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永
［摘 要］“道德”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具有特定内涵和实践指向。历届党代会报告对“道德”话语的塑造，包含公民道德、革命道德、传统道德和政治道德等多重语义向度。在百余年实践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展现了“道德”话语塑造的价值意蕴，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追求，提高人民道德水准的基本价值追求，以及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道德基础的高远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所塑造的“道德”话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道德”；
党代会；
政治话语；
公民道德；
政德
［中图分类号］A8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1071（2024）03-0035-07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1］157。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2023年4月18日，党中央印发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明确提出，要制定《中国共产党思想道德准则》，筑牢中国共产党人思想道德高地。
党代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任务目标。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对“道德”话语的塑造，体现为一个由简而繁，内涵逐渐丰富化、层次化的有序演进过程，这为深刻认知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一、 党代会报告中“道德”话语的图景勾勒
“道德”话语在党代会报告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也必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中华传统美德两个基本向度。从“道德是意识形态”元伦理学观点去理解，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对一切实在论道德和实质规范伦理学的拒绝，而且隐含着马克思对道德的重新定义，即道德是对生活的建构性表现［2］。而汉语道德语言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表达系统，也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3］。因此，我们在考察党代会报告中的“道德”话语时，不能单纯进行“道德”字词的文本检索，而是应包含着“品德”“美德”“公德”等词汇，同时排除“同心同德”（ “同心同德”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共出现6处，分别是党的十二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二十大报告。）这一形容词性成语。
基于如上基本判断，通过对包含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内的历届党代会报告的文本分析，“道德”话语总计出现136次，共涉及“思想道德”“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德治”“社会主义道德”“传统美德”“道德素质”“道德风范”“道德水平”“道德水准”“道德观念”“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立德树人”“有道德”“公民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道德模范”“德才兼备”“德和才”“以德为先”“师德”“医德”“德艺双馨”“品德”“德智体”“道德教育”“德育”“道德规范”“道德堕落”“道德败坏”“道德失范”等33种表述方式。
从“道德”话语的时间分布来看，党的八大报告开始出现，党的九大、十大报告又消失，党的十二大报告至今均有出现，党的十二大、十六大、十八大、二十大报告出现相对高峰。其中党的八大报告中出现2次，党的十一大报告出现1次，党的十二大至二十大报告分别出现13次、7次、8次、14次、18次、14次、21次、19次、20次。
从“道德”话语的词频统计分析，高频词是“思想道德”（29次），“道德素质”（13次），“职业道德”（12次），“德才兼备”（10次），“有道德”（10次），“社会公德”（9次），“公民道德”（9次），“以德治国”（7次），“家庭美德”（7次），“品德”（6次），“德智体”（6次），“道德教育”（5次）。
从“道德”话语的所在篇目分析，集中分布在“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三个篇目。“文化建设”篇目中的“道德”主要涉及“公民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如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指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社会建设”篇目主要涉及“道德教育”，即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在党的十一大至二十大报告中均有体现。“党的建设”篇目主要针对“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党的八大报告），侧重的是“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方针（党的十二大至二十大报告），也包括共产主义道德（党的十二大、十五大报告）、社会主义道德（党的十五大报告）和革命道德（党的十二大报告）。
综上，通过“道德”话语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时间分布、词频以及所在篇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党始终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并且重视程度呈现出聚焦态势。第二，党对“道德”话语的塑造总体体现为一个由简而繁，内涵逐渐丰富化、层次化的有序演进过程。第三，党的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追求、基本价值追求、高远价值追求日渐清晰，深刻体现了党的本质属性和时代特质。这种语义变迁和价值意蕴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 “道德”话语在党代会报告中的语义变迁
党对“道德”话语的塑造有的是由隐及显，有的是内涵延展，有的是开拓创新，这种语义变迁的粗线条可以从“公民道德”“传统美德”“政治道德”三个关键词得以体现。
（一） 公民道德：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的显性关键词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4］32，这在党代会报告中得以充分体现。公民道德在党代会报告中有“公民道德素质”“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全民族思想道德”“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表述方式，包含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目标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总计出现84次，占比高达76%。“公民道德”是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的显性关键词。
公民道德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其主要内容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包含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这一规范表述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的十六大报告沿用了党中央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提法，将其归纳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表述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成为固定政治话语，沿用至今。党中央2019年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作为着力点［5］5。
从词频类型化分析，个人品德出现3次，分布在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家庭美德出现5次，分布在党的十五大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社会公德出现7次，分布在党的十二大及党的十四大至二十大报告中；
