对，但巴赫最大的好处是当你向他描述困扰时，他能以十分同情的口吻认同你的困扰，并用类似于“这太难受了，你真不容易”这样的话抚摸你的伤口，让你发现终究还是有人能体谅你的难处。
巴赫对任何人都是这样，他的鞋摊前经常坐着向他倾诉的人。
是幻觉。有一次巴赫这样对我说。你有没有感受过这样的事：当你安静地待着，猛然抬头的时候，会发现眼前的场景那么熟悉，你会觉得当下的事件一定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曾经发生过。
我没有经过他说的这种情况，但巴赫说他偶尔会出现这种幻觉，他认为就是幻觉，从情理上说，应该与我所遭遇的蚂蚁穿过隧道有着某种关联。差不多就是这样，你是清醒的，对吧？我说是。你无法控制，呃，就是说蚂蚁来的时候毫无预兆，对吧？我说是。稍纵即逝，哦，不对，你也不知道这种感觉什么时候结束，对吧？我说是。看吧，就是幻觉，我出现这种情况后，我就想到了你的蚂蚁，嗯，一模一样。
我总觉得哪儿不妥，但又说不清，我几乎要被巴赫说服了，后来我问过别的人有没有出现过像巴赫说的那种幻觉，没想到大多数人都有。因为这个大多数，我就对巴赫产生了怀疑，我觉得不是幻觉。当我再一次被蚂蚁困住的时候，我发现那种溺水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之前我总是在这样的事发生时思考用什么样的比喻才能把这件事讲清楚，我忽略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当我关注到感受本身的时候，才发现有点像溺水，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这样，而当我越注意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越发浓烈，到现在竟然变成了这件事的主体。我只能说，蚂蚁来袭，我就溺水了。
不同处在于，那种熟悉的现场感并不会让你难受，对吧？巴赫说是。我说，我会溺水。巴赫惊讶地拧着脖子看我，像我的母亲第一次听到我的“怪话”一样。这样啊，那就真是有些区别，但总归有一些相似之处，对吧？我说是。
我们努力在两条平行线上找到了交叉点，所以我们喝过几回酒。但我们并不是朋友，我从麦亚这里搬走后，我们就又回到了各自的平行线上。
巴赫闭目坐在他那把用旧衣服缠得很复杂的小椅子上，他臃肿的身子盖住了靠背，从正面看他仿佛是悬空靠着。荷塘的对面是一个藤条的走廊，一个老年合唱团的人常年在那里练习曲谱，他们带来的狗经常在他们当面交媾，很多时候，他们都要停下饱满的歌喉为大狗小狗争吵几句。
巴赫的眼前坐着一个瘦小的年轻人，严肃地盯着巴赫。我没有惊扰他们，默默地坐在另一把小凳子上看合唱团的老人们。我还没有数清人数，就听见巴赫说，太熟悉了，对，就是我们三人，就是这样坐着，就是在这个公园里，一模一样。我也有一种溺水的感觉了。和你一样了吧？我说我现在会昏过去。
巴赫用他惯常的方式拧着脖子看我，他说，怎么会这样呢，那太危险了啊。他凑近我的脸看了看，又说，脸色这么差呀。
我说，迟早我会死在那只蚂蚁上。
巴赫说，几十年都这样过来了，不会有事的。
我苦笑了一下，不再说话。中年以后，我一点儿都不想在这件事上向任何人多说一个字。毫无意义，我们所经受的苦恼，不会有人感同身受，也从来不会有人尝试着去理解你，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只能通过自我搏斗来换取一点生活的勇气，而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希望别人能像我们自己一样理解我们的难处，可这绝无可能，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去理解别人。
巴赫说，那狗日的终于找了个安稳的工作。
他说的是小鱼，他过了三十岁的女儿。
我说，今年有三十三了吧？
不，不，三十二，还有两个月才三十三，三十三岁她一定会有男朋友了。
会的，会的。
瞧，这双鞋是她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巴赫将脚从膝盖上搭的一块皮革下面腾出来，是一双黑色的乔丹。她工资蛮好的呃。
我就说嘛，孩子啊，总有长大的一天啊。
她去了建筑设计院，干几年说不定就能转正呢。巴赫嘿嘿地笑着。
我望着巴赫满是疙瘩的脸，想起她的那个戴着大耳环的女儿小鱼，个子高，长得不漂亮也不算丑。巴赫的老婆在小鱼初中快要毕业的那年出车祸死了。小鱼上了职业高中，后来又上了一个什么专科学校，但毕业后卻花里胡哨地不务正业，半夜喝得烂醉还要巴赫拖着一条腿去背她。巴赫的幻觉就是在女儿毕业后出现的。我在巴赫的鞋摊上见过她两回，她嚼着口香糖玩手机，没正眼瞧过我。
