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强
刘师培（1884—1919 年）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在经学、史学、思想、文学方面卓有成就。一生经历丰富，由科举中人而参与民族革命，而宣传无政府主义，而效力清政府，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氏文学理论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骈文理论，在1928 年出版的《论文杂记》卷首，郭绍虞评云：“刘氏论文，严文笔之辨，以有韵偶行者为主，与其乡先辈阮元说同，此近人所称为仪征文派，与桐城角立者是也。［……］盖有清文学上骈散之争，实远继明代秦汉唐宋之余波，而近出当时汉学宋学之潮流。［……］谓为融清代经学、史学、文学诸家论文之长，以自成一家之言，殆非过誉已。”①这一评价非常深刻，其后对刘师培骈文理论的研究基本沿用郭绍虞的这一思路。
作为思想家、民族革命者，刘师培宣传革命思想的写作模式渗透到学术论文中，借资国学和西学，形成独特的“理念—证据—理念”文章写作模式。这里的“文章”大体对应《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所列“论学术及文辞者”（刘师培，《刘申叔遗书》2），主要是论学论政文，即从事政治活动和宣传学说所作，及关于传统文史论争之文。刘师培“文章”包括一系列有关骈文的论文，他的文章写作模式渗透到骈文理论文章写作之中，形成独特的骈文理论体系。故从文章写作模式角度探讨刘氏骈文理论与其整体学术思想的密切关系，揭示其对骈文理论传播的贡献和学术史价值，对重新认识刘师培的整体学术思想与骈文理论有重要意义。
刘师培的学术资源主要继承以家学和扬州学派为核心的国学和以进化论、逻辑学为核心的西学（特别是经过日本译介和日人自著西方学说部分），其中西学中源说、中国文化外来说对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影响甚大。
刘师培国学知识除古典名著外，其学术方法和思想主要来自家学和扬州学派。刘氏家族自曾祖刘文淇始治《春秋左氏传》，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继续疏证，虽未最终完稿，其名声却远播宇内，遂“以《左氏春秋》为其家学也”（刘师培，《刘申叔遗书》32），“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17）。陈钟凡云：“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均以治《左氏春秋》名于道、咸、同、光之世，列传国史，父贵曾亦以经术发名东南。”（14）师培自幼熏染于经学世家，受到良好的经学训练。
刘师培的国学素养，除了三世治经的传承外，清代中后期崛起的扬州学派对其学术思想影响颇深，在其著述中有诸多沿用扬州学派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特别是对阮元、黄承吉等人的学说多有沿袭。刘氏服膺清代汉学成果，其1906 年所撰《戴震传》末尾云：“刘光汉曰：戴先生之学出于婺源江氏，特由博反约，与江氏稍殊。厥后训诂之学传之高邮王引之，典章之学传之兴化任大椿，而义理之学则江都焦循能扩之。故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则发挥光大固吾郡学者之责也。”（1823）刘氏以扬州学人能够继承发扬戴震学术而自豪，尹炎武谓：“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17）刘氏好友南桂馨《序》云：“申叔既交绝于同盟，铤而走投端幕，端氏多善本书，申叔相从入都，所见益富，校雠益广，然其学术主张终不越乎扬州。”（33）可见扬州学派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对于博闻强记的他有着持久内在的影响。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面临着西学问题，此时的西学是继东汉末年佛教系统传入中国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新知识体系的输入，并且这次输入涉及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法律、风俗等各个方面，对清政府的各个层面构成挑战。如何翻译、学习、评价西方知识成为当时士大夫不可回避的话题。
春秋战国以来，对待不同文化，儒家学派提出夷夏之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杨伯峻114）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班固212）的文化政策以后，儒家成为主流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六经》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其中夷夏之辨思想直接影响了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和思路。东汉以来，佛经逐渐传入中土，中土文化如何应对佛教文化，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老子化胡之说成为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而这一处理异质文化的方式对明清时期处理西学影响甚大，体现了一种固有文化系统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建构。王维诚说：“东汉时老子化胡之说，仅言老子入狄夷为浮屠。三国时传说，乃有谓老子教化胡人，或已有谓老子为佛之师者。”（王维诚18）
