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于《雕赋》的进呈时间，旧注有天宝九载和天宝十三载二说。今结合杜甫授官经过，并与《进封西岳赋表》对比，推断其为杜甫初次投献，时间在天宝六载落第后，至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前。《雕赋》塑造了忠直勇猛，具有“触邪之义”的雕鸟形象，使之成为大臣“正色立朝”政治人格的寓托。这一人格理想在疏救房琯等行为中获得真切履践。赋中的“正色立朝”精神，远源于杜甫的贞观政治理想、近则呼应开元时代的谏诤治道典范，渗透了杜甫对于天宝政治现实的关切，映现着开元、天宝政治风气的变迁。投献失意的结果，则可能与天宝谏诤渐衰的政治环境和玄宗之于献赋的取向有关。
〔关键词〕 杜甫 《雕赋》 献赋 正色立朝 谏诤
杜甫现存赋作六篇，先后献赋至少三次，其献赋活动及作品，是求仕经历的直接反映，亦与政治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目前关于《雕赋》的研究，多立足于情感内涵、赋风赋艺等角度，认为赋作旨在表达怀才不遇之悲情，体现了崇高壮美的风格追求。然其政治层面的意涵却鲜有人提及。章起首次注意到《进雕赋表》所提出的“正色立朝”精神，将其关联杜甫的政治行事予以论述，然切入视角尚属泛化，未联系具体的献赋时间及政治文化背景加以解读。从政治维度观照，《雕赋》尚有值得深入研讨的空间，因此本文拟在重新辨析《雕赋》进献时间的基础上，分析其政治人格托寓与献赋的政治文化背景，以期为《雕赋》与杜甫生平思想研究，唐代献赋与政治的互动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考。
一、《雕赋》进献时间辨析
关于《雕赋》的进献时间，说法主要有两种，分别为黄鹤所持的天宝九载（750）说，与仇兆鳌所持的天宝十三载（754）说。另，《钱注杜诗》系于天宝三载，未知何据。然不论何说，注家均未解释具体理由，今人或直接采用成说，或以简单理由推测，未曾对这一问题详加措意。笔者拟在重新梳理旧说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对比《进封西岳赋表》的文辞内容，对其进献时间新加辨析，从而为天宝九载说作出补充。为方便讨论，迻录《进雕赋表》全文如下：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 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祇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伏惟明主哀怜之，无令役役，便至于衰老也。臣甫，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实望以此达于圣聪耳。不揆芜浅，谨投延恩匦进表献上以闻，谨言。
天宝九载说，见黄鹤《年谱辨疑》：“先生是年进《三大礼赋》，又尝进《雕赋》。按，《进雕赋表》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与《进三赋表》云：‘行四十载矣，语意相同，故知进《雕赋》在是年进三赋之先。”天宝十三载说，见仇兆鳌《杜诗详注》：“今按：表中云：‘自七岁缀笔，向四十年，其年次又在进《三大礼赋》后，应是天宝十三载所作。黄鹤以为九载者，未合。”又云：“公三上赋而朝廷不用，故复托雕鸟以寄意。”
二说的争议点，在于“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可有两种不同理解。一是自七岁起算，历时四十载，即其时将近四十七岁，则献赋在乾元元年（758）以前。仇注系年在天宝十三载，即据此推算。因为献赋若在天宝十二载及此前，则距七岁仅有三十五年甚至更少，那么就不适合表述为“向四十”。而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授河西尉，后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安禄山起兵，《雕赋》不应献于此后。仇氏或出于此点考虑，最终将其系于天宝十三载。故按七岁起算的思路理解，更保守的时间断限是不早于天宝十二载，不晚于天宝十四载十月。第二种理解方式，是指自七岁开始作诗，至今年近四十，则献赋在天宝十载（751）以前不遠的范围，大概在天宝六载至九载间。黄鹤系年或据此推算。
然若依照第一种思路，献赋在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十月之间，《进雕赋表》的措辞似有不合情理之处。主要根据有两重。
根据之一，是表中未提及献《三大礼赋》事。而杜甫于天宝十三载上《进封西岳赋表》，特意提及此前献《三大礼赋》事，二者形成鲜明对比。表曰：“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乃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按王勋成和孙微等学者考证，杜甫献赋得官时间线如下：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获玄宗赏识，被令待制集贤，天宝十一载春试文，但考第不高，仅获出身，其后依铨选制度守选三年，天宝十四载十月期满，通过吏部铨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因此，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十月间，杜甫虽尚未授官，但已通过献《三大礼赋》获得出身。因而，《进封西岳赋表》所谢恩二事，一为待制集贤殿试文，二为吏部守选。献赋进身皆赖皇帝垂爱，此为再度献赋应有之礼节。那么，若进《雕赋》在《三大礼赋》之后，则不应当对前事毫无提及，这既不符合常情，也有失于臣对君的尊重之义。且表中自陈境况时，措辞极形困窘卑贱之态：“惟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献赋以动人主视听，待制集贤殿试文，是杜甫一生引以为豪之事，常作为一段光辉的经历在诗中被回忆，如“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壮游》）、“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若进《雕赋》在《三大礼赋》之后，其时杜甫已通过集贤院考试获得出身，只是尚在守选，等待授官，即使杜甫对这一结果不满意，对皇帝的自陈也不应如此直露激讦。此外，从另一角度看，《三大礼赋》令“玄宗奇之”，获天子赏识，无疑是证明自身能力的最佳事迹，若《雕赋》继《三大礼赋》之后所献，则必然极度希冀人主注意，不可能不提及此事来提醒皇帝。