这叫既视感。旁边一直翻着手机的这个年轻人突然说。是由大脑的颞叶神经细胞不正常放电导致的。
颞叶，什么颞叶？巴赫问。
呃，颞叶是主管听觉、语言、记忆方面的神经细胞，在人脸识别技术中很重要。年轻人读着手机说。
管他什么颞叶，什么放电，又不是病，有什么大不了。巴赫说。
有专家说这是因为焦虑而引起的颞叶癫痫。年轻人放下手机说，有一个英国小伙子，频繁出现既视感，心里产生恐慌，焦虑得睡不着觉，后来形成恶性循环。
简直胡说，睡不着觉就是颞叶癫痫啊？巴赫显然没理解什么是颞叶癫痫。
前些年，市医院神经科的徐大夫曾怀疑我的这种毛病就是颞叶癫痫，我也配合做了一些治疗，但蚂蚁还是会突然来袭。我后来查资料，就觉得专家也不太靠谱。
我现在回家，头一挨上枕头，就能一夜睡到天明，焦虑？焦虑个锤子。巴赫有点激动，好像年轻人给他下了诊断书一样。走吧，走吧，我还要给女儿做饭呢。
C
往公交站走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不知道是要去看一看父亲还是直接回家。
从麦亚那儿搬出来，我在父亲那里住过一阵子。那是一套市剧团的老房子，当年分房的时候，父亲还是剧团里常被人欺负的丑角演员，按工龄他应该可以分到中间楼层，但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顶层，当年我尚且健壮的裁缝母亲揪着父亲的耳朵让他去闹。父亲被赶出门外，到了饭点儿就回家了，他一言不发，这让母亲悲痛欲绝，但母亲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魄力，她见了剧团的领导却客客气气。她说，她去闹了，会对父亲的前途有影响，而那会儿，我们都没觉得父亲在唱戏这一行上会有什么前途。后来我分析，母亲也是色厉内荏，不敢去闹。但在家里，她向来都是一言九鼎。
我和姐姐在这所房子里一直住到各自结婚。姐姐大学毕业就去了苏州，而我直到和麦亚谈婚论嫁的时候才搬了出来。
房子和我的父亲一样老，墙皮脱落，雨天漏水，下水堵塞，拆建的风放出来了好多年，却没丝毫进展。我的父亲脾气越来越差，好像要把年轻时候积累的怨气在晚年全部释放出来。退休后他开始主攻花脸，在几个私人剧团里串角，脾气大得罪了不少人，他们那个圈里的人都说他耍大牌，等后来肺上出了点毛病唱不了戏，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
那会儿我们父子俩每天唱“对台戏”。每天早上五点，父亲准时起床，他没有闹钟，但他的时间比闹钟还准确。父亲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那个随身携带的小音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喜欢上了旦角——每天我都会被一个哀婉的女声吵醒，然后在那种悲悲戚戚的旋律中睁眼熬到上班时间。父亲吃饭随心所欲，有时候自己煮面条，有时候在外面的小饭馆吃，他不会给我做饭，我做饭了他也不吃。晚上每到九点，父亲按时上床睡觉，不允许屋内发出任何声响，房子隔音效果极差，我只能在父亲睡觉之前，安静地躺在床上，听着他地动山摇的鼾声玩手机，夜里常常失眠。
十五天内，我们父子连一次完整的交流都没有完成。
他对我说过五次“死不了”的话。他误解了我的意思，而我并没有对他说实话。
我没有在父亲的房子里看见“蚂蚁”。我忘了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如何在这里度日。但我终究无法再和父亲朝夕相处下去了。我在草业巷租了一套一楼的一居室，周围住的全是开关厂早已失业或者即将失业的员工。这个地方与我的父亲和麦亚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没有直达麦亚那里的车，每次去麦亚那里，我都要经过父亲的小区。这当然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心理上，我觉得这样会让父亲以为我们仍然和当初一样，但父亲肯定不知道这些无意义的事。
公交车在慢慢暗下来的天色中走得极不顺畅，仿佛我一上车就造成了拥堵。匆匆忙忙的人群和车辆像极了隧道里的蚂蚁，每一只都想冲破障碍，而另外的许多只偏又因着自己的急切而挡住了这一只，这一只又挡住了那一只，那一只又挡住了身后的一大片，如此熙攘，如此盲从，我们深陷隧道而又无能为力。