从不同文化接触的角度，本土学者通过虚构故事将外来文化纳入本土文化之中，取得心理上的先天优势。这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思路，为明末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所沿用，出现了西学中源说。明末清初，中国许多学者沿用“老子化胡”的思路对西学进行建构和解释，清初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王锡阐等持此观点，全祖望《万循初墓志铭》云：“自古学废绝，西人独擅其长，中原反宗之，唐荆川、顾箬溪、邢云路欲会通焉，而尚未能。姚江黄梨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术，中原失传，而被篡于西人。”（全祖望368）黄宗羲的话经全祖望的转述为后世不断引用。
乾嘉年间，阮元《畴人传》等大力宣传西学中源说。到清末，这一学说更为流行，罗江荷笠者的《瀛海论》三卷初刊于光绪二年（1876 年）②，罗江荷笠者即张自牧，此书中篇云：
今天下竞谈西学矣，蒙以为非西学也。天文历算，本盖天宣夜之术；
彼国谈几何者，亦译借根方为东来法，畴人子弟类能知之。［……］机器兵法皆有渊源，《墨》言“理气”，与管、关、庄、列诸子互相出入，［……］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其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籍之外。［……］然名之为西学，则儒者动以非类为羞，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是在乎正其名而已。泰西文字本于佉卢。（张自牧3—7）
这是较早系统地将西方科技、文字、制度、风俗等进行简单比附，全面阐述西学中源之说。
“礼失而求诸野”是西学中源说的重要理论支撑，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十三《职官志一》谓：“泰西自罗马一统以来二千余岁，具有本末。其设官立政，未必悉本于《周礼》，［……］古人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则曷不举泰西之政体而一证其得失也。”（黄遵宪149）又卷三十二《学术志一》云：“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
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
［……］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332）黄遵宪将同一文化系统中存在的“礼失而求诸野”现象扩展到不同的文化系统，这是世界文化一元论。刘师培曾经相信中国文化西源说，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说：“章与刘对于宇宙一元论，或是说各地源出一系的信仰，就像拉氏一样强烈。”（贝尔纳91）但是这种想法是短期的，或者是出于民族革命宣传的需要，之前和之后，刘氏仍坚持西学中源说。
西学中源说以及相应的文化一元论在当时不同文化接触和建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过。萨义德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萨义德1）又说：“然而，这些东方形象并非都出自想象。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2）欧洲人研究东方（特别是近东），也是带着欧洲文化来审视东方，是符合欧洲文化体系而建构出的东方形象。不同文化在接触和各自建构中形成了符合自身文化想象的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观影响着20 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
从夷夏之辨到老子化胡说，中国文化形成了对待外来文化的逻辑模式，清末张自牧《瀛海论》、谭嗣同、黄遵宪等倡导西学中源说，建构新文化体系，这种学说和思路深刻影响了刘师培的学术思想和写作模式。西学中源说和中国文化外来说遂成为刘氏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维。
目前，针对刘师培学术研究方法的探讨多集中在某类文章具体的写作方法和思路上③，兹对刘师培总体的研究模式加以考察，用以揭示其文章写作的功利性的学术理念，将社会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混合而形成的“理念—证据—理念”的文章写作模式。由于这种写作模式影响学术研究独立性，亦亟待反思。
