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安
摘 要：对外开放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分别有八大领域，各领域的开放及各领域内的开放有水平层次之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要扩大开放领域、提升开放层次，还要提高各领域开放水平、优化开放结构。战略意义上的开放不等于策略意义上的开放，后者更需要高度理性和专业化的决策。高水平对外开放须正确把握和顺应开放的基本规律，并对本国和世界各国发展及国际形势的现状和走势有准确的认知。目前存在的一些认知和判断偏差，比如，高估中国经济增长率、实力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误判他国对外经济战略取向，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规律认识不够等，需要得到纠正。应加强国际问题和国别、区域研究，不能简单地以“中国思维”思考和解决国际问题，通过竞争机制培育真正意义上的智库或思想市场，加快培养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复合型人才，积极寻求与美国等主要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允许不同地区相机选择不同的开放策略、重点和节奏等。
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放战略；
开放策略；
国际关系；
国际治理体系；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13；
F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0-0001-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也总体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实现经济腾飞，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和“开放”就像两个巨轮，相辅相成，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不仅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而我国正处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对自身经济发展状态和趋势及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和优势、主要国家的发展态势和战略、国际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演变等有科学的研判和正确的认知，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什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维度或两条路径。在“引进来”维度，大体上包括引进产品和原材料、引进设备、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智力、引进管理经验、引进体制机制、借鉴引进先进文化八个领域或方面；
在“走出去”维度，大体上包括输出（出口）产品和服务、输出资本（对外直接投资）、输出技术（包括技术产品）、输出智力或人才、输出管理经验、参与国际治理、输出体制机制、输出文化八个领域或方面。在两个维度中，各领域的开放有水平层次之分（大体上按上述顺序依次提升），每个领域内的开放也有水平层次之分。因此，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断扩大开放领域，提升开放层次；
二是持续提高各领域的开放水平，优化开放结构。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量进口一些国外比较先进的工业品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同时大量进口国外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以提高生产能力，并把设备技术与产品贸易结合起来（如“三来一补”等），属于比较初级的“引进来”。稍后一段时期，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和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我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境外资本进行直接投资生产，属于提高了一个水平档次的“引进来”。虽然引进产品和设备具有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但引进技术、智力和人才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更为直接和有效。同时，技术和人才的引进需要有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要素市场体系等。因此，常态化引进先进技术和吸引高端人才是更高层次的“引进来”。引进管理经验和体制机制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有所作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企业管理经验及市场体制机制的借鉴有效推动了企业转型及市场化改革。但是，对国外体制机制的借鉴、引进或移植，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又是最难的，需要有很高的开放意识和识别能力，既需要对自身体制机制的优势劣势有清醒的认知，又需要对国外体制机制的优势劣势和适应性有准确的判断，既要有制度自信，又要有制度包容。借鉴和引进先进文化，则是最高层次的“引进来”，是在文化自信、认可文化多元化、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对他国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借鉴。
“走出去”的初级层次就是出口原材料、初级加工品以及低端劳务，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能源消耗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大体上都属于这一类。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普遍都会这样做，既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又是“不得不”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出口模式的弊端会日益凸显。一方面，国内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将达到极限，劳动力成本也快速上升；
另一方面，国内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资本、技术，有能力提高“走出去”的层次。此时，如果不战略性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对外开放层次提升，就很可能落入“资源诅咒”和“中等收入陷阱”。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为代表的资本输出是发展中国家“走出去”层次提升的主要表现之一。尽管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国不一定是发达国家，也不一定都是高技术领域投资，但走出去投资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其不仅仅体现了技术水平优势，而且携带了技术、智力（人才）和管理经验的输出。当然，技术、智力（人才）和管理经验等也可以独立输出，至少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输出是可能的。国际治理包括经济治理、安全治理、环境治理、政治治理等方面。适时适度地参与甚至在一些方面主导国际治理，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参与一些国际组织、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国际性公共产品等。国际治理又可分为参与活动、参与规则制定和主导规则制定等层次，到底是否参与、能否参与、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既取决于国家实力和是否对国家有利，也是国家开放水平的体现。体制机制能否输出，主要取决于体制机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和适用性，一个国家的体制机制如果能够被众多国家借鉴学习，说明其体制机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文化输出则是“走出去”的最高层次，一国文化能否输出和被他国接受，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包容性、普适性，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当然，文化输出应是一个双方自愿的渐进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对外开放不仅有开放领域及领域内的水平层次之分，而且有开放战略与开放策略之分。战略意义上的开放不等于策略意义上的开放，后者更需要高度理性和专业化的决策。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实现了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在战略上采取开放态度都是必要的。优秀的国家和民族在发展中必然总是保持“战略意义上的开放”，包括观念思维的开放、观察视野的开放、体制机制的开放等。这是因为，开放对于开放各方都是有益的，开放带来的信息、技术、经验、观念等多方面相互溢出效应有助于各方的经济发展。先进的国家会因为开放而获得更为广阔的产品、技术、投资、劳动力等市场和资源，有助于本国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和居民消费进一步升级；
