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燕,孟新雨,吴 旻
(1.赣南师范大学 a.教育科学学院;b.学报编辑部,江西 赣州 341000;2.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精诚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留守儿童是指外出务工连续3个月以上的农民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1]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具有更多的情绪与心理问题,[2]其焦虑、孤独、抑郁水平较高。[3]2021年中国首份《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乡村留守儿童抑郁检出率高达28.5%,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4]抑郁是指心境低落,兴趣下降、躯体不适等一系列典型症状的总称,[5]以往关于留守儿童抑郁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有留守儿童个体因素如自尊、神经质[6]和学校因素如班级环境、[7]师生互动,[8]目前家庭因素中如亲子关系、[9]亲子亲合[7]及父母关爱[6]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鲜有研究关注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对其抑郁的影响。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侵入式教养方式,会对儿童的问题行为、自主性等一系列心理社会功能产生消极影响,引发儿童抑郁,[10]父母心理控制可能是儿童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留守儿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父母对其行为控制有限,但并不意味着父母心理控制的缺失。[11-12]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科学预防和干预留守儿童抑郁提供实证依据。
父母控制作为一种常见的父母教养行为,通常包括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13]父母行为控制是指父母给子女施加各种规章制度,并通过询问、观察等方式主动获取子女的行为和活动信息的教养行为,[13-14]行为控制被认为是较积极的控制方式。[15]父母心理控制是指父母侵扰孩子内心想法和情感发展、破坏其自主性发展的控制行为,包括引发内疚、情感忽视、爱的撤回等,是一种消极的教养行为。[13,16]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有获得自主的需求,自主需求的满足是个体发展良好的基础。父母心理控制由于直接阻碍和抑制了儿童的自主需求,往往与儿童的抑郁等不良适应相关。[17]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妨碍了子女建立稳定的自我意识,是青少年适应问题(如焦虑、抑郁)的风险因素。[18]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19-20]一项追踪研究也发现,青少年1年前经历的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显著预测1年后的抑郁状况。[21]因此,本研究假设父母心理控制能直接预测留守儿童抑郁。
父母心理控制往往伴随着消极情绪的产生。[16]消极情绪是一种主观的痛苦、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包括焦虑、恐惧、紧张、愤怒、内疚等情绪感受。[22]研究表明,心理控制会减弱儿童的自我控制感,[23]使儿童产生消极的自我图示,[24]进而使儿童产生焦虑等消极情绪。Aunola等[25]采用日志法研究发现,在日常互动过程中,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会增加儿童的消极情绪,即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儿童产生的消极情绪越多。留守情境下,母亲心理控制与留守儿童孤独、焦虑呈显著正相关,[26]可见,父母心理控制可能引发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此外,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27]认为,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个体的注意和认知范围,帮助个体建构持久的个人资源,给个体带来长期的适应性发展,而消极情绪则会窄化个体的注意和认知范围,不利于个体资源的开发,使个体出现抑郁等不良适应状况。研究发现,消极情绪对抑郁水平有正向预测作用,消极情绪越多,抑郁水平越高。[28-29]对留守儿童而言,其学校、社区等重要成长环境提供的资源和保护力度有限,自身的心理调适能力较差,导致其消极情绪得不到及时疏导从而引发抑郁。[30]可见,消极情绪可能是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和抑郁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据此,本研究假设消极情绪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留守儿童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31]抑郁的发生受到压力和素质的共同影响,其中,压力是指各种压力源(如父母心理控制),素质是指易患抑郁的生理或心理特征,一方面,压力激发素质导致抑郁的发生,另一方面,素质可调节压力对抑郁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个体的重要素质可调节压力对其抑郁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是指个体所持有的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最基本评价,它是一种潜在的、宽泛的人格结构,包括自尊,控制点,神经质和一般自我效能。[32]有研究表明,认知、人格、归因方式、自尊等都属于抑郁素质,抑郁素质是抑郁的影响因素,也是抑郁产生的必要条件。[33]研究发现,自尊作为个体的保护因子,能调节儿童的内化行为,[34-35]相对于核心自我评价较低的个体,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较少体验到恐惧、焦虑等消极情绪,而低核心自我评价个体更容易出现抑郁。[36]由此推测,核心自我评价能缓冲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消极情绪和抑郁的不利影响(即调节直接路径和中介路径的前半段)。此外,根据抑郁的认知情绪理论,人们看待自己及加工信息的方式导致抑郁的产生或持续,这种对自我的消极看法被称为消极自我图式,消极事件会激活消极自我图式,产生大量的消极自动思维,而认知是情绪产生的必要条件,个体对自己的消极认知会导致消极情绪,最终导致抑郁。[37-38]研究表明,高核心自我评价个体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价值、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在各种情况下始终保持积极的态度,[39]从而较少产生负面情绪,而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可能对自己及不利处境信息形成消极认知,导致更多消极情绪,进而产生抑郁。据此,本研究推测核心自我评价还可削弱留守儿童消极情绪对其抑郁的影响(即调节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因此,本研究假设父母心理控制通过消极情绪影响留守儿童抑郁这一中介效应受到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
