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苏东坡，历经世事沧桑、几起几伏，如佛禅定，看云卷云舒，不仅懂得随缘而适，而且践行随遇而安。在当时中原人们认为“十去九不还”的海南，陋居三年多，他不仅“九死南荒吾不恨”，反倒认为是“兹游奇绝冠平生”。
他感谢海岛，当然也感恩海岛上的人。所以，他居儋期间，与渔樵杂处，悠哉乐哉，与疍家老人成酒友，推心置腹，同饮同醉，也就不足为奇。
盡管今人看来，这堪称是文坛奇观，世所罕见。
不仅仅在儋州，在其他谪居地，苏东坡同样乐享与渔家人共处的自在生活，自觉是渔民中的一员，甚至在诗意来时，会把渔火点点欣赏成星星闪闪。他乐于把他那天性般的浪漫，挥洒在每一个与他有缘相遇的渔人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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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即将59岁的苏东坡，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出知定州一年多，又以曾经的文字“讥刺先朝”而被不断削夺官职、一路狂贬到惠州，转眼已是第三个月。
经历过官场上的“过山车”，跌至“谷底”，一般人应是惊魂未定，或说是魂不守舍，哪能安神过日子，安心享受生活？仅是过去受辱受虐的阴影，恐怕就会把人折磨和压迫得直不起腰来。
苏东坡却与一般人不一样，他没闲心哀叹，也不为过去的黯然神伤所纠缠。听到惠守詹范一声招呼，他便雀跃，第一时间奔出歇脚而居的嘉祐寺。
俩人相携着酒食，便找一块当地渔民爱蹲坐看海的凸岩，当作天然打造的石餐桌，逍遥乐饮，“洒扫渔矶共置樽”，而且“箕踞狂歌”，那种豪放近乎原始人粗鲁的狂欢，让人根本看不出他是刚刚经受过严重打击的人，倒像是刚刚远航归来收获了鱼满舱的船老大，简直是自立一道令神仙也艳羡的人文风景，难怪惹得“山下黄童争看舞”。
苏东坡曾在诗作中吐露心曲，把整个惠州当作渔乡，看什么都带着兴奋劲，他道：“二年流落蛙渔乡，朝来喜见麦吐芒。”他还曾在居惠第三年正月所写的《新年》诗中说，虽然“渔火乱黄昏”，但是可以“慰寂寞”。
他对渔家有认同感，甚至可以说是归属感，所以连当地人看起来十分平常的“渔火”，在他眼里有时竟可诗意成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
早在元丰三年（1080），45岁时贬居黄州，不久躬耕后，苏东坡就在人生第一个谪居地很快与渔家人相亲相融。他在写于元丰四年（1081年）六七月间的词《水龙吟》中，道他穿梭其中的渔家市集景象：“烟村潇洒，人闲一哄，渔樵早市。”
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好友张舜民贬官彬州，绕道黄州来看望。苏东坡便取张所作的《渔父》为题，同时又以民间方言替代，专门聚焦写了一首渔民的诗《鱼蛮子》。
在这首五言诗中，虽然结尾也有长年生活在水上的人家担心推行新法的官吏要对“舟车”抽税而“蛮子叩头泣”之语，较多的叙述则是对江淮一带多以水产为生的人家自给自足生活的羡慕：
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
更多的则是对渔民“连排入江住”，以竹木为排筏、排上以竹为瓦的“三尺庐”，和“擘水取鲂鲤”，像在路上拾物那样容易取“河鲜”，且锅里不放盐，将鱼和菜一起煮食等居住场所和日常生活的描述。
此外，便是对渔人像水獭和猕猴一样自由自在生活的神往，“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
便是“新法病民出赋租者”不如鱼蛮之乐的对比，“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
可以说，苏东坡在黄州，不仅对渔民及其生存状况有细致入微的观察，而且还融进其生活环境并有着较深的体验。
他在这年（1082年）三月过居黄州期间第三个寒食节时，已遇到连续两个月的苦雨，在“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之际，于《寒食雨二首》其二诗作中感叹：“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他把自己当作受窘的渔夫一般，接受自然灾害施加的历练。或许这种时候，他心中想着那些遭受风暴雷雨巨浪袭击、正处在飘摇动荡和凶险之中的渔民们。