相对落后的国家会因为开放而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在一定时期内实现高速甚至超高速经济增长，并有实现经济赶超的可能。总体的开放战略需要通过具体的开放策略来实现，而“策略意义上的开放”不等于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无条件开放。具体的开放策略，包括经济维度、社会维度、政治维度、国际治理维度和文化维度等，具有技术性、相机性和双向性（即“请进来”和“走出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相机抉择开放策略的依据或基本原则就是两个——国家利益原则和实力原则。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可以总结出策略意义上开放的两条规律（或两个规律性现象）：第一，越强大的国家越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越强调自由开放，并越能够“走出去”；
越弱小的国家越需要保护国内的产业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也就越谨慎。第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强国与弱国相互开放，如果弱国出现开放策略失误，强国可能“通吃”弱国，弱国的全面自由开放与本国绝对弱势和相对弱势产业的发展强大不可能同时实现。
二、知己知彼：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认知前提
中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战略性的、引导性的，还需要科学地抉择适宜的开放策略。开放策略的制定需要审时度势，既要与国家的实力相匹配，又要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相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为了实现高水平的合作共赢，促进本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那么，除了认识和顺应对外开放的基本规律外，还要对本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国情以及世界经济和国际治理的基本情况有尽量科学准确的判断。知己知彼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认知前提，而明显的认知偏差则会阻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顺利推进。在此，通过例举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认知和判断偏差来进行阐述。
一是在对自身经济发展的认知上，认为中国经济还能长期持续保持高增长率。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内生因素和外部冲击，很难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准确预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会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持续高速和超高速增长。放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发达程度提高而规律性地递减 笔者曾经统计过所有OECD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其年均经济增长率稳定在3%左右，从最近的趋势看，还有递减趋势，可能进一步收敛于2.5%左右。
，但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曾经很高，而且不稳定，随着现代化水平提高，增长速度降低而波动幅度变小，完成现代化后经济增长率收敛和稳定在3%左右。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进程以后，经济增长也呈现出类似的两个规律性现象：一方面，前期的经济增长率一般会很高，以后逐步降低；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很大，但随着现代化水平提高，增长率的波动减小。可见，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经济增长趋于稳态的规律，即从高速、波动转向低速、稳定。其原因在于，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和阶段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很低，既有巨大投资的客观需要和投资空间，又有强烈的赶超型投资欲望，所以投资增长率会很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70%是常态；
同时，为发挥后发优势，急需大量出口资源和低级加工品以获得外汇和保障就业，出口增长率也比较快；
居民消费虽然也增长，但增长速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各种投资趋于完成和饱和，投资必要性和投资空间递减，投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低成为必然；
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使出口增长率降低（不再需要、也没有可能持续大量出口初级产品）；
而消费结构的升级则提高了消费增长率，但消费增长率的递增无法全部对冲投资和出口增长率的递减。因此，随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和完成，经济增长率递减并收敛于3%左右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来看，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全面开启现代化进程，前30年的经济增长率年均7%左右，其实很高，但波动也较大；
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至2015年左右，年均增长率达到9%左右，持续几十年，该阶段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其次靠出口拉动。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中国许多地区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增长速度递减和趋于稳态也是必然的。所以，不能期待中国经济重现和持续过去长期年均8%～9%的超高速增长，这不符合经济规律，也无实践先例。应充分认识和顺应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化和增长速度递减的规律，接受经济增长减缓的事实，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财富增长。否则，就可能陷入不恰当和不必要的国际比较，不能理性看待一些正常的经济现象，比如：一些发展阶段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中国，一些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转移到别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在经济遇到困难时还能保持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仅此就以为中国比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好很多）。
二是在与他国比较的认知上，高估自身实力与优势。最为典型的是，认为中国实力已经全面超过美国。中国的发展成就必须充分肯定：一方面，与自己过去纵向比较，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实力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全方位的跨越式进步；