综上,本研究在整合自我决定理论,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假设:(1)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消极情绪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留守儿童抑郁间起中介作用;(3)核心自我评价在这一中介模型中起调节作用。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模型
(一)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法抽取江西省4所农村小学,选取525名5-6年级留守儿童,剔除问卷一半以上未答、规律作答和存在明显乱答迹象的52份,回收有效问卷503份,有效回收率95.81%。其中男生242人(占48.11%),女生250人(占49.70%),11人(占2.19%)性别数据缺失;五年级241人(占47.91%),六年级262人(占52.09%),被试年龄介于10～14岁之间(M=11.69;SD=0.72)。
(二)研究工具
1.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采用Barber编制的父母心理控制量表,[13]量表共16个项目,包括言语紧张、思想控制、个体攻击、犯罪诱导、爱的撤退和不稳定情绪6个维度,要求儿童报告每个项目与父母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采用Likert 3点计分,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心理控制越强。本研究中问卷总体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192.92,df=89,CFI=0.94,TLI=0.91,SRMR=0.04,RMSEA=0.05)。
2.消极情绪量表
采用Waston等人编制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22]量表由20个反映情绪的形容词组成,包含了积极情绪因子和消极情绪因子。本研究采用其中描述消极情绪的10个项目,测量个体过去几周的主观感觉困惑、痛苦的情绪状况。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消极情绪越多。本研究中问卷总体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5,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104.32,df=26,CFI=0.95,TLI=0.92,SRMR=0.04,RMSEA=0.07)。
3.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任志洪和叶一舵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40]量表共8个项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己总体评价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42.28,df=16,CFI=0.99,TLI=0.97,SRMR=0.02,RMSEA=0.05)。
4.抑郁量表
采用Andresen等人编制的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41]量表共10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62.64,df=23, CFI=0.98, TLI=0.96, SRMR=0.03, RMSEA=0.06)。
(三)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5.0 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yes[42]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 3.3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9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91%,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较小。
(二)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父母心理控制与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及抑郁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消极情绪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留守儿童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三)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59,在控制性别、年级的条件下,以留守儿童抑郁为因变量,父母心理控制为自变量,消极情绪为中介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为调节变量,通过5000次样本抽样估计中介和调节效应Bootstrap95%置信区间,以检验所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所有预测变量都进行标准化处理,各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消极情绪和抑郁(β=0.45,p<0.001;β=0.26,p<0.001),消极情绪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44,p<0.001),表明消极情绪在父母心理控制和留守儿童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0.20,95%置信区间为[0.15,0.26],占总效应的45.45%。此外,消极情绪与核心自我评价的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抑郁(β=-0.11,p<0.001),而核心自我评价与父母心理控制的交互项对消极情绪和抑郁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β=0.01,p>0.05;β=-0.00,p>0.05),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可以显著调节留守儿童消极情绪对抑郁的影响,但不能调节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消极情绪与抑郁的影响。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深入揭示交互效应的实质,进一步做简单斜率检验。将核心自我评价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两组,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在低核心自我评价(M-1SD)水平下,消极情绪对抑郁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51,p<0.001),而在高核心自我评价(M+1SD)水平下,消极情绪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减缓(β=0.37,p<0.001)。不同情况下核心自我评价的效应量与95%置信区间见表3,这表明随着留守儿童核心自我评价水平的提高,可有效缓冲消极情绪对抑郁的不利影响。
表3 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效应分析
