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哲 胡文超 陈思思
摘 要：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有利于国家健康战略的稳步推进。现行长三角养老服务呈现体、医、养脱嵌状态，不能满足区域内老年群体高质量养老的诉求。文章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聚焦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从价值目标、制度设计、条件环境以及行为选择4个维度对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进行审视后提出，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需要强化协同意愿、打通协同渠道、支撑协同活动及提升协同能力，旨在强化并促进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实与发展。
关键词：长三角；
体医养；
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24）03-0029-08
The Epochal Implications， Constraints and Advancement Pathways of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Sports ， Medicine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YANG Zhe，HU Wenchao，CHEN Sis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anshan，Anhui 243002，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Medicine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s conducive to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the national health strategy.Currently i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the three factors of “Sports，Medicine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are not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which cannot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elderly groups in the region for high-quality old-age care.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focus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Medicine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after careful reviewing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value target，system design，condition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selection，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Medicine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open up coordination channels，support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and transform collaborative capabilities to strengthen and promote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Key words：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ports，Medicine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截至2020年底，长三角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0.35%，而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8.70%。由此可见，长三角人口老龄化问题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长三角居民的健康、养老以及医疗服务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来看，长三角体育管理部门、医疗服务部门以及养老管理部门有一定互动，但各部门协同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大的探索和进步空间。长三角“体医养”协同深度发展，对于满足区域内人民群众高质量养老服务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长三角“体医养”融合协同发展进行深入探究，有利于健康中国战略的稳步推进。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体医养”协同发展相关研究聚焦在以下3个层面：第一，“体医养”协同发展需积极推动。在快速老龄化的现代社会，老龄化的落实需要坚持以“体医养”协调为原则，形成体育、医疗和养老平衡发展、兼容发展的格局[2]。余清等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既然“体医养”对促进全民健康有正面效应，就需改变“体医养”融合发展弱势态势，积极主动推进[3]。但目前“体医养”协同发展存在区域分化状态，亟需改变[4]。第二，“体医养”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居民对“体医养”的观念认知尚是薄弱，没有意识到“体医养”的价值[5-6]。还有学者研究发现，“体医养”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力不够，专业“体医养”复合型人才缺乏，阻碍了“体医养”融合的协同发展[7]。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部分老年群体对“体医养”健康养老有强烈的诉求，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能及时得到相应反馈，从而产生供给矛盾，阻碍了“体医养”的发展[8]。第三，“体医养”协同发展的路径。“体医养”协同发展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个主体参与[9]建立正式的规章制度和规范，将协同发展投射到“体医养”制度框架中[10-11]，在“体医结合+医养结合”中找到发展平衡点，均衡资源和减小差异[12]。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但“体医养”协同发展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目前学界关于长三角“体医养”如何协同发展的理论探讨较少，需要积极推动。