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不仅迅速超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且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而且，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比美国强。但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这不是基于客观的自信，而是明显的认知偏差和自我膨胀，这种认知偏差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可低估。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多数产业和产品还没有处于产业链的顶端，甚至总体上还不属于高端，经济增长的质量还有待大幅度提高，不仅经济、科技、军事和综合国力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质量、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等方面也还有不小差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还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三是在对他国开放战略的认知上，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全面逆全球化、反全球化。首先必须肯定，随着美国在一般商品贸易领域的逆差增加，新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自由贸易的势头有所抬头。但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设立了很多课题、很多学者写过不少文章、众多媒体发表过不少言论，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对外贸易政策。应该说这种判断是存在偏差的。虽然美国与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都有贸易摩擦和其他经济矛盾，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是在反全球化（他们不至于愚蠢到看不清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可逆性和反全球化的不可能性），
而是在发现中国加入WTO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却不与他们走同样的道路、不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不听他们摆布后，想甩开中国另搞全球化，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与反全球化是两回事，如果我们不能看清看透这一基本事实，并分析清楚真正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就可能出现多个层面的决策失误。
四是在对与他国关系的认知上，未能从国家核心利益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一些国家，尤其是大国强国，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可能采取中国“哪里痒就胳肢哪里”“哪里痛就踩哪里”的策略，企图激怒中国、消耗中国，从而获取战略利益，中国不能被这种策略所“套路”，必须清楚地认识自身和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那么，中国现阶段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是通过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让自己先发展起来、强大起来，这就需要有一个有助于提升发展质量和实现现代化的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又是什么？以美国为例，作为金融帝国的金融霸主，美国依靠美元霸权通吃全世界，可以轻松又“合法”地掠夺别国财富和控制或击垮别国经济体系。因此，美国总是高喊金融市场化、自由化，逼迫其他国家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全面开放、汇率自由浮动等），谁挑战其美元霸权地位，即使是盟友也绝不妥协，而且反制极为有力。只有正确认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核心利益，才能对“美国是否真的挑战了中国核心利益？”“我们是否挑战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的出招打在对方什么地方？对方会怎么反制？我们该怎么应对？”等问题做出科学的判断。如果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出招的意义和可能的后果，就无法预判和应对对手的反制。这种战略上的博弈，必须认知准确，知己知彼，高度谨慎，否则可能被对手的反击所击伤或击倒。
五是在对全球经济格局的认知上，高估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认为发达国家不敢遏制中国、不敢与中国经济脱钩。一般而言，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有相互联系，“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在考虑对外经济关系时，不能以此为依据而盲目自信，高估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作为大国，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回旋余地，国民经济确实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自成体系和实现内循环，但是，中国早就认识到，即便如此也要坚定地对外开放，要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而且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开放的水平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起码包括：第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第二，中国巨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为世界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商机；
第三，中国向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价廉物美的商品，大大改善了其居民福利，并间接增加了他们的实际收入；
第四，中国经济起飞的路径和改革开放的经验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高估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不能真的认为发达国家不敢遏制中国、不敢与中国经济脱钩。因为：首先，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不只中国，第一引擎还是美国，其他发达国家近年来经济复苏迹象明显，其引擎作用也不可低估，还有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大国也正在成为具有强大动力的引擎；
其次，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和发展阶段变化，其市场潜力不断被发达国家挖掘，发达国家并不单一地依靠中国市场；
再次，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大规模出口价廉物美的各种商品，十年以前在发达国家超市中海量的价低而质量不低的各种“Made in China”商品正在被东南亚等地区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取代；
最后，中国的产业和产品总体上还没有处于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更谈不上顶端，尽管我们有这个潜力。从近年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离不开世界”更加应该被重视和正视，大可不必夸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否则，会影响对世界的认知以及对中外经济关系的认知，进而影响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六是在对国际治理体系的认知上，未能正确把握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形成规律。国际治理体系的功能在于一定限度内维持某种国际秩序 国际治理属于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治理，其本质是世界各个国家对有关各国的共同事务进行授权管理和处置，可以授权给一些国际组织处理（例如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也可以授权给一些人士制定法律和规则然后按规则处理，还可以通过谈判共同签订一些协议然后各国履行协议。所有的国际组织、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协议等，构成了国际治理体系的制度框架，在此框架下还有一些日常的治理行为，制度框架和日常治理行为构成了国际治理体系。
