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人的精神世界是能动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念世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迁。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不断推动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经历了四个基本阶段：改革开放开启人的精神世界重构的阶段；
“四个多样化”倒逼人的精神世界建构阶段；
社会快速转型中人的精神世界建构阶段；
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系统性建构阶段。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体现了党中央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坚定战略定力。新时代推进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基本经验在于，既始终坚持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人的精神观念的基本原理，又系统把握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相对独立性规律，整体性推进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精神世界 拜物教批判 文化自信
陈胜云，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23AZD005）的阶段性成果。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批判语境中，人的精神世界是能动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念世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拜物教是拯救人的精神世界的基本途径。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谋划中，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包含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本质要求。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史，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谋划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现实历史展开过程中呈现为十分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变迁史，这种复杂性源自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植根于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转型。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人学与哲学价值论，已经开始触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研究主题，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产生并不断深化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看似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重构，实则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变迁的一次学理反思与话语重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更多的学者展开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人的精神世界受商品拜物教影响的哲学反思，到了90年代中后期则在主题上直接聚焦于资本逻辑批判和中国现代性反思。这些哲学反思是切题的，因为商品拜物教已经在中国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哲学反思又是不彻底的，因为商品拜物教在中国断然没有存在的制度性基础，而仅仅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特定阶段的副产品。在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生成以人的精神世界的物化为特征的拜物教？抑或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具有天然免疫力，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抵御资本奴役逻辑？从学术观点看，不管是人学、哲学价值论、实践唯物主义，还是聚焦资本逻辑批判的中国现代性反思，都产生了积极的理论效果，即一定程度上关注到并及时提醒人们市场化改革的信仰危机与去主体性风险。实际情况是，这种理论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在反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这一传统社会分析框架的理路中展开的，始终不可能摆脱归根到底是经济因素决定精神观念这一基本原则，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坚持的这一原则本身无懈可击。显然，如果不从40多年改革开放的整体历程出发，很难从学理上参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人的精神世界建构上取得的成功经验，最多也只能停留在拯救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象层面。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回到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世界变迁的整体历史，既基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考察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化，又自上而下地考察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推进过程，以便揭示成功经验背后的主要规律。
一、改革开放开启人的精神世界的重构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重构的历史进程，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精神世界的重构是同时进行的。1979年，邓小平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并阐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接着又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同时建设高度物质文明与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引发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国外生活观念和社会思潮也开始传入国内并影响国人的精神世界。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重点是解除此前历史阶段的精神禁锢，为齐心协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精神力量。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战略的逐步推进，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商品经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开始放大，特别是从国外输入的生活观念和社会思潮直接冲击人们的理想信念，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商品经济的矛盾心理直接影响到其精神世界的变化，这使党中央更加坚定地实施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一直主张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统一起来，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同时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这里讲的精神文明直指人的精神世界，邓小平从文艺工作角度展开论述，要求批判剥削阶级的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恢复发扬革命传统和培养树立优良道德风尚。邓小平强调，文艺工作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精神文明作了具体阐释：“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邓小平从历史经验角度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延安到新中国，是因为我们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革命精神。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大背景分析了推进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邓小平在此提到了多方面精神内涵：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以及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3]。邓小平要求，“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4]。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强调要清除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5]。
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看，就国内改革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经济特区的设置以及国内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探索，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同时广泛地影响到人的精神世界的变迁。在指令性计划条件下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开始转向市场，原先按计划分配的生活资料也开始走进市场，人们发现原先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开始松动，一部分投身改革开放大潮的人开始富起来，社会上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物化倾向，这使一些人产生了对未来社会生活既期待又迷茫的社会心态，甚至产生了对原先高度组织化社会生活的质疑。同时，人们发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生产要素在双轨制条件下成了某些人获取利益的工具，而生活资料更多地流入富起来的人手中，这使一些人开始质疑商品经济的导向。
就国外文化输入而言，改革开放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这些思想文化既反映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进步理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拜物教属性。随着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管理经验的引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对不同群体是不同的：对于慢慢变得富裕、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群体来说，他们对更加宽松的生活环境有了更多的期待；
而对于那些还没有投身商品经济大潮的人来说，他们对商品经济以及未来生活产生了诸多焦虑。从西方势力所推进的意识形态战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加大了“和平演变”力度，主动向中国输出与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社会思潮，以影响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
