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工业革命开启了以农业为主体向以工业为先导的产业结构变迁，工业与农业的关联发生了历史性演进。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与农业的关联与古代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工农业的松散联系不同，呈现出日益丰富、紧密、复杂的态势，这一演进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遵循产业演进一般规律的同时，基于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的弱势、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的资源禀赋，也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价值和目标取向，对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行了积极探索，构建起以重工业为中心并带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为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工农产业体系。
已有对毛泽东关于工农关系的研究，聚焦于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剩余转移、国民经济运行中工农协调发展等问题，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大仁政”与“小仁政”[1]和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国家对工农业的投入比例、工农产品价格比价及“剪刀差”、工农业增长比例及农业向工业提供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农村为工业品提供市场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需要对工业革命以来工农产业链的内在关联进行研究。否则，缺乏对以工业化为战略重点和以其先行发展带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研究，对“大仁政”与“小仁政”兼顾及其实践探索创新的研究就可能偏颇，至少是不够充分和深入的。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以什么样的路径实现工业与农业相互支援联动发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构建工农城乡关系的目标取向。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经历过落后挨打的苦难日子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负起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责任，提出了“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这一命题[2]146，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明确了经济建设要以工业化为战略目标的发展思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确定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3]1427,1437。发挥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主力军作用，进而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如继往地从巩固发展工农联盟和农业为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出发，在选择了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和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新中国在国民经济实现快速恢复发展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把工业化纳入其中，并以“一五”计划的实施为标志，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以工业化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7年10月9日，在“一五”计划即将完成之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4]310以重工业为中心推进工业化，并不是不发展农业，而是要以农业为基础和重视农业发展，毛泽东在后来将其形象地称为两条腿走路[5]77-78。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就提出了“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立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6]的经济发展思路。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排列次序作了调整，将农业现代化由20 世纪50年代的位列第二，提升至首位[7]。尽管作出了这样的调整，但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主张及其实践一以贯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经济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重工业为中心，其基本原因是要为完成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奠定基础。毛泽东早在1944年5月22日论述“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必要性时强调，“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有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还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2]146-147这实际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就必须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中国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逻辑是：一方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先导和重要标志的，农业现代化是在工业化的带动下发展的；
另一方面，基于工业化先发国家强势下落后的农业国被挨打的教训，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弱势窘境[8]，必然选择致力于推进工业化，这也是工业化成为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原因。鸦片战争后，国人认识到西方国家所“长”在工业，因而主张学习其工业之“长”来制夷。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认识到工业国对农业国存在经济剥夺的事实，指出中国作为农业国是不可能脱离世界上的工业国而独立存在的，只有工业立国，才能摆脱工业国对中国的经济剥夺[9]。基于这些因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都把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目标取向。为了实现这一宏大战略目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的经济建设方略。
综上，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实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战略目标，成为新中国在成立后较长时期内构建工农城乡关系的内在规定性。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4]310基于对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这一把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对推进以工业为先导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探索。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探索，明确了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的农业技术改造方向，和以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取向。1958年，毛泽东提出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明确了中国较长时期内的农业技术改造方向。1959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机械部报告的指示中提出：“应该根据从一九五八年起以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实现农业现代化，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的总任务和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的机械化的步骤来拟定，要尽可能快地促进农业技术的改造，不断提高农业各方面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10]这表明，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初期，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目标取向。这实际上表示，农业现代化是以工业为先导的现代化。
在推进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重要表征和目标取向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1]132、“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等观点。毛泽东高度重视推进农业机械化，将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和突破口，其所作出的深邃论述，在实践中产生了深刻和重大的影响。