，但是，这种秩序不一定是公平合理的。在国际治理体
系中，既有平等的一面，更有不平等的一面；
既有顾及公共事务公平性的一面，也有利用国际治理体系谋取国家私利的一面。强国往往是国际治理体系构建和日常行为的主导者，各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也不一样，有大有小，而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大小及其动态变化基本上是国家实力及其动态变化的反映 当然，一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一定程度上还与其义务正相关，即权力大义务也多，至少在一些领域一定程度是这样，包括提供国际治理的“公共品”。
。多数国家都很看重这种主导权和话语权，尤其是大国。然而，想拥有主导权和扩大话语权与能够拥有主导权和扩大话语权是两回事。要主导国际秩序、增加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首先得有足够的实力，实力不够难以服众，别人不听你的。即使一些国际规则不合理，当我们的实力不足以改变规则时，可能只好先服从规则（同时也应充分利用规则的灵活性维护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要改变规则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和经济实力第一的强国，想主导战后国际治理，提出了其实很有吸引力的方案，结果被老牌的世界强国所拒绝，美国只好继续“韬光养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实际上主导了国际治理。
。当然，在参与国际治理中，也不能一味地服从规则，还必须考虑是否符合本国利益，即使不直接追求物质利益，也得有其他利益，要确保自己付出的成本（包括提供国际“公共品”）是值得的。正直的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治理中要担起应担的责任，不当“凌弱者”，但也不能当“冤大头”。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参与国际治理、是否主导国际治理、享有多大话语权，由两个基本原则决定：一是国家利益原则，二是国家实力原则。参与国际治理必须“适度”，过度争夺话语权、主导权，过度让步或放弃话语权、主导权，都是不理性、不正确的。这个“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要把握好“适度”，也就要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有准确的认知。
三、提高认知水平，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若干建议
除上面论及的准确认知、知己知彼以外，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和国别、区域研究。不是说中国现在没有这些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也不是说研究水平不够，而是强调：一是研究工作要沉下去，要研究透，要以有助于相关决策和政策制定优化为目标，而不是以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和评奖为目标；
二是要以事实和学理为依据，发表意见时要讲真话，不能先把权威人士的意见作为预设前提再去论证什么是对的；
三是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要综合各种因素，提供有效的系统化的对策建议。问题导向是对的，但是就事论事往往难以分析清楚问题，难以保证对策的科学性，因为问题的原因往往是多元的，对策往往需要进行综合和组合。众多的国际组织，包括一些从事文化宗教活动的组织，产生的历史原因很复杂，功能也在不断变化，工作机制也很特殊，我们对其的研究不足很可能影响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走出去”（贸易、投资、科技文化交流等），最后总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和地区，而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虽然近几年有所加强，但是仍然薄弱（包括经济、政治、宗教、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对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即使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研究也很不够。企业“走出去”需要进行决策时，很多情况下找不到可咨询的专家和可参考的研究成果 我们去韩国和日本，发现他们对中国研究的透彻度远远高于中国对他们研究的透彻度，觉得中国在他们眼里比较透明，而中国对他们的认识和判断比较笼统。他们甚至对中国不同地区主要官员的各种背景和行为特点都有所了解，对不同企业的情况也掌握得很清楚。去俄罗斯也发现，中国国内不同层次的人群中对俄罗斯的认识很笼统、片面和肤浅，深层次的认识很少，甚至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水平反而低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近年来，非洲和拉美国家成为中国“走出去”的重点对象，可是我们对其经济、政治、法制、宗教、文化等的研究显然不够。一些投资和商务活动以及文化“走出去”的效果不理想，与社会、体制、文化等因素有关，但也肯定与研究不透、情况了解不够有关。
第二，不能简单地用“中国思维”思考和解决国际问题。中国有很多特色和优势，在中国国内行之有效，有些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国际治理也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但是，有些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在其他国家和国际场合并不可行。例如：在很多国家，对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甚至反政府组织，人们的看法、态度与在中国不一样，反政府组织的行为不一定是不正义的、力量不一定是不强大的，我们应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处理好与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一些发达国家，法制比较完善，市场意识强，政府及官员的权力和权威有限，不宜过度依赖当地政府的作用；
中国人相对普遍地认可和重视血缘关系和族群关系，社会资本往往可以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制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社会资本的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第三，依靠竞争机制培育真正意义上的智库或思想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高水平的智库支持。智库的生命力在于独立性、专业性和客观性，顾主采用智库的成果实际上就是购买“服务”，既可以公开竞买，也可以直接委托。谁的观察和研究工作做得好，研究成果对决策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大，高层次的顾主多，谁就是高水平智库，就有良好的市场声誉和丰厚的业务收入。如果智库也论级别、分层次、看头衔，实际上很难有真正的智库产生和成长起来，而且所谓的智库可能变成决策和政策的附庸，从而失去作为智库的价值。因此，必须培育公平竞争的智库市场或思想市场，才可能产生真正的高水平、专业化、有职业道德的智库。
第四，积极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中，既存在各种竞争，又存在各种合作共赢的机会。在现实中，一些本来可以合作的情形却转化成为竞争和冲突，原因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其中较具共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人才缺乏导致的信息沟通不畅（信息不充分、不对称以及信息扭曲等）。我们发现，在使用不同语言的主体之间、在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主体之间，信息沟通问题导致合作失败或冲突增加的情况往往更多。比如：在有些事关国际关系的谈判或表态中，当事人的语言和外交辞令可能很好，但是缺乏专业知识，不该使用外交辞令时使用外交辞令，导致进一步的具体问题没有办法回答或谈判；