二、理论框架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第一次提出“协同学”是合作的科学。他认为，假设面对没有生命的物质，新的机构也会井然有序地从混沌之中产生，并伴随能量守恒得以维持[13]5。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协同应用的重点在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13]9。协同理论把一切研究对象看成由子系统构成的整体系统，子系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会以一定方式有次序地运动，通过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换等方式产生碰撞、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整体的协同效应。事实上，协同是通过个体间的协调与合作促进整体发展运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个体相互作用，互惠互利，取长补短，共享共建，共同推动事物发展，从而达到各个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协调发展的促进融合过程。如何实现协同治理，这是研究协同理论的关键。为解决这个关键问题，2006年约翰·布赖森·芭芭拉教授提出了跨部门协同合作的框架，包括初始条件、过程、结构等[14]。后续学者Balogh S在此框架基础上进行了扩充，提出了一个协同治理的整合性框架，该理论框架整合了协同治理的相关概念，并构建了从协同系统情境、驱动因素到协作行动、影响和适应的过程性理论框架[15]。基于上述理论解释框架，国内学者秦长江从中国公共治理情景出发，提出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框架，包括协作外部环境、协作初始条件、协作资源依赖和协作性共同利益4个维度[16]。赖先进在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从价值目标、制度设计、行为选择以及条件环境层面对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和思考，认为既需要治理主体动力、执行力，也需要克服体制机制的阻力，更需要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推力[17]。
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可以从协同理论中汲取养分。协同理论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引导多个主体的积极参与，实现复杂系统中各构成元素和子系统之间的协作、协调及组织各要素间相互耦合，从而获得全新的整体放大效果，这与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不谋而合。长三角“体医养”是复杂开放的整体系统。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区域内各省市现存的“体医养”发展程度、发展目标等却存在差异。另外，“体医养”这个整体系统是由体育、医疗卫生和养老等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分别拥有完整配套的发展资源、新兴技术和管理手段，需要各个子系统之间加强协同合作。
协同治理理论在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中的特殊性在于：一是协同治理有利于打破长三角行政界线。协同治理能够促进人们跨越区域、部门等的边界，通过多元主体的协调、合作，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将整体利益最大化。二是协同治理有利于促进长三角“体医养”跨界网络的形成。协同治理中，每个决策主体通过相互沟通协调，打破固有的层级结构，形成跨界的社会网络，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协同理论可以助力长三角“体医养”实现：1.跨区域协同。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各地可以通过跨区域的协同，实现资源的共享和配置的优化。2.跨行业协同。体育、医疗和养老是3个不同的行业，但它们之间有很多共通点和互补性，通过跨行业的协同，可以实现产业的互补和共赢。3.跨部门协同。体育、医疗和养老3个部门可以通过跨部门的协同，充分发挥各个子系统的优势，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体医养”的协同发展。如图1所示，文章借鉴赖先进提出的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从价值目标、制度设计、条件环境以及行为选择4个维度，通过强化协同意愿、打通协同渠道、支撑协同活动、转化协同体系4条推进路径来探究长三角“体医养”如何实现协同发展。
三、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之意蕴
（一）健康养老诉求是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的基本前提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18]。“转变”已经体现了“人民健康”对于居民健康养老诉求的重要性，即要把科学的体育锻炼和身体活动融入健康生活方式。围绕长三角老年人群健康促进方面的相关理论研究认为，老年群体身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全民健康，对老年群体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深度融合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很有必要。一方面，探讨如何满足老年群体健康和养老的诉求可有助于厘清供需双方的关系，同时便于针对融合薄弱环节找出发展路径，促进“体医养”高效协同发展；
另一方面，老年群体健康养老诉求需要长三角体育、医疗和养老等部门共同完成，将区域内体、医、养资源进行融合和整合，加强长三角体育工作部门、医疗卫生部门及养老服务部门间联动，不仅推动了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的脚步，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健康中国战略。
（二）政策支持是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体医养”协同发展进程与政策密切支持相关。在制度设计层面，3省1市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度保障长三角“体医养”的协同发展。从《2021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工作要点》《健康浙江2030行动纲要》《江苏省“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可以看出，上海市政府主导“体医养”协同发展，实现多元供给，履行政府在制订规划和政策、引导投入、兜底保障、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推动健康关口前移，探索上海城市特色的“体医养”促进健康新模式。浙江省政府在主导“体医养”协同发展的同时，加强部门协同，完善配套支持政策，针对制约“体医养”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了系列措施。江苏省政府则强化“体医养”内涵建设，不断提升协同“竞争力”，大力培育人才，在“体医养”功能定位、资源整合、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整改措施。安徽省政府推动发展医养结合的4种模式，即医养签约合作、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服务嵌入式延伸至社区和家庭，拓展了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局面。总体看来，长三角地方政府将医养结合发展作为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形成了协同推进、深度融合的工作格局。