根据之二，是与《进封西岳赋表》的辞气差异，表曰：
然臣之本分，甘弃置永休，望不及此。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在臣光荣，虽死万足，至于仕进，非敢望也。日夜忧迫，复未知何以上答圣慈，明臣子之效。況臣常有肺气之疾，恐忽复先草露，涂粪土，而所怀冥寞，孤负皇恩。敢摅竭愤懑，领略丕则，作《封西岳赋》一首以劝，所觊明主览而留意焉。
其中述及献《三大礼赋》，打动人主视听，语气十分荣耀，并表示经此已荣幸之至，并不敢奢求仕进。说明献赋动机时，求仕进身的目的并未张扬，只是言希冀以赋作襄助盛典、润色鸿业，藉此有所报效。唯一微露求仕愿望之处，也只是述自身多病，恐盛时无多，乞人主见用，表达得十分委婉。虽然是迫切求进，但语意深婉含蓄，如此应是在守选期间上表的得体表达。因此，《雕赋》若进于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十月之间，与当时的语境不甚相合，赋中对落拓窘状的描述，其实更符合杜甫天宝六载落第后献《三大礼赋》前困守长安期间的身份和境遇。也有学者认为，进《雕赋》是杜甫求官的最后一试，故辞气更加激烈急切。但假设《雕赋》在进《封西岳赋》即天宝十三载之后，其时杜甫守选期将满，可于天宝十四载十月参加吏部铨选授官，则更不必采取如此激烈急切的措辞。
综上，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理解思路。《雕赋》是杜甫初次献赋的可能性更大，时间范围应在天宝六载制举落第后，至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之前或与其同时。
二、由“触邪之义”到“大臣立朝”——《雕赋》的政治人格寓托
汉魏六朝时期文人开始大量创作鸟兽赋，其中又以咏鸟为多，这种传统也延续到盛唐。然在对象的选择上，猛禽猛兽则较为少见，汉魏六朝仅存孙楚、傅玄和成公绥的《鹰赋》，至盛唐则出现了杜甫《雕赋》《天狗赋》、高适《苍鹰赋》、以及李邕和高适的《鹘赋》。《雕赋》虽然和其他赋作同以猛禽异兽为题，但主旨却有实质上的不同。其他赋作虽然借助了猛禽的外部形象，本质上仍是“穷鸟”“囚鸟”或“逸鸟”的精神内核，仍是对骚赋香草美人喻象传统的承继。
而《进雕赋表》则专门强调其写作主旨的特殊性——申述“大臣正色立朝之义”。《进雕赋表》曰：“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壮观于旌门”指以雕等鸷鸟装点仪仗的习俗，“发狂于原隰”，则谓其畋猎功用。杜甫认为雕的价值远不止此，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搏击而不可当”。所搏击者何？结合赋作内容，搏击的对象包括“千年孽狐”“三窟狡兔”和“鸧鸹凫鶂之伦”。这些动物在赋中都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孽狐狡兔喻讥诈多端的奸邪之辈，鸧鸹凫鶂是凡鸟之伙，专喻指尸位素餐，面对强敌一味明哲保身之人。因此，雕鸟之“搏击”是有明确目的之搏击。更具体地说，是《雕赋》第六段末尾所云“触邪之义”，这可看作是全赋核心立意所在。通观全篇，赋作对雕鸟形象的塑造，皆围绕“触邪之义”展开。在角色定位上，雕以英雄为自我理想，“以雄才为己任”。在胆力才干上，雕有超凡的胆魄，“横杀气而独往”，敢于为凡者所不敢为，具有杀身不避的精神。赋作着力突出雕善于搏击的属性，刻画其一奇卒获、快意惊新的猎杀时刻，表现强烈的速度感、力量感与破坏性，如“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彼何乡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和“击丛薄之不开，突杈丫而皆折”。“触邪”的最终目标是锄奸惩恶、激浊扬清，“必使乌攫之党，罢钞盗而潜飞；
枭怪之群，想英灵而遽坠”，予人扑面的凌厉与肃杀之气。此外，与传统咏鸟赋中鸟儿忧谗畏讥的情态不同，雕全无畏惧之状，其翱翔九天之高与来去无形之疾，令一切奸邪之辈无法近身，始终保持着硬特挺出的精神姿态。
《雕赋》对雕“触邪之义”的重点刻画，于深一层是指向大臣“立朝”的政治身份象征。如其表中自道，正因“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引以为类”，旨在申述“大臣正色立朝之义”。赋作通过对雕的描绘，将其真实特性与士人之人格精神结合一体，形成有机的对应联系。而“大臣”这一政治身份和角色，则需结合鸷鸟喻象的文化渊源与杜甫的思想观念理解。
鸷鸟与政治身份对应，最早可追溯至先秦。一是以鸷鸟喻武人、军队。《诗·小雅·采芑》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二是将鸷鸟与刑狱之官联系。《左传·昭公十七年》曰：“爽鸠氏，司寇也。”杜预注：“爽鸠，鹰也，鸷，故为司寇，主盗贼。”以鸷鸟的猛厉善击对应司寇主盗贼之事。三是以鸷鸟喻经邦济世之雄才。《诗·大雅·大明》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以鹰扬之姿比姜尚，喻文武兼备，辅君经邦之能臣。唐代又发展出以鸷鸟喻御史之职。《新唐书·王志愔传》曰：“以刚鸷为治，所居人吏畏詟，呼为‘皂雕。”《新唐书·韦思谦传》曰：“性謇谔，颜色庄重，不可犯。见王公，未尝屈礼。或以为讥，答曰：‘耳目官固当特立。雕、鹗、鹰、鹯，岂众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又如《杜诗详注》引《旧唐书》曰：“桓彦范举杨峤为御史，不乐搏击之任。”又引师氏注曰：“御史搏击奸回，如秋鹰之搏击鸟兽。”御史主纠察弹劾，需明辨是非，正直敢言，雷厉风行，与雕扶正触邪、杀伐凌厉的特性相应。