欣赏并走进渔家动静相宜、水岸相连的自由生活，苏东坡甚至有了买园定居之想。
在居黄州不到半年时，一天傍晚他畅游了城西开善院，兴犹未尽，又“放船”城郭外，巡游水边“连村”，观“市桥灯火繁”，在疑惑“谁家挂鱼网”，深情注目“小舫系柴门”后，他恋恋不舍，泛舟迟迟暮归，并在诗作中慨叹，还悄悄作了打算：“卜筑计未定，何妨试买园”。
虽然后面有了一两次动作，但是终归买园买地不成，谪居黄州四年多，只能算是驿旅生涯，回想起来恍若一梦，可他的身在渔乡、心在渔家，倒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存在，牵扯到未来还不时怀想起来。
苏东坡在黄州有“深自闭塞”时，更多时是“扁舟草履”与“渔樵杂处”。他不是简单的、被迫地与渔人杂处，而是主动地逐步深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相宜相适相处。他对渔民生活不仅感同身受，与渔民同悲同喜，而且对渔家老人赞不绝口。
除了《鱼蛮子》诗，他还在写此诗的同时期专门创作了一组词《渔父破子》，从饮、醉、醒、笑四个时段和方面展现渔父的别样风采和独特魅力。
说“渔父饮”，是不管到哪一家，都是把所捕获的鱼蟹全部交付给炊厨，其鱼蟹和酒家的酒都不计较多少价钱，喝酒也是不计数量的，一直喝到醉为止，“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
道“渔父醉”，披着蓑衣，蹒跚而回，漫步的样子像跳舞，“蓑衣舞”，而且在醉里寻归路时，“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
写“渔父醒”，正是“春江午”，回忆着梦里的“落花飞絮”，又要呷几口随身携带的小酒，在“酒醒还醉醉还醒”之际，“一笑人间今古”。
言“渔父笑”，鸥鸟展翅而飞，眼前是“漠漠一江风雨”，“江边骑马是官人”，而“官人”正在连连招呼，“借我孤舟南渡”。
在古时，可说这像是并连四幅画，在如今，可说它更像是一幕幕电影，那时的大手笔苏东坡，不仅把渔父画成神了，而且是大导演，把渔父在后世人的眼中都演活了。
这渔家老人的豪放与洒脱、旷达与乐观、纯真与风趣、憨厚与萌态，仿佛未经雕琢，自然而然，不仅令人瞩目，而且还引人入胜。这是世外高人，还是闹市隐者？他过的是天上生活，还是人间传说？
这神仙一样的渔父，就是谪居心中的苏东坡。他理想中的苏东坡，就是这现实中的渔父！
与其说他激情所描绘的是所遇所见所知的渔父，不如说他豪情所叙述的是所思所想所梦的自己。
2
不管南北和东西，也不管在人生的哪个谪居地，苏东坡留世文字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令人激动的“水乳交融”。他常把自己比作鱼，那渔人就是真正的水。他在每一个谪居地，都未曾离开过渔家的怀抱。
渔船划出的条条细纹，都是他连接水天的诗意，渔桨掀起的层层浪花，都是他心海泛起的波澜，渔人燃亮的片片灯火，都是他爱与欢笑的星空。
苏东坡或做渔人醉时，或与渔人同醉时，都保持着一种难得的“醒”，是为民的“醒”。除了他在谪居地寻泉挖井、劝农授学、教化民众、移风易俗，或借官员和释道人士的力量产生种种“保民生”的举措，使当地渔家也跟着受益之外，他还纯以个体的“小动作”，让单个渔民家庭或单个渔人受惠。
如晚年在儋州时，有“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二十一尾，求售于东坡居士”。他当然是带头掏银子，慷慨解囊，才有“众客皆欣然”，才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北放鱼”。
尽管他不一定是嘴馋，也不一定想吃鱼，或也不需要去放生，但有渔民因一时的钱财之需，已兜售到门口来了，他还是愿意解对方燃眉之急。
从当地渔民直接找来求售这一点看，苏东坡居儋不止一次当“灭火消防员”式的“收购员”。
