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时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方式是“自主性的生成转化”。恩德文化的现代转化就是要改造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确立个体价值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爱。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要求改造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以爱代替恩，并且重新组织中国文化的要素，建构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如此，中国文化就会转化为一个具有现代品格的文化。
文化是时空连续体，不仅是空间性的存在，也是时间性的存在。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它不仅是与西方文化并列的空间性的存在，也是从古代到现代的时间性的存在。现代性对时间性的启动，打破了古代的凝固空间，进入了流动的现代空间；
而且也打破了古代的封闭空间，进入了世界化、全球化的开放性空间。这就意味着，恩德文化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改造，转化为中国现代文化，才能得以延续。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建筑在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上的，必须遵从社会现代化的规律。社会现代化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基础上，就要求文化现代化的配合。中国社会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就是以现代性改造其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现代性是一种理性精神，因此文化现代化主要是建立现代理性。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文化，其基本结构是恩德，即以施恩—报恩规定人际关系的准则，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规范，由此成为恩德文化。中国恩德文化理性不充分，是有限理性，因此需要做出现代性改造，建立现代一般理性。在现代发展面前，古典的有限理性文化虽然有其合理因素，但已经不适应于工业文明，不适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个体的解放了。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主流知识界站在了激烈地反传统文化的立场，面向西方文化，引进科学、民主，实际上就是引进启蒙理性、现代性，改造有限理性文化。科学即工具理性，这是现代性的一翼，也是伦理本位的中国文化所缺失的，因此建立科学精神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目标。民主本来是政治制度范畴，在五四启蒙主义的语汇中有更广泛的意义，指现代价值理性。中国文化虽然也具有人文性，但缺失了个体价值和自由精神，还不是现代价值理性，因此追求现代价值理性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目标。由于在实现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两个历史任务中，后者具有更大的急迫性，于是文化启蒙运动转化为政治革命运动，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改革开放以后，实现现代性，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在现代社会的建设面前，需要对中国文化的有限理性进行改造，扬弃其古典形态，建立现代一般理性，即建立全面的、充分的理性精神，包括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等。中国恩德文化的现代化任务，主要体现为这几个方面：
第一点，改造伦理本位的文化结构，加强科学精神和制度文明的建设。恩德文化是伦理本位，缺失了工具理性即科学精神。而现代社会是工业文明，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它不仅需要价值理性，也需要工具理性。因此，应该补充工具理性，建设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协调发展的文化体系，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同时，要在制度文化建设中，克服恩德文化的伦理本位偏向，把伦理与政治、法律等制度合理分离，避免人治，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第二点，改造中国文化的集体理性，在个体价值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集体精神。恩德文化形成了松散的集体理性，并且以其无我性抑制了个体价值。现代社会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需要个体独立，确立个体价值。因此，应该建立以个体价值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把个体从恩德关系中解放出来。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集体精神，克服恩德文化的私己性。
第三点，建立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克服恩德文化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没有分化的缺陷。一方面要适应契约关系，建立现代责任伦理，形成平等的人际关系，保护个体权利。另一方面要建立文化的理想之维，建设意图伦理，以普遍的爱为核心价值，克服恩德文化的差等之爱的局限性，以普遍的爱协调社会关系。