1907 年底，刘师培由日本返回国内，1908 年初，给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写信，表示愿为端方效力，在这封信里，无意表露了他写文章的理路，《与端方书》云：“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革命之事实自消弭于无形。此即古人所谓正本清源之说也。”（洪煨莲11）这段文字本来是向端方表白自己今后如何从事反对革命活动的事，但从中可以看出刘氏是如何结撰论文的，即先有理念，而后找寻证据进行论证，从学理上证明这种理念之正确。形成“理念—证据—理念”模式，将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政治活动，这种撰文思路贯穿于刘师培学术和政治活动始终。作于1904 年的《中国革命家陈涉传》说：“教现在的中国人，都晓得革命一件事，从前也是很有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出来的。这种革命的思想，自能油然而生了。可不是现在顶着重的事情么？”（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296）正是这一写作模式的注脚。
从刘师培写作模式出发，就很容易理解他文章的选题和具体论证方式。古代以经术缘饰吏事，而刘师培则以经术宣传各种学说，章太炎《演说录》云：“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
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太炎4）章氏用国粹来发扬爱国热忱，同样基于团结同志、宣传革命之需要。这与刘师培写作思路一致。这种写作方式为当时各派人物普遍采取。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评云：“二人者，皆书生好大言，负所学以自岸异，不安儒素，而张皇国学，诵说革命，微词讽谕，托之文字，又假明故，以称排满。”（钱基博111）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谓刘氏“好以古书证新义”（刘师培，《刘申叔遗书》17）。陈奇云：“刘师培不仅将中国文字作为国粹的重要内容，将文字学研究作为倡扬国粹、激发人民爱国思想的手段，而且直接以文字训诂服务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陈奇，《刘师培思想研究》237）徐复《刘师培年谱》序说：“申叔生当其时，以经论政，而固不得为闭户之经生矣。其早期著述，多引达尔文、卢梭、斯宾塞诸西儒新论，解说汉字，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制度，证明人类进化之迹，以为民族革命张目。［……］要之，皆以学术为经世之具也。”（万仕国2）“以学术为经世之具”，揭示刘师培文章的要义。
刘师培论学论文所凭借的资源可分为国学和西学，兹就这两方面加以论述。刘氏继承和发扬家学和扬州学派，在发扬家学方面作了多方面努力，如《读左札记》云：“昔先曾祖孟瞻公昌明左氏之学，以左氏古义阨于征南，因掇拾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作《左传旧注疏证》。［……］伯父恭甫公赓续之，至襄公四年后成绝笔，旁治左氏凡例，亦未成书。予束发受经，思述先业，牵率人事，理董未遑。先成《读左札记》一书，虽采辑未丰，亦考订麟经之一助也。”（刘师培，《刘申叔遗书》292）刘氏《读左札记》提出诸多新观点，是治《左传》名著。他对阮元、焦循、黄承吉等扬州学派学者的学说多有沿袭，如《文章源始》云：“凡字义皆起于右旁之声，任举一字，闻其声即知其义；
凡同声之字，但举右旁之声，不必举左旁之迹，皆可通用。”（刘光汉1）其后注：“此系黄春谷先生说。”（1）黄承吉（1771—1842 年），字谦牧，号春谷。刘氏所引见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二《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黄承吉637），黄氏与刘师培曾祖父刘文淇（字孟瞻）讨论过右声说，并作专文阐发之。刘氏《汉宋小学异同论》亦沿用黄承吉这一观点（刘师培，《刘申叔遗书》546）。《文章源始》中还引用阮元《文言说》和凌廷堪的文字，并对这些观点进行阐释和扩展，以便发扬光大。扬州学派的不少观点经由刘师培的重新阐释为世人关注。
对于西学，刘师培进行了大胆的借鉴，刘师培诸多文章都承袭西学中源说的思路。成书于1903 年冬的《中国民约精义》就是典型的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出与卢梭《民约论》相合的部分，证明《民约论》之理中国古已有之。其《中国民约精义序》云：“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廷栋所译和本卢骚《民约论》以为言，［……］而竺旧顽老且以邪说目之，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倡斯义者。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刘师培，《刘申叔遗书》563）刘师培秉承文化一元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阐扬西学中源说，其《读左札记》谓：“挽近数年，皙种政法学术播入中土，卢氏《民约》之论，孟氏《法意》之编，咸为知言君子所乐道，复援引旧籍，互相发明，以证皙种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发。由是，治经学者咸好引《公》《谷》二传之书，以其所言民权多足附会西籍，而《春秋左氏传》则引者阙如。”（293）刘氏专门从《左传》中找到与西方学说相合者，加以引申发明。
