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琪 阎治才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长春 130024）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区少年先锋队。当时的苏区少年先锋队，不是少年组织而是青年组织。苏区各地的少年先锋队从1929 年开始陆续建立，1932 年5 月正式建立，设立中央总队部和省、县、区、乡的队部，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组织和红军的后备队，参加者的年龄为16－23 岁。当时的少年组织是儿童团，参加者年龄为8－15 岁。共青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少先队在党组织和团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共青团和少先队，都有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的各级组织。1935 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根据中国青年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逐步转变为地方和基层的救国会（基层的叫救国会，地方的叫救国联合会）。到1937 年4 月，即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前，这个转变已经实现。研究这个转变的根据和实现过程，说明这个转变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对于深入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史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作中的转变，总是同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党在工作中所采取的组织形式的转变，当然也是这样。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就是这次转变的根据。
（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必须把广大爱国青年组织起来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 年的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即日本作为压迫民族同中国这个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坚决要求抗日的，他们决不愿意当亡国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 年大革命失败前后离开了革命营垒，但这时也是要求抗日的，因为如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将遭受严重打击。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因为日本侵华也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抗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把一切爱国抗日的民众组织起来，使一切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就及时地、多次地发出抗日号召，要求把“群众斗争的力量”动员起来［1］，把“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群众”动员起来［2］。共青团中央也于9 月21 日发出《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全国青年罢工、罢课、罢操、罢市，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这样，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包括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便迅速开展起来。但在此后的几年中，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以及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党在当时还未能在爱国青年中普遍建立抗日救亡组织，主要是通过发出抗日号召和党、团组织的推动来促进全国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当时只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区少年先锋队。这两个组织都是中国先进青年的组织，具有先进性，但缺乏群众性。在抗日救亡运动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形势下，只有这两个组织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广大抗日爱国青年中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把广大抗日爱国青年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更充分地发挥广大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把抗日救亡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
（二）打破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政策，必须把广大爱国青年组织起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国民党当局正忙于“围剿”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面对日军的进攻，蒋介石竟然指令国民党东北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不予抵抗。随后，蒋介石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宣称“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3］。所谓“安内”，就是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主要是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青年学生提出的抗日要求，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搪塞、欺骗乃至镇压的政策。如1931 年12 月5 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南京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包围，许多学生被捕。同月17 日，全国各地学生代表和南京学生的示威活动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多次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对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如1931 年12 月中共中央在《为国民党压迫学生爱国运动告革命的学生》中就指出：国民党当局对全国革命民众和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无情的压迫与屠杀”［4］。1933 年3 月，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指出：国民党及其政府“使用一切力量，镇压中国劳苦群众的抵抗”［5］。1935 年5 月，共青团中央在《“五四”纪念告学生书》中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数不尽的抗日青年“被开除、逮捕、绑架、屠杀”［6］。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虽然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政策，但尚未提出在青年学生中乃至在各行各业普遍建立抗日救亡青年组织的任务。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政策，如果能在抗日救亡组织的名称、工作方法、斗争方式等问题上采取正确的策略，是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半合法性的，从而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但当时党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不懂得“何种组织、何种工作、何种方式在当时当地可以合法地进行，何者只能半公开地进行，何者只能秘密地进行”［7］。这样就使抗日救亡的青年运动遭受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这种情况表明，只有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才能普遍建立起青年的抗日救亡组织，才能打破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政策。
