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周村区地名及其语言学研究

时间:2024-09-02 11:18:02 来源:网友投稿

朱德康,杨美麒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所约定的专有名称,反映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具有丰富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地名研究与地理研究工作相关,且对了解地方文化、开展地名规范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各地地名的研究热度一直高居不下,区域宏观描写与地方聚焦研究成果颇多。

淄博市周村区地处鲁中山区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境内主要山峰均系泰沂山脉支脉,主要过境河流均为小清河水系河流,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周村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现有200多个自然村,村落名称因其地形及丝绸业的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特色[1](P183)。因此,对淄博市周村区地名的文化语言学探讨有其独特价值。

中国从先秦起就有研究地名的传统。纵观文献,国内地名研究发展较早且趋于成熟,大多从地名文化的视角出发,主要有《中国地名文化》(牛汝辰,1993)、《地名文化遗产概论》(刘保全、李炳尧、宋久成、张清华,2011)、《地名文化概论》(刘保全,2018)等。与语言学有关的地名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名的沿革问题上,包括地名的产生、命名缘由以及地名在名称、读音、结构、含义等方面的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为地名学的应用及地名的保护、开发问题,主要人物和成果有《地名学论稿》(褚亚平,1986)、《汉语地名学论稿》(李如龙,1998)、刘玉堂、李艳琼(2023)等。聚焦山东省地名的研究大多以文化传播理论、行政学理论为视角,与语言学相关的集中体现在地名与方言的关系、地名读音问题、地名区域分布等方面,主要有张树铮(1997)、吴永焕(2000)、王彦(2002)、陈岩(2004)等。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语言学视角出发,直接聚焦到淄博市地名的研究成果至今未见,村落地名的研究仅见许子豪(2020)对淄博市博山区村落地名的演变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以淄博市周村区地名为描写对象,基于《山东省地名录·淄博市》《淄博市地名志》中所录地名及调查所得语料进行分类描写,并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尝试分析其命名特点及文化内涵,以期总结其地名的文化特征及演变规律。

根据现行区县地名的不同划分标准,我们将周村区地名划分为城区(路、街、巷)及乡镇(自然村)两类。其中,城区的路、街、巷共130条;六镇五乡的自然村共212个。在对上述342个地名做穷尽式统计的基础上,我们依次从音节数量和构词方式两个方面对周村区地名进行分析。

(一)音节数量(1)此处音节数量的统计均以周村区地名的专名为准,不包含通名。

整体看,周村区地名可大致分为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和多音节四类,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1:

表1 周村区地名音节数目分布情况

由表1数据可知,在全区130条街道和212个自然村中,使用双音节名称的有232个,占比高达67.84%;使用三音节名称的共有65个,占比19.00%;使用单音节名称的仅有32个,占比9.36%,使用多音节(四个及以上)名称的仅见于城区的路、街、巷名称且数量较少。不难看出,双音节地名占比优势明显,这与汉语双音节化趋势保持一致,且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即长度适中、简便易记,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区别性。

(二)构词方式

李如龙(1998)指出,“专名定位、通名定类”,地名的构成一般为“专名+通名”,通名用于区分地名的类型,专名则表示不同地理位置的名称[2](P29)。周村区地名同样遵循“专名+通名”的主要构词方式,此外,还有少部分“专名”型。

1.“专名+通名”型

就周村区地名的整体结构来看,多数地名符合现行标准地名的要求,即“专名+通名”。从通名上看,城区地名整体以路、街、巷三类而别,乡镇一级的自然村通名则类型多样,统计情况如表2:

表2 城区通名分布情况

由表2可知,周村区城区路、街、巷名称共130个,其中包含路名25个、街名59个、巷名46个。数据表明,周村区城区路、街的名称分别以“路”“街”为通名,不存在其他通名。巷的名称则比较多样,在城区的46条巷子中,有34条以“胡同”为通名,还有12条则以完全不同的通名命名。

周村区主要乡、镇共11个,包括周村、王村、萌水、南阎、南郊、南营6个镇及彭阳、张坊、高塘、大姜、贾黄5个乡,共下辖自然村落212个,其通名情况统计如下。

由表3可知,周村区自然村名中有110个以“庄”为通名,占全部村名的一半以上;有23个以“村”为通名,而以“城”“沟”“铺”为通名的自然村数量较少,分别为6个、5个和4个。除此之外,其他通名如“坡、路、窝、埠、房、营、坞、寨、泉、洞、庙、桥、堰、楼、湾、坊、塘、寺、店、疃”等出现频次多为1-2次,为方便统计,表中一并归入其他类[3](P93-109)。

