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伟,李嘉艺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1]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到胜利,从低潮到高潮的转变。面对资源短缺、经济落后的艰难处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积极探索和发展工业,边区逐步走向自给自足。自1941年5月《解放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创刊,到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延安,一共刊载了23篇有关工业化的报道,这些报道集中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业建设,将工业化发展与民族独立解放的重大任务、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相联系,把工业化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地瘠民贫的陕甘宁边区发展工业保障抗战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时积累了建设工业的经验,并在党的七大精神的指引下分析战后工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分析《解放日报》中关于工业化的相关文献,探究党领导边区工业发展的经验以及在这一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自觉肩负起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并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2]183工业作为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力量,它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解放和建设新中国,必须要探索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以工业发展为保障
中国工业化发展开端可以追溯至近代的洋务运动,日本的工业化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两个国家几乎是在同一时代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从发展程度上看,两国的发展水平只是在初期较为接近,后来日本的工业化发展远超于中国,悬殊的工业水平加剧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使日本做出了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谋划。1944年5月26日《解放日报》在《中央办公厅招待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发展工业打倒日寇》的报道中刊载毛泽东的讲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3]正是工业建设的缺乏,使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要实现独立需完成由落后弱国向先进强国的转变,其关键在于发展经济、建设工业。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3]因此,毛泽东提出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工业化,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3]号召。这一重要文献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只有发展工业,才能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转变,从各个方面增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同时,只有建立新式工业,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激发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积极性,团结人民群众赢得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进程直接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认清战争形势并制定正确的抗战策略对抗战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战争中更好地保存并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最根本的举措在于发展经济。1943年7月17日《解放日报》刊载邓发《边区被服工厂工作总结大会》一文指出:“多生产一套衣服,就多帮助一个战士,使他们更有力量打日本,使革命胜利也更快”,[4]工人应提高思想觉悟,积极发展工业,积蓄足够的物质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猛烈的回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1944年7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的《西北局发布决定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一文指出,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和日寇的侵略,为了长期抗战的需要,“必须努力发展国民经济”,[5]“必须努力发展自给工业”,[5]只有自己动手发展工业,提升经济水平,“才能改造社会面貌,才能建立在经济上不依靠外力而能独立自主的边区”。[5]
(二)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必须以工业发展为基础
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来看,工业化发展不仅是实现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决定性因素。1944年4月4日《解放日报》社论《为达到经济上的完全自给自足而奋斗》指出,面对物质封锁的状况,陕甘宁边区要实现经济独立,摆脱“连筷子、梳子都要输入的情况”,[6]必须努力发展工业,“大大发展边区人民必需品的生产”。[6]只有实现人民必需品的自给自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才能得到保障。边区在1940至1941年间遭遇了极大困难,那时的边区人民处在“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7]892的境地。后来通过创办自给工业,发展自给经济,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1944年5月8日《解放日报》所刊载《边区公营工厂历年来工资及工人生活概况》详细介绍了边区工业化的成绩: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的生活质量随之提高,以半供给性的公营工厂为例,一九四三年的工资标准“与一九三八年(当时仍保持着战前的工人生活水平)时最高工资每月六斗相较,还要高百分之九”。[8]工人在伙食方面的规定是每月三斗,“一般工厂,均以本厂副业收入的一部分来改善工人生活”。[8]