刘师培撰《小学发微》，以中国文字发展变化情况，证明进化论是公理。1903 年，章太炎《再与刘申叔书》云：“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次第，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章太炎5）不仅刘师培和章太炎，这种文章写作模式为当时诸多宣传各种学说者所用，如康有为、唐才常、马君武等。
这种附会之说也遭到时人批驳，马建忠、严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都有所论列。其中以梁启超的批评较全面和深刻，1902 年，梁氏《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第五《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已有辨析（梁启超，第二集681—682）。1915 年2月，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云：
然吾观当世之尊孔者不尔尔，最喜将孔子所谈之名理、所述之政制，刺取其片词单语，与今世之名理、政制相类似者，而引伸附会之，以诧于他国曰：是固吾孔子所已知已言也。［……］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所谓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梁启超，第九集184）
其实这种牵合附会正是刘师培写文章的思路和模式。陈奇说：“刘师培是一个传统文化修养极为深厚的知识分子，他习惯于、擅长于从传统文化中摘章索句，阐发新学理、新思想。但是，他的阐发往往存在着一知半解、简单等同的毛病。说到天赋人权，那就是王守仁的良知与生俱来论。［……］他引经据典进行的阐发几乎都存在着这种缺陷。”（陈奇，《信仰支撑的崩坍——刘师培堕落原因再探》52）这就是梁启超所批评的写作思路，与1908 年初刘氏《与端方书》所言文章写作法合观，可知刘氏文章写作模式。不管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证中”，都遵循这种模式。
国学和国粹这种词汇的出现本身就是面对西学的产物，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广泛学习西方，由于欧化严重，一些日本人觉得有必要提倡国粹以延续日本自身的文化。1888 年，日本志贺重昂等创政教社，办《日本人》杂志，提倡国粹主义。南博说：“《日本人》的作者并非褊狭的国家主义者，他们期待日本能主体性地吸取西方文化，就这点来看，算是相当进步的思维。志贺的《日本前途之国是在于‘国粹保存旨义’》一文最具代表性：‘保存国粹’主义就是撷取西方的文明开化精神，将它‘同化’于日本，也就是把当前日本的前途置于保存国粹的脉络中。”（南博31）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对20 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较大影响，1902 年，黄节（黄纯熙）发表《国粹保存主义》谓：
夫国粹者，国家之特别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界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倡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
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黄纯熙5）
1905 年初，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创办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这一行为直接借鉴日本政教社和《日本人》杂志。
国粹主义虽然不排斥西学，但是针对欧化主义而创立的组织，无疑会偏向国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拥有丰厚古代文化的国度，最终成为宣扬国学的舞台。《国粹学报略例》云：“本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国粹学报略例》2）又云：“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2）这就回到西学中源说的思路，与黄节所称融合中西之长不同。面对西方和西学，提倡保存国粹，保学而保种，而革命，这些在当时都是具有民族革命性质。可以说刘师培等人的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
