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娟
提要：习近平文化思想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在理论化方面的最新呈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一是原创性贡献,提出文化自觉、文化主体性等,从发展逻辑与模式上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二是结构性创新,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结构层面革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方法;三是反思性创新,确立从价值维度审视中华优秀文化的标准,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明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的实现路径。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严密、体系架构完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在体系化、理论化方面的最新呈现,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创新性,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回应新时代、新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性或实践性问题,总结提炼实践经验,提出原来理论体系中没有的概念、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第二,拓展原来的理论,推动次生化、隐形化理论的显性化发展,开拓新的理论生长点,形成结构性创新;第三,理清既有理论遗产,对历史上忽视或者没有得到正视的理论进行再反思、再完善,使既有理论焕发新生机与活力,形成反思性创新。理清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结构性创新和反思性创新,有助于从多个维度加强学习、研究、宣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概念表征思想,从本体论角度看,原创性贡献首先表现为具有初始性、首创性、标识性的概念或范畴。毕竟,术语、概念、范畴的革命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与基础,标识性概念、范畴或术语“既凝集着理论的中心见解、脉路和边界,又作为思维起点引领逻辑推进和发展”(2)张雷声:《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人民日报》2022年2月14日,第7版;孙来斌:《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都是“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概念。当然,创新并非简单地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与再造。“原创来自实践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是对实践矛盾的创造性解决”(3)赵士发:《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思想理论是否具有原创性贡献关键看其能否给予新时代、新实践中呈现的重大问题以有力解释。新概念、新范畴往往凝练着特定时代需求的实践经验与问题指涉。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上看,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原创性概念只有立足经验之“实”,回答时代之“问”,同时承载着解决特定议题的思维图式与价值意义才能经受时代的冲刷与荡涤,成为特定时代的标识,助推时代进步与发展。“‘概念’就存在于一种理论框架或概念图式中”(4)伊安·汉普歇尔-蒙克: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 页。,不难发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原创性概念相互维系,互相支撑,相互参照,共同回应着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面临的新问题。
(一)“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在中国发展中价值排序的变革,从发展逻辑与模式上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角度来谈文化相关的问题,对“文化”的专门性论述比较少,“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是附带性的,而不是很专门化的”(5)黄力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及其延伸》,《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左翼学者威廉斯将马克思主义文化归结为两处,一是唯物史观表达文化,一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动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现实的所有因素彼此依存,既然在分析中强调运动及其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合乎逻辑地在‘整个生活方式’——一种总体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6)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59页。。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苏联语境获得新发展,不仅推动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而且初步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文化建设进行探讨。列宁主张在革命中“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7)《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3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如何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进行探索。毛泽东提出不能做“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8)《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8页。。不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建立和稳定政权的问题,文化作为从属性要素服务于“政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针对不同时期的文化问题形成新观点、新论断,邓小平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江泽民提出“中国先进文化”、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等。该时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开放中与世界接轨,在改革中提升综合国力,奋力追赶时代。在发展价值排序中,经济的“中心”位置使文化建设主要以“反映”政治经济的方式存在,反应性、潜在性、被动性发展为主,主动性、超越性与反作用的面相相对势弱。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先进文化”在整个理论体系中主要以分支性亚理论形态存在,“文化与价值问题成为阻碍社会发展‘掣肘力’时,它们通常以一种亚形态‘完善’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9)陈红娟:《问题意识与整体建构——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过程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年第4期。。
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较大发展,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达到最先进水平,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我国逐步从改革开放时期的融入时代、追赶时代过渡到新时代的平视时代、引领时代。时代越发需要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理论预判与趋势评估,需要中国对一些普遍性存在的全球性难题提出中国建议,给予中国答案,打破以往由西方标榜“普遍主义”的一元化虚假叙事。文化在彰显“中国特色”“中国式”“中国方案”并实现中国话语独特性方面的作用与价值日渐凸现。就国内而言,我国经济发展等“前问题”仍在延续,同时,中国文化标识、文化精神、文化自信等多个问题不断生成、聚焦、融合,形成问题“症候”。文化是否自信、是否自主,关乎中国价值理念的转换,是新时代迫切需要予以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文化问题从分支向主干的转换越发彰显,成为马克思所强调的“最实际的呼声”,增强文化承担者在实践中的能动性、超越性与创造性,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提升精神境界,实现精神世界的内在变革成为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毕竟,“文化领域所创造的精神、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存在直接的同一性,前者所展示的东西必定具有超越性,文化领域只有在其超越性中才会获得它自身的规定。”