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伟 贾彤彤
摘 要：工匠精神作为我国新时代技术伦理的精神表征，其伦理价值不仅是为了强调工匠在技术伦理规范方面的认知能力，而且揭示出当前“人-技术-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以西方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研究工匠精神中的道德共情，可以发现“善”是技术伦理的道德基础，“仁”是技术伦理构建的轴心。这种道德共情内涵丰富，在情感、认知和社会方面呈现出工匠精神应有的伦理品质。工匠精神以道德共情为其伦理表征，突显了其在人格培养、技术伦理调适和道德构建方面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工匠精神；
道德共情；
共情伦理
作者简介：宋德伟（1968—），女，河南南阳人，信息工程大学基础部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伦理学研究；
贾丹丹（1979—），女，广西南宁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XJJ-2023-366）
中图分类号：D6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4）03-0093-06
收稿日期：2023-05-24
工匠精神强调了工匠应具有的道德品格及其社会责任，旨在为当代社会走出技术伦理困境树立正向典范。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神表征，它蕴含着多层次、多维度的意义，为我们重新审视“人-技术-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在构建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思路。因此，工匠精神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伦理规范，还蕴含着一种伦理理想，包含对未来社会的人性假设和伦理界定。目前，国内外针对工匠精神展开的研究内容比较多，但从道德共情方面深入研究其伦理内涵的比较少。
一、新时代工匠精神中的技术伦理走向
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和文化的相对性，技术伦理的生成也必然受不同历史时期伦理规范的影响。工匠精神作为我国新时代技术伦理的精神表征，突出了“德”之于工匠的肯定性价值和作用。换言之，工匠精神实际上是从伦理范畴对技术之于人和社会的价值进行道德重估，是从根本上关切技术伦理之于物质文化和工匠行为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卓越”（或善）作为技术目的，它强调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化，蕴含着我国对新时代技术伦理的再界定。
（一）“善”作为技术伦理的基础
工匠精神肯定了“功致为上”的技术伦理规范，要求一切技术行为在质量上精益求精，这是对“卓越”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因此，工匠精神不仅反映工匠们专心于所从事的技术工作，更是在“求真”（质量）的基础上对“善”（卓越）的更高追求。技术伦理中的“善”是各种关于技术伦理规范的最高解释，任何技术的发展都应以善为终极目的。
在技术伦理中置入“善”的要求，是我国面对当前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进行伦理反思的结果。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于传统美德的理解完全走向了窄式认识论意义上的“幸福”，而忽略了传统美德的本质，即幸福其实是一种存在形式，而技术只能是服务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存在者”之一。埃吕尔指出，技术的发展的确能改善并满足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由此形成的“技术社会”并不可能改变“人文社会”中伦理价值的匮乏，而且技术自身“对所有的人性、社会和经济都构成了一种挑战”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Vintage Books， 1965， p.12.。麦金太尔指出，当前社会需要给美德在实践中进行定位，而“每一种实践均有其自身的历史”，“进入一种实践就是进入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涉及其当代实践者，而且也涉及先于我们进入这一实践的那些人，尤其是其成就将实践范围扩展到目前这个程度的那些人”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46页。。
由此可见，工匠精神从“真”到“善”的追求，是为了揭示技术伦理构建的基础，把技术的存在还原为现实社会和人切实相关的一部分，而且在“人-技术-社会”关系中，技术（者）的责任在伦理上是双向性的，它要对人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负责，即以技术为中介让现实和伦理相结合，并以伦理原则为基准，为技术发展提供未来新空间。因此，工匠精神可视为我国新时代提出的新的技术伦理原则，其目的是倡导一种技术文化和肩负伦理责任的技术伦理，并将这种技术文化朝向“善”的维度进行伦理构建。
（二）“仁”作为技术伦理的轴心
西方二元认识论立场强化了技术的工具性价值，而工具理性的认知方式不仅为技术的存在做出了“功利主义式的”界定，还把整个世界的存在形态囿于一种变形的世界秩序中。技术以其自身的权威性规定了“人”在技术社会中应保持的态度，即以一种非人性化的生活状态存在于“技术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受制于后工业社会特定的技术化生存背景。
提出工匠精神并将其视为新时代技术伦理的精神表征，这为技术的发展和存在提供一套伦理规范。对工匠精神的进一步阐发则从更深层次揭示了技术伦理的轴心，即“仁”的重要性。我国政府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质、创品牌。追求“个性化”“柔性化”本身就是在传达一种关于“仁”的信念，即技术的合目的性和可靠性。为了让技术实现自身所应具有的善，必须将其置于伦理规范的“仁”之内，让整个技术过程接受伦理考量，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人性化。当前，我国对技术伦理的认知已经走向了绿色技术等与生态息息相关的伦理向度，这里的工匠精神是以“他者”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技术生存背景，这是一种对“仁”的推崇。简言之，任何技术产品都要选取符合操作对象的自然本性的方式使其具有艺术美。制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实用价值，更要追求“技”背后所蕴含的仁爱，这种“仁”实质上就是对技术伦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因此，以“仁”为特征的人性论是工匠精神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人性论是它道德观的具体化，有匠心就是拥有指向他者的仁爱之心。