工业建设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必须努力向国家富强的目标迈进。1944年5月24日《解放日报》刊载《职工代表大会上各负责同志勉励大家提高质量研究技术》报道中,引用刘少奇的讲话:“工厂象征着我们新中国的前途”,[9]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只有工业发展的驱动,新中国的建立才会更加稳固。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须以工业发展为基点,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和管理工厂的方法,逐渐使中国踏上建设工业国的道路。但由于自身发展基础薄弱和外部环境恶劣,中国工业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1943年5月1日《解放日报》所刊载的张闻天《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指出,工业发展不是为了解决一时之需,“而是从发展边区经济的长期打算出发”,[10]要一步一步打好基础,办好我们的工厂,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产品,推动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工业国的目标。
陕甘宁边区由于常年遭受国民党军阀的蹂躏和封建势力的剥削,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艰苦,一切日用品都需要依靠外来输入。进入延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建设工业来发展经济,保障物质需要,使人民逐步实现了丰衣足食,在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工业发展的相关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一元化领导与群众观点相结合,为工业化建设提供科学领导方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的工业建设是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础服务。因此,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前线军队和后方人民提供物资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一文指出,工厂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应实现工厂管理的一元化。首先表现在由党领导政府对工厂进行统一管理,政府派出可靠的干部对工厂进行具体指导,工厂“必须绝对服从政府领导,反对任何闹独立性的倾向”。[10]其次是在工厂内部,厂长代表政府对工厂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并且厂长对工厂的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一切工人、职员,均应服从厂长领导,完成生产任务”。[10]
工厂的一元化领导对于增强工厂纪律性,提高工厂效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单纯强调一元化的领导还不充分,干部的作用也不只是体现于发号施令,而是要深入群众的内心,做到真正关心群众,依靠群众。1944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刊载的高自立《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一文提出,“工厂的领导者必须有充分的群众观点,依靠工会和支部,依靠职工群众去实现正确的领导”。[11]一个工厂的主要任务在于生产,作为工厂的领导人应做到将职工团结起来并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这就需要厂长时常教育职工,关心职工生活,倾听职工意见,虚心向职工学习,使职工真正服从于他的领导。只有真正做到与群众相结合,党提出的任务,政策才能得到贯彻落实,工厂管理才能更加高效。另外,厂长在关心群众的过程中还应充分发挥工会和支部的桥梁作用,1944年7月29日《解放日报》刊载邓发《边区工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厂长必须依靠支部和工会去动员和组织职工的劳动热情”,[12]“提高职工爱护工厂的责任心”。[12]支部和工会是厂长领导群众的有力支柱,可以积极发挥支部优秀党员的带头作用,为职工树立榜样,督促职工提高劳动积极性;工会应及时反映工人生活中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使工人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中。厂长、支部、工会三者之间应做到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推进工厂的发展进步。
在边区工厂实行一元领导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工厂领导者,《解放日报》对这些优秀工厂领导者进行了广泛宣传。1944年7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报道了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同志的事迹,他真正做到了埋头苦干、以身作则,关心工人,亲自参与生产,并且“虚心向群众学习采石油的技术,大大提高了石油产量”。[13]还报道了难民工厂厂长吴生秀同志、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同志等“熟悉业务并团结工人”,[13]能够做到很好地组织和配备劳动力以完成生产任务的事迹。这篇宣言号召工厂领导者都应向这些先进典型看齐,学习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谦虚好学的作风和办好工厂的本领,提高边区工厂的管理水平。
(二)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为工业化建设提供根本发展动力
发展边区工业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供给,实现边区的自给自足。保证质量是边区工业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只有生产出更多品质优良的产品,才能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边区才能在封锁的条件下实现自食其力。1944年5月13日《解放日报》在《工厂代表大会上朱总司令号召改进技术提高质量》的报道中引用朱德的讲话指出,“今天我们建设抗日民主的根据地,应当作长远的打算。我们的产品一定要牢固耐用。今后各工厂努力的中心任务,首先是改进技术提高质量”。[14]要以产品质量作为评判各厂成绩的标准,不断提升边区工业的产品质量,生产出更多经久耐用的产品,保障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