职业道德出现频次最高，达18次，分布在党的十二大及党的十四大至二十大报告中，其中，专门职业4种8次，分别是：师德4次（党的十六大，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医德2次（党的十七大，党的十八大），艺德2次（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军队品德1次（党的十九大）。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也是唯一的一次。邓小平同志1980年5月首次提出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之后的党的十二大报告便有了相似表述，即要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党的十五大报告有两次相关表述，均将“新人”更替为“公民”，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此后的党代会报告，不再使用该表述，而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德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起点，这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一脉相承。党的十一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6］829。这是毛泽东1957年针对教育界与教育方针有关的“全面发展教育”的讨论时提出的，并成为长期指导我国教育的方针，对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提法与党的历史上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等提法的重要区别在于，把“德育”放到了教育方针的首位。这个方针尽管还不很完善，但仍不失为比较科学和准确的提法。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党的教育方针修订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7］544。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表述被普遍视为重新确立了“五育并举”的理念。虽然教育方针的具体表述有所调整，但德育首位从未发生动摇，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明的：“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8］34
（二） 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的土壤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美德的态度依附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建设经历了从建设性批判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程。其中也有曲折的探索，例如，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展开了猛烈抨击，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但新文化运动过激地把民主与科学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9］435436，并把传统文化直接等同于旧文化，这种对立的二元观念，一定意义上堵塞了由中华传统文化向当代先进文化转化的可能通道。帝国主义针对新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所采取的“和平演变”策略“所追求的一个要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工具”［10］1032。政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一定建立在同历史文化的联系之上。事实上，儒家思想文化“已经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一种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民族的性格”［11］34。从社会体制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来论证“转换性创造”，这种以儒家为主体的返本开新才是指向中国现实及其未来的［12］。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直面解答，提出要“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话语叙事中，进一步指明要建立“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是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将中华民族优秀美德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有效连接。党的十八大报告直接提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指明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段话语表述是对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直接承续。该文件明确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主要内容之一，并将其概括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批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之相伴，文化自信正式被提出，并被纳入“四个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关于什么是传统美德、怎样对待传统美德这一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判断，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为政以德、厚德载物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意味着对传统美德的认知达到新的高度。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的肥沃土壤，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三） 政治道德：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的支点
政治道德是确立和发展社会各类道德规范的总开关和主要源泉，是立党、立国、立政、立民的根本道德［13］1。政治道德形塑，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的判定。新文化运动通过批判孔学，使得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受到猛烈冲击，而马克思主义“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14］193。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构过程中的共处及其相互融合，成为百年来思想文化领域悬而未解的重大议题。“究竟怎样实现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新文化各门学科和各个领域的内容、构架、体系、发展趋势及其相互关系究竟应当是怎样的，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实践和探索的重大课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5］860前文所述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及坚定文化自信的提出，固然有其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保持适当张力的内在规律，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的特点，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宗旨的政治，不能不正面借助并结合于民族文化传统，让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资源。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推崇马克思抛弃孔子，或者是肯定孔子丢掉马克思，都是不可能的”［14］19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塑造了“革命道德”，它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与实践为目标，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反映［16］73。在党代会报告中使用革命道德的表述只有党的十二大报告，该报告指出“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信念和道德……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此外党的十五大报告使用了“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表述。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革命道德结构以政治化的国家伦理替代了所有道德，如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与个体日常生活道德等，简单化地使国家政治性伦理规范成为社会的普遍伦理要求，具有了一定的贫乏性、片面性特征［17］36。但革命道德在指导战争年代的革命实践中甚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而且包含革命道德在内的革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三大基石之一，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尤其是政治道德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
德才兼备是党选人用人一以贯之的原则性要求，但对于“德”的权属地位和内涵界定则是一个历史渐进过程。党的十二大以来的报告中均使用了“德才兼备”，但具体话语则存在“德才兼备、公道正派”“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同表述。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应当重用德才兼备、公道正派即忠诚于党的路线并能够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和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的“衡量干部的德和才，主要看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的表现”的基础上，赋予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时代性和先进性。“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18］391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19］50。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是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特别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先进性政党的要求，把德在新时代的要求加以具体化、明确化，强调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20］338这极大地拓展了“道德”的边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品格，承继了中华优秀美德，并使两者有机熔铸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价值基础，也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