基于以上分析的主要原因，把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的设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最佳效果。在苏东社会主义整体走向低谷的国际背景下，商品拜物教与意识形态渗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合谋，并给社会发展和稳定带来了不少干扰和负面影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一些民众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对社会前景与未来生活充满着焦虑与迷茫，而且少数党员干部也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信念。
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铁的规律，中国改革开放是典型的从经济基础开始的整体社会变革过程，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必定会引起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或快或慢的变化。面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变迁，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从党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角度提出了应对战略和策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作出关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1986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明确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人们的思想活跃看作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并就此提出了改革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的战略要求，强调用群众切身的经验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和教育，以激励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热情和献身精神。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对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社会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1]对于造成这一失误的原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有一个基本判断：“改革开放一开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但是，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一贯的情况。”[2]
对此，当时学界已经开始深入研究市场化改革的资本逻辑，主题也开始聚焦于，人的精神世界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到底是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的，还是市场经济不完善不健全所引发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的是社会主义能不能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一重要判断的提出，很大程度打消了人們对社会主义采用市场经济必然出现拜物教的担忧，同时也为学界关于改革开放与人的精神世界变迁的现实关系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由此，人们不再纠结于市场化改革是否必然引起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构，而是转向探究如何在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采用合适的方式方法来消解资本逻辑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负面影响。
二、“四个多样化”倒逼人的精神世界建构
自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变迁整体上是在以市场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对国人的诱惑力有所下降，少数国人那种盲目崇拜西方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确立之后，商品概念和市场因素加速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社会的拜物倾向日益明显，人们的思想道德、诚信等方面的问题开始凸显。从社会发展看，市场化改革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冲击是通过人们社会生活的变迁间接形成的，党中央把当时社会生活的变迁概括为“四个多样化”，即经济成分多样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
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感性多于理性，即使是对1990年证券交易所的开张，大部分群众也持一种观望的谨慎态度。但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很多人已经看明白一个道理：再不加入市场化改革大潮，很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人们对进入市场经济过程的态度显得更为主动而积极。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农村和城镇都有一部分人因为率先享受到改革红利而快速富裕起来，这又为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四个多样化”贯穿着一条市场经济逻辑，经济成分多样化和组织形式多样化是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结果，而就业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与市场要素的配置直接相关，因而归根到底也是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从结构分析看，经济成分多样化是基础性原因，组织形式多样化是经济成分多样化推动的组织形式变迁的结果，经济成分多样化和组织形式多样化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就业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提供了可能。
“四個多样化”打破了人们对于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的传统期待，在为人们提供了从事不同于高度组织化职业的其他可能性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走出原本可预测的生活样态的可能性。原本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生产过程中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看到了转变原来身份的可能性，一部分城镇职工在转而从事非公经济生产的过程中享受到了更好的工资待遇，农村富余劳动力也看到了加入非公经济生产过程的新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身份改变本身是由市场所主导的，只要你具有从事某种工作的劳动技能，你就能够以劳动者身份加入合适的生产过程，这在高度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不被允许的。一个劳动者之所以从原本稳定的国有企业或党政机关单位跳槽到非公企业从事不同的生产工作，是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起到关键作用。正因为主要是市场在配置资源，那些既没有知识储备又没有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在这个复杂的身份转化过程中就处于被动状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其他配套体制机制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市场的资源配置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从负面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的变迁。因为“四个多样化”，人们不再被束缚于高度组织化的生产和工作单位，而可以从事可能带来更高收入的非公经济相关工作。但是，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想象空间逐渐被打开。原来在高度组织化生产过程中所接受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很容易被商品拜物教冲淡；
在高额利润回报率的诱导下，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和个人主义滋生是常有的现象，甚至有人以合法经营为幌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感觉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直接分享到改革红利的部分群众，在市场经济快速造富的社会效应下变得心态失衡。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同邓垦的谈话中曾经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当时邓小平直指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现实表明这个预判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实际情况比单纯的贫富差距更为严重，因为还存在与之相关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系列问题。
对于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出现的问题，后来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有具体概括：“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
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
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
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
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1]当然，在归根到底把问题归结为商品拜物教之余，我们也可以从精神文明建设角度找到其他原因，比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确实存在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的情况，“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党中央对于这个阶段人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同时也提出了积极的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和具体的应对策略。就战略认知而言，1999年9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大量新情况、新问题。”[2]同时，“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引领和建构人的精神世界方面还要不断加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核心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3]