刘师培“理念—证据—理念”写作模式导致其文章的另一明显特征就是过多征引前说（所找寻的证据），甚至有点“拿来主义”味道。不管对于国学，还是西学，刘氏都大量借用他人观点和语句，比如在经学研究方面，刘建臻说：“刘师培的部分论著，是对‘二王’和阮元等人学术著作的模仿、补充和续写。［……］《荀子斠补》一书‘以王氏所辑为主，扩所未备，复得佚文数则’。”（刘建臻303）对于西方学说亦如此，1904 年，刘师培《攘书》出版，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以为：“除了斯宾塞之外，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也对《攘书》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同时他还对章炳麟有着极深却不为人知的影响力。”（贝尔纳88）日本人所撰《支那文明史》多采用拉氏理论，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等提及该书，其《文字学史序》说：“中国文化与埃及同出于亚西，故古代文字亦同出一源。”（刘师培，《刘申叔遗书》519）这明显采用拉氏观点。可以说，刘师培直接使用这些学说来宣传其民族主义革命思想。
刘氏文章还存在沿用他人文字和观点过多的问题，甚至有抄袭别人之处。1903 年底，刘师培出版《国文典问答》，附录《中国文字流弊论》云：“有此五弊，此中国文字所以难通也。盖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刘师培，《刘申叔遗书》1441）1904 年4 月，《警钟日报》刊登刘氏《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亦云：“盖语言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
语言与文字分，则识字者少。”（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165）所引这两句文字皆直接移自黄遵宪《日本国志》，该书卷三十三云：“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
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黄遵宪346）在骈文研究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葛云波指出刘氏著名的骈文论文《文说·耀采篇第四》“近半篇文字，剪裁自首次刊行于1797 年《四六丛话》”（葛云波7）。刘氏抄袭《四六丛话》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应该的，但是细阅所抄袭内容，多在骈文文类特征和历史演变方面沿袭《四六丛话》叙论和阮元《四六丛话后序》，其核心观点“骈文一体实为文类之正宗”还是刘氏自己的主张，当然这个主张也继承自阮元。其《文说·宗骚篇第五》在文词和观点方面同样袭用不少《四六丛话》的内容，如《文说·宗骚篇第五》云：“后世诗人之作，情胜于文，故朴而不华；
赋家之作，文胜于情，故华而不实。”（刘师培，《刘申叔遗书》709）《四六丛话》卷三云：“诗人之作，情胜于文；
赋家之心，文胜于情。”（孙梅4284）刘氏的一些重要观点与其说是他自己提出的，不如说是经由刘氏发扬光大的，犹如其经学研究的做法。
刘师培在骈文上的贡献主要是继承和发扬扬州学派的骈文理论，学界对刘氏骈文理论的渊源和骈文正宗说的内容等研究较多，兹结合刘氏整体学术写作模式，探讨他在骈文理论传播上的贡献，并由此揭示其学术史意义。
只有回到清末民初的具体社会环境中，才能更好地探讨刘师培骈文理论的价值。诸多学术研究的展开和新学说的提出都存在沿袭和创新问题，所谓“述而不作”，所谓“发前人所未发”，前者注重宣传和发扬，属于重传播者，后者则注重独创，属于发明新说者。刘师培生活在清末民初，是社会动荡、思潮日新的时代，他借资国学和西学，阐扬学说，追逐功名。刘师培记忆力超群，冯友兰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冯友兰275）这种良好的记忆力为其写作奠定资料基础，同时也出现前面所述有意无意沿用他人文字和观点过多的问题，甚至有抄袭别人之处。不仅政论文如此，在文学研究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于骈文来说，主要是沿袭已有观点，借助西学的资源，进行新的阐释和倡导。郑逸梅云：“章太炎与人谈，谓‘刘光汉之《左盦全集》，全帙数十册，其中著述，十之八九属于仪征刘氏祖孙伯叔未刊行之遗稿，光汉剽窃据为己有，其弟子滥行甄录，遂成此芜杂著作’。”（郑逸梅193）这里转述章太炎的话，以为刘师培抄袭家族前辈成果，未举证据。章士钊《疏〈黄帝魂〉》说：
第十篇《王船山史说申义》，此吾在《国民日日报》所撰文，［……］千九百四十六年，抗战胜利之后，吾于役南京，访江西汪辟疆国垣，［……］余久闻山右南桂馨将申叔全部遗稿付之剞劂，嘉其义侠，不胜赞叹。因喜而抽取一本，随手翻阅，不意发现吾所撰《史说》，赫然在卷，为之怪诧不已。［……］然亦未料谫陋不足齿数如鄙文，竟得如独孤至之之文搀入柳子厚集之例，质本燕石，而欺同郑璞如此。吾笑谓辟疆，吾草此文时，不过求为附会排满，取船山《读通鉴论》中形迹相类之作，字栉句比而为之，生吞活剥，一无可取。（232）