（三）在新形势下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把广大爱国青年组织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个历史时期，党的群众基础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阶级、阶层、团体和个人。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是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推动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他阶级、阶层的反帝反军阀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根据地农民斗争的同时，也通过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领导了工人、农民和其他阶级、阶层的反蒋斗争。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9 月20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要求“党在苏区与非苏区内更加十百倍的去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8］。9 月21 日，共青团中央在《为满洲事件告全国青年书》中号召青年工农、士兵、学生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破坏民众运动。此后，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多次作出这样的决定，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党组织和团组织的领导下，苏区、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即日军占领区）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阶级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乃至抗日的武装斗争不断发展。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但是，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党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倾向。例如，有的党组织主张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应退出黄色工会（即国民党方面组织的工会）。有的党组织仅仅做好了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的工作，就指挥这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去和敌人做决定胜负的斗争。有的党组织把应该秘密做的工作，采取某种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去做。这些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9］。当时，党内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已经严重影响到党的阶级基础的增强和群众基础的扩大。这就必须广泛建立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和群众组织，包括在青年中建立这样的组织，采取某些合法、半合法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使党获得广大工人和其他群众包括青年群众的拥护，才能更好地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的这次转变，不是一举实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方针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同中国当时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转变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酝酿阶段（1931 年9 月至1935 年12 月）
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35 年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前，可以看作是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转变的酝酿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以及一些地方党组织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但在主张进行抗日斗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进行抗日斗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必然涉及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问题，其中当然包括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形式问题。1931 年9 月22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指出：“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同时“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10］。10 月1 日，共青团中央要求各级团组织必须注意发展团的本身组织与一切青年群众的辅助组织。此后，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多次发出关于建立青年抗日救亡组织的有关指示，但由于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长期影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明显成效。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抗日救亡组织，如哈尔滨各界联合会、东北学生抗日会（北平）、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北平）、上海工人抗日救国会、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中华国民救国女子军（南京）、华北妇女救国会（南京）等。在这之后，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组织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些抗日救亡组织有很大的自发性，并且往往是由一些著名人士组织起来的。虽然有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一些组织中起了骨干作用，但总体上还不是党团组织主动建立并领导其活动的组织。同时，这些组织一般都是在上层组织起来的，缺乏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经验。
1935 年7 月至8 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要求各国党在本国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8 月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9 月至10 月间，青年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要求各国的共青团组织进行根本性改造，即取消共青团的名称，建立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以适应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八一宣言》经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了北平、上海等地，北平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即一二九运动，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于1936 年2 月1 日成立了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型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中央在1935 年11 月下旬才得知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共产国际七大和少共国际六大的相关文件，则是在1936 年春以后陆续传到国内的。
（二）开始实施阶段（1935 年12 月至1936 年10 月）
从1935 年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36 年11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之前，可以看作是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转变的开始实施阶段。
1935 年12 月17 日至27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先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即《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批评了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党的相关政策的转变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式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11］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的领导方式（其中包括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
1936 年1 月，共青团中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作出了《目前的形势与团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分析了当时中国青年运动面临的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共青团的任务。其中要求动员全国青年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战线上去，要求各级团组织和团员深入到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士兵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目前的形势与团的任务》中指出，应广泛组织单独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如青年抗日救国会、学生抗日救国会等，以及青年的武装组织，如青年抗日义勇军、青年抗日团、学生义勇军、北上抗日团、铁血救国团等。特别强调只要是有青年群众的地方，就应该单独组织青年的抗日组织，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青年的抗日救国运动。“凡是适合于这个要求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就是好的，违背这个要求的就是坏的。”［12］共青团中央的这个决议，可以说是为青年抗日救亡组织的广泛建立做了准备。在这之后，随着少共国际六大的精神先后传到国内，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开始转变。