正因为他生活在村野基层，就生活在渔民之中，他了解“水上人家”的辛劳与疾苦，也懂得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壮士穷途一饭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谁家没有过缺钱花的尴尬日？他初到黄州时就曾一个钱掰成两个花，“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将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每日只“用画叉挑取一块”，如此精打细算和严于自律，方解得一大家人生活而手头拮据之忧。
所以，不管是“求食”还是“求售”，甚至不用“求”，他苏东坡便乐当解围解困者。
临水而居、靠水而生，将网到的鱼换回了过日子、渡难关的钱，渔民自然高兴。而一起放生者，积了德行了善，还热热闹闹地玩一场，得到了爱的教育，自然欢欣。那么被捕上岸的鱼呢，就像他苏东坡从中原大地被远谪到荒凉海岛，以為必死无疑，没想到重返水乡，突然“回家”，正是死里逃生，那更是喜不自禁。
如此是“三赢”，放生现场的非凡景象是，“其鱼皆随波赴谷，众会欢喜，作礼而退”。
后世人们每读到此景，心生愉悦，便又多“一赢”。有东坡在渔乡，就多有“鱼乐人欢”的喜事。而且是，欢乐到永远。
也正因为乐于和渔樵相处的苏东坡是渔人的知己，淳朴的渔民很感恩，知恩图报，知道他这个官员、文人与一些不良官员、不义文人不一样，便对他也是倾其真心，相扶相助，于是就有了互惠的礼尚往来和千古佳话。
东坡在儋，冬天要来了他还是单衣薄衫，负薪入城的黎家小伙不仅送他可以御寒的“树皮衣”，还提醒他风寒来得早，“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
盖茅屋挖地基缺铁锹等工具时，便及时有热心的手伸过来，“邻里通有无”；
小园栽植未成时，邻人就常给他送新鲜蔬菜，“荷邻蔬之见分”，有时还帮择洗干净了放上灶台……
渔家人更是为他的饮食和口业着想，不管是河鲜还是海鲜，也不论是平时还是节日，总是不忘给他分送一些。
元符二年（1099）冬至前两天，海边打鱼的人径直上门，给苏东坡赠送生蚝（牡蛎），即“海蛮献蚝”。
这对已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美食梦的苏东坡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
他和小儿子苏过忙得不亦乐乎，一起动手，把生蚝一一剖开洗净，竟得数升。他还借此充分展示高超的烹饪技巧，接连搞了两种吃法。一是“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
二是“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
那个煮和烤得爽，那个品和吃得嗨，以至于常常回味，还“每戒过子慎勿说”，怕朝中小人来抢食。
相信，他吃出了满嘴的笑，也有了满肚子对渔家人的好。
3
盘点我国史上文人尤其唐宋名诗人的生活发现，虽然向往、聚焦和描绘渔村渔家渔人渔舟的诗人不少，还诞生出近乎海量的诗文，也有辞官或功成后隐居成渔樵模样者，但像苏东坡那样，真正居住渔樵中，吃渔家饭、喝渔家酒、品渔家鱼、念渔人情、感渔人恩、致渔人意，有时以渔人自居，有时成渔人中一员，有切切实实的生存和体验、悟道与感怀，还是较为罕见。
苏东坡眼中有渔，也是写渔高手，其浓烈情感和高妙手法一点也不亚于其前人和后人，他用灵性之笔绘制的渔图内容丰富、精彩绝伦，所留下的相关名句也是脍炙人口，赏心悦目。
苏东坡也赞成描摹渔家，记其如诗如画境，展现以渔蓑为标的美好生活，心中无数真意，均可化风情万卷，“渔蓑句好应须画，柳絮才高不道盐”。（《谢人见和前篇二首》）
但是，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不仅与一般文人不同，在诸多方面也超越名流。他是以渔人自居，懂渔家甘苦，对于文人墨客一味讲渔夫渔翁多么潇洒、浪漫、清雅、脱俗，他是既不盲从，“一边倒”，而又有所警觉，“乐纠偏”。
东坡门生、大才子黄庭坚有《渔父》诗，极致录制渔家人的自由王国和天伦之乐：
天寒两岸识渔火，日落几家收钓筒。
不困田租与王役，一船妻子乐无穷。
有一次，他又即兴填了一首《浣溪沙》词《渔父》，乐颠颠地跑来拿给苏东坡看：
新妇滩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