二、新时代工匠精神中的道德共情品质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表现出了一种实践智慧，它从目的性出发处理“人—技术—物”之间的关系，把“善”“仁”置入当前社会的技术伦理规范中，呈现出特有的技术文化心理结构，即以道德共情为特征的“智识美德”。
工匠精神把情感融入实践中，以情感来确立价值理性，从情感、认知和社会三个方面构建伦理关系。
（一）情感共情
工匠精神是一个关乎时代精神气质和文明形态的问题，它在不同的大国工匠身上呈现出来的共性，让我们获得了同样的道德感，产生了一种“情感共情”，进而自觉地以麦金太尔所说的“特性角色”来适应社会道德规范，认识技术应起的作用以及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全社会要崇尚劳动、见贤思齐，加大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宣传力度，讲好劳模故事、讲好劳动故事、讲好工匠故事，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可见，我国对工匠精神的传播方式是一种“软话语”的道德召唤方式，即以讲故事、树典型等方法，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进行共情展示。它不只是关于技术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而且将这种对技术的道德感自然化并内置于我们的生活中，将“技术视作特定文明形态的呈现” 马塞尔·莫斯等：《论技术、技艺与文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1页。，是构成整个人类文明形态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工匠精神这个概念已经从一种职业伦理规范发展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变成我国新时代的精神风尚标。同时，它作为一种情感原动力，有助于我们形成新型的社会共同体，即一种“情感共同体”。
（二）认知共情
工匠精神作为一个伦理概念，始于从“工”到“匠”的认识论转换。作为“工”更多属于对技术的认知，是求真；
作为“匠”则更强调产品的生产作为一种实践是对 “善”的追求，关爱产品就是寻求对于他者（消费者）的“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工匠精神所提倡的是，每名工匠（人）都应该秉承一种信念，即通过自己的技术实践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而这种实践理性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对于美德的认知，其核心部分就是实践中的利他行为及其共情动机的生成。
美国学者斯洛特指出，信念包含一种认知的情感，这是一种比信心更强的感受，“认知功能不能与情感分隔开，并且情感弥漫于一切功能性的心智之中” 迈克尔·斯洛特：《阴-阳与心》，牛纪凤译，《世界哲学》，2017年第6期。。由此可以看出，工匠精神始于情，生成于认知，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共情”。也就是说，在对技术的求真过程中，通过角色转换的方式来体认另一个人的情感。但是，在视角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共情，不是放弃自我进入另一个人的情感世界，而是在“我”-“他”-“新我”的生成过程中认识了他者，进而实现了“我”与“他者”之间的认知共情，而这种“认同并不意味着失去自身” 迈克尔·斯洛特：《关怀与移情》，韩玉胜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19页。。或者说，共情是一种饱含信念的功能性认知，它反映了人的情感对最基本概念的认知能力，而“我”与他者共情的方式，是认知“他者”世界的方式。
工匠精神通过认知共情进一步厘清情感与道德构建之间的关系，让伦理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更具客观性。因此，这种认知共情在伦理学意义上即为“善”，因为“善”是关于真的知识，善出于“知”，而“恶”是无知，只有具备了“善”的知识才能为善。工匠精神中的“认知共情”反映了我国在伦理实践中对“善”的概念的追寻和再释义。“善”和技术的共情实践之间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善”确保了我们技术目的的正确，而“共情”实践则可以让我们选择正确的手段来确保技术可以实现那些 “善”的目的。
（三）社会共情
践行工匠精神的重要途径是厚植工匠文化，培养劳动光荣的理念，进一步把它泛化为一种社会普遍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工匠精神不再仅仅局限于技术伦理的范畴，而是被内化为整个社会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即通过对他者的识别、对人与人之间关于信念、身份、情感等复杂关系的判断来构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形成一种“智识共情”。这里的“智识共情”指的是以一种认知上的角色转换来理解他者的思想过程、推理过程。美国学者林克在论及智识共情时写道：“理性和理解必须辅以情感和经验来补充，以便于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要了解我们自己，就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者的状况，特别是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的状况。这样，智识共情就不再是一个为了改变个体信仰的心理学规定，它从宽泛意义上考察社会机构、社会不公平，从狭义上考察我们自己的信仰。” Maureen Linker. Intellectual Empathy：Critical Thinking for Soci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4， p.14.罗森宛恩同样认为：“情感依赖于语言、文化实践、期待和道德信念，这就意味着，每一种文化都对情感和行为有规则，每一种文化也会限制一些，同时也会青睐于一些表达行为。情感的生成都依赖于社会、文化和共同体。” Barbara H.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2 （3）.