1936 年春，东北地区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到苏联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得知少共国际关于改造共青团的精神，并带回了少共国际关于改造共青团的决议。此后，开始改造东北地区的共青团组织。在东北，撤销了共青团满洲省委和团省委以下各级团组织，在各地建立新的青年组织，如青年抗日救国会、青年反日总会、青年队等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团体。对现有的团员，一部分直接入党，不能直接入党的团员到新建立的青年组织中工作。新建立的青年组织由同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不再设立全地区青年组织的统一机关。到本年夏，东北地区的共青团组织不再存在。
1936 年5 月，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七大的主要文件和中共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经过讨论，确定共青团应以民族解放先锋团或民族解放青年团的名义公开活动。8 月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体现了这一指示精神。8 月9 日，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给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共青团的组织“是应该取消的”，“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群众。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实际上就是这类性质的组织。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类公开组织，我们可以到其他已有的青年组织中去工作，争取其领导。”［13］9 月以后，北方局领导的青年团组织先后取消，青年团员一律转为党员，在各地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等青年抗日救亡团体。
在这个阶段中，只是东北、华北地区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实现了转变。中共中央尚未做出取消各级各地青年团组织、建立各地青年抗日救国组织的决议。青年团中央、其他地方的团组织仍然存在，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尚未实现根本的转变。
（三）全面展开和基本完成阶段（1936 年11 月至1937 年4 月）
从1936 年11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到1937 年4 月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可以看作是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转变的全面展开和基本完成阶段。
1936 年11 月1 日，中共中央根据此前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有关指示精神，作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适应国内形势的变化，使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来，必须“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14］。《决定》指出，苏区与红军中的青年团组织必须改造为青年团体，要把教育、训练青年作为基本任务，要使全苏区的青年成为全国广大青年的模范。国民党统治区的共青团员，也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参加青年群众的、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利用一切可能，去建立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组织。《决定》中还提出，要大批吸收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没有入党的青年团员，也要成为党支部周围的积极分子，但不要组织团的支部或团组。《决定》指出，要彻底改变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抛弃关门主义，采取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还要清楚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青年群众组织并使这些组织联合起来。在这之后，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的转变在全面逐步展开。
为了贯彻《决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公布了这个《决定》，当时，共青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使青年运动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和《关于改造团的几个问题》文章，分析说明了青年运动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为什么要改造团、青年运动新的组织救国会的建立和工作方法、少先队受救国会领导等问题。接着，由共青团中央组织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西北根据地的各团省委、团县委相继改为同级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红军各部的团组织改为青年队，党在国统区（包括部分敌占区）的领导机关如北方局等，也在原有团的改造基础上继续进行改造工作或开始进行团的改造工作。
1937 年4 月12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参加大会的还有华北、东北等地的青年代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大会通过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和《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由55 人组成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大会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前，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各地青年救国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15］。4 月18 日，执委会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冯文彬、胡耀邦等9 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冯文彬为书记。这次大会之后，共青团中央开始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开展工作［16］。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这次转变的基本完成。
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的这次转变，既然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而提出的要求，那么，这种组织形式的转变，必然对党所领导的青年运动，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当前，绿色低碳经济既是国家政策层面的要求，也是国际发展的趋势。根据数据显示，全球数据中心的能耗大约占到全部能耗的1.5%，而与此相对的，由于数据业务总量、建设成本、建设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数据中心所消耗的能源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比例更高，达到大约2%[1]。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的数据中心数量越来越多，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在提供越来越高的计算能力的同时也在消耗着更多能源。此时，电网企业作为国际的能源骨干企业，更应当响应国家号召，提倡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建设并运营绿色节能的数据中心。
（一）在新形势下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
中国的青年运动，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是党领导的青年运动。在抗日战争条件下，改变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广泛建立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不是弱化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而是坚持和加强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1937 年4 月，中共中央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各地青年组织的领导机关，随后于1938 年5 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青委”）。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并未设立领导青年运动的专门机关。中青委的书记是陈云，副书记是冯文彬。陈云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央设立中青委，由陈云任中青委书记，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重视，对青年运动领导的加强。在这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县级以上（包括县级）的党组织均设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还要求各地党委“把青年工作当做自己主要工作之一，实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17］。