（三）区域内经济互通和文化互融是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的有力抓手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实现基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提高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水平等促进融合发展的任务要求以促进长三角毗邻区域经济互通和文化相融，实现长三角“体医养”服务协同发展。一方面，长三角信息融合和交通互联互通为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开辟新途径，推动了长三角交通和公共服务等的融合发展，拉近了毗邻区域的经济水平；
另一方面，长三角文化多方面、多元化的融合为“体医养”服务协同发展持续提供动力。作为长三角“体医养”服务发展的主线任务，形成具有区域特色健身休闲的产业体系、加快发展跨区域体育康复中心、推动互联网“体医养”融合服务平台建设等措施，有利于推进长三角文化融入“体医养”协同发展战略规划。“体医养”服务融合作为长三角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创新和与经济、文化的融合发展势必会愈来愈强。
（四）成效显著的区域治理是推动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的必要途径
区域治理作为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的必经之路，需要大力推进长三角“体医养”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发展的进程。现阶段，长三角治理已小有成效，长三角各级政府加大力度建立区域“体医养”对接机制、推动政策通关、产业合作等，有效提高了长三角“体医养”服务的协同程度，促进了区域“体医养”资源的联通和共享。同时，区域“体医养”政策支持推动长三角跨部门互联互通。面对区域“体医养”发展水平参差的问题，体育、医疗和养老等部门亦通过政策深化体医融合、体卫融合、体养融合，推动健康各关口融合。在长三角大健康格局的前提下，长三角跨行业融合加强了资源整合与服务联动，加快区域健康相关要素和资源的组合、集聚与融合，促进“体医养”服务规模化、社会化和产业化运作，有助于长三角“体医养”协同与融合。
四、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之羁绊
（一）价值偏离：长三角内居民重视末端病治疗忽视“体医养”前端干预
“体医养”协同价值是基于运动锻炼的有效性、安全性和持续性，将体育、医疗和养老等促进健康的手段运用于居民科学锻炼、疾病治疗与康复和健康养老中，以重视“体医养”干预进而促进居民健康。但长期以来，“重医轻体”的思想对长三角居民的影响很深，区域居民大多认为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主要可以通过疾病治疗和慢性病的管理来维持，缺乏把体育锻炼与自身的健康素质紧密联系起来的协同观念，忽视了“体医养”的前端干预作用。在对长三角居民的健身情况调查中发现，26.2%的城市居民有体育指导，73.8%没有体育指导；
7.3%的农村居民有体育指导，92.7%没有体育指导[19]。可见，长三角“体医养”的协同价值偏离，居民缺乏普及性“大健康”教育，尚未能清晰认识到体育、医疗和养老三者对身体健康的有效干预方法。
（二）制度鸿沟：长三角内“体医养”政策衔接断链
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体育、医疗和养老三个部门之间，长期处于分离的状态，区域内“体医养”政策衔接断链，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长三角“体医养”政策执行部门不清晰。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秉着促进区域居民身体健康的目的，但体育、医疗和养老这三个部门都有其独立的发展机制和管理体系。根据长三角特色制定了相应的“体医养”政策，但其融合过程中缺少相应部门的协调与执行，致使长三角体育、医疗和养老服务之间尚存在合作壁垒，造成“体医养”资源浪费、协同管理障碍等问题，从而影响“体医养”高效率协同发展。二是长三角“体医养”制度发力方向模糊。长三角“体医养”的政策衔接离不开制度支持，但各个区域体育、医疗和养老服务的发展程度不一，区域无法明确“体医养”制度的发力方向，导致长三角“体医养”政策衔接出现断链。三是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资金投向不明。在长三角“体医养”健康服务管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在体育、医疗和养老服务中的投入资金方向不明确，从而造成“体医养”融合力度不足，导致区域“体医养”政策作用不连贯。因此，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下，政策执行部门明确“体医养”制度发力方向，清楚“体医养”资金投向，才是推动体育部门、医疗和养老机构之间政策衔接的有效路径。
（三）环境薄弱：长三角内“体医养”硬件与软件设施亟待提升
保障性基础设施及环境是社区“体医养”协同发展的基本条件。长三角老年患者的慢性疾病、术后康复、心血管疾病等问题，需要“体医养”健康服务模式下专业设施的介入。但目前相应的基础服务设施尚不完善，“体医养”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有待提升。具体原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区域“体医养”市场主体的规模不够。在长三角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老年人群对进行运动康复治疗专业设施的需求日益增加，但长三角“体医养”产业的商业模式发展稚嫩，缺乏实践经验，导致“体医养”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开发不足。二是区域“体医养”硬件和软件设施的服务创新有待探索。目前长三角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既缺乏可进行基本医学检查的设备，如智能可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也缺乏对老年居民的健康情况和运动风险等进行科学评估的条件。三是支撑区域硬件和软件设施升级的要素供给不充分。长三角“体医养”硬件和软件设施的提升缺乏资金支持，政府尚未出台专项政策改善长三角“体医养”设施环境，融资渠道也有待拓宽。
（四）行为悖论：“体医养”协同发展中的“不协同”选择
在长三角协同管理体系之中，要使“体医养”制度机制发挥作用，还要关注“体医养”协同发展中的“不协同”选择。首先，长三角跨区域“体医养”人才不协同。“体医养”协同管理能力的提高要取决于个体协同合作行为的生成和实现。长三角“体医养”人才一体化建设中各区域人才资源两极分化严重；