提升产品质量关键在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科学技术进步对提高产品质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工业化建设的根本发展动力。《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一文提到纺织小组在讨论质量问题时说,“没有一个同志不提到提高技术的重要性”,[15]因为“技术,不但是提高质量的锁钥”,[15]更是“把边区工业推向前进的锁钥”。[15]为了使边区工业不断前进,应不断学习并且提高技术,创造出更多新的技术发明。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技术人员应“公开自己的本事”,[15]将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人,引导工人提高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更多工人利用所学到的技术本领为工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普通职工和学徒应积极向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学习技术,尊重他们并向他们虚心请教,努力提高自身的技能。
提高技术既要动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积极性,也要团结整个边区群众共同努力。《边区工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详细阐释了整个边区提高技术的举措。首先,要让工程师和职工都发扬“最大的积极性、最高的创造精神”,[12]提高技术发明和创造的热情。“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12]拥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才能创造奇迹。要鼓励工人努力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成为边区工业的模范和核心力量。其次,从实际出发,将“科学家的技术知识和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结合起来”。[12]技术发明离不开科学技术人员的专业理论知识,也不可轻视工人群众的创造力量。技术发明不能仅靠空想,要根据现实条件来实现技术的突破。工人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技术发明的前提,要善于将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实现两者“互相学习,互相补充”,[12]由此也能进一步推动科学理论的发展。最后,“要打破技术上的保守观念”。[12]在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影响下,“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根深蒂固,大家都害怕将自己的技术公之于众,由此丢了饭碗。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过程中,生产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人人都应该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贡献自己的本领,技术共享带给自己和家人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通过技术传播使更多人掌握提高生产力的技能,推动边区工业的进步。
(三)开展劳动英雄运动,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广泛群众支持
边区工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职工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队伍成分也逐渐复杂,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一些不良作风逐渐在边区工厂中弥漫开来。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及时进行纠正,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得不到很好发挥,工厂任务也就无法及时完成。为提升工人劳动质量和树立积极的劳动态度,从1942年开始边区开展了以劳动英雄赵占魁为旗帜的“赵占魁运动”,培养新型劳动工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1942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在刊载的《继续展开赵占魁运动》一文中指出,伟大的革命需要像赵占魁这样的工作者。在“赵占魁运动”中,工人都应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例如,爱护工厂、严格遵守工厂的纪律;做出来的产品数量多且质量好;在生产中努力学习知识,积极帮助他人等。工人在生产中努力向模范标准看齐,符合新型劳动工人要求的职工数量逐渐增加。目标制定只是“赵占魁运动”实施的初步设想,实践举措才是运动成功的关键。在开展“赵占魁运动”的过程中,首先在思想层面积极动员,根据工厂的具体情况制定自己的计划,之后进行深入的宣传解释,使工人都积极参与到运动中去。其次是进行长期的教育,使工人认识“新民主主义政权应有的劳动态度”,即“大公无私、埋头苦干,积极负责,甘愿为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6]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克服自己的弱点。最后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模范工人,并逐步将其培养为工厂的骨干,“成为团结全厂工人、发展生产的核心”,[16]鼓励和激发出更多工人的劳动热情和主人翁精神,努力为工业建设服务。
初期的“赵占魁运动”注重从思想方面转变工人的劳动态度,使工人提高建设工厂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之后随着边区工业的发展,对劳动英雄运动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一文提到要培养“才德双全”[15]的新型工人。作为劳动英雄不仅要思想态度端正,还应拥有过硬的劳动技术,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促进边区工业水平的提升。劳动英雄标准的变化适应了边区发展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需求,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障。“赵占魁运动”的普遍开展,为工业建设贡献了大量热情且充满干劲的新型工人,工厂生产效率逐渐提升,职工责任心和劳动积极性不断增强,工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努力生产”,[17]实现了推进生产和保卫边区的目标。
(四)改进工厂管理体制,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如何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上实现对工厂的科学管理,成为边区工业亟待解决的难题。前述《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提到目前的工厂中存在着“机关化、纪律松懈、内部混乱”[13]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工厂中的非生产人员比例较大且实行多级制的管理导致生产指令的执行缺乏效率,而且非生产人员较多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管理费用,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增加。因此,“我们要做到组织机构上短小精干,要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13]摆脱工厂机关化的倾向,向企业化发展。