第四点，加强中国文化的反思—超越层面的建设。恩德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特质，偏重现实层面，而反思—超越层面薄弱，应该在现代文化建设中加以补充，增强其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功能，形成对现代性的制约力量。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丰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工具理性对自然的破坏以及价值理性造成的人际关系的疏远化，从而引发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中国文化带有实用理性特性，反思、超越性薄弱，这体现在宗教信仰、哲学反思以及艺术的审美超越性的不足。在现代文化建设中，应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艺术的超越精神，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的超越性，加强哲学、艺术等超越性文化形态的建设，建立起中国文化的反思—超越层面。要打破“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促进理性和超理性两个领域的分化，加强超理性的建设，建立文化的反思、制约机制，包括哲学的批判和艺术的审美超越，建立平衡的文化结构。
以上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目标，进一步，还要确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方式。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现代化不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方式。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对中世纪的宗教文化的断裂，也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恢复、继承，这个自身文化传统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拥有理性精神的萌芽，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传统，这是现代文化的渊源。这个理性精神被希伯来文化（中世纪宗教文化）所中断，但并没有湮灭，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被发掘出来，经过启蒙运动而发展为现代文化。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没有现代文化的直接思想渊源即一般理性精神，先秦诸子思想都不具有一般理性精神，而是有限理性；
它也从来没有中断，从先秦延续至近代。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外部的思想资源，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发生。中国的现代化是从打破闭关锁国，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开始的，从而以中西文化冲突的形式展开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是，恩德文化有两千余年的传统，不可能骤然中断、消失，也不可能完全被外部引进的文化取代，而只能被现代性改造，转化为现代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全盘抛弃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引进，它必须从中国文化本身中改造、生成，因此又具有某种连续性，而不是完全抛弃传统，另起炉灶。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方式是“自主性的生成转化”，这一点与“西体中用”不同。“西体中用”论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舍弃中国文化的“体”（即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从西方移植现代文化的“体”（即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再加上中国文化的“用”（即文化要素），就可以合成中国现代文化。这种主张一方面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现代化不是“中体西用”，而必须改造恩德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这是合理的；
但是认为应该完全抛弃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而移植西方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形成中国的现代文化，这就成问题了。中国现代文化不可能从空白中创造，也不可能从传统文化中自然生成，必须借鉴世界现代文明的成果，这是没有问题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造成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契机，西方现代文化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生成的思想资源，而且必须建立现代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外面移植过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自身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单纯地从外面移植过来，移植过来的文化是不能存活的。中国现代文化必须植根于自己的社会土壤之中，必须从传统文化自身中生长出来，才能有牢固的根基，才能有生命力。归根结底，外部条件只是文化转型的外因，中国现代文化必须在与现代世界的交流中内在地生成，即吸收世界现代文化，自身发生现代转化。
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林毓生提出了“创造性转化”说，李泽厚提出了“转化性创造”说。这两种主张都意识到中国文化现代化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文化体系的改造、转换，这是合理的。但是，他们的主张也有不尽合理之处。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说主张以社会实际需要为准则，对中国文化加以取舍，这个思路回避了中国文化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的转化问题，也就没有指出中国文化如何整体上“创造性转化”；