1938 年10 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用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肃清”占领区。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重心，由抗日转向反共。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反共军队的进攻下，根据地逐渐缩小，国统区、敌占区的青年运动受到严重摧残。这样，从1941 年开始，中国的抗日战争和青年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中青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1940 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战区（即根据地和周围地区）的区、地、县三级青委“均转入青年救国会中去工作”，取消青救会中的党团，合并于青委，“青委书记应参加常委”［18］。同年12 月，中共中央提出国统区青年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19］。1941 年6 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区青委只保留名义，地、县不再设青委，由党委直接领导青年工作［20］。9 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凯丰任中青委书记，冯文彬仍为副书记。1942 年2月，中共中央规定凡是建立了同级青年组织的中央局、中央分局，青委人员均转入同级青年组织的领导机关。同年6 月，中共中央要求取消党在国统区的省委、特委，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县委，必要时也可以取消县委和县委之下的区委，但保留党支部。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使党坚持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并使青年运动得以坚持并发展起来。
（二）使中国青年运动有了适合当时形势和任务的组织形式
当时的形势，概括地说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任务，就是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样的形势和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青年运动中把一切爱国抗日的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中国共青团在1922 年成立之时，是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当时之所以是这样的名称，就是要使青年团具有相当的群众性。后来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是因为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已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的青年组织，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少共国际领导的各国青年团都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青团和苏区少先队，由于受历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思想政治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许多不顾主客观条件、没有胜利可能的斗争；
在组织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不适当地强调成员发展的先进性，忽视群众性，并且没有广泛建立外围的青年组织。所以，改变青年运动的这种组织形式，只保留少先队基层组织，广泛建立青年抗日救亡组织（或抗日救国组织），适应了当时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广泛建立抗日救国组织，有利于开展合法的抗日救国斗争。面对华北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在1936 年5 月发布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不再提打倒大汉奸卖国贼蒋介石的口号，8 月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要求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国民党当局逐步转向抗日的形势下，广大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广泛建立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就能够团结一切爱国抗日的青年，充分发挥青年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三）青年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的这次转变，在当时的条件下坚持和加强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使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后的青年运动有了适合当时形势和任务的组织形式，对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坚持和胜利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抗日根据地。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青年的抗日组织，不但有各级救国会或救国联合会，还有青年的抗日武装组织如青年抗敌自卫队、青年抗日游击队或游击小组，以及各种以专门活动如学习活动、文艺活动为特点的青年组织。广大青年不但积极配合人民军队作战，还积极参军入伍，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1941 年至1942 年），各根据地青年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如积极参加反“扫荡”斗争和大生产运动等，为坚持抗战贡献了力量。1943 年以后，随着抗日斗争形势逐步好转，革命根据地的青年组织不断扩大，广大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斗争进一步发展，为进行局部反攻和大反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后，国统区的青年组织特别是学生组织，积极支援抗日友军作战，如北平、天津、上海的青年组织积极开展救护、慰劳、宣传、捐献等活动。特别是北平、武汉、广州等地的青年组织积极奔赴全国各地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抗日武装力量，促进了国统区群众抗日活动的高潮。1939 年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21］的方针，在青年运动中采取了适合当时当地条件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使国统区的青年运动得以坚持并开展。1944 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国统区的青年主要是青年学生积极开展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使国统区的青年运动再次出现高潮。
在日军占领区（即沦陷区）。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到沦陷区工作。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利用合法的形式组织青年，如参加伪政权组织建立的青年团体、利用各级各类学校来争取青年、向青年宣传抗日救国；
一方面组织建立秘密的青年组织，开展抗日斗争。1944 年12 月，中共中央要求把党在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指出“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22］。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工作包括青年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青年组织在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日军占领区的工作开展和坚持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团结了广大的抗日青年，使广大青年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的这次转变，对新时代作好党的青年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在抗日战争条件下，改变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建立地方各级青年救国会，是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决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就开始考虑重新建立先进青年的全国性组织，以发挥其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1946 年8 月以后，中共中央两次召开关于建立青年团的会议，并且发出了关于建立青年团的提议，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普遍试建青年团。1949 年4 月，重新建立了先进青年的全国性组织，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 年5 月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天，回顾和总结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前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这次转变的过程和历史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即必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必须广泛建立各种各样的群众性青年组织，把最广大的青年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
必须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引领青年的作用，使广大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