以鸷鸟喻武人、喻御史，在杜甫诗中均有体现。如《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曰：“雕鹗乘时去，骅骝顾主鸣。”诗以雕鹗喻大力破贼的郭英乂。再如《送十五弟侍御使蜀》云：“归朝多便道，搏击望秋天。”天空以秋日为最高，是雕鹰之属搏击的最佳时机，句亦用鸷鸟喻象，勉励十五弟勿负御史之责。然《雕赋》的雕鸟之喻尚不止于此，而是指向更加宏大的政治人格理想。在杜甫思想中，身系一国之安危，能挽救社稷于存亡之际者为大臣。如其《去蜀》一诗谓郭子仪：“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又如《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王室仍多故，苍生倚大臣。”《伤春五首》其四：“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在其时普遍观念中亦如此。如先天二年（713）加封郭元振等人的《赏定策功臣制》曰：“大臣立事，夷险不易，良相升朝，安危所系。”以大臣称夷险平乱，匡扶社稷之人。在早期的文化观念中，士本无文武之分，匡时救世，不避危难，是士人精神的普遍要义。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指出，在春秋时期，“时士皆有勇，国事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因而，雕以雄才为己任，奋起触邪，勇猛无畏的精神品质，是作为佐佑王化、负荷大任的“大臣”人格象征，寓托了以杜甫自身为代表的士人政治人格理想。以“大臣”身份“立朝”，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立登要路津”的自我认同与角色定位是一致的。《雕赋》可视作这一宏大自我期许的早期宣言。
三、《雕赋》之“正色立朝”：杜甫的政治理想与行动风格
“大臣”立朝，代表匡君济世的政治宏愿，“正色”二字，则更为具体地指向黜奸触邪、正道直行的行事作风，均带有鲜明的政治认知色彩。“正色立朝”，语出《公羊传·桓公二年》：“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何休注：“内有其义而外形见于颜色。”“正色立朝”直接的行为表现是“义形于色”，即心怀正义愤慨之气，流露于颜色。置诸臣道，则是敢于直道而行，绳愆纠谬。孔父因正色立朝最终见杀，故“正色立朝”也含有杀身不避的节操志意，其大致包含如下要义：从大义出发、坚持原则、正道直行、力矫时弊，至危急境地时，可直言极谏而杀身不避。这属于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余英时曾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提及政治文化概念，对“政治文化”定义之一是“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如果说《雕赋》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对于“正色立朝”的诉说，那么之后疏救房琯之举，则是行动层面的履践，《义鹘行》一诗，是文学维度上对《雕赋》的回应，是对这一人格理想的再度确认。从政治思维与政治行动两方面解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正色立朝”如何贯穿杜甫一生的文学表达与政治实践，从而熔铸成为其富有个人特色的生命美学。
明人卢世?评《雕赋》云：“子美性极辣，惜未见诸行事。《雕赋》一篇，辣味尽露。” 着一“辣”字，精准把握了其锋芒毕露、惊世骇俗之特色。但卢氏对杜甫“未见诸行事”的评价则有失公允。“正色立朝”不光是杜甫标举的政治理想，更切实地被履行在其政治实践中，体现了鲜明的政治行动风格，代表性的事件为疏救房琯。杜甫作有《义鹘行》诗，可视作《雕赋》的注脚。苍鹰幼子为白蛇吞食，诉冤于鹘，鹘义愤填膺，打死白蛇，事后不求酬谢，翩然没入长空。学界一般多将其主题思想解读为“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的侠义精神。而张忠纲指出，此诗作于疏救房琯后刚刚遭贬之际。若是，则义鹘之义就不止于普通层面的侠义，而上升至国家大义，和《雕赋》的精神内蕴一脉相承。
疏救房琯是杜甫一生引以为傲之壮举，自比为“朱云折槛”和“青蒲受戮”。诗云“扬镳随日驭，折槛出云台”（《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扬镳惊主辱，拔剑拨年衰”（《夔府书怀四十韵》），俨然有大义凛然、九死不悔之意味。他认为此举是践行正道，有酬天地造化：“廷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关于疏救缘由，是“见时危急，敢爱生死”（《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故必急难相救，不顾其身。而疏救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杜甫认为房琯有立朝大节，乃大臣之器，“（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义形于色，为天子分忧，是“正色立朝”的内涵要义。房琯是不可多得的以“正色”立朝之大臣，故杜甫必“正色”以救之。他乞望皇帝“弃细录大”，主张“罪细不宜免大臣”，从头至尾，都是对“大臣”人格的极力强调，是从国家大义出发。另外一面，疏救房琯也是出于左拾遗的职守所在。拾遗属谏官，责在规正帝失，杜甫对补阙之职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拾遗补阙，视君所履”（《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壮游》），“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见大臣受难，职责所在，不可坐视其贬。如前所论，鸷鸟有象征耳目之官的文化传统。从这一角度看，杜甫对这一身份的自觉和重视，与《雕赋》精神一脉相承。从大义出发，坚持原则，忠于职守，匡君不及，舍生忘死，均可视作《雕赋》的人格理想在行动层面的履践。