区域人才流动性弱，效能低；
缺乏顶层设计，区域人才无统一整合规划；
相关协调机制发挥的功能相对有限，缺乏综合性服务平台。长三角“体医养”人才质量参差不齐，制约了人才的协同转化。其次，长三角跨部门“体医养”政策不协调。长三角3省1市高度重视养老产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养老部门先后出台103条政策，但是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的政策较少，也阻碍了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的进程。最后，长三角跨行业“体医养”的要素选择缺乏协调性。长三角“体医养”的资源和服务重复利用，阻滞了跨行业“体医养”健康要素的组合、聚集与融合，造成“体医养”服务小众化、运作不连续等问题，不利于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
五、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之进路
“体医养”协同发展作为现代体育、现代医学以及现代养老保障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体育、医疗和养老产业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政府、社会、机构等多方主体应根据长三角老年群体在体育、医疗和养老方面的需求，升级“体医养”软硬件设施配套水平，强化“体医养”协同管理，以促进“体医养”服务和供给，充分发挥和挖掘“体医养”协同发展的功能和价值。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发展的具体推进路径如图2所示。
（一）强化协同意愿：培育长三角内居民“体医养”健康理念
“体医养”健康理念是一种通过科学干预来改善居民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长三角要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培育区域居民“体医养”健康价值理念。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强化长三角居民“体医养”协同意愿可以遵循以下方法：一是培养区域居民“体医养”思想观念。随着长三角居民健康问题的日益突出，“体医养”观念的价值取向已不限于“治末病”的健康功能，还需要学习区域体育、医疗、养老方面的先进理念，创新三个部门之间的“体医养”协调机制，清晰厘定“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深度协同的原则要求。二是增加区域居民的体育健康内容。“预防为主、主动健康”的干预将成为今后控制慢性病的主要方向，通过体育运动强化居民“体医养”协同意愿。体育运动可以减少居民末端病的风险，因此为居民持续提供系统性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一体化的末端病防治服务应是当务之急。三是鼓励区域居民实践“体医养”发展项目。“体医养”发展项目可以让区域居民切身感受到健康理念的价值所在。如，上海市“银发无忧”保障计划、江苏省 “2+2”社区工作模式、浙江省宁波市的智慧养老模式以及安徽省马鞍山市的“15分钟”智慧养老生态链项目等，将“体医养”协同发展模式直接推广至居民身边。这既促进了居民“体医养”健康理念的培养，也推动了区域“体医养”协同发展。同时，长三角体育、医疗卫生和养老部门要加强学习贯彻国家“体医养”融合的政策，制定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并将“大健康”教育和“体医养”协同发展理念化繁为简传达给长三角居民。
（二）打通协同渠道：长三角内“体医养”制度体系共建共享
优化“体医养”制度体系是保障居民健康生活的重要举措，而“体医养”协同发展需要体育、医疗和养老三个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可从以下三方面集中发力：一是积极推动长三角“体医养”融合综合体、示范区、社区中心的建设。建立体育运动场所、医疗卫生场所与养老机构场所深度融合的聚合体，打破“体医养”体系融合壁垒。二是加快构建“体医养”融入社区的协同发展机制。长三角各个区域需不断完善“体医养”协同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部门联合机制与技术互通机制，扩大“体医养”融合作用范围，进而破除“体医养”融合生成障碍。三是加强“体医养”协同发展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国家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为“体医养”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明确了体育锻炼保障老年群体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在老年群体慢性病医治、康复中缺少相关的法律政策支持，这就需要不断完善“体医养”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如江苏省加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保障政策，对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发展较快的地区，适当提高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比例。长三角其他省市也提出要完善医保支持政策，将老年人基本需求的相关诊疗和康复项目按规定逐步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促进了“体医养”制度体系的融入联合。
（三）支撑协同活动：提升长三角内“体医养”硬件和软件设施水平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共享共用”[20]。这需要在体医养深度协同发展之前，逐渐提升长三角“体医养”硬件和软件设施水平，为建设“体医养”健康服务体系做好充分准备。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制定培育区域供给主体和支持产品的举措。长三角应该大力支持运动健康辅具企业，加大研发设计智能设施的力度，鼓励培育一批龙头企业作为“体医养”硬件和软件设施供给方带动区域设施水平提高。2019年，长三角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论坛上就提出要打造完整的康复辅助器产业链，增强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基础设施建设。长三角“体医养”设施建设应充分考虑到不同类型老年人的需求，针对在体育、医疗和养老方面有不同需求的老年群体，划分健康养护和康复照顾两种方式，鼓励企业支持托老所、居家养老服务以及社区日间照料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支持体育部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开通绿色转诊通道等。二是重点支持“体医养”硬件和软件设施有迫切发展需求的行业。面对长三角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对“体医养”硬件和软件设施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鼓励支持相关行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成果转化，提高运动健康辅具产业的创新能力；