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吹雨转船头。
作为宋代盛极一时“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在语言技巧方面“以故为新”，讲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也擅长摹古、变古。此词所用比喻大胆而奇特，把静物写活了，把动态写传神了。
其词上阕意谓新妇滩如美人愁颦的黛眉，女儿浦秋水明丽如美人的眼波，月影如钩使鱼惊动。下阕化用了张志和《渔歌子》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更是下足了功夫，显得自然、贴切、生动。
诗已得众人好评，词也会获得点赞吧。哪知“第一读者”苏东坡却给了当头棒喝，半开玩笑式地提出了严肃批评：
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
鲁直是黄庭坚的字，他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表示倾向于做渔翁。东坡评点的意思是说，黄庭坚该词，是清新婉丽迷人，特别是用矶头眉黛愁描写山光，口眼秋波形容水色，的确颇有创意，只不过这位渔夫才下“新妇矶”，又上“渔儿浦”，未免太风流和浪漫了呀！
苏东坡不仅对同代文人敢于当面直言诗文中的不足，对史上大家作品中的缺陷或不妥不当之处，也作出批注，并努力进行修正与弥补，由此诞生了不少诗坛词坛佳话。
张志和字子同，初名龟龄，号玄真子。虽同属唐朝但晚于张志和出生为官的诗人兼画家顾况，也对“真”字钟情，字逋翁，号华阳真逸（隐）。顾是否对张的词感兴趣无从得知，但他也作有一首《渔父》词，存于世仅有上阕：“新妇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鹭宿鱼惊。”
苏东坡品味了张志和的词，又看了顾况的“渔夫”，云：“玄真语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于是“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芘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黄庭坚看到苏东坡所改写的这个歌词，当即击节称赏。且云：“惜乎散花与桃花字重叠，又渔舟少有使帆者。”由于不甚满意，琢磨了几日，进行“点铁”，遂于最后拿出自己的“金子”，捧出那首自以为很完美的《渔父》给东坡过目。
黄庭坚是有与苏东坡一比词之水平高低之意。因为两人仅相差9岁，近乎哥们儿，常在一起进行文艺方面的切磋，并互开玩笑，戏谑彼此，当作人生一件快意事，所以凡在一起，遇上事或找个事，总爱借题发挥，比试一番。
两人虽同为宋书法四大家，书艺各有千秋，但也爱“互掐”。苏东坡曾笑评黄庭坚的书法像“树梢挂蛇”，而黄则笑苏的字是“石压蛤蟆”。
这一次就《渔父》词，苏东坡改写前人的《浣溪沙》，黄庭坚以同个词牌填词，其间彼此的互说互评，也堪称是俩人一次在文学艺术上的“致命较量”，一次袒露心扉的“灵魂碰撞”。
与在书法上相互指正、各道彼此书艺特色所不同的是，这次黄庭坚只讲到了苏东坡改词中于用字、绘景上的小瑕疵，而苏东坡则点到了黄庭坚填词中于选材、内容上的大问题，即对待渔家所持的态度和情怀上存在偏差。
黄庭坚《浣溪沙》词《渔父》中，“新妇矶”“女儿浦”，虽然也是借用顾况的两个地名和意象，继而结合其他元素组成完整的一首词，來抒发个人观感与情感，但是没考虑到渔家的实际和渔夫的本质，即渔人不可能如其词所描绘的那么风流与浪漫。
苏东坡虽然没提及顾况，但是对黄庭坚的委婉而严厉的批评与指正，实际上是连同顾况也进行了针砭和责问。他是希望黄庭坚修改其《渔父》词，也寄望于后人不再延续顾况对渔人真实生活与情感而不顾的一味写真和纯粹想象。
南宋吴曾编刊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至二十七年间的《能改斋漫录》，记录这桩文学史上的公案。书中写到，黄庭坚当时即被说得面红耳赤，不断点头称是，称其才疏学浅，说典籍浩如烟海，他一时无法精准选择和细作推敲。
至于后来黄庭坚有没有改写此《渔父》词，因文献的缺失难以确定，也只有停留在小说家的想象之中了。