《雕赋》是“正色立朝”政治理想的宣言，疏救房琯则是行动风格的证明，《义鹘行》是再度确认、自陈和总结。前后相继，跨越时空，遥相接应，见证了杜甫始终如一的政治人格执守。《雕赋》、疏救房琯和《义鹘行》分别处于杜甫困守长安、位居拾遗和遭贬之后的不同阶段，行为背后的精神内核却保持着一贯性，即“正色立朝”的政治信念。卢世?谓《义鹘行》是杜甫“一生心事”，可谓恰切。
四、献赋与政治的互动：由开元、天宝政风看《雕赋》的“正色立朝”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释“政治文化”的另一涵义，是“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又指出：“政治现实与文化理想之间怎样彼此渗透、制约以至冲突——这是政治史与文化史交互为用所试图承担的主要课题。”书中认为，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风格和政治领域的新动态是互相关联的。这一思考虽是基于宋代而提出，而史学界亦有学者积极思考将其迁移入唐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开元、天宝是唐代政治文化富于特色的时期。《雕赋》作为献赋活动的产物，与政治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正色立朝”亦表露出鲜明的政治意识。从开、天政治风气的视角观照《雕赋》的进献，或可发掘其中更为复杂深刻的蕴意。
（一）开、天谏诤风气长消与“正色立朝”的现实意义
杜甫对贞观谏诤风气极其推崇，以为贞观群臣立朝最正，如其诗曰：“太宗社稷一朝正，汉官威仪重昭洗。”（《寄狄明府博济》）他对贞观大臣的朴直风操极为仰慕，如“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和“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行次昭陵》）等。并以之为准则衡量时政得失，“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往在》），感叹今时不复往日风流，“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夏日叹》）。陈贻焮先生曾指出，杜甫在政治上是忠于太宗社稷的正统派。这或是“正色立朝”较为深层的思想渊源。然就近处来看，杜甫青少年时期亲历开元盛世，开元前期的政风也许是其更为直接的影响来源。
开元前期，玄宗反思武周以来的弊政，故汲汲以贞观政治为范，恢复贞观谏诤制度，任用忠清直道之臣，从而反拨前朝士人阿諛媚上、相时而动的劣行，代之以对正色刚直士人风范的提倡，造就了言路大开、贤相满朝的盛世气象。在开元前期的政治文化表述中，常可见对于臣子正色立朝之节的强调。以玄宗制诰为例，如谓魏知古“忘私徇公，正色而行，厝心不挠”；
云卢怀慎“学以充其忠谠”“许国忘身，立朝正色”，“危言正色，直道匪躬”；
谓苏瑰“履正体道，外方内直……侃然正色，列诸视听，暴于朝野”，“实为柱石，直言正色，挫彼凶邪”。魏知古、宋璟、卢怀慎等开元贤相，刚毅持正，敢于直谏以匡救时弊；
苏瑰则在中宗朝面折韦后，力挫其邪谋，有匡扶玄宗一脉之功，皆为正色立朝之辈。此类评价是时人印象的反映，更是最高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玄宗对于大臣的道德期许和定位要求，背后是开元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
在杜甫观念中，开元谏诤可追步贞观，《折槛行》曰：“呜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宋公”指开元宰相宋璟，先皇指玄宗。永泰二年，以观军容使左监门卫大将军鱼朝恩判国子监事，当时大臣钳口，效娄师德之畏逊，故杜甫讽其不能继宋璟之忠谠，意即推美开元的谏诤朝风。且杜甫认为开元即是治世之终，《有叹》曰：“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武德为唐治之始，开元为唐治之终，由此可见杜甫对开元之推颂，以及开、天两期政风差异的认定。
按上文所论，《雕赋》作于天宝六载至九载，此时政治环境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元二十四年，开元第二代谏臣的代表——张九龄罢相出朝，成为政风转衰的重要信号。此后李林甫等权臣逐渐掌权，媚事左右，迎合上意，对直言者残酷打压。在此环境下，朝士均明哲保身、畏于直言，与开元君明臣直的政治氛围形成了鲜明反差。天宝士人对此忧心不已，纷纷对现实予以批判和反思。天宝四载，高适有感于李邕因谗出为北海太守，流露出对于“当昔皇运否，人神俱未宁。谏官莫敢议，酷吏方专刑”时局的不满。天宝六载，元结作《二风诗》十篇，其中《至正》劝上善纳谠言，《至惑》劝上用贤黜奸，不可信惑好谀。