表3 乡镇下辖自然村通名分布情况

从专名上看,城区和乡镇并无明显区别,单纯词、合成词和词组均可充当专名:1)单纯词包括单音节单纯词和双音节单纯词两类,如“双沟、高塘、太乙街、芙蓉街”等。2)合成词包括复合式和附加式两类,复合式可进一步细分为联合、动宾和偏正三种,如“中央村、演礼庄、祠堂街”;附加式根据附加成分添加位置的不同,分为前附加式和后附加式两类,前附加式指附加成分位于通名之前,这类地名的数量较多,如“朝阳北街、新建西路、东文昌阁胡同、大尚庄、小吕家庄、前沟村、大黄埠、前碑坡”等;后附加式指附加成分位于通名之后,如“西坞头、东坞头”等。3)词组充当专名的情况下,偏正短语的优势明显,如“油坊街、永盛街、水胶场街、棉花市街、体育场路、万家庄、龙泉庄、常旺庄、北庵庄、前坡庄、新民村、山头村、桃园村、石埠村、东塘坞、孟家堰、朱首湾、王家场”等。此外,联合、动宾、数量短语等也多充当专名,例如“芙蓉街、劳动胡同、苏李庄、汇龙街、十里铺”等。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某些地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会出现通名扩展为专名的现象,如“村”“营”“坊”等通名在周村区地名中逐渐扩展为专名的一部分,形成“周村镇”“黄家营村”“羊坊胡同”等新型地名。需要注意的是,扩展为专名只是这类通名的功能之一,且转化为专名后,其自身所具有的类指功能也会随之消失。同时,在其他地名中,其仍旧可以作为通名出现。

2.“专名”型

周村区有一部分只有专名,而没有通名的地名,属于地名中的不规范现象。这类地名中大部分为偏正结构,如“南赵、大房、南阎、石门、双枣树、黑土”等;或在偏正结构基础上加之表示性质、方位的词或词缀构成附加式,如“南河东、北河东、杏园子、辛街子、杨树行子”等;或个别主谓结构,如“皇住”等。

地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反映着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整体看,周村区地名体现着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具有当地特色的社会活动。

(一)地名与自然生态

地名是标识地理实体的符号,地名的产生以自然生态环境为重要物质条件和基础。周村区东、西、北三面皆连接开阔的平原,地势平坦,自然条件优越。南部群山起伏,沟壑纵横,米沟河、浊河、淦河皆由南而北注入孝妇河。因此,周村区地名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以自然地理环境命名的情况。

1.地名与山文

周村区地处鲁中山区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南部为丘陵,北部系平原。境内海拔虽整体较低,但不乏山脉分布,主要有凤凰山、葫芦山、金山、簸箕山、萌山等。靠近山脉的村落名称大都反映出当地的山文特征。例如“山障埠”,因在鹿跑山以东并有两条大堰阻挡,地势较高,为鹿跑山之屏障,故以地势取名。

2.地名与水文

周村区主要过境河流有孝妇河、范阳河、淦河、米沟河等。较为优越的水文条件为周村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便捷,且在地名中多有体现。如历史上曾有一地,西濒范阳河,因依萌山,又临萌水(今范阳河),于通往淄川要道上开有店铺,故称“萌水店”,后改为“萌水村”,现称“萌水”。

此外,有些地名还反映出当地受河流影响形成的自然实体,如“水磨头”南临范阳河,因村头有一石岭,河水终年冲刷,故得名;“泽崖庄”因坐落于范阳河畔,因河水常年冲洗,在村头形成崖头,故名。

(二)地名与经济生活

1.地名与商贸活动

周村区以轻纺工业为主,丝绸业历史尤为悠久,传统丝织品绫、罗、绸、缎等,久负盛名,畅销国内外。丝绸业不仅使周村成为古代著名的商业中心,更影响了周村的教育事业、文化产业等,在周村区地名中具有显著特征。例如:

(1)丝市街:清代中叶此街有八家大丝店,外地和附近农村运来蚕丝都到此销售,是当时周村蚕丝集散地,故名丝市街。

(2)绸市街:清代周村丝绸的集散地,俗称绸市街。

(3)银子市:明末清初,周村工商业兴盛,集市贸易发达,当时以银为币交易,此街设有几家较大银号、钱庄,专为商家存放和兑换整零银两,买卖银器故名。

经过统计分析不难看出,周村区地名中大多用“街”“市”反映当地繁荣的商业景象。除丝绸经济外,某些地名中还反映了周村区其他经济类型的发展情况。例如:棉花市街:明清中叶,此街为棉花销售市场,每逢周村集日,市场更加繁荣,故名。