它诉诸实践检验和操作，带有实用主义性质。李泽厚提出了“西体中用”说，作为其“转化性创造”的内涵。他对“西体中用”这个概念有自己的特殊解释，即不是西方文化的“体”，加上中国文化的“用”，而是把西方文化的“体”，“用”于中国特殊国情之中，而有所改造，保持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化。这种主张考虑到了西方文化的体也要中国化，而不是直接移植过来，有其合理性。但是，他对西方文化的“体”如何“用”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体”是什么，面对“西体”如何处置“中体”，都没有明确的论定，因此也就没有找到文化转化的基点。他的“西体中用”主张也与其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儒为主，儒道互补”“举孟旗，行荀学”）有冲突。
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笔者提出“自主性的生成转化”说，这个主张包括这样几点：第一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现代性原则。文化建设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化现代化要遵从社会现代化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就是现代性。现代性引导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开现代性谈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失去了方向。第二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开放性原则。不能封闭地施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保持对世界现代文化的开放，引进现代文化的合理部分，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想资源。第三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自主性原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能被动地接受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化，而要保留文化转型的自主权，自主地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包括主动与世界现代文化对话，吸收其合理的思想资源，摒弃其不合理、不适合中国的部分。同时，也不是盲目地保留或抛弃中国文化，而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的、适应现代性的部分，摒弃其不合理的、不适合现代性的部分，使得传统文化成为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本土资源。第四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生成性原则。中国文化现代化不是从国外移植现成的文化体系，而是在引进、吸收现代文化的同时，从中国文化中寻找现代文化建构的基点。这就是说，要保留中国文化结构和核心价值中有生命力的部分，按照现代性方向，加以改造、发展，生成中国现代文化的结构和核心价值。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不是个别文化要素的增加或减少，而是文化结构的转变。由于现代文化是从西方引进、传入的，因此往往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化，也不可能完全西化，于是就以体用关系来说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关系。这里的“体”，就是文化结构，这里的“用”，就是文化要素，也指称文化的功能。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转型，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是主张“中体西用”，另一种是主张“西体中用”。这两种主张基本上涵盖了关于中国文化结构转化的观念。
“中体西用”是张之洞首先提出的，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儒家基本上认同这个主张，只不过换成了各种新的说法。“中体西用”的基本思想就是保持恩德文化的结构不变，而吸收西方文化的要素，主要是其科学技术，以为中国所用。他们基本上认定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性是“体”，这是优越的，甚至是超越西方文化的，因此不需改造；
中国文化的缺陷只在缺乏工具理性，而这是“用”，因此只需要补充工具理性，就会完成文化现代化。现代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就是以儒家道德理性为本，从儒家思想中开发出现代文化。针对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缺乏科学精神和民主政治的缺陷，唐君毅认为，儒家人文精神可以 “主宰科学”，并涵摄一切人类可贵之自由精神，所以从中生成现代科学、民主不成问题 。他说：“由此故知，吾人今之提倡科学于中国，或尚望多少贡献中国文化中之仁教于特尊尚科学之西方世界，即非复只为一截长补短、自外凑合之事，而只是本于仁教与科学之理智之内在相依相涵之理。欲仁成大智，智成大智，以各完成其文化之最高者发展之事而已。”①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牟宗三则认为“内圣”不能直接开出“外王”，而主张“须在道德理性之客观实践一面转出并肯定民主政治，且须知道德理性之能通出去，必于精神主体中转出‘知性主体’以成立并肯定科学”②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184页。。这便是所谓 “良知的自我坎陷”。他主张从中国文化的道德实体的实践运用中进行自我否定，从而开发出科学、民主，也就是从道统中开出学统、政统。他认为，这种“自我坎陷”的前提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实体包罗万有，从而潜在地拥有了开发出科学、民主的可能。