天宝六载一连串政治事件的爆发，成为文士群体处境恶化的标志。正月，李邕、裴敦复并以事连王曾、柳勣被杀。李邕曾直言廷诤，面折二张，是“立朝正色”的典型代表，被时人目作士林楷模。杜甫曾激赏其直道立朝之风：“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否臧太常议，面折二张势。衰俗凛生风，排荡秋旻霁。”（《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其死给士人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刺激和震动。杜甫悲痛欲绝，作诗泣曰：“坡陀青州血，芜没汶阳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同年正月，李林甫干预科试，策划“野无遗贤”事件，元结与杜甫俱在落榜者之列。元结《喻友》对此叹道：“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杜甫亦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痛诉此段经历：“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方正之士进身之途皆遭断绝，继自开元的直道事君、辅弼匡救的仕宦理想，更是面临严峻的现实困境而无从实现。
《雕赋》献于天宝政风衰颓之际，对“正色立朝”精神的特别标举，不得不理解为杜甫所渗透的对于时局的隐忧。天宝一代，关注现实问题，批判和反思政道之弊是普遍风气，杜甫则较为少见地将其诉诸献赋行为。“正色立朝”是杜甫对贞观政治理想的追求，亦是对开元正道直行风气的执守，隐约表露出杜甫对现实的关切，以及矫正当世的政治热情和勇气。
（二）玄宗的献赋接受与“正色立朝”的话语困境
献赋求仕的活动始于汉魏、贯穿六朝、初盛唐延续这一传统，大批文士经由此途进身，成一时炽盛风气。盛唐时期，献赋與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如刘青海所指出，献赋传统自汉魏六朝始虽绵延不断，但中唐以后，献赋与君主、政治的关系不再像初盛唐时代那样密切，因此初盛唐献赋活动有特殊的政治和文学价值。作品能否获皇帝赏识，非仅取决于个人才华，更是统治者政治意志的体现，以及与政治环境发生作用的结果。杜甫进《三大礼赋》正是抓住了盛典举办的时机，得到相关内部人士的指点，契合了当时的政治宣传与文化建构的需要，故而成功引起玄宗的注意。《雕赋》呈献后淹没无闻，背后因由或许十分复杂。然从政治维度视之，“正色立朝”遭受的话语困境，与玄宗对献赋的取向或不无干系。
如前所论，开元前期着意打造提倡谏诤的政治氛围，具体措施为任贤与纳谏。表现在献赋一隅，则为玄宗屡次褒奖献讽谏赋之人。如魏知古进《猎滨赋》讽谏畋猎，即下诏褒之。而天宝年间，随德消政易，谏诤渐衰，玄宗对于献赋的取向也在发生转变。吕向献《美人赋》是一值得关注的事件。《新唐书·吕向传》记曰：“时帝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向因奏《美人赋》以讽，帝善之，擢左拾遗。”而窦臮《述书赋》注中对于玄宗的反应有不同记载：“时张说作相，谏曰：‘夫鬻拳胁君，爱君也。陛下纵不能用，容可杀之乎。使陛下后代有愎谏之名，而向得敢谏之直，与小子为便耳，不如释之。于是承恩特拜补阙，赐彩百段、衣服、银章朱绂，翰林待诏。频上赋颂，皆主讽谏。”窦臮曾活动于大历年间，去盛唐不远，或有可取信处。无论如何，这种差异化叙述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指示着天宝政风转移的大背景下，玄宗对于劝戒讽谏一类诗赋的态度，较开元前期已有所衰退。类似事例，又如元结于天宝六载作《二风诗》《治风诗》，将欲求干司匦氏以裨天监，然“会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最终未能上达天听，未尝不是玄宗对谏诤文学倦怠不耐的表现。
且细察玄宗与献赋的相关史料，可知其偏好娱情、颂美为主的风格，对于寄托深沉、讽谏征实之作反应不甚积极。在其与太宗关于扬雄赋讽谏功能的不同看法中，可窥见端倪。太宗认为扬马等人之赋浮华不实，无益劝诫：“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而玄宗却尤为欣赏，推美其源自风雅，《褒魏知古进诗手制》曰：“扬雄陈《羽猎》，马卿赋《上林》，爰自风雅，率由兹道。”大赋特性在于逞才炫博、歌功颂德，可见玄宗看重赋颂美娱乐的属性。《封氏闻见记》载胡嘉隐献《绳伎赋》颇获圣心，也是因为游艺题材契合了时代娱乐需求。
在张九龄献《白羽扇赋》和张说进《白乌赋》二事中，可更清楚地见出玄宗之于献赋的审美取向。张九龄《白羽扇赋》借羽扇弃捐讽谕君臣遇合，抒发报效之志与见弃无怨之情。由于献呈的时间点恰在罢相前夕，故隐约含有个人的仕宦忧虑与讽谏之旨。玄宗的回应却殊堪玩味，《答张九龄进白羽扇赋批》曰：“朕顷赐扇，聊以涤暑；
卿立赋之，且见情素。词高理妙，朕详之久矣。然佳彼劲翮，方资利用，与夫弃捐箧笥，义不当也。”肯定了情意之隽永，文辞和思理之高妙，对于情志隐喻则谓之“义不当”。这固然有朝堂斗争的背景，但也反映出玄宗对于借献赋以申说政治诉求，寓托个人情志的微妙态度。
《白乌赋》亦寄寓了忧谗畏讥的讽谕之旨，玄宗对此只字不提，只表达了对其颂德、体物和词藻浏亮的欣赏。《答张说进白乌赋诏》曰：“得所进白乌，符彩明媚……况乎反哺斯重，能仁是高，对之有观，情不能已。又览所进，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披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也。” “寻绎研味，披玩无厌”，即是强调其娱情赏玩的功能。
與《猎滨赋》《美人赋》《白羽扇赋》不同，《雕赋》主旨非在对具体之事的讽谏，而是直接表达谏诤的政治观念。“正色立朝”一语，与开元谏诤政治文化形成呼应，暗含对玄宗坚持开元任贤纳谏路线的规劝和期望，从而指涉当朝政风，似有诤臣用心与干预当世之意。然在天宝谏诤世变的背景下，《雕赋》与政治语境发生了错位，与玄宗的审美取向亦有潜在冲突。《雕赋》托物讽谕，寄托深沉，以“正色立朝”的鲜明政治主张、严肃的政治态度，令奏赋行为上升为政治性的文学表达，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意义，亦即《进雕赋表》所谓的“沉郁顿挫”。这与玄宗所喜好的缘情绮靡、体物浏亮，以娱情颂圣为旨趣的风格迥异。《进雕赋表》的口吻姿态亦颇大胆激进，“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这种傲兀介立的精神面貌，舍我其谁的强烈自信，在献赋表达中均属特立。如此诸种，令《雕赋》成为了异质的存在，陷入与官方互动的话语困境。以此审视，《雕赋》遭到冷淡处理似乎是必然的境遇。