这是由于编辑文集时未能甄别作者而产生的，不能据此推测刘氏抄袭。但章士钊说他写作此文的方式与刘师培写文的思路一致，这是当时为了营造舆论、宣传学说而形成的写作模式。这种写作模式为刘师培所发扬，他对骈文理论的主张也是在这一模式下展开的。
刘师培在“理念—证据—理念”模式下展开其骈文理论，综合中西，继承扬州学派观点，充分找寻国学和西学证据排比论证，证明先验的骈文主张之正确。刘师培父祖辈与扬州学派中人交往颇多，形成了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相近的群体，其家学与扬州学派的治学路径和学术观点颇为相近。其父刘贵曾“初嗜沉博绝丽之文，壮岁以后，以考经订史为宗”（刘师培，《刘申叔遗书》1260）。刘氏喜爱骈文，用心写作骈体，“申叔承汪、阮风流，刻意骈俪，尝语人曰：‘天下文章，在吾扬州耳。后世当自有公论，非吾私其乡人也。’［……］若其经心刻意之作，则必体仿六朝”（33）。他始终坚持骈文乃文类之正宗的理念。
扬州学派文论比较突出的是骈文正统论，这是汉宋之争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凌廷堪、阮元等皆主张此说④，凌氏《祀古辞人九歌（并序）》云：“此屈宋鸿篇，为辞林之正轨；
班张钜制，乃文苑之大宗也。［……］降及韩柳，矫彼梁陈，漫云起八代之衰，实自成一家之学。”（凌廷堪44）又《书唐文粹后》云：“盖昌黎之文，［……］然谓文章之别派则可，谓为文章之正宗则不可也。”（290）阮元更是建立骈文文统，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谓：“是《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阮元609）
刘师培综合凌、阮二人的骈文理论，推阐扩展，发表于1905 年2 月的《文章源始》广泛引用黄承吉、凌廷堪、阮元等扬州学派的观点作为论据，且援引日本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和涩江保《罗马文学史》作为证据，仍然是以国学资源为主，用西方学说（包括日本引介西方学说）为旁证（实则是西学中源说的表现），证成己说。在这篇文章里，发扬阮元骈文文统思路，提出“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说，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刘光汉4）。刘氏以辞藻声音者为文，则骈文最符合此标准，故推为文章正宗。1906 年3 月发表的《文说·耀采篇第四》云：“是则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由古迄今，文不一体，然循名责实，则经史诸子，体与文殊，惟偶语韵词，体与文合。［……］观于‘文’字之古义，可以识文章之正宗矣。［……］是则骈文之一体，实为文类之正宗。”（刘师培，《刘申叔遗书》707—708）此篇虽涉嫌抄袭《四六丛话》，但其核心观点仍然是刘氏认可的。刘氏继承了凌廷堪、阮元骈文文统之论，提出骈文正宗论，将骈文地位推向高峰。其《广阮氏文言说》云：“阮氏《研经室集》列《文言说》，以俪词韵语为文言，又征引六朝文笔之分，以成其说。［……］故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惟阮于许、张、刘诸诂训，推阐弗详，故略伸其说，以证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焉。”（1283—1284）阮元《研经室三集》卷二载《文言说》，两人虽然都强调“文”的含义，但阮元强调对偶，而刘氏则注重藻饰，这些观点都是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不同，甚至针锋相对。
刘师培运用西方名学、进化论完善骈文正宗论。正名是严复、章太炎等诸多学者采取的论证手段，刘师培同样利用中学和西学的正名宣扬己说。中国自古强调正名，《荀子》有专门一篇《正名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上海金粟斋出版严复译《穆勒名学》二册（张晓5），该书部首之《引论》第四节说：“夫以名学为求诚之学，优于以名学为论思之学矣。”（穆勒16）又部甲《篇一》第一节说：“言名学者，深浅精粗虽殊，要皆以正名为始事。”（23）
清代乾嘉汉学重视小学研究，小学研究中推求字的本义也是正名工作，这种研究方法在扬州学派中十分流行，阮元将这种经史研究方法扩展到文学领域，其《扬州隋文选楼记》云：“元谓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训。”（阮元388）并且，阮元主持编纂《经籍籑诂》，以为编纂此书有助于学习《文选》，阮氏“希望把考证之学贯彻推展到文学的范畴中，令当时的学统与文统重新统一，不再断裂分离”（李贵生165）。通过推求字之本义来正名是当时汉学家普遍采用的办法，阮元将此法用到文论领域，刘师培继承之并光大之。他作《正名隅论》（刘师培，《刘申叔遗书》1417—1427）和《荀子名学发微》（1512—1514）阐发正名思想。《周末学术史序·论理学史序》谓：“今欲诠明论理，其惟研覃小学，解字析词以求古圣正名之旨，庶名理精谊赖以维持，若小学不明，骤治西儒之名学，吾未见其可也。”（506）将西方论理学（名学）与中国正名理论相结合，说明正名的重要性。1904 年出版的《攘书》专列《正名篇》，大量引用《穆勒名学》等阐述正名问题。