在當前现代技术伦理困境和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大国工匠身上所展示出的“求真”“求善”等精神特质，不仅仅是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产品制造的丰富知识和各种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敬业”精神中表现出的伦理认知，这是一种在制作器物时所追求的人之于“物”的价值观和人之于“社会”的责任感。工匠精神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柔性化”生产，倡导一种技术的“亲社会性”行为，这不仅顺应了市场向高品质、个性化方向发展的大趋势，还强调了工匠个人之于消费者在社会共情方面表现出来的道德价值。或者说，这是基于一种“他者”视角下生成的“善”的行为，一种关爱他者的精神。
大国工匠的工匠精神，是基于一种对“技艺”的欲望、信念和动机所引发出来的认知共情，可以引导人们做出良好的判断，更科学地使用技术。或者说，工匠精神以“工匠”的伦理实践智慧形式出现，而其中所蕴含的“情”则是为了弥补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不足。如果“工匠”不关心技术伦理危机、生态危机等社会问题，那他就不具有智识美德。如果一个人具有某种欲望、信念或动机，去获得其他人的信念或者情感，去关注当前社会的发展状况，那他就具备了“亲社会性”的取向。但是，只有这种欲望、信念和动机而不具备社会共情，它仍然不能成为美德。因为人的认识论动机是构成“智识美德”的重要构成部分，唯有以“情”构建的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技术的“美”和“善”的统一。正如英国心理学家科恩所指：“共情是我们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然而，共情的销蚀是当前社会共同体的问题之一，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不交流，以至于整个社会陷入了信任危机。拥有共情，我们就拥有了解决冲突、增加共同体团结和化解另一个人的痛苦的资源。” Baron-Cohen， Simon. The Science of Evil：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 Basic Books， 2011， p.91.
概言之，新時代的工匠精神强调“智识”的重要性，就是强调“工匠”（人）用以认知、处理各种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良好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情”是保证“工匠”行为的手段。工匠精神强调情感共同体的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我国儒学的仁爱思想的延伸，孟子的恻隐之心、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观和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均以情感为切入点来理解道德的构建问题，推崇情感之于社会的伦理学意义。因此，工匠精神是情感主义德性伦理思想在技术伦理方面最新的理论表现，它同样强调以情感来构建道德基础。
三、新时代工匠精神中共情伦理的价值
工匠精神作为我国针对后工业社会中的技术伦理困境所提出的方法论路径，它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就构成了一个伦理制高点。我们以道德视角来关注就可以看出，这不仅为技术发展提供一种共情的道德意识，避免在“人—技术—物”的关系中，人沦为技术自身运作过程中的牺牲品，还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典型的共情伦理，强调情感作为现代道德构建的重要的伦理价值。
（一）共情的人格论
工匠精神为国内外学界和相关行业所接受，这主要得益于它作为一种精神表征所承载的道德规范作用。工匠精神突出共情，坚持一种信念，即在“人—技术—物”的运作过程之前、之中和之外，都有着高于认识论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它以一种德性模塑的形式为这个过程提供价值，让每一行业的工匠变成一种榜样，以他的人格即工匠主体的“德性”本身来塑造一种伦理价值。德国哲学家舍勒就曾提出以爱来拯救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认为“人格论”对于社会道德价值重建有着重要意义。正如舍勒所说：“否认整个情感生活具有任何‘意义和任何意向‘内涵，这种情况只可能在一个心的迷乱——心的无序——达到了一定程度时才会出现，正如在我们这个时代。” 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88页。在他看来，价值从来都不是理性的产物，而人格中的情感恰恰是社会道德形成的重要基础，尤其是“情感的意向性”在从一般意义的人格到道德人格过程中，是价值伦理形成的基础。
工匠精神作为我国新时代技术性的人格论，能从一种技术伦理规范提升为一种价值范畴，也是源于我国先秦思想家对于工匠认知的回应，即“圣”“巧”作为两种道德理性人格的表现，同样肯定了人格之于技术伦理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所关注的是“人”，它的理论贡献在于为工匠精神的技术伦理形式找到了人性根基。大国工匠所遵从的技术伦理规范，就是“天下利”，即以仁爱之心为所有人都能带来切实的技术便利。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关于大国工匠的宣传方式看出来，它们是以人格为“说理”视角，靠共情让技术活动的双方相关者都能获得平等的权益。这里的“人格”源自一种“共情”的宣传，培养“道德人”，而人作为道德主体具有的道德价值高于其他价值，他的善的意志就是绝对价值，这是肯定了主体对于技术的绝对把握。
从道德情感的运作方式来看，工匠精神让“人”之于“技术”的情感更加具有道德性，或者说，工匠精神的左边是职业，是知识；