新儒家坚持中国文化作为现代文化的主体，主张保持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加以生发、补充、改造，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相对于西化派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这个主张对于保存中国文化有积极意义。新儒家企图避开对世界现代文化的接受，避开对中国文化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的改造，孤立地从中国文化本身中开发出现代文化，这个路子是行不通的。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体并不包含工具理性，也不等于现代价值理性，不经过现代性的改造，不可能开发出科学、民主。更要害的是，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性”本身，并无本质的把握，就是没有揭示其恩德结构，因此，其对中国文化的性质有误判。恩德文化本身，不可能直接开出科学，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恩德关系排斥了主体性和工具理性；
也不能直接开出民主，因为人与人、人与国家的恩德关系也排斥了现代价值理性，包括个体价值和自由、平等精神。徐复观承认儒家注重德性，中国文化中缺少科学精神，需要学习西方科学精神以补充之。他说：“儒家系从仁性、道德性方面去阐发人性的，此乃人性之一面。在这一面中不能成就科学。科学是要靠‘为智识而智识’的。人性中另一面‘知性’的发展。”③徐复观：《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中国人月刊，1979年第一期。他承认应该以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补充中国文化德性的缺失，但完全肯定中国的德性文化，认为它无须改造，这也是误判，仍然无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的另一种主张是“西体中用”。“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者基本上认同这个主张，即使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胡适，也认为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全部西化，只能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想。西体中用的主张，指出了要改造中国文化的根本结构（体），建立新的结构（体），从而根本上把中国文化改造为现代文化，这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如何建立这个结构，西化派也存在着问题，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抛弃中国文化的旧有的结构，移植西方文化的结构，再配之以中国文化的要素（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完成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观点，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文化的基本结构的转换不是从外来文化移植而成的，需要本民族文化结构自身的改造、转化；
如果没有本土文化的结构的转化生成，单纯地移植外来文化，就不会获得支援意识，也不可能成功。关于中国文化的转化，李泽厚提出了“转化性创造”说。他反对新儒家的中国文化本位思想，而主张“西体中用”，就是用现代精神改造中国文化，为中国所用，同时以中国文化补充、制约现代文化。李泽厚的“西体中用”的主张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他没有揭示中国文化的恩德本质（中体），所以对于西方文化之“体”如何“用”于中国文化就不得要领。
除此之外，也有比较折中的意见，即主张调和中西文化，各取其所长而弃其所短，融会贯通等。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的主张回避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和核心价值的转化，带有实用主义的性质。鲁迅也曾经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张破除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其态度是可取的，但没有从根本上指出中国文化要保留什么，西方文化要拿来什么，也带有实用主义的倾向。文化是一个整体，有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不能绕开这个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而弃、取其一部分；
也不能把中西文化的一部分融合为一个新文化，而必须进行结构的转化和核心价值的改造。值得注意的是，林毓生提出了“创造性转化”的主张，提出了对中国文化“重组/改造”的主张。林毓生不赞成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认为儒家思想中不能开出科学、民主，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化；
也不赞成用革命的途径推倒传统文化，从头建设新文化，而主张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革，实现现代化。他指出“创造性转化”是：“使用多元的思想模式将一些（而非全部）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加以重组/或改造……，同时在变革中继续保持文化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有利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东西是经由引进一些对中国有意义的西方质素及对于中国传统中的质素的重组/或改造而产生。”①林毓生：《热烈与冷静》，朱学勤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页。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强调了中国文化在面向西方文化的开放、交流中的重组和改造，即他说的“多元地开放的过程”，这无疑是正确的途径。对传统文化的重组、改造要遵循什么原则，哪些西方文化要排斥或吸收，哪些中国文化要舍弃或保留，就是看传统文化的某些质素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能够找到位置，并且发挥积极作用。