一是把农业机械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组成部分和标志之一。在我国还处于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机械化，一开始就不是将农业机械化的作用仅限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是将其定位为巩固工农联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举措和重要组成部分。（1）将农业机械化作为解决工人和农民之间矛盾的重要路径之一。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11]311（2）在创建农垦事业之初，毛泽东根据《共产党宣言》将建立农业产业军作为十大纲领之一，提出要建设一支采用现代化机械和科学技术的农业大军[12]。（3）1953年12月，毛泽东修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指出：“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4）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将农业机械化纳入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全局进行统筹。毛泽东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14]329（5）把农业机械化作为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不可或缺的条件。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4]438（6）把农业机械化作为动员群众解决现实困难的措施。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中谈到发展农业机械化时指出：“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
再者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5]428
二是毛泽东作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改良农具逐渐实现农业机械化时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写给省、地、县、社、队同志们的一封信中进一步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5]49。
三是提出包括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等在内的农业技术改造时间表。新中国刚成立之际，就把改良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作为推进农业技术改造的重要内容。1950年5月18日至6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在中南海举办新式农具展览会，共展出东北改良农具14 件、苏联马拉农具18 件、华北马拉农具21 件，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人士观展，以推进改良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向全党发出了用20～25年时间完成包括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等在内的农业技术改革的号召：“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14]438-439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中，把机械化、电气化列为农业工厂化的主要内容[15]。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写给省、地、县、社、队同志们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更具体的时间表、主要目标及具体措施，即在4年内小解决，7年内中解决，10年内大解决；
从1959年起的4年内，主要目标为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
每省每地每县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比较进步的农具，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后才成批制造和推广[5]49。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明确：“我们党在农业问题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16]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务院于1966年7月在武汉召开了农业机械化湖北现场会议（这是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对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作出工作布置。此后，1971年8月至9月和1978年1月，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以促进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
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的技术改造方向和以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取向，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的实际而形成的对农业现代化的认知结果，也借鉴了国际上以石油农业为主导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对以耕畜、劳力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中国而言，推进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等，实现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改变传统农业时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劳作，还可以提高耕作质量和效率，进而实现农业增产增效。
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的技术改造方向和以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实际上明确了农业现代化要以工业先行来带动其发展的目标路径，这为工业的发展及其产业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要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现代化的全局和战略高度，科学把握支援、服务农业的工业体系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并在实践中积极推进支援、服务农业的工业体系建设。
一是农业发展要以工业发展为前提。1951年12月，毛泽东指出：“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4]207这就明确了要促进农业发展就要先行推进重工业发展的思路。《人民日报》发表的1953年元旦社论，向全社会阐明了以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发展的关系：“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着重发展冶金、燃料、电力、机械制造、化学等项重工业，因为正如斯大林同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所说，‘只有重工业才能既改造并推进整个工业，又改造并推进运输业，又改造并推进农业’。”[17]
二是工业要面向和服务农业。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4]200毛泽东主持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这一思想贯穿其中。1957年10月25日的这一纲要修改草案序言指出：“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总是尽可能援助农民的。纲要所规定的许多农业增产措施，今后将逐步得到人民政府的更多的必要援助。在实际上，这是工农的互相支援，城乡的互相支援。”序言还进一步指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互相支援，是农民解放的保证。”[18]其将工农互相支援、城乡相互支援提到农民解放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1959年6月29日和7月2日，毛泽东在谈到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时强调，“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5]78-79。
三是工农平衡发展。1959年6月29日和7月2日，毛泽东在谈到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时，强调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以农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农业和工业的平衡为基础的综合平衡，并强调工业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5]78,80。1962年3月，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副对联，上联为“先抓吃穿用”，下联为“实现农轻重”，横批为“综合平衡”[19]，这是对农轻重综合平衡要求的生动表述。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20]，这道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轻重”排列上对马克思主义工农关系理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内，围绕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的技术改造和以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目标取向的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在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进程中，积极推进支援、服务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以重工业为中心并带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为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工农产业体系。为了推进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建设，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专门设置了农业机械部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机械工业、农业化学工业等快速发展。到1976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8 629.6 万千瓦，化肥施用量达582.8 万吨。同时，工业的发展也提升了农业科研装备及技术推广设施水平，为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基础。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这是中国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 318.0 万吨大幅度增加至1976年的28 630.5 万吨的物质技术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农业向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产业关联规律，没有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而弱化农业生产，相反，还强化和深化了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农业为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奠定基础。