从中央文件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阐述看，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战略中，单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一体布局中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作了说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党的十六大报告以“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5]为第六部分的标题，从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六个方面对文化建设作出整体布局，也为其后党的全会报告中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布局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快速转型中人的精神世界建构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之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也进入快速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变得积极而丰富，但同时面临由市场经济迅速扩张所带来的更为严峻的拜物教侵蚀，面临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负面价值观的严峻挑战。党中央针对这一阶段的国内外形势，重点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出现的不良现象和主要问题，重点提出、阐释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归纳和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引领人的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看，国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被清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方面，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新阶段。由此，我国经济社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国内生产总值于2005、2006、2007、2010年分别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中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經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人的精神世界总体上是积极和乐观的。
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人们见证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也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房地产业的几轮快速发展发生于这一历史阶段，当时只要有办法向银行贷款并购买房产的家庭都赚钱了。有的家庭经过几次房产买卖、置换，短短几年内收获了好几套房产。不少人因为房屋拆迁变成了富豪。当时有人为了争得拆迁红利，在十几平方米房子的户口本上迁入了十多口人，以待政府拆迁分房。由政策引导的资本扩张增强了人们的拜物教意识，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被投资房产便可以赚大钱的观念所异化。相对于房地产业获得较快发展地区的人们，那些房地产业发展滞后地区的人们也急切期待分享改革红利，在实际存在的地区差异面前显然会产生精神上的焦虑和较为明显的不公平感。
就社会转型看，我国社会快速向消费社会转型，在国内消费不断升级的同时，人们开始把消费的眼光投向了世界。经过上一个历史阶段的财富积累，国内富裕人群的体量快速增大，不少人具备到国外消费的实力。而随着我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的力度不断加强，国人出国消费也更加容易和方便。由此，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部分中高收入消费群体成为世界奢侈品牌的重要消费主体。在此背景下，少部分人深受消费主义影响，甚至喊出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口号。与此相关，一部分人的拜物教倾向愈益明显，极少数人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及法律和道德，言行上的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1]
在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我国社会矛盾却日渐多发。人们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开始多样化，而社会又不能及时满足如此纷繁复杂的各种需要，从而产生了不少矛盾，有些矛盾还出现了激化的苗头。劳动力无序流动、环境污染等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由拆迁、学生入学等引起的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信访事件接二连三。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焦虑症，少数现实需要得不到及时满足的人，开始出现不满情绪和愤懑心态。
就意识形态环境对人的精神世界形成的直接影响看，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人的精神世界健康发展的新情况。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少部分党员干部的头脑中淡化和弱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出现“失声”“失语”等情况。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因为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开始被市场条件下的个体主义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有人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宣扬各种负面价值观。有人在网络发布视频、音频，名义上是讲中国历史，实则是宣扬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在青少年和学生群体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有人在网络平台发布经过涂鸦的英雄人物照片，以调侃英雄人物及其英雄事迹。有人直接在期刊和网络上宣扬国外的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这些负面情况的出现，一时间使人们无所适从，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
鉴于这一阶段人的精神世界出现的问题，党中央从文化体制改革入手，重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开始提炼和归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06年，党中央概括提出了以“八荣八耻”[1]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发展战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2]党中央提出并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战略的目的，归根到底是推进人的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最终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2011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内容展开了系统全面的理论阐释[3]。这份文件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目标直接定位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在战略实施上，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在归纳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4]的文化发展要求。
四、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系统性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党的十八大前我们面对的文化形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5]针对党的十八大之前人的精神世界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党中央科学研判时代方位，制定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人的精神世界建构战略，全面推进了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
第一，以共同富裕理念引领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用“美好生活需要”表述代替“物质文化需要”表述，意味着新时代人们需要的多样化和广泛性，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提高。现实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精神层面体现为对实现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和实践意志。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既要求物质富足，也要求精神富有。在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本身已经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人们所持有的重要价值理念，美好生活价值理念就蕴含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过程中。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报告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求在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解决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任务的重中之重，最终于2021年顺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任务，同时为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可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领域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人们精神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好。同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本身是消除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焦虑情绪和不公平、非正义感的基本路径。更不用说，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我们更加重视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3]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精神富有与物质富足、人的全面发展相提并论，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理念，打破了经济发展自然而然促成精神世界向好的观点，明确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理念。