右边是道德，是良知，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是对未来技术伦理的设想、对未来社会中“人—技术—物”关系的设想，而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社会风气，是一种基于共情的德性模塑行为。正如美国学者霍夫曼指出：“共情道德应该在关怀和最具公正原则的引导下，在文化中提升亲社会行为，进而减少攻击性。” Martin L. Hoffman.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根据霍夫曼的观点，共情本身就是一种“亲社会动机”，具有引发助人行为、抑制攻击性行为等亲社会功能，而社会正义和关怀的道德原则也是通过共情这种情感起作用的。共情作为关怀伦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人的存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怀他者、关怀生活就是关怀自己，而共情是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此，工匠精神中的共情人格是把大国工匠作为“君子”，强调他们的行为是对产品所肩负的道德责任——先义而后利，让人们对于“技术”的理解，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在技术伦理方面的理解，受到合理的引导，走上正确的轨道。由此可以看出，共情人格生成了工匠的目的，并不是他们行为的目标。工匠在产品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是为了产品、为了消费者，但这些行为都不是他们工作的目标。“工匠”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让产品具有高质量，而他们与消费者之间的“共情”，是为了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善”，让产品更适合消费者、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共情的技术伦理
工匠精神不仅把技术伦理的理论基点建立在人性的认识之上，还把理论的目标指向一种公共善。在“人-技术-世界”的关系中，每个工匠（人）都是道德主体，被要求遵从一定的道德规范，并接受整个社会道德感的指引。一旦这三者之间的功能循环被正确使用，道德行为人经历了道德感的召唤，道德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就具有了道德基调，构成了一种良性的技术伦理。
当代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需要关注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相互影响。如果现代技术社会忽略了工匠的动机、目标和处境，就会忽略人的存在问题，而后者关乎人的问题是伦理关怀的重要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工匠精神赋予工匠以最高的评价，这是一种德性模塑。同时，把情感作为技术伦理原则，也是借助这些规范或原则赋予工匠及其实践行为以崇高的德性地位。或者说，工匠精神是一种面向现实的介入，是对技术伦理及其实践含义的认知，是一种以关怀为主的德性伦理意识。从这个角度看，工匠精神反映的是一种工作状态和精神境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工匠精神通过“对象化的过程”和“物化的结果”来体现，通过注重细节达到结果的完美，有特定的职业指向性，反映对特定经济价值、真理价值、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追求，并据此提供评判的尺度。道德感使工匠（人）成為道德判断的主体。当我们看到具有真正道德价值的技术时，我们会产生共情，并对其赋予一定的价值评估。工匠精神通过把人之于技术的“情”视为道德的根源，发掘出了“技术者”人性结构中的道德感，这不仅赋予他们进行道德判断的权利，还极大提高他们的主体地位。正如英国学者哈奇森所指：“当一个行为出自仁爱感情或者指向他人的绝对善的意图时，它在道德意义上就是善的”，“根据主体的感情和行为或行为意图，主体被赋予道德上的善或恶” 弗兰西斯·哈奇森：《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戴茂堂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根据哈奇森的观点，行为的内在动机是衡量道德的标准；
只有仁爱的情感才会使行为在道德上为“善”，缺乏仁爱就不是“善”，仁爱的情感是德性的基础所在。
此外，工匠精神作为一个伦理学概念，也是对传统技术伦理的回应，尤其是对我国先秦时期技术观的继承和发展。在庄子看来，介于“技”与“德”之间的关联介质是人心，人心是否向德、是否合乎道，直接决定了“技”与道之间的距离，工匠能够将其自身的技艺与自然之“道”相结合，化于万物，也是备受推崇与赞美的。再如，墨子的“兼爱”，不仅本身重视工匠活动的实践，而且将对工匠精神的追求上升到“德”的层面。墨家思想对工匠提出了“尚技”以及“利用”的要求，即工匠高超的技艺与智慧能够满足人的需求、造福社会，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传统的技术伦理思想肯定了“以道驭术”的意义，就是把工匠的技术行为纳入伦理道德的规定之下。
（三）共情的道德图景
现代技术社会追求片面的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技术伦理困境，让人类已经失去了否定与批判的能力，失去了超越与想象的能力，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新时代工匠精神强调从认识论意义上重回技术伦理的本质，倡导一种人与技术之间的共情的道德图景。工匠精神强调的是道德情感主体在生活实践中对于技艺追求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延伸。而且这种道德情感的内在驱动呈现为一种道德实践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或精神动力，而凝聚在工匠精神中的是仁爱精神，即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共情论，当仁爱精神与对工匠技艺的无穷尽的卓越追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被转化为工匠精神，或者说，“道技合一”“天人合一”在技术伦理方面的表现，是通过工匠（人）与物的关系呈现出来，进而在技术文化方面形成了一种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觉，直至内化为一种道德品行。