他论述了传统文化在家庭、政治领域的“创造性转化”的原则。在家庭领域，他提出保留亲情关系，而引进人权观念，破除孝悌观念中的不平等性，形成新的家庭伦理。在政治领域，他提出孔孟的“仁先于礼”的思想，可以使人权观念的引进和落实得到保障。“职是之故，融入了天赋人权观念以后的儒家思想，反而变得丰富了。这样的儒家思想当然会放弃礼教中‘三纲’的教条，而旧礼教中长幼有序之类的一些观念，则可由丰富化了的‘仁’的观念，注入新的生命力。如此的改造，是儒家思想‘创造性转化’的道路。”②林毓生：《热烈与冷静》，朱学勤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1页。这种表述可以看作是以现代性来取舍传统文化的质素。林先生主张的合理性在于，依托社会生活的实践，来改造中国文化，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本身是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但是，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主张，没有给出一种理论和宏观的视野，而只是付诸对具体问题的实践检验和操作；
虽然提出了“使用多元的思想模式”，但也没有确定现代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这就缺乏明确的总体性理念，导致了文化转型的零散化。特别是他没有揭示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即没有指出中国文化的恩德本质，而文化结构是文化转化的关键部分。他还认为儒家的“仁”可以直接转化为现代价值，这就是一种理论的盲区。仁是恩德文化的核心价值，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它虽然带有一般爱的属性，也带有恩德文化的不平等性和差等性。因此，在不对仁进行改造的前提下，他的“创造性转化”就不能明确地把握住恩德文化的本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也就失去了方向。林毓生还提出，在创造性转化中保持文化认同作为前提条件，但这只能有限地做到，而不可能完全做到。“创造性转化”必然要有对传统文化的落后观念的批判，并且对传统文化有所取舍，故文化认同只能是相对的，也必然伴随着文化批判，文化认同与文化批判是创造性转化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种带有激进主义倾向的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而缺乏文化的自我认同；
五四以后发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而缺乏自我批判，故这两种倾向都有加以纠正的必要。
中国文化的“体”即基本结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文化结构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分，必须分开来考察。从表层结构方面说，恩德文化是伦理本位，缺失了工具理性，因此建立中国现代文化必须建立工具理性即科学精神，以弥补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缺失。工具理性的建立，相对于价值理性的建立，阻力要少一些，它更依赖于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因此建立工具理性的任务相对容易一些。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就是身份伦理，这个方面一般研究者并没有认识到。身份伦理构成了恩德文化的内在结构，揭示了施恩—报恩关系的根据。恩德文化具有有限理性特质，而有限理性的主要体现就是身份伦理。由于社会身份固定，形成了尊卑秩序，恩德文化把这种社会关系伦理化，变成了施恩—报恩关系，就是把伦理责任与社会身份一体化，形成了身份伦理。现代社会关系解除了固定的身份限制，身份变成了可以变易、选择的、平等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之间也不存在施恩—报恩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因此，现代社会要求在平等的契约关系之上，建立起普遍伦理，包括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这就要求在现代文化建设中，解除伦理规范与社会身份的绑定，也就是废除身份伦理，建立普遍伦理。不论是什么人，都要遵守同样的伦理规范，都有一样的爱心。爱与被爱，是平等的交换，不存在施恩和报恩关系，也就不存在权利支配性和依附性。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子（女）、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父母抚养子女是社会责任，也是一种爱，不是施恩；
子女爱父母、尊重父母，也不是报恩，而是一种亲情。兄弟、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在社会关系中，同事、朋友、邻里以及一般的人际关系也是平等的，没有尊卑之分，他们之间没有施恩—报恩关系，只有契约关系和爱的伦理。在社会生活领域，特别重要的是建立职业伦理规范，弥补社会生活领域缺乏职业伦理的缺陷，进而改变重人情、讲义气、不讲公德、不守纪律等习气。在政治领域，国家的管理者与人民之间的角色区别也是职业的划分，是平等的政治关系，没有施恩—报恩关系，政府要为人们服务，人民要监督政府，进而为民主政治奠定文化根基。这样，身份伦理就变成了现代的普遍伦理。
对身份伦理的改造和普遍伦理的建立，也就克服了恩德文化的私己性。恩德文化以自己与他者的施恩—报恩关系，建立起伦理规范，从而对自己是否有恩（施恩或报恩）就成为道德评价的根据。这种私己性往往导致了私恩与公义的矛盾，所以中国人缺乏公德心，历来被诟病。改造了身份伦理，建立普遍伦理，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道德的私己性，建立了普遍的道德规范，包括责任伦理，也包括意图伦理。如此，就不以私己性的恩情作为伦理的基础和出发点，也不是基于固定的社会身份建立私己性的伦理关系，而是全社会的人都遵守共同的伦理规范，从而形成普遍的公德心，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在契约关系基础上，个体获得了独立，解除了身份伦理的无我性，个性获得了解放。