第二，以依法治国战略助推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理念、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精神内容融入制度建设过程，使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在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互作用中得以不断推进，使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既有平台保障又有制度保障。新时代所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充分体现了以制度建设战略助推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高质量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要推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还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等等。
在具体的文化建设过程中，推进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也依托于法律制度的建设、社会规范的确立、教育纲要的制订等。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力争经过5到10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及其英雄事迹。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伦理规范。2020年，教育部发布《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大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提出了详细工作指引。
第三，以主流思想宣传教育消解社会思潮负面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破与立两个方面系统性消解负面社会思潮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冲击。就对错误社会思潮的批判而言，消解“宪政民主”与“普世价值”负面影响是重点。“宪政民主”思潮与新自由主义相互呼应，主张采纳西方式民主制度。“宪政民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表现形式，包括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主要观点，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实质上是西方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并非人类的价值共识，宣扬“普世价值”实质上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字表述中确实有民主、自由、平等等表述，与“普世价值”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在文字表述上相同，但是两者所包含的历史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思潮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理性批判，《求是》杂志连续发表了多位专家学者关于“宪政民主”思潮和“普世价值”思潮的理性批判文章，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思潮提供了正确视角，“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思潮的负面影响逐渐被消除。
就社会思潮的正面引领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系统阐释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有效性、问题的时代性等方面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首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运动的基本规律，对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最后，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重点揭示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仍然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系统阐释和坚持，为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
第四，持续阐释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并写入了新修正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从文化自信维度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在阐释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党中央非常重视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重要作用。在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党中央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入心入脑过程，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的精神世界建构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
第五，推动全社会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力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党员干部的宣传教育方面，归纳概括出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2]为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整个社会层面，党中央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在青年学生层面，要求青年学生要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首先扣好价值观的第一粒扣子。
党中央还从文化产品的生产环节出发，强调始终坚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创作理念，守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创作时指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3]文化生产是人民精神食粮的生产，因此要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4]的根本导向，推出更多能够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对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提出了批评，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位的基本原则，强调在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这里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既坚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又坚持了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点和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由于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文化理念引领并推进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以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拜物教逐渐消解，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向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由此全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逐渐被建构起来。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积极而有效的建构，既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层面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异质性，又间接确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持有的文化理念的正确性与先进性。
综上所述，人的精神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分析框架中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严格说来，它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部分，也是受政治上层建筑直接影响的部分。但从思想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看，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历史经验表明，忽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客观规律，或者忽视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相对独立性，都将使我们在推进人的精神世界建构过程中遇到现实困难。因此，在新时代继续推进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始终坚持经济因素根本上决定人的精神观念的基本原理，也要系统把握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条异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新路径。
〔责任编辑：洪峰〕
[1][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第208页，第208页。
[1][2][3][4][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第367页，第368页，第368页，第368—36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第373页。
[2]《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69页。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1]《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70页。
[2][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7页，第1038页。
[4][5]《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页，第1259页。
[1]温家宝：《讲真话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2011年04月17日，http：// news.cntv.cn/china/20110417/102593.shtml。
[1]“八荣八耻”指：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1页。
[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4—567页。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页，第23—24页。
[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2]《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3][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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