早在1948年4月1日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初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他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3]1316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3]1477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基于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向其提供农产品支撑的认识。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对农业的依赖，一方面需要农业提供农产品原料，一方面要向转移到工业等非农产业的人口提供食物、棉花、木材等农产品供给。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粮食产量仅200 多千克（1949年为208.95 千克，到1952年经过3年恢复发展后也只有288.12 千克），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400千克的粮食安全线。如此低下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农业为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奠定基础的现实因素。
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农产品产量增长需跟上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要求，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农业，使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的弱势窘境，从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出发，选择了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战略目标。为此，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中，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快速推进工业发展。这就要求农业实现较快发展，进而向工业提供更多的农产品。195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以粮食情况来看，由于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经济作物地区人口增多，全国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粮食需要量也很快增加。粮食需要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因此，如果农业方面不逐步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将来就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困难，这就是一方面农民的生活不能改善，另一方面国家的工业建设不能顺利进行，人民的生活和市场物价不能保证稳定。”[21]1955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农产品产量增长作为促进工业化的举措。其指出，“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2]
在国民经济偏向重工业的运行态势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必须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中国在实施工业化战略进程中，尽管明确了稳固农业基础以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但在实践过程中，向工业偏斜、农业发展跟不上工业发展步伐的问题长期存在。在启动国家工业化战略初期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时，中央就强调要解决农业落后于工业的问题。受“大跃进”运动中动员大量农业劳动力大炼钢铁及人民公社在建立过程中挫伤农民积极性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当时，农业大幅减产，农业不能提供必要的农产品，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在总结这一深刻教训的基础上，1960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1960年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不仅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提出了“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随后，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和夯实农业基础。针对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没有很好落实的问题，1962年7月20日，毛泽东与各大区书记谈话时说：“我发了一道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提出四年了，就是不实行。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如果你们不实行，我兼计委主任，你们作副的，到哪里都可以革命么。”[23]
1953—1976年，尽管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进程中中央反复强调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但由于当时以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为战略目标，加之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向工业倾斜，导致夯实农业基础地位的方针在实践中落实不到位。由此，中国经济长期存在工业偏斜运行的问题。当时，尽管工业发展带动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和农产品产量的快速增长，但与发展更快的工业相比，农业的发展速度跟不上去，成为现代化的短腿。加之全国人口快速增长，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在300 千克左右，使得农产品供给短缺问题严峻，长期实行凭票证限额供给的品种较多。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发展决策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的实践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其对工业或农业发展的推进不是孤立的，而是遵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先行发展并带动农业现代化的规律，统筹工农业相互支援并促进联动发展，构建以重工业为中心并带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为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工农产业体系。一方面，以工业化为战略重点，通过推进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初期工业这一先导产业的快速发展，既带动综合国力和现代化水平快速提升，又通过发展农用工业，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机械、电力、化肥等现代生产要素。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以国家工业化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和突破口，推进包括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破解了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问题，促进了工业体系的快速建立和工业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性演进。其显著标志首先是实现了工农联动发展目标，包括在20世纪70年代末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现代化建设随之推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
不仅如此，随着以此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增强，以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为标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以提升，中国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稳稳地立了起来。换言之，毛泽东基于工业化后发国家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对如何推进工业与农业相互支援联动发展进行的探索，遵循了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构建起以重工业为中心并带动农业、农业为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工农产业体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的实践表明，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城乡关系的讨论，不能仅仅看到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支持而弱化了其自身发展能力，还要看到工业为农业提供现代生产要素，进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大幅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为农村提供现代生活用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作用。
简言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实现路径的考察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交了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如何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式答卷，其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具有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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