对身份伦理的改造和普遍伦理的建立，也就克服了恩德文化的差等性。恩德文化由家族伦理推广而成，就产生了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形成了远近亲疏有别的人际关系。这也就是说，施恩—报恩可能性的大小决定了人际关系，规定了爱的多少。这种差等性伦理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社会需要普遍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这种普遍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就可以克服差等之爱的有限性，特别是克服家族主义的弊端，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在文化基本结构的改造中，最关键的是核心价值的继承和改造，只有完成了核心价值的现代转换，恩德文化的基本结构才有可能转化为现代文化的基本结构，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自主性生成转化”。这就是说，对恩德文化的基本结构的改造，并不是完全否定身份伦理，而是找出其核心价值。在核心价值中找到与现代文化相适应的部分，作为现代文化的生长点，对其加以发展、改造，转化为新的价值，从而使得恩德文化结构发生转化，进而建立新的文化体系。
一个民族的文化，必然有一个核心价值，它也是文化结构的关键部分；
围绕这个核心价值，才能形成文化的基本结构，并且构建成一个文化体系。中国恩德文化的现代化，也必须经过核心价值的转化。这就是说，要改造恩德文化的基本结构，就要改造身份伦理，而身份伦理有其核心价值，这是改造身份伦理的关键。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呢？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仁表达出来的，仁建构了人与人的关系，是恩德的核心。仁作为“全德”，具体化为孝、忠等伦理范畴，展开了中国文化。新儒学和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是自觉不自觉地围绕在“仁”这个中心展开。但是，他们对仁的解释并不确当，因此就没有真正把握住中国文化的性质。对于仁，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一般解释为爱。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仁的精神：“这种精神境界叫做‘仁’；
行‘仁’的下手处，就是‘忠恕之道’。‘仁’是儒家所说的最高精神境界的名称。”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7 册，台北：蓝灯文化公司，1991年，第200页。熊十力提出中国文化具有德性本体，这个德性本体实质上就是“仁”。马一浮把“仁”界定为“心之全德”，认为天地之心与人心之善端是一致的，发挥此善端就能与天地合德。牟宗三说：“绝对的善，是称‘休惕恻隐之心’而发的。由此所见的理性是理想的，由此所见的理想是理性的。由此吾人极成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理性主义。休惕恻隐之心，同时是心，同时也就是理。此心理合一的心，就是儒家所说的‘仁’。孟子即于此言性善。王阳明于此言良知。康德于此言‘善意’。吾人如不说人性则已，如要说人性，必须从此心理合一的仁处言人的性，了解人的性。”①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序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0年，第32页。杜维明说，儒学是“为己之学”“身心之学”“性命之学”“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学，也就是一种仁学。刘述先说“中国文化的最可贵的价值是人文精神”，而仁是其中最核心的思想。他说：“以我个人的看法，儒家思想之根本成分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所谓仁，另一个就是所谓生生。”②刘述先：《理一分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4页。“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儒学最中心的本质不外乎内在仁心的亲切体征，由这里推扩出去，乃可以体验到天道的生生不已、神化不测。”③刘述先：《理一分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文化保守主义也是以仁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李泽厚说儒家是“释礼归仁”，建立了新的价值系统；
陈来建立了“仁学本体论”，认为仁即普遍的爱，并且把仁提升为哲学本体论的范畴。
现代新儒家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爱的属性，认为这一优良品性可以成为中国文化转化为现代文化、甚至可以超越现代文化的依据。梁漱溟指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
乃至一切相与之人，随之相与之深浅久暂，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
子义当孝。兄之义友；
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相互间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尽在此情与义上见之。”④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上海：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46页。虽然他认为西方文化重欲望，中国文化重感情，以此分别中西文化之优劣并不合理，但他解释了中国文化含有爱他人的核心价值，确实符合实际。从这个价值出发，就可以在建立契约关系的同时，确立爱的核心价值，并且在这个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伦理和文化。但是，梁漱溟没有意识到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文化的重情感、为他人的价值观念，是置于恩德之中的，以爱人为施恩、报恩，为他人也导致了权力支配性和无我性，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贤”，乃至“君明臣忠”“官良民顺”等，都不止包含着爱，也包含着权力支配性，这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之处。所以，在继承、发扬中国文化的仁爱同时，也要剥离掉附着于其上的恩德成分，使之成为现代的爱。五四时期吴稚晖主张以博爱取代孝，认为既然有了普遍的爱，那么父子之间就不用言孝，由此也就去除了孝所包含着的权力支配性，这一主张有其合理性。