五、结语
《雕赋》是杜甫首次构建雕鸟喻象并以之为自我象征的作品，对解读杜甫的政治理想与人格精神，理解杜诗猛禽意象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雕赋》创造性地择取赋家不常用的猛禽意象，塑造了雕鸟贞忠勇猛、扶正触邪的英雄之姿，并将其与大臣的政治身份相连类，赋予其“正色立朝”的理想政治人格。“正色立朝”并非单纯邀宠求仕之语，更是贯穿杜甫一生的真切信念和追求，其虽立朝日短，却以政治生命亲身履践，由此成就了雕这一高度凝练、至情至真的艺术形象。
“正色立朝”与杜甫对贞观之治的推崇有关，亦与玄宗朝的政治风气构成隐性的对话关系。开元前期积极容谏纳谏、提倡直道任事的盛世政治典范，为其提供了现实的激励与支撑。天宝时期任人不贤、言路阻塞的风气衰变，令《雕赋》的进呈含带了现实针对性和匡补当世的意味。而献赋遭受的冷遇，则与玄宗之于献赋的取向及转变隐约相关。玄宗朝是唐代献赋活动的全盛时期，也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兴变期。目前学界关于献赋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尚为不足，偶有论者，也局限于关注赋的颂美与讽谏功能，对于奏赋中渗透政治观念，寄寓求治意图的书写现象，则未见专门提出。从政治语境的角度观照《雕赋》，或可触及盛唐政治文化与赋学交相关涉这一重要面向，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具体而微的案例。
责任编辑 张 月
From“The Spirit of Confronting Evil”to“Establishing a Righteous and Upright Government”：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Du Fus Submission of Fu of the Carved Birds" and Related Issues
Wang Yuqing
Abstract：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iews regarding the time of submission of Du Fus“Fu of the Carved Birds”in the old annotations，namely，the ninth year of Tianbao and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ianbao. Combining with Du Fus official appointments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Tablet for offering sacrifices to heaven on the Huashan Mountain”，it is inferred that it was Du Fus first submission，occurring between his failur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sixth year of Tianbao and his anticipated submission of“Three Great Rituals”in the winter of the ninth year of Tianbao.“Fu of the Carved Birds”portrays a bird sculpture with the qualities of loyalty，righteousness，courage，and the determination to confront evil，symbolizing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ministers who “establish a righteous and upright government”. This ideal character is concretely realized through Du Fus efforts to save individuals like Fang Guan. The spirit of“establishing a righteous and upright government”in the poem is rooted in Du Fus political ideals during the Zhenguan era and echoes the model of admonishment and righteous governance in the Kaiyuan era，reflecting Du Fus concerns about the political reality of the Tianbao era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Kaiyuan and Tianbao eras. The result of the unsuccessful submission may be related to the declin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admonishment during the Tianbao era and Emperor Xuanzongs orientation towards submissions.