“以德治国”在党的十六大报告的出场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道德具有标志性意义。以德治国不仅是对传统中国社会“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建设为落脚点，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从而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以德治国在农村社会的具体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道德向基层的辐射。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
三、 中国共产党“道德”话语塑造的价值意蕴
话语建构属于体现主体性、能动性的活动，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定向性，通过不同的词汇组合搭配使用达到不同的语言表达效果，从而表达话语建构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价值主张［21］。中国共产党“道德”话语是道德情感、道德追求和道德责任，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道德历史、道德现状和道德未来的有机统一，与之相适应，也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道德”话语塑造的价值追求，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追求，提高人民道德水准的基本价值追求，以及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道德基础的高远价值追求。
（一） 核心价值追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8］9。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写入党章。党的十六大以后，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贯穿的一条红线，深刻体现这一重要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前文所述的中国共产党“道德”话语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正是围绕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价值追求而展开的。
诚然，这里的“人”，并非抽象的人，而只能是现实的人、劳动者、无产阶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501，因此，现实的人是居于特定社会关系的人，而不是单个的人，或抽象的人的集合体。无产阶级是现实的人之现实指认［23］101。中国古代社会追求大同的理想，“以民为本”的理念也成为其政治治理的宗旨和施政的原则，即统治权力的运用应当以民众的利益为根本这一理念具有永恒价值，它表达的是对人类政治生活之“应当”的永恒诉求［24］355。从“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话语转换，实质上是表达，并且肯定着人民享有着充分的社会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的话语方式，是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德治的核心理念。马克思道德思想强调对道德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关怀，这是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划时代的意义所在。
受历史发展规律的限制，人只能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自己，获得那个时代所允许的相对全面的发展。中华民族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全面发展也在不断得以进步。新时代“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5］4 ， 中国共产党对“道德”的塑造正是在这种螺旋式上升的结构中不断完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二） 基本价值追求：提高人民道德水准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道德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形态，也是日常生活世界中可付诸实践的样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对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有了更为清晰的话语表达，即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不难得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已经超脱了“政治道德”的一般规定，而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这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脉相承，其着力点回归到公民道德建设之列，这不仅回答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话语之间的逻辑层次，也更加清晰地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道德”话语塑造的基本价值追求，即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三） 高远价值追求：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道德基础
道德话语是时代风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不仅是形塑社会的一种强大力量，也事关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前途命运［25］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8］63。从政治道德层面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张，是对道德文明的整体性理解和对美好生活的积极构想，也是对社会主义道德或共产主义道德“进步性”的理想指认。
1843年，马克思在早期的一篇重要著作《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提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22］38的主张，因此要超越政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随后，他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了在构建真正共同体中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将在所有成员自主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劳动将成为人的真正的自主活动，每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到那时，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真正获得解放［22］807。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6］394，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从而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26］298。可见，在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人的解放，其中必然包含着人的道德、精神生活向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复归。
因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势和示范引领作用，将道德从资本主义“伪善”中解放出来，摆脱自然必然性、政治依附关系和经济必然性下的异化道德，从而使之在精神世界和实践行为复调向度上复归于一般性的人类活动，并最终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藩篱而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意义上，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道德基础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道德”话语塑造的高远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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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黔 阳）
（校 对：木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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