一是要调整工厂的层级和机构,进行组织上的革命。1944年8月24日《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一文指出,目前大部分工厂在机构精简方面都取得一定成效。厂联会之前,工厂总的层级基本上是四级五层,这样导致层级之间“上下隔阂,领导不灵便”,[18]横的层面部分工厂的安排多至十个单位,出现“彼此分立,领导不统一”[18]的问题。之后经过调整,前者改为了三级四层,后者的单位减少至五个,层级减少,指令下达更加高效,部门配合交流更加方便。还有部分工厂让“职员参加生产,工人兼任职员”,[18]最大限度发挥每一个人的效用,现在“人人生产,经济得很”,[18]由此,“官僚主义更失去了生存的空间”。[18]
二是要实施经济核算制度,该举措能够降低管理成本、增加工厂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工厂实现企业化。《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怎样实行经济核算做出了具体要求,即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原料、保护生产工具、发挥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并且提高生产力,使得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价廉物美”,[10]这就是工厂的经济核算制度。实行经济核算,可以帮助工厂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经济核算制度不只是存在于生产的一个环节,而是贯穿生产的全过程。《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一文指出,核算是“一个全过程的、全面的工作”,[18]全过程是指对原料购买、生产过程和产品推销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计算,全面是指从组织、制度、技术构成等方面计算是否合理。由此核算好工厂的方方面面,实现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
(五)增强职工思想政治觉悟,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强烈精神引领
工业的建设主体是劳动工人,工业的发展进步依靠工人力量的推动,工人素质的高低对工业发展进程起着重要作用。提升工人素质,既需要帮助其掌握更多生产知识和物质技术,也需要对其进行思想方面的改造,使工人真正意识到发展工业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性,自觉自愿为边区的工业建设做出努力。
开展政治教育对于提升工人觉悟和激发生产积极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一文指出,“我们党的中央、西北局及边区政府,一致规定现在我们陕甘宁边区的中心任务为生产与教育”。[10]工业生产能够保障边区供给,为人民提供物质需要;教育能够激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为人民的生活生产提供精神支持,使群众更加自觉地为边区经济发展服务。1943年6月9日《解放日报》刊载刘景范《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一文提出,要“加强政治教育,使工人提高他们自觉的生产热忱”,[19]过去那种单纯以工资刺激工人生产情绪,忽略政治教育的作用,是“既达不到提高生产的目的,又不合乎我们政治要求的”。[19]要在政治教育中使工人充分意识到工厂属于全边区人民的共同财产,工人生产是为自己的革命政权创造财富,为抗战胜利服务。工人应珍惜革命的财产,坚决同破坏工厂的行为作斗争,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责任心和积极性,转变敷衍怠慢的工作态度,使工人们自觉为工业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边区工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产品质量较差的问题,这严重阻碍了边区工业的进步。《边区工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到解决此类问题也可以从政治教育入手。针对质量较差的问题,“要在职工中进行思想斗争和政治教育”,[12]要使全体职工懂得:只有提高质量,使老百姓愿意使用边区自己生产的产品,才能抵制外面的“坏货倾销”,[12]避免现金外流,真正达到工业上的自给自足。一味地生产质量低的产品且不做改进,这样不能得到边区人民的认可,工业发展最终只能是自绝后路。在政治教育过程中,工人对边区工业品质量提高的重要性有了清晰的认知,逐渐转变了之前的错误观念,不断树牢积极生产、优质生产的理念。
1945年4月,在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召开了七大。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既存在着光明,也存在着黑暗。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20]摒弃黑暗的道路,迎来光明的前途。为了争取光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以顽强的历史毅力推进战后中国工业化建设和发展。
(一)《论联合政府》指明战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方向
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全文刊发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21]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轻重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地位上升到工业国地位上去”。[21]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表述指明了战后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需要巩固的经济基础,需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提高工业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战后工业恢复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将发挥伟大的作用。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历程中,中国工人阶级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他们将联合其他阶级共同争取中国的工业化,为建设工业发达的富强国家继续奋斗。
全民族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要积极采取切实的举措继续推进工业建设。毛泽东从实施政策和筹集资本两个方面阐述了战后工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在政策实施方面,采取调节劳资利害关系的政策,协调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使劳资双方共同为工业生产而努力。在资金筹集方面,建设工业需要在依靠本国人民积累资本的基础上借助外国资本,外国投资的容纳量较为广大,能够用来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外援,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快速进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在战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奋斗,使中国由农业基础转变为工业基础。