Key words：Du Fu；
“Fu of the Carved Birds”；
submission of poems; establishing a righteous and upright government; admonishment
作者简介：王雨晴，南京大学文学院2023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10023。
相关成果，如林继中《为情造文——从〈雕赋〉看杜甫的文体创构》，《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37-42页；
陈尚平《杜甫〈雕赋〉与〈天狗赋〉的美学解读》，《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3期，第32-36页；
郭院林《俊异意象背后的悲情———试析杜甫〈雕赋〉与〈天狗赋〉》，《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第27-32页。
参见章起《〈雕赋〉与杜甫的正色立朝》（《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3期）、《〈雕赋〉与杜甫的为官心态》（《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二文。
支持天宝九载说者，如林继中《杜文系年》（《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谢思炜《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58页）、钱志熙《李杜赋合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支持天宝十三载说者，如《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76页）和林继中《为情造文——从〈雕赋〉看杜甫的文体创构》（《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72-2173页。本文凡引用杜甫诗文，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转引自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75-6276页。
《杜诗详注》，第2182页。
杜甫之所以献赋后近四年后才授官，按王勋成所考，一是因为献书进赋者考试，要凑够一定人数，或者等待一段时间后才能开考，故杜甫试文直至天宝十一载春才施行。二是由于献赋考试同于制举，成绩优秀者立即授官，成绩合格者等同进士及第，仅授予出身，需守选三年，再参加吏部冬集铨选，故杜甫直至天宝十四载方授官。详见王勋成：《杜甫初命授官说》，《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3-428页。
林继中：《为情造文——从〈雕赋〉看杜甫的文体创构》，《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傅玄的《鹰赋》中，鹰虽雄姿藐世，逸气横生，但却被豢养于广厦之中，无用武之地。高适《苍鹰赋》通篇写苍鹰搏杀之英姿，赋末则归旨于讽谏人君居安思危。高适《鹘赋》中的鹘鸟宁苦寒以求舍，也不愿为人主搏杀，全然一副脱身于戈、自由逍遥的形象。李邕《鹘赋》中的鹘清高不群，不屑与凡物相争，然受众邪迫害，栖身无所，即便如此仍恋主不去，思粉身相报，最终亦因谗妒不见用。赋末志意归结于全身远害的告诫和隐逸自爱的处世态度。杜甫《天狗赋》之天狗，在特性上与雕多有相似，善于搏杀、勇猛迅捷且性情刚直，但最终未能摆脱因才见疑，困于苑囿，沦为戏狎之物的悲剧命运。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5页下。
《十三经注疏》，第2083页下。
《十三经注疏》，第508页下。
〔宋〕欧阳修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63页。
《新唐书》，第4228页。
《杜诗详注》，第1465页。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7页。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7页。
《十三经注疏》，第2213页中。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页。
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371页。
张忠纲选注：《杜甫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7页。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7页。
胡明曌、胡戟《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的趋向与展望》认为“政治文化”理路有助于“恢复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的事件、人物本身的主旨，再现他可能的意图，充分理解事件和人物所处的‘生态环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陳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9页。
《全唐文》，第235页。
《全唐文》，第246页。
《全唐文》，第240页。
《全唐文》，第302页。
《全唐文》，第302页。
〔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3-164页。
《全唐文》，第3887页。
刘青海：《论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及其原因》，《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
《褒魏知古进诗手制》曰：“三复研精，良增叹美。夫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谕君主。”称其可“辅予不逮”。见《全唐文》，第235页。
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自注将此事系于天宝末：“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见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8页。
《新唐书》，第5758页。
《全唐文》，第4573页。
《全唐诗》，第2690页。
〔唐〕刘肃撰，许德楠等点校：《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4页。
《全唐文》，第235页。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妓……卫士胡嘉隐作《绳妓赋》献之，辞甚宏畅，玄宗览之，大悦，擢拜金吾卫仓曹参军。”见〔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5页。
《全唐文》，第401页。
《新唐书·张九龄传》：“九龄既戾帝旨，固内惧，恐遂为林甫所危，因帝赐白羽扇，乃献赋自况。”（第4429页）。
作者简介：罗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9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610065。 〔宋〕周必大著，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511頁。
〔唐〕杜甫撰，〔宋〕阙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注杜工部诗姓氏》，《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a页。
周采泉著：《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周氏称“曾于某藏书目中见有朝鲜刻鲁訔编次本之残本，最近定稿时遍检不获，存目待访。”
〔清〕永瑢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杜工部诗年谱》，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15页。
〔唐〕杜甫著，〔宋〕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诗笺传序碑铭》，《古逸丛书》本，第10b页。因五十卷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卷首不载《草堂诗笺传序碑铭》，因此本文在引及《草堂诗笺传序碑铭》的内容时皆用四十卷《古逸丛书》本。本文在引及其他诗歌和注释内容时，若无特别说明，均用中华再造善本。该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五十卷本影印，所缺第二十、二十一两卷则参考成都杜甫草堂所藏宋五十卷本。
曾祥波：《〈钱注杜诗〉成书渊源考——从编次角度论〈钱注杜诗〉与吴若本之关系》，《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3期，第26页。
〔唐〕杜甫著，〔清〕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辑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宋〕李纲著：《梁溪集·〈重校正杜子美集〉序》卷一三八，《四库全书》本，第4a页。周采泉提出黄伯思是“杜集编年之最早者”，但“南宋鲁訔、黄鹤皆宗编年，而鲁、黄两本亦均未提此书”，见《杜集书录》，第20页。
〔唐〕杜甫著，〔宋〕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1-3页。由于赵注的两个抄本仅存丁、戊、己三帙，本文所引用的赵注前三帙用林继中辑本，后三帙则用成都杜甫草堂藏清康熙四十年（1701）抄本。
《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诗笺传序碑铭》，第10b页。
洪业还提出刘世珩影宋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中有引黄希注的问题，认为《百家注》在南宋宝庆后翻刻时取《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后简称《黄氏补注》）补《百家注》的阙叶，因此注文中有“希曰”的注文，见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270页。据王欣悦考证，其阙叶所涉及的篇目为《百家注》卷四的《崔驸马山亭宴集》到卷五的《悲陈陶》共十二题十三首诗歌，参见王欣悦《南宋杜注传本研究》，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6页。此处根据洪业的说法，取《百家注》原书的成书时间下限。