鼓励多方参与，不断加大投入，以满足长三角居民对“体医养”协同设施的需求。2020年，江苏省卫健委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措施》指出，“江苏省要合理设置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多样化的医养结合基础设施，保障居民健康，鼓励各地与专科联盟合作，将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医联体建设，提升医养结合机构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21]。三是促进区域“体医养”硬件和软件设施水平的提高。如，江苏省连续五年开展省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创新示范区建设，全省共建成1.82万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589家街道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7 200余家社区老年人助餐点等，有针对性地提高“体医养”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浙江省卫健委为缩小城乡医养结合设施差距，推进乡镇“体医养”服务设施统一规划、毗邻建设；
其余1省1市也对处于疾病康复期或残疾的老人，在保证“体医养”硬件和软件设施完善的基础上，增加康复器材、文体设施等方便老年人日常生活的设施，显著提高了长三角3省1市“体医养”的平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四）提升协同能力：完善稳固区域内“体医养”协同管理行为
协同体系与协同能力是长三角“体医养”协同服务的双重意涵。如何在制度体系基础上，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协同效能，实现协同管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关注以下3个方面：第一，协同长三角跨区域“体医养”人才。“体医养”协同发展需要“体医养”三方面相通的复合型人才。面对长三角“体医养”复合型人才短缺及水平参差问题，可以由政府主导、质控中心牵头、行业共同参与、多方共同协作，通过在职培养和学校培养两种途径打造人才供应链，不断推进“体医养”复合型人才量质升级。如，江苏省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新增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并提高从事各类养老护理服务的专业人员就业率，鼓励高水平高层次人才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浙江省卫健委也于2021年提出要探索建立院校、行业学会协会与医养机构协同培养模式，推进产教融合，规范教学培训基地建设，积极与“长三角”培养“体医养”专业人才队伍接轨并行[22]；
上海市也通过举办“首届长三角养老人才招聘会”，为即将从事或正在从事养老行业的求职者提供了多种选择，有效推动了区域内养老行业人才的交流、对接和流动，加快提高长三角“体医养”协同复合型人才的水平。第二，协调长三角跨部门“体医养”政策。区域“体医养”协同发展需要以政府为主体，积极构建促进老年人群健康锻炼的养老服务体系，并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政策与服务支持，扩大区域跨部门“体医养”服务规模，提升区域跨部门“体医养”服务供给能力，保障区域跨部门“体医养”服务高质量发展。3省1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从供给侧、需求侧、制度环境三个角度鼓励区域各部门营造公平开放的政策环境，统筹推进“体医养”健康服务，以满足长三角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体医养”服务需求，促进长三角“体医养”服务发展。第三，协和长三角跨行业“体医养”行为选择。需建立专门的“体医养”协调部门，整合区域“体医养”的可利用资源，协和长三角跨行业“体医养”的行为选择。2019年长三角3省1市签订《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提出营造长三角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跨行业支持“体医养”服务的开展，通过制定丰富的地方特色“体医养”服务项目来促进跨行业“体医养”行为的协和，从而转变长三角“体医养”协同中的“不协同”行为。
“体医养”协同发展需要学校、社会、政府等多方主体通力协作，共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健康国家作出贡献。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体医养”协同发展是改善长三角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深化长三角养老事业和医疗卫生改革的内在需要。过去，长三角过度重视医疗卫生部门，使得慢性疾病防治效果不佳、居民健康水平较低，阻碍了养老事业的发展。今后，长三角要深入推进“体医养”协同发展机制，促进体育、医疗和养老跨界融合，这对长三角居民的健康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目前长三角区域在价值目标、制度设计、条件环境以及行为选择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可通过强化协同意愿、打通协同渠道、支撑协同活动以及健全协同体系等措施来促进长三角“体医养”融合的协同发展。鉴于本次研究的局限性，后续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长三角“体医养康护”融合协同发展进行拓展研究，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医养康护”融合协同发展治理新局面分享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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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华社.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6-08/20/content_5101024.htm.
[20]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0-08/22/content_5536594.htm.
[21]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苏卫老健〔2020〕6号）[EB/OL].https：//www.sohu.com/a/428509692_99916935.
[22]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12部门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https：//www.sohu.com/a/509391333_121123708.
[责任编辑：范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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