(10)陈立旭:《论文化的超越性功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11)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此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问题,文化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民族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如此,从发展逻辑看,文化不再遮蔽于经济发展之下,在与经济、政治并序发展中主动、积极、能动地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从发展模式看,与19世纪中叶在“外在冲击”中被动实现文化现代化转换不同,新时代文化主体性更加凸显“内在转换”的自觉性、主动性,在文化层面上形成自我探索的新开端。“如果说,在‘外在冲击’阶段,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只能是主要以西方现代性来作为自己的基本型范的话,当进入‘内在转化’阶段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已具备了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通过‘以我为主’的发展而成就具有自身特质的现代文化形态的理论可能性。”(13)李翔海:《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动力绝对不是来自英国、美国人类学学派归结的简单的外来的大规模冲击,(14)王铭铭:《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而是来自文化主体性,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维护连续性,在费孝通强调的文化自觉之“自知之明”的基础上,把握历史规律,发挥历史主动性中得以实现。总之,新时代以来,文化在整个发展格局中的价值排序发生历史性变革,文化发展逻辑与模式面临新转型,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理论创新提供了新问题、新领域与新空间。
(二)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论视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预见到世界历史展开过程中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扩散成为必然,“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但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他们并没有对各国各民族所面临的具体文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明间的相互依存度与关联性不断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价值共享与文明互鉴。然而,由于不同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传播力存在差异性,双方渗透力形成“不对称性”,造成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紧张。一方面,本土文明在与外来文明交流互动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文明间存在相互竞争,甚至互相冲突,如亨廷顿曾预言“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1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本土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中不断衰落、弱化甚至可能消逝。如何在各国交往扩大的历史趋势中实现文明赓续是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答的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当前各国各民族传统文明如何应对外来现代文明的挑战,实现本土传统文明的现代化转换,立足国际局势与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
传承与发展本土文明的特色与价值,明确适合本民族文明发展的目标。西方国家经历了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等率先开启了工业化之路,形成了现代文明。同时,为了进一步满足资本扩张,实现西方意识形态对外输出的需要,一些西方理论家将西方地域性文明一般化、普遍化,人为地建构了“中心—外围”“落后—先进”的文明划分标准,赋予西方文明以先进、进步、优越等意义色彩。部分学者如尼尔·弗格森宣扬的“白人文明优越论”“西方文明优越论”(17)Niall Ferguson, Civilis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Allen Lane, 2011.等更是对此推波助澜。他们试图将西方文明打造成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同质化、统一化达到的一般图景,正如有学者所言“文明概念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是欧洲人想象的一部分,它声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衡量尺度”(18)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8页。。事实上,西方现代文明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更不是衡量其他民族文明优劣的“唯一”标准。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风俗与惯习,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1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评价文明“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20)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3版。。此外,要加强文明互鉴,确定适合本国现代文明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将“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0页。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主张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提升民族文明,彰显本民族特色,实现传统文明的现代化转换。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很多文明都经历了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交锋、交融,进而提升与淬炼自身的过程,毕竟“文明的价值和生命力不仅在于本体,更来自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和互动影响”(22)李治安、王先明:《关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若干思考》,《史学集刊》2023年第1期。。中华文明就是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本身就是“次生的”“混合”的文明,其创生过程也是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嬗变过程。(23)侯建新:《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当然,文明交流互鉴主要是为本土文明的现代化建构提供资源,现代文明的建设最终要依靠自觉主动探索与推动。以往有学者提出“挑战—应对”的被动反应模式,“文明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24)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61页。这是一种相对被动的建设。文明的现代化转换应发挥文化主体性,积极将现代化经验融入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民族”强调的是文明的民族特色,也意味着与之相配套的道路、制度等的特色彰显,而“现代”则体现的是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适应性。而且,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华文明必然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演进,以适应并推动经济发展,其自身的反思、批判、重构与再造成为必然。总之,从文明多样性的肯定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都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应对外来文明挑战问题的关切,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推进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