后来，我成了蚂蚁中的一员，而不是蚂蚁的拯救者。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蚂蚁来袭时，我是孤独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但此刻，我突然明白，原来在这芸芸众生中，我就是那最普通的一只，而在我的世界里，在父亲面前、在麦亚面前、在嘉禾面前，甚至是少年时代在整个家庭面前，我都是孤独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
我突然心情十分沮丧，我第一次发现，在我离开麦亚后，嘉禾其实就成了孤独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蚂蚁”了。我不知道麦亚会不会也是这样，但嘉禾一定是这样。要命的是，一直以来，我都陷在蚂蚁的漩涡中，陷在忘乎所以的自我感受中，忽略了她们。
在造纸厂的盘旋路等待行人疏通的时候，麦亚打来了电话。接通后却是嘉禾，嘉禾说，爸爸，你能再来一趟家吗？我有些意外，也有些小小的惊喜。之前嘉禾也曾用麦亚的手机给我打过电话，但我知道那都是她按照麦亚的意思和我说话，向来都是她学习上需要我做的要求。当然这次也是要求，但嘉禾说，我忘了把礼物送给你。紧接着她又压低声音说，是妈妈。我听见麦亚说，别胡说。
一直到我走到对面的公交站，我才想明白，应该是我快要过生日了。我懒得翻日历，但我想除此之外，再不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能让我和麦亚产生这样的意外。我其实并沒有做好返回麦亚那里的准备，也没有想好我该怎么应对在我出门时麦亚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话，更不知道当我面对嘉禾的时候应该对她说点儿什么。这件事太突兀了，就像蚂蚁来袭令人猝不及防。
但我不能拒绝嘉禾，我不能让她在我面前成为时时孤独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蚂蚁”。
我觉得我必须处理好蚂蚁的事才能在一个晚上两次踏进我曾经的家。
反向而行，我不是在之前那群蚂蚁中逆流而上，也不是想象的那样，我可以与混沌的蚂蚁们有所区分，我可以离那个针眼一样大的无限小的深邃越来越远。生活从来不是想象。我又混入了另外的一片蚂蚁中，我仍然深陷其中，仍然在向那个无限小艰难前进，而我再次返回，我又是孤独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蚂蚁”了。周而复始。
在嘉禾面前，我不能再说蚂蚁了。那么，好吧，就叫它颞叶分离。我不愿意用那种专业的术语将之称为由大脑的颞叶神经细胞不正常的放电所导致的不正常信号传输。神经和不正常这样的词语结合起来，不要说嘉禾，就是麦亚也肯定接受不了。颞叶分离既晦涩又貌似挺专业，我对这个发明暗自高兴了一下，也为今天再次见到巴赫而心存感激。
是的，他们的既视感成就了我的蚂蚁。
我又何必太过执拗呢，既然连我自己都无法界定我大脑中的蚂蚁，那又何必让人人都知晓蚂蚁呢，既然没人理会，那蚂蚁就只能是我自己的蚂蚁，隧道只能是我自己的隧道，没人能帮得了。
D
公园里的热闹只剩下了极少的一部分。荷塘里活跃着蛤蟆，巴赫早就回家了。他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实现开一家金店的愿望，我也不太信他说的关于女儿的话，我知道他只是想为女儿赢得一点好声誉，好让她尽快嫁人。我的父亲说他死不了也是自欺欺人，他不知道我在他的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他艰难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
藤条走廊里，老年合唱团的人还在用心地唱着一个本地词曲家的新作，昏暗的灯光让他们看起来真像在舞台上一样。
枣园巷窄而深长，在入口处就能看见嘉禾的房间亮着灯。我知道嘉禾走在这条巷子的时候，喜欢轻轻摸着墙上的青砖，看着爬山虎发一阵呆，她还喜欢站在窄窄的墙腰上，看着墙外的荷叶在风中摇摇晃晃，她说她不喜欢脏兮兮的巴赫。
漫长的长坡路，也像极了隧道，这时候，我当真成了最孤独的那一只蚂蚁。慌乱的，盲目的蚂蚁奋力向前奔跑着，那无穷小的针眼在隧道的深处忽近忽远，我只能看见嘉禾房间的那盏灯，气憋在胸口，我被挤在无穷小的空间里。
我说，还是蚂蚁。
我不知道这一声究竟是被我喊出来了，还是仅仅停留在隧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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