但无论如何，苏东坡直言不宜只强调渔人的浪漫，他倒是很认真且值得后人细细品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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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宋文人写渔的相关诗词、苏东坡所留下关于渔的文字及其对一些渔词的看法，可知他写渔与众多诗人词人所不同的是，他既站在岸上也站在水中写渔，既以观察者写渔，也以体验者写渔，甚至是以渔者观心的方式写自己，他笔下的渔家渔人相关的场景、感情和思想，显得更为真实而真挚。
苏东坡不反对以渔寄情抒怀，写渔人的静谧、闲适、空灵等，他自己也曾这样写，但是他不满意纯以渔说事，写渔乡是绝对的世外桃源、渔人天然不食烟火等，他在努力践行中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看待渔家，能看到其乐处妙处，也能看到其苦处难处，从而更好地走近渔家世界，走进渔人心灵。
苏东坡堪称是时代的高明观察者、风尚的留心敏感者、时弊的用情改造者。
当他看到晚唐五代的词之浓艳文风未尽，时人一味注重词的华丽美艳，名词名作被核定为只剩一个“绮丽风华，情韵并盛”的标准时，他决心跳出这个樊篱与怪圈，不仅创造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豪放词，还反对弟子秦观等沉湎于学习“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永词。
当他看到延续唐风的宋代文人都在诗词中一个劲地争相描摹渔之美之玄，他便有意识地反对跟风、自我觉醒地进行抗争、带头引导性地描绘渔之真、渔之实。
他也写婉约词，他亦写渔之美，且写了不少，但是他觉得更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也有情趣，要让世人听到另一种声音，看到另一种可能。
无论是关于词关于渔或是关于其他，他都想让人世间或某一方展现出应有的原生态和丰富性，让各个园地都能百花盛开，让有着不同生活境地和不同人生选择者都能沐浴阳光，而又能看见和感受到阴影，甚至葆有正常而健康的心态透过阴影看到阳光，从而更加珍惜和享受生活阳光的无比明媚。
这就是不一样的苏东坡，令人格外喜爱的苏东坡，可以说他是词的“再生派”，也是渔的“贴心人”。
他对他的前朝和同代人所写关于渔的诗与词，大多肯定并夸赞其风格“清丽”，而耿耿于怀、有意改观的便是大多在内容上对渔家的不真切了解，而让渔人展现的“太澜浪”。
他是在保护渔人形象，也是在呵护个人心境，因为渔隐还是他一生的梦想。
他懂鱼，像江边渔夫，和水里的鱼虹做朋友，他在《赤壁赋》中捋须歌吟：“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
他更懂渔人，喜过渔家日，脚穿草鞋，头戴斗笠，乘一叶扁舟，隐于山水深处，他在《答李端叔书》中兴奋说道：“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
苏东坡，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经典的符号，一个真实的人神。
他不仅是一位大浪淘沙的千年英雄，不仅是一个诗词书画皆绝的旷古全才，他也是一个善于忧中乐享的生活家。
倘若借着史籍和他的文字传递而来的明亮灯火，甚至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幅永恒的“渔家欢”图。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彭桐，安徽人，供职海口日报社。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诗社副社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多件，已出版《琼史遗珠》《夸下海口》《爱的传说》等个人专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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