(二)恢复工业发展、保障工人权利,振奋战后工业化发展的民族信心
1946年11月13日《解放日报》刊载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指出公营工业在抗日战争期间曾遭受了很大波折,抗战胜利后,边区重新确立生产方向以及具体计划,“以稳定大家对边区工业的认识和确定努力的目标”。[22]与此同时对人力和物力也进行了调整,如“内部调剂干部、向外聘请技师”、[22]通过购买生产所需的器材,逐步恢复工厂的生产秩序,边区工业发展逐渐回归正轨。在生产秩序恢复的同时,产品质量方面也维持了原有的标准,做到了“火柴根根管用”[22]“汽油比过去好些”,[22]兵工生产也保持在原有程度的范围内。民营工业在战后也遭受一定挫折,现在已经全部恢复“且大大往前发展了”。[22]在战后积极恢复工业、发展生产,人民重拾生活和生产信心,逐渐恢复长期战争带来的创伤和疲劳。
工人是推动工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战后工业的恢复离不开工人阶级的努力奋斗。1946年2月7日《解放日报》在社论《纪念“二七”二十三周年》中指出,要想让工人阶级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力量,首先应考虑“给予工人基本的民主权利和生活保障”。[23]中国工人目前所处的境遇并不乐观,严重失业、劳动条件持续恶化、没有组织工会的正当权利,生活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威胁,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和支持。现阶段必须尽力改善这种状况,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使其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建设事业。解放区民主政府之前的做法证明了该观点的正确。一方面“安置工人就业,提高工人工资”,[23]开展“清算、控诉、增资、减租运动”,[23]使工人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普遍建立职工组织,鼓励工人积极参政,给予他们充分的民主自由。工人的生存得到保障,权利受到了尊重,也就更加自愿地参与到中国发展的事业中来。因此,为了争取国家工业化的远大前途,必须要“挽救工业危机,救济工人失业,改善劳动条件,让工人有组织自己工会的自由”,[23]充分保障工人物质生活与政治权利,使工人重拾战后工业建设的民族信心。
(三)扶助私营工业、助推劳资合作,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都需要努力发展工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是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报告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和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21]因此,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有力的帮助和支持。在1946年11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鹿野的《中国工业的道路——晋冀鲁豫轻重工业鸟瞰》一文提到“解放区的私人工业不但受到欢迎,而且还通过低利贷款,低税,奖励创造及取消统制解决原料及销路问题等政策而得到政府的帮助”。[24]政府的扶持使一些身处绝境、濒临破产的工厂重焕生机,由此激发了一些民营资本家的建设热情,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除了积极扶助私营工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劳资合作。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必须实行公私两利,劳资合作,使劳动工人与资本家共同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努力奋斗。1946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的社论《解放区职工运动的任务》论述解放区的职工组织时指出,一方面要强调“解放区的私人资本家改善工人待遇”,[25]这不仅能够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也会帮助资本家得到利益。另一方面还要说服职工“不要对资方提出过高过苛的要求”,[25]而是要看长远和全局的利益,资本家可以通过开展劳动竞赛、加强纪律教育等方式激励职工积极生产,增加工厂的收入,从而促进解放区的经济繁荣。1946年5月2日《解放日报》刊发的《延安两千余职工举行纪念五一大会》一文,引用了朱德向解放区工人发出的号召,倡议工人与资本家合作,积极发展生产,“使工人生活改善,使资方也有利可图”。[26]
边区工业水平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人民的努力下发生了巨大转变。1944年5月1日《解放日报》刊载的《边区工业的发展》一文指出,陕甘宁边区过去的工业是十分落后的,经过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边区变样了,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经济上完全仰赖外面的落后地区变成了一个有许多手工工厂——有公营工厂、私营工厂、生产合作社、家庭手工业和小型手工作坊的、工业上半自给的地区了”。[27]这一报道揭示了边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边区从最初仅有一些民间小手工作坊,到之后建成纺织、冶铁、被服、造纸等多种工业,设立70多个工厂,拥有1.2万多名工人,工业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工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中国逐渐改变落后的面貌,向发达的工业国迈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不断清晰起来。
猜你喜欢 解放日报边区工业化 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建材(2020年5期)2020-12-15解放日报“特稿”：新传播环境下的热点选题深度报道传媒评论(2019年8期)2019-11-11《新型工业化》征稿启事教育现代化(2019年104期)2019-02-18工业化失败的国家缺了什么?(上)中国制笔(2017年3期)2017-10-18移动互联网时代纸媒组织架构“柔性再造”——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栏目制为例传媒评论(2017年2期)2017-06-01议程设置框架下肿瘤防治议题浅析——以《解放日报》、《文汇报》2013-2014年相关报道为例新闻传播(2015年21期)2015-07-18工业化住宅渐行渐近中国工程咨询(2010年6期)2010-02-16战斗在皖浙赣边区的刘毓标军事历史(1998年3期)1998-08-21真的青年文摘·上半月(1996年9期)1996-12-31《中共闽浙赣边区史》出版发行军事历史(1994年5期)1994-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