任何理论创新都有多种方式,既有从无到有的原创性贡献,也有以思维方式和方法革新为主要体现的结构性创新。结构性创新主要体现为对某一已“存在”理论显性化或者某一重要方法的革新,对该领域的理论或方法展开系统整合与重构,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与原创性贡献致力于时代性重大问题的解决不同,结构性创新更多的是根据时代或者实践需求对原有问题解决方式方法、内在机理的革新,促使理论创新突破原有结构的制约,生成新的理论增长点。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就属于结构性创新中的典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一直隐性化、潜在化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主要是以自发、自在的形态存在,将该问题显性化、表达规范化并明晰化地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层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直接性论述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中,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现实的批判开展共产主义“自由王国”文化理想的憧憬,指明“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2页。。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必要性,主张结合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且“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列宁意识到不同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不同,“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4-275页。列宁明确指出,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2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8页。。
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能否与其他民族文化“相结合”,如何实现与其他民族文化“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尚待展开深入探讨。
俄语、德语、日语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转变为中国文化的具体载体汉语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进程业已开启。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面临的首要问题。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语境一度被教条化、本本化使用,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挫折,祛除教条化、本本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更加凸显。源自西方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身处东方的中国,如何实现具体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如何处理“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关注的重点。基于此,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将主要内容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当然,“结合”也涉及文化问题,但主要集中于民族形式层面,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2页。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般范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主要停留于学术领域的争论与研讨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被遮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叙事中,隐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主要以“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等表达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对此作了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构成部分,打破了以往以“中国具体实际”作为结合对象的一元结构,将结合对象拓展为“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二元结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将理论创新拓展到民族文化领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视野,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新格局。
(一)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新论断,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问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契合性问题从“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学理性问题转化为一个政治性的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建立在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二者存在巨大的时空间距,所关注的问题域亦存在差异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时空的交流、对话、结合首先需要回答是否具有可能性的问题。国内外学界对此多有讨论,一些西方学者质疑过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认为二者相遇必然是一方吞并另一方,一方消亡一方独存。历史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没有被终结,反而一直贯穿于现代化历程,在新时代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如德国汉学界皮特·奥皮茨认为二者可能结合,但将结合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的文化心理同构,视为一种自然的先在、静态的存在,忽视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之主观能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31)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之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高度契合性”问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3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某一理论、某一事实性存在,而是价值观主张,毕竟“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33)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杜任之校,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页。。当面临同一问题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应然取向层面,尤其是价值追求方面存在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性并不是集中于具体的现象描述、事实性存在中,时空间距注定二者不是在具体的是与非、对与错判断上契合,而是那些“超时空”的应然之则与普遍规范的契合。换言之,二者主要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我国与他国、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群体等关系中有着相同的应然性道德规范、价值原则和价值取向。比如“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天下为公”与“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目标与原则上,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34)陈红娟:《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看“契合性”》,《文汇报》2023年6月11日,第6版。最后,高度契合性意味着契合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历着从原初契合到高度契合的演变,凸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