有些涉外的发言表态让人感觉到不专业，无助于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有时可能因不懂对方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无意中冒犯对方，导致谈判和合作失败；
不懂国际规则、出现专业性错误等也可能导致谈判和合作失败。目前，国内“专业+语言+文化+情商+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还较为缺乏，所以，人才培养机构很有必要针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大量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第五，在坚持多边开放、多边合作的同时，积极寻求与美国等主要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美国无疑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强国，而且是一个具有霸权思维和霸权行为的国家。美国与中国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战略冲突，并且采取了一些遏制中国的措施。但是，中国应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积极、理性、冷静地寻求与美国建立和维持战略合作关系。一方面，由于地缘关系，美国与中国较难直接发生全面冲突，而且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与中国历史积怨较少的国家，至少没有直接侵占中国领土，还有过良好的合作和默契。另一方面，美国对其他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处理好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就处理好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
同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能够超越众多老牌世界强国，在经济、科技、文化、体制机制、国家战略策略、对外关系处理等方面确实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我们的合作意向本身是可置信的，还得让美国摒弃思维定式，也认为中国的合作意向是可置信的，避免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扭曲。中美关系的波动或不稳定，需要双方各自反思。中国应动态审视美国的战略策略及其目的，及时纠正存在的误判和认知偏差，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策略。
第六，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允许不同地区在服从国家总体战略的前提下，在对外开放战略、策略、重点、顺序及具体政策和支撑平台等方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是要坚持“两个充分相信”：充分相信市场和市场主体的理性，充分相信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创造性。要给予地方政府足够的发挥空间，建立起适度的容错机制。过度的不合理的追责机制必然倒逼出个体的理性推责机制，而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矛盾的，在具体工作中则表现为：在形式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惜代价搞形式主义为自己免责推责），而在实质性工作上不作为，尤其是对外开放领域的风险往往较大，更不敢放开作为。二是允许和鼓励地方政府相机选择开放策略、重点和节奏，创造性地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和制定具体政策。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总体开放水平越高，但是，这不意味着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在所有领域的开放水平都较低，也不意味着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对外开放不能走在前面。例如：一些其他产业不太发达的地区，由于独特的资源优势，文化和旅游产业可以有更高水平的开放；
一些有独特文化的地区，“文化走出去”可以更快、更早、更高水平；
经济发达地区则需要重视出口结构的优化，着力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并增强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和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Cognitive Premise and Enhancement Suggestions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Abstract：
The “bringing in” and the “going out”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encompass eight major fields， respectively，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openness of each field and within each field. Advancing high-level opening-up not only require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openness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openness but als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openness in each field and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openness. Opening up in the strategic sense is not the same as opening up in the tactical sense， and the latter requires highly rational and specialized decision-making. High-level opening up needs to correctly grasp and conform to the basic laws of opening up， and have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ones own countr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ome existing cognitive and judgmental errors， such as overestima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ength，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misjudging other countries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ic orientations， and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need to be correcte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stead of simply thinking about and solving international problems with “Chinese thinking”， it is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ruly meaningful think tanks or intellectual markets through competitive mechanisms， accelerate the training of versatile talents for high-level opening up， actively seek long-term stable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major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ow different regions to choose different strategies， priorities， and paces for opening up.
Key words：
high-level opening up; opening strategy; opening tac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