2.地名与手工业

商贸活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由于周村区主要以丝绸业为重,其他手工业发展较晚且类型较少。如“郑家庄”,该村郑姓最早定居并开设“捞草纸”(做草纸)坊,故名郑家纸坊,后纸坊倒闭,故更名。

(三)地名与历史文化

1.地名与宗族观念

宗族,即血缘关系联结而成、具有一定政治性的社会组织。中国社会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与宗族密不可分。宗族十分强调血缘关系,为了标明自己的宗族特征,人们在给地方命名时,往往依据所居宗族大姓或最先来到此地的宗族姓氏。周村区大部分地名均依据姓氏命名,这正是宗族观念的体现,如“郑家庄”“万家庄”“王家场”“蔡家场”等。

2.地名与宗教信仰

周村区现存寺庙数量较少,从地名中可窥探周村区居民过去的宗教信仰情况。例如:

(1)清真寺胡同:清光绪十九年兴建清真寺,回、汉民住户逐年增多,形成胡同,故名。

(2)迎仙庄:相传该村有一菩萨庙,墙上有神像,庙门与村相迎,故名迎仙庄。

3.地名与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原始社会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反映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美好想象。周村区地名中也多有神话传说的体现。例如:

(1)太乙门里街:街东首原有一城门名为太乙门,相传太乙为天极星,其意为唯一的至高至极,以此为吉祥,故取名为太乙门。此街因在太乙门里,故名太乙门里街。

(2)小龙口:相传东海龙王其子小龙王触犯家规,被驱逐于此,此地为龙头卧处,以吉祥之意成为小龙口(因淄川东有个龙口)。

(3)仙鹤庄:最初定名曹家庄,后有人发现村东北角落下一只仙鹤,认为是吉祥之兆,故改为仙鹤庄。

4.地名与社会心理

中国人普遍有追求天下太平、和谐安定的心理,期望社会和平、百业兴旺、生活富足。周村区地名中也多有寓托性特征的体现,多用“太平”“太和”“仁”等表达和平美好愿景的词,如“太平南街”“中和街”“太和路”“仁和庄”“和家庄”等[1](183-219)。

通常情况下,地名最初都来自当地特定的自然地理实体,如山、水等。随着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不断丰富以及对地名认识的不断加深,其指代功能也逐渐增强。同时,越来越多人工地物出现在地名中,且其内涵更加丰富。

(一)从自然地理实体名到聚落名、人工地物名

用以标识自然地理实体的地名,一般都具有唯一性。由于相对位置及观察角度不同,同一自然地理实体往往会存在不同的命名[4](P93-94),如以碑为界的“前碑坡”和“后碑坡”。随着时间推移,某一具体实体附近聚居人口逐渐增多,地名则逐渐演变为聚落名称,如“郑家庄”“王家场”“孟家堰”等。再如“土古城”,因当地盛产土鼓藤得名,后土鼓县废后在故城周围相继建立四个村庄,以居住者姓氏区别,分别为“栾古城”“曹古城”“杨古城”“沈古城”。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工地物名的占比也逐渐增大。如“站北路”因位于周村火车站北而得名;“体育场路”因紧邻体育场而得名。

(二)描述性地名向记叙性和寓托性地名转变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及活动内容日渐丰富,地名开始更多地反映当地的发展历程。如“马路街”因胶济铁路通车后外商多在此地经营,车马行人较多而得名,记叙了当地的发展过程。寓托性地名则多反映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情感意愿或品质,一般与自然地理特征无关。如“和家庄”取各家团结和睦之义;“太平南街”曾用名“丰收街”以寄托农民渴望丰收的愿望,后复名为“太平南街”。

此外,我们还发现,俗名雅化是周村区描述性地名向记叙性和寓托性转变的形式之一。过去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人们较为落后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村名中多含粗俗用字。在村名规范的过程中,俗名雅化成为重要的手段之一,进而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4](P98-99)。如“猪首湾”,初因村南有一地头伸入湾内,形似猪头而得名。后因名称不雅,易名为“朱首湾”。

地名反映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具有丰富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地域研究离不开地名研究,且对地理研究和地名规范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周村区地名反映了其语言学特征及独特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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