(二)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改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权重与地位,从结构范式层面革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3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5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将以往注重体现文化因素的“民族形式”明确为结合的“内容”,将以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隐性存在的“自在”“自发”转换为显性存在的方法论“自觉”“自主”。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从以往理论与实践的二维发展模式转向文化、理论与实践的三维发展模式,让精神、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生长点。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多次成为学界知识分子热议的话题。尽管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积极、正向因素,但在“西化等于现代化”的舆论引导下传统文化也一度被打上“落后”“封闭”“保守”的烙印,成为反思、批判的对象,不断被“边缘化”,甚至视为是现代化发展的阻滞力、对立面。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发展,有助于克服理性精神、资本逻辑引领下市场经济带来的人的异化,抑制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蔓延。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本位以及由此发展出的协同社群、礼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是当今世界需要的价值立场。(36)陈来:《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华书局,2020年,第86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改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创新中的权重与地位,彻底革新了以往对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中西马关系的旧认知。如果说以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主要着眼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既注重如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从一种外在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又注重促进中国精神塑造、文化自信提升,促成新文化生命体的最终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种内在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6页。。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创新开拓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中具有统领性作用,是其他具体文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方法论支撑。总之,“两个结合”实现了内在与外在动力相统一的叙事方式革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文化内涵,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路径,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提供新的方法论。
反思性创新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思辨行为,更多地是基于实践需求对既有理论的系统性审视、探询,以及对理论正向性建构的追问,“力图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人及其思维与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并以这种统一性去解释人类经验中的一切事物和规范人类的全部行为”(38)韩美群:《自知性、反思性与创新性:文化自觉的三重内蕴》,《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12期。。不同于原创性贡献着眼于总体性问题域的拓展与革新,也不同于结构性创新对中观层面方式方法的变革,反思性创新主要聚焦于理论体系中既有资源再审视与再思考,结合时代诉求,推动理论体系内部领域拓展以实现内在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反思性创新主要体现在文化发展与创新过程中对既有文化资源如何焕发新生机,使其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动力来源问题的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3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1版。针对这一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原有思想体系中历史文化内容进行再反思,重新审视和整理历史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围绕如何对待历史文化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和新判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反思性创新的典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文化传统对人思维方式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9页。文化传统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前理解”,是建立已有认知与新事物间意义关联的关键,潜隐地发挥着“映射”作用,任何理论创新都受制于历史文化中积累的传统因素。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传统发挥的作用,因为传统往往是超越时间限制彰显的本质性的意义,尽管人们未必明确意识到其存在,但创造历史过程中,“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的问题已经进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野,具体的方式、方法与路径等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清政府政权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消解,内嵌于既有政权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批判。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旷日持久地贯穿于理论界的讨论。五四运动以来,主张“欧化”“全盘西化”“反传统”文化激进主义和主张“中国文化本位论”“复兴儒学”“儒化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80年代等不同时期的论战此起彼伏。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政党也曾试图照搬、挪用传统文化资源(如“力行哲学”)以振奋政党精神,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展开过多次探讨,经历了决裂与超越、批判与研究、扬弃与发展、更新与曲折、反思与创新(42)都培炎:《“思接千载”和“与时俱进”——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导言,第3—4页。等多个阶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4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传统的延续性,多次从“根脉”“命脉”等高度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的重要性,扭转了以往将二者不可融合甚至对立的旧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4页
(一)重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分层化审视,确立了从价值维度理清中华优秀文化的标准,科学回答了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性、落后性、狭隘性与开放性、进步性、发展性等因素杂糅,应该有层次地、有区别地对待传统文化。毛泽东主张通过划分“精华”与“糟粕”的方式进行厘定,“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4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707页。这里“封建性”“民主性”成为评判“糟粕”与“精华”的重要尺度。不过,对于何谓封建性和民主性并没有详尽说明,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维度的评判,容易导致主观性、片面性以及传统文化负面价值的扩大。(46)陈卫平:《“两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4期。当然,评判的尺度也彰显了一定的工具理性,“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4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707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化领域的评判尺度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4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页。。尽管在党政文件中也提及了“优秀文化”这一概念,如“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4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58页。