《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诗笺传序碑铭》，第12a页。
《杜诗赵次公先后并解辑校·前言》，第11页。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36页。
此本是由两部宋刻残本拼凑而成，其中第一卷至第十三卷，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
目录、第十四卷至第二十二卷，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十一行本为宋刻，十二行本亦为宋刻，“两本皆匡、慎、敦三字缺笔，盖嘉泰以后镌本矣。”详见肖玲：《李一氓杜集题跋》，《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3期，第60页。陈尚君、王欣悦曾考证《草堂诗笺》的版本流传，认为此配补本第一至十三卷属于四十卷本系统，第十四至二十二卷属于五十卷本系统。见陈尚君、王欣悦：《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版本流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5期，第21-22页。
据刘明华《以宋本为核心的杜诗篇目总量探讨》一文的统计数据（《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第2-3页）。
《杜集书录》引方贞观语，第805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第1281页.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年谱》，第14b-15a页。此本为《中华再造善本》据宋刻本影印，原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定为南宋福建建阳书坊刻本，《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据讳字至“廓”将此书定为宋宁宗或稍晚之时。见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39页；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委员会编著：《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页。
“天宝十五载”当误，据《杜位宅守岁》之赵注当改为“天宝十载”。见〔唐〕杜甫著，〔宋〕郭知达编，〔宋〕曾噩重校：《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一八，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宝庆元年（1225）广东漕司刊本，第31a页。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第52-53页。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第100-101页。此条注文《林校》辑自《九家集注杜诗》。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第630页。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戊帙卷十，第30a-31b页。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蔡兴宗〈年谱〉》，第4a页。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年谱〉》，第13b页。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戊帙卷十，第29a-29b页。
〔五代〕王定保著：《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1页。
关于杜甫下第之事的考证见曾祥波：《现存五种宋人“杜甫年谱”平议——以鲁訔谱对赵子栎谱、蔡兴宗谱的承袭为主要线索》，《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第96-97页。曾祥波认为赵子栎误将知贡举由考功员外郎移交于礼部侍郎的时间定为开元二十六年属于史实失核，而鲁訔《谱》恰好承袭了这个错误。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年谱〉》，第24b-25a页。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年谱〉》，第25b-26a页。
陈尚君认为“至南宋吴若校理杜集、鲁訔为杜诗编年，始纠正了武卒往东川（依高适）之误。”见《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10页。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并后解》丁帙卷一，第1a页。
此说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5页。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第636页。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第636页。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年谱〉》，第26a页。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并后解》丁帙卷一，第1a页。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并后解》丁帙卷三，第8b页。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并后解》丁帙卷四，第1a页。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年谱〉》，第28b页。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年谱〉》，第29a页。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并后解》己帙卷八，第1a页。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己帙卷八，第23a页、第25b页。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戊帙卷十，第29a-29b页。
聂巧平：《鲁訔的〈杜甫年谱〉与〈编注杜甫诗〉——兼及鲁訔编年系统的渊源和异同问题》，《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46页。这九首诗分别是：《彭衙行》《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游子》《咏怀二首》《忆郑南玭》《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参见上文第45页）。
具体论述见聂巧平：《从〈十家注〉到〈百家注〉集注的发展演变看宋代杜诗之伪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09-113页。
洪业认为《分门集注》及黄鹤《补注》皆伪王集注之支流。又指出黄鹤作《黄氏补注》所用之底本为建安吴元之刻本，此本与《百家注》及《分门集注》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将《黄氏补注》也归于《百家注》分流而出的集注本。见《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270-278页。
此本缺页由瞿氏仿原式版印格纸抄配。
之所以选用《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作为对勘本，是因为此本编校精省，对伪注有所刊落，对注家注文的标示也比较清楚，且此本所引旧注也比较容易分辨。叶德辉称：“杜诗旧注善本无过此九家。后来盛称‘千家注杜诗，实则不满百家，其为夸大之辞，不及此之精审简要，断可知矣。”见叶德辉撰：《郋园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页。洪业称：“试检全书，所引则赵云最多，杜、薛次之，鲍、师又次之。凡诗句下小注，不冠某云者，大略皆他本所谓王洙注者也。其曰旧注者亦然。”（《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267页）可知此本所存赵次公注最多，可和他本赵注做对照补充。
《百家注》中“鲁訔注”的来源还有：节取或全用旧注并改作鲁注（约占《百家注》中“鲁訔注”的一半），将杜田注改换成鲁訔注，将他集标注为“新添”的一类注文改换成鲁訔注。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版，第6a页。
《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四，第27a页。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三，第2a页。
《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一七，第18b页。
洪业认为《分门集注》及黄鹤《补注》皆为伪王集注之支流，“今按其书（黄鹤《补注》）中诗句下列注，补注除外，辄与伪王集注相同，唯间有删削耳”。见《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276页。此或为黄氏《补注》中的鲁訔注不出《百家注》范围的原因。
参见曾祥波：《〈杜工部草堂诗笺〉注文的来源、改写与冒认》，《文学遗产》2020年第2期，第81-91页。
《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第7a页。
《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一，第12b页。
《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〇，第8b页。
《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诗笺传序碑铭》，第10a-10b页。
《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第11a页。
《杜工部草堂詩笺》卷三，第1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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