正名理论不仅贯穿于刘师培的经学、史学研究，也全面渗透于其文学研究，1905 年，他论小学与词章关系云：“自古词章，导源小学。［……］欲侈工文，必先解字。然字各有义，事以验名，用字偶乖，即背正名之旨。［……］则工文之士，必出于小学家矣。”（刘师培，《刘申叔遗书》701—702）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刘氏《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出版，次年，章士钊《初等国文典序例》谓：“故小学者，当专科治之，不可以授初学。吾友仪征刘子，其文学当今所稀闻也，特其持论，以教国文必首明小学，分析字类次之。（刘子著有《中国文学教科书》）余则以为先后适得其反。”（《初等国文典》2—3）《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的编纂方法和章士钊的意见，都说明了刘氏继承扬州学派的注重小学的研究法。其《论文杂记》云：“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俪词之作，稍与缘饰之训相符。故汉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刘师培，《刘申叔遗书》715）通过对“文”的训释，为“文”正名，指出“文”的本质特征，从而为骈文张目。《骈文读本序》云：“准萌制字之基，顾题正名之恉。”（1790）在骈文研究上，刘师培继承扬州学派阮元等的正名理论，结合西方名学，从“文”的本义出发，用小学方法论证“文”的特征，推定骈文乃文类之正宗，这是刘氏骈文正宗论的论文思路。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其“理念—证据—理念”写作模式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展开。
刘师培对骈文的推崇还有与西学抗衡的意味，《国学学校论文五则（附文笔词笔诗笔考）》云：“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⑤这五则为刘氏反复使用，在北京大学授课时作为教学内容，可见他对这一观点的重视。他注重弘扬国粹，从中西对比中发现骈文是中国汉语独有的文学样式，成为与域外文学抗衡的凭借。这种情形在当时也较普遍，对于具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学者，经过接触西方学说，最终回归国学，王国维、章太炎晚年都有这种倾向。但是经历了西学后，他们在治学上仍然无法摆脱西学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学者都会在西学的影响下认识国学，研究国学。
刘师培的骈文理论主要包括骈文史、骈文文统、骈文正宗论等，以清代扬州学派黄承吉、凌廷堪、阮元等人的骈文观作为国学部分，而以《罗马文学史》《穆勒名学》《天演论》等书作为西学部分。论证方法上结合中国古代正名理论和西方名学（逻辑学）、进化论，推本溯源。如《文章源始》说：“降及唐代，韩柳嗣兴，始以单行易排偶，由深趋浅，由简入繁，由骈俪相偶之词易为长短相生之体。［……］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见涩江保《罗马文学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刘光汉4）刘氏较早采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骈文，以罗马文学发展作对比，阐述中国骈文演变规律符合进化论。这是运用西方理论证明中国骈文演变情况。在与西方文学比较后，刘氏首先提出骈文为中国所独有之论断，这一观点为民国学者所接受和发扬。刘师培在扬州学派理论基础上，引入和运用西方理论，完善并发展了扬州学派骈文理论。
回归清末民初特殊的社会环境，从整体写作模式角度，展现投身政治活动的学者的“理念—证据—理念”写作方法，刘师培是典型代表。刘氏将之运用到骈文领域，综合中西，继承弘扬扬州学派骈文理论，鼓吹骈文正宗说。刘师培在中国骈文研究上的贡献，不在于对具体的骈文特征和骈文史的揭示，而在于他是清代扬州学派骈文理论的集成者，也是近代首位骈文理论大力传播者，总结和推尊古代骈文，发扬和传播骈文价值，推动骈文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
猜你喜欢 刘师培阮元骈文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酒杯文萃报·周二版(2023年50期)2024-01-07西斋茶廊坐雨中国三峡(2022年7期)2022-12-02北魏新贵族的形成与骈文的新变天中学刊(2022年5期)2022-11-08毕沅幕府与清中叶骈文复兴天中学刊(2022年5期)2022-10-26阮元与焦山的不解之缘华人时刊(2020年17期)2020-12-14论明清之际骈文的经典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5期)2020-11-13刘师培的 成功“秘籍”故事家·花开不败(2019年6期)2019-09-22阮元信守“一品清廉”文萃报·周二版(2019年11期)2019-09-10大师拜大师山海经(2017年11期)2017-07-18和珅与阮元的眼镜诗作文评点报·作文素材初中版(2017年12期)2017-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