,但对何谓优秀文化的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从价值维度来评价、鉴别、取舍传统文化的新标准,即“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50)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10、6—7、11、11页。。这一论断革新了以往从“精华”与“糟粕”二元分法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建构了从价值维度判定优秀与否以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新向度,克服了从政治维度划分“精华”与“糟粕”的弊端。从价值维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不再是对与错的二元对立式存在,而是层次化、多元化的存在。哪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跨时空、超历史、超经验的一般性价值与普遍性意义,并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与规律,这些一般性价值与普遍性意义如何在历史中不断被诠释、丰富、夯实;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解决革命、建设、改革等问题提供直接性的可鉴性文化资源,而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提炼、运用与转化;哪些具有时代性或者受历史条件局限难以在当下激活等问题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归纳、总结与提炼了中国人独特的价值理念,2013年阐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六个方面的内容,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等;(51)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52)《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25页。。此外,习近平总书记理清与挖掘了那些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价值理念,提出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十五种思想,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5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10、6—7、11、11页。
(二)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明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的实现路径。
任何文化都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5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10、6—7、11、11页。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不仅要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而且要处理好与现实文化的对接与传承问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要从横向维度处理东方文化与西方理论之间关系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主要从纵向维度处理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之间的源流关系以及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问题。毕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要“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5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10、6—7、11、11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是文化代际更替中的统一性与连续性问题,是文化基因与文化密码的延续、重生与发展问题。
其一,实现同一性的文化因素在代际之链中延续。同一性延续并不一定是表层方面如文字表述、学术形式、话语体系上的一致性,而是核心价值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也就是孔子所言的“百世可知”之精神基因,朱熹的“损益”中之“不坏”。而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不变性、同一性、共通性的价值,文化因素所给予人的秩序感、安全感、敬畏感,若消匿则容易导致人茫然、无序、无措。这为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5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页。等问题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情怀、“仁者爱人”互助精神、“恭家和睦”的家庭观念、“有耻且格”的道德要求,有助于涵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5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7、7页。
其二,实现时代性文化因素在代际之链中的生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即是同一性、一致性文化因子的内核延续、自我续存与个性化、时代性的文化因子的内在生产、自我超越交织共进,是在既有方向的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必然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激荡、交织、融通,“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5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1页。,必然要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文化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化表达方式,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场”必将不是原始化的呈现而是在“不变”的价值方向中自我蜕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德”,强调个人的道德与修养,尊重以礼形成的社会规范,但也要发展出适应现代公共生活秩序——特别是他人监督弱化的网络空间秩——新型道德规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可以有效遏制市场经济单纯逐利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的倾向,但也需要调节到适当的“度”以保持市场竞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5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7、7页。。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解决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回应时代的挑战,在转化为体现时代精神新文化中获得“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改变了以往从精华与糟粕的角度理清传统文化的方式,从价值维度建构了依照优秀与否标准来审视传统文化的新方式。同时,结束了以往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争论,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个路径打通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赋予了传统文化以“现代性”,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体现出现代性和传统性结合中的文化资源转换,是赓续中华文脉的有效路径。
任何一种思想都建立在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之上,该理论体系有着层级式的理论建构,既有总体性问题的统领,也有中观层面方法论的支撑,还有具体化、次级化问题的应对与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主要着眼于理论发展空间提升与领域拓展,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凸现,关系到与其他理论间关系的整体性变革,映射理论创新对应的总体性问题域;结构性创新则具象化地回答解决总体性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从方法论角度回答了如何在创新中彰显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的问题;反思性创新则更加聚焦于次级问题的细化解决,主要是对原有理论再思考,观点较为零星化、具象化。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思想或者理论在形成与发展中都存在多种创新类型,根据不同的视角或者划分维度,创新的类型还可以分为继承性创新、集成性创新等。原创性贡献、结构性创新、反思性创新这三种类型的创新也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叉与渗透,并没有清晰的边界,类型划分具有相对性特征,同时各有侧重。这里主要通过理清三种类型的创新,为学界以问题意识为引领整体性、系统性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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