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仁即爱，从而肯定中国文化，这一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仁具有爱的内涵，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一个方面。但是，仁爱不等于现代的爱，它是恩德的核心范畴，是一种恩爱。仁作为恩爱不仅具有爱的属性，也具有权力支配性以及差等性。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没有论述过中国文化的恩德本质；
即使论及恩德，也是当作个别道德原则，而非根本原则，而且也都给予肯定，认为施恩报恩是优良美德。他们讳言恩德文化的不平等性和差等性，或者不认为是根本性质，而以仁的普遍性来掩盖之。因此，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恩德文化的肯定性解读，带有片面性、表面性。他们罗列了一些表层的、具体的特性，而遮蔽了其深层的、总体的特性。他们无视或回避了中国文化的恩德性质，这不仅导致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扭曲，也遮蔽了中国文化的消极方面，这是其根本缺陷。对中国文化恩德本质的回避，导致了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进入了盲区，它对中国文化的肯定、维护、继承、弘扬就缺乏坚实的基础，从而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
恩德文化的现代转化就是要改造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确立个体价值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爱。现代文化建立在个体价值独立的基础上，形成了爱这个核心价值。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要改造其结构，首先要改造其核心价值。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仁，即恩爱，而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普遍的爱。仁即恩爱具有两重性，一是普遍的爱的属性，即“天地一体之仁”；
二是不平等性和差等性。仁的不平等性和差等性则不符合现代文化的品格，应该予以批判和摒弃。仁的普遍的爱的属性符合了现代文化的品格，可以成为文化转型的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不可能单纯地从外部移植，单纯移植过来的文化是没有根基的；
它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援意识”才能扎根。具体地说，现代文化的传播也要求有传统文化的接受机制，这个接受机制就是只能从传统中革新生成。中国文化虽然不具备现代性品格，但仍然拥有普遍的价值，从而具有对现代文化的接受机制，有向现代文化转化的条件和可能性，这个接受机制和转换的条件就是恩德文化内在的爱的属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一体之仁”。因此，恩德文化的转化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批判和摒弃恩德文化的权力支配性，肯定个体独立性，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
二是要发挥恩德文化的爱的因素，以爱取代恩，形成普遍的、平等的爱的文化。要剥离仁的不平等性和差等性，而发挥仁的爱的属性，使其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具体地说，在家庭领域，把孝悌改造为平等的亲情之爱，去掉家长制的权力支配性，建立平等的家庭伦理；
在社会领域，推行平等的爱，发扬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而去除其不平等的尊卑长幼秩序；
在政治领域，发扬忠于国家的爱国传统，而摒除国家对人民的压迫性和人民对国家的依附性，恢复人民的主体地位。
核心价值的转换，带动具体的伦理范畴的内涵的改变，这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方面。恩德文化的范畴可以做现代的解释，而不必否定和抛弃这些范畴。如仁可以理解为普遍的爱，而去掉其恩德意义和差等性。孝可以解释为敬爱父母、赡养父母，而去掉其权力支配性的绝对服从意义。忠也可以做爱国主义的解释，而去掉其权力支配性的权力崇拜意义。另外，那些与仁以及孝、忠等伦理范畴关联的范畴如信、义、廉、耻等都可以在现代文化的框架内得到解释，这样，这些恩德文化的范畴就获得了现代意义，得到继承和发扬，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总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要求改造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以爱代替恩，并且重新组织中国文化的要素，建构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如此，中国文化就会转化为一个具有现代品格的文化。
猜你喜欢 恩德现代性理性 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6期)2020-12-11四川恩德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四川劳动保障(2020年8期)2020-09-04浅空间的现代性现代装饰(2020年2期)2020-03-03文章末尾画只猫妇女之友(2019年6期)2019-07-11材料作文“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导写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9年3期)2019-03-18由现代性与未来性再思考博物馆的定义中国博物馆(2018年4期)2018-02-16浅谈梦窗词之现代性新时代职业教育(2016年3期)2016-02-06“撕名牌”大战作文与考试·小学低年级版(2015年20期)2015-12-07“本转职”是高等教育的理性回归教育与职业(2014年25期)2014-04-17理性的回归汽车科技(2014年6期)2014-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