图2 核心自我评价对消极情绪和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扩展了以往的研究。[20-21]长期以来,留守儿童父母陪伴相对缺失,父母心理控制对于留守儿童的影响因其隐蔽性未得到足够重视,本研究以此为视角,深化和拓展了关于留守儿童抑郁研究的新内容。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心理控制可直接预测留守儿童抑郁水平。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了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留守儿童父母通过心理控制引起其消极情绪进而导致其抑郁,此外,核心自我评价在消极情绪和留守儿童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综合分析认知(核心自我评价)和情绪(消极情绪)因素,而且对缓解留守儿童抑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即使是对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依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抑郁,即留守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其抑郁水平越高。对于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父母长期与孩子分离,通常只能通过语音、视频互动等方式与孩子交流,[6]其行为控制受到时空的限制,留守儿童父母为了让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能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更有可能使用引发内疚、爱的收回等心理控制策略教养儿童。[12]这也验证了自我决定理论,[17]父母心理控制迫使留守儿童无法遵从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意愿,阻碍了其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破坏留守儿童的归属感,抑制其自主发展,最终导致抑郁的发生。可见,父母心理控制作为重要的压力源,可直接引发留守儿童抑郁。
(二)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消极情绪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留守儿童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父母心理控制既直接影响留守儿童抑郁,同时也通过消极情绪进一步对其抑郁产生影响,消极情绪在父母心理控制和留守儿童抑郁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以往研究证实,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会增加儿童的消极情绪,[43]父母心理控制通过侵扰留守儿童自身的意愿和想法,引发其消极情绪。[10]此外,留守儿童消极情绪可以显著其预测抑郁水平,根据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留守儿童产生的消极情绪,不利于其情绪疏导和个体保护资源的建构,从而进一步导致抑郁的产生。因此,父母心理控制可通过引起留守儿童消极情绪进而导致其抑郁的发生。
(三)核心自我评价在消极情绪与留守儿童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消极情绪和留守儿童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即核心自我评价调节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路径的假设得到支持。具体而言,高核心自我评价的留守儿童能缓冲其消极情绪对抑郁的影响,而低核心自我评价的留守儿童容易因消极情绪产生抑郁。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个体的重要内在资源,在应对消极情绪和抑郁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此结论也验证了抑郁的认知情绪理论。[37-38]虽然留守儿童成长在处境不利中,获得的各种外部资源也相对匮乏,但其仍然具有积极发展的潜能,可通过提高其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提升其核心自我评价,从而缓冲消极情绪对其抑郁的不良影响。
值得重视的是,以往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个体的重要保护因子,能缓解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44]但本研究中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对抑郁和消极情绪影响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即核心自我评价调节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和前半段路径的假设未得到支持。这提示核心自我评价保护作用的有限性,核心自我评价不能调节父母心理控制对抑郁及消极情绪的影响。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消极情绪和抑郁产生不利影响,但个体内在资源对这一压力源的保护作用是有限的。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发展中,一种弱关系较难调节另一种强关系的影响,[45]即本研究中相较于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其自身的保护因素(核心自我评价)较弱,无法缓冲父母心理控制的不利影响。该结果也提示教育工作者,不宜过分夸大核心自我评价的保护作用,而应该从源头上重视对留守儿童父母科学教养方式的干预,预防和减少留守儿童的父母心理控制,以此降低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和抑郁水平。
本研究结果对于留守儿童抑郁的科学预防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要充分重视针对留守儿童父母及其主要抚养者的家庭干预,父母与主要抚养者间要加强沟通交流,通过线上或线下多种途径参加“正面管教”主题公益讲座,多学习和运用正面管教,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父母与孩子之间也需要多沟通交流,特别关注其情绪变化和心理健康,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避免过度心理控制,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消极情绪缓解其抑郁状况。其次,由于消极情绪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留守儿童抑郁之间起“桥梁”作用。因此,教师要积极了解和记录留守儿童情绪、心理与行为表现,适时引导并与儿童的父母和主要抚养者保持良好沟通,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积极情绪疏解消极情绪,从而有效减少留守儿童抑郁的发生。再次,应考虑到核心自我评价在消极情绪影响留守儿童抑郁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保护作用。因此,父母、主要抚养者及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帮助留守儿童构建良好的自我认知,培养其自尊、内控感和自我效能感等积极心理品质。最后,农村社区也要积极开展留守儿童结对帮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和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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