从另一个角度看，工匠如果不具备道德共情能力，单纯的技术执行者必然会导致诸多的伦理问题。如约纳斯就曾针对现代技术伦理困境中技术所引起的伦理危机进行反思，认为“现代技术已经引入了先前伦理学框架已经不能再包含在内的这些新的规模、客体、效果行为”Hans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6.。面对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各种生态危机，我们应该寻求一种人类能够持续、能够面向未来的“责任伦理学”。唯有如此，才能化解人类在技术文明时代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其实，我国传统儒学中“和”的内涵中早已论及共情的道德图景构建。国内学者杨国荣在论及“和”时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里的“和”指的是“情感活动的和谐有度”，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对“和”的追求，“蕴含着建构自我的健全精神世界、避免精神活动的失衡等要求” 朱贻庭：《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纪念孔子诞辰2556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91页。。儒学思想中“和”的本义暗含了共情伦理中“我”与“他者”在认知上的共享。在弘扬工匠精神方面，“匠心”背后的支撑是我国特有的思想范畴“道”，技术活动中的“道”追求的是操作者、工具、对象以及相关要素之间的充分和谐，是技术活动的最理想状态。“匠心”注重技术活动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有机联系，更适合当代科学技术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有益于进一步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工匠精神选择向传统的伦理思想寻求帮助，寻求认识论还原，把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和”的方式共存，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把技术还原为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寻求一种“人-技术-物”之间的共情伦理。
总之，工匠精神作为我国新时代技术伦理的精神表征，它在伦理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不只是为了强调工匠在技术伦理规范方面的认知能力，还揭示了当前技术社会中“人-技术-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工匠精神正是为了挖掘隐藏在不同技术中的人性力量，让一切关于存在的技术性解释重回人性，进而构建一个合情合理的技术道德生态。
Heading for Moral Empathy：An Ethic-Oriented Interpretation of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in the New Era
Song Dewei1，Jia Dandan2
（1.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2.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as the spiritu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technical ethics in the new era shows its ethical value not only for the emphasis on the epistemological ability of the technici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hnical ethical norms， but also 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an-technique-thing”. This thesis taking the western sentimental virtue ethic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studies the moral empathy in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revealing that “goodness” is the base of the technical ethics， and “benevolence” is the co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chnical techniques. This moral empathy has rich connotations and presents the ethical qualities that artisan spirit should possess in terms of emotions， cognition and society.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takes moral empathy as its ethical representation， highlighting its time value in personality-cultivating， the adaptation of the technical eth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ity.
Key words：spirit of craftsmanship;moral empathy;empathy ethics
［責任编校 彭筱祎，刘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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