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斌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3-1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23-24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3］10的重大论断。这一系列重大理论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属性、鲜明特质和价值意义，创造性地构建了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理论体系，打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联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和人类文明发展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作出了极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原创性贡献。深入阐析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中国特色及价值意蕴，对于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人类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不断探索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纵观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都是不断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历史，也是不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从为世人所广泛认知与认同的四大古代文明，到西方现代文明，再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有的文明形态都是人类探索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人类历史发展无止境，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亦无止境，人类文明的形态亦愈加精彩纷呈。客观地说，人类文明形态总是与文明创造主体、民族特质、历史发展、自然环境、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政治制度等一系列复杂多元的因素密切相关，呈现显著的历史性、主体性、继承性、创新性、发展性、多样性、包容性等特征。现代的超越古代的、全新的超越旧有的、先进的超越保守的文明进程是人类文明化的必然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不但能够创造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全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
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独特的内涵。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两个大局”时代背景、准确把握“三大规律”、坚定文化自信、肩负文化使命等重大时代课题的深邃思考。2022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南北两岸的殷墟遗址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生动体现。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多次提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准确理解其科学内涵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字面意思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与“现代文明”的集合体，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它表征了作为一种全新文明形态的主体性和时代性特征。主体性强调了中华民族作为全新文明形态创造主体所具有的民族特色的规定性、自主性、能动性的内在根据，具有鲜明的文明创造主体性意蕴；
时代性则强调了全新文明形态所具有的鲜明现代性和进步性特征。整体而言，这些特征凸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既有别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也有别于其他西方现代文明，展现了中华民族作为文明主体在时空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全新文明内涵。
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属性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与创造的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经过程与必然结果，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最高价值目标的现代文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及其本质要求，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属性。
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华文明基础上创新性发展的现代文明，是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创新性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和发展的全新现代文明形态。
从理论逻辑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的现代文明。“两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将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中最积极的文明性、历史性、价值性、进步性和制度性有机结合，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内在的契合性，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继承性、创新性与发展性的特质。
从实践逻辑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形态呈现，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进程中创造的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内涵，表明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除了肇始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逻辑和叙述体系外，可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创造全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
从价值逻辑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的现代文明，具有显著的世界性、人类性价值关照意蕴。概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鲜明特质
特质反映本质、彰显特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核心就在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全新人类文明形态的内涵、特征、功能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中华文明根本属性、文化底蕴和鲜明特色的深刻思考，全面系统深入地概括和阐释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突出特质及其深刻内涵，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人类价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指南，也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鲜明特质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建立在中华文明突出特质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的现代文明，也是借鉴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现代文明，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进程中创造的现代文明，因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具有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质，又包含了人类文明的共同特征，更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鲜明的历史继承性、人民主体性、道路创新性、民族统一性、发展协调性和文明互鉴性等全新文明形态的鲜明特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特质。鲜明的历史继承性、连续性、发展性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现代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与中华文明密切相关的历史范畴，昭示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哪里来、历史渊源何在、何以延绵不绝、向何处去的历史逻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薪火相传，从古至今连续不断，是世界上唯一至今绵延不绝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源于中华文明，是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彰显着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凸显出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相较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出现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形态，终因战乱、自然灾难、政权更迭、外来文明或其他族群的征服等内外因的作用相继中断或消失，现今世界上公认的四大文明也只有在中国得以延续，始终保持着民族、国家、领土、主权、文化等文明“魂脉”与“根脉”的绵延不绝，使中华民族坚强地屹立在世界东方，成为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文明存在，保持了强大的连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和魂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中华文明的继承、延续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对中华文明历史继承性、连续性、发展性特质的正确认知，就没有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形态，更没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和意义的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3］2-3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人民主体性特质。坚持人民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基本原则。人民主体性原则深刻阐明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更确立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取向。坚持人民主体性原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准确把握，也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追求，彰显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4］45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文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文明，“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建的实践主体，凸显了鲜明的人民主体性特征。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由人民来主导、由人民来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优势所在，也是突出人民的文明创造主体地位、人民至上的文明价值旨归、人民的文明主导作用、人民的文明共建共享的执政基础和民意基础，更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鲜明特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道路创新性特质。文明既是历史的范畴，更是创新、发展的范畴。创新与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常态和内生动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进化和转型，更是实现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道路选择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3］3“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5］228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秉持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华文明创新精神，成就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成为世界古文明中绵延五千多年而不中断的文明；
另一方面弘扬了中华文明创新精神，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路。创新不仅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内在基因和内生动力，而且创造着独具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更具活力和特色的文明而屹立于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一条前无古人、前途光明的“人间正道”。创新与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了不竭动力，也赋予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鲜明特质，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民族统一性特征。民族和文明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现象，民族与文明密切相关、相互依存、互为表征。民族是文明形态的创造主体，文明是民族兴衰的显著标志。纵观中华民族上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自在走向自觉，从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突出的民族统一性特质贯穿始终。受中华传统文明“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天下体系”的支配、“中华正统”的吸引，各民族在历史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凝聚性、吸纳性、统一性得以展现。即使近代中华民族频繁遭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势侵略，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凝聚性不但没有被打破，反而在抵御外辱中，使“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激发和升华，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遗产得以全面继承，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与解放、富强与繁荣，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鲜明的民族统一性特质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增进了稳定的历史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激发了文明发展不竭的生机和活力，更造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内涵，构成了多元一体、向内凝聚、团结集中的大一统文明形态，在世界民族国家建设中展现了独特的民族共同体模式和鲜明的民族统一性特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发展协调性特征。在人类文明的现代性转型历史进程中，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从未停息、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如何看待和解决当代社会中由于现代性转型而引发的负面效应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者直接对现代性展开批判，或者通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一社会现象对现代性展开间接批判。事实上，争论与批判的实质就是现代文明的发展观问题，就是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现代文明”、“怎样建设现代文明”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人类现代文明构成要素之间是否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华现代文明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内部各构成要素相互支撑的整体性、稳定性结构；
另一方面又批判性地借鉴和扬弃了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构建了全新的文明发展观，致力于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五位一体”的现代文明，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定位，有效地避免和解决西方现代性转型进程中的负面效应、短板效应，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路线图，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成要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鲜明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发展性的特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文明互鉴性特质。“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是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包容性特征的时代体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既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样态，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不回避和排斥人类文明的建设成果，既正视西方现代文明的探索，又辩证分析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更以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态度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表现出鲜明的文明互鉴性特质。正是始终秉持文明互鉴性，使得和平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华。文明互鉴、和平发展既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基因、价值理念、智慧结晶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秉持了中华文明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以“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的人己关系准则，构造了一个“群己合一”的和谐世界；
以“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塑造了人类文明的共同理想支撑。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从未通过扩张、侵略、掠夺、殖民等方式推进现代文明，而是以和平发展方式拓展交往之道，以和合共进，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整合人类共同利益诉求和共同价值追求，造就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整体形象。
作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和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长期以来，当人们谈及“文明”一词时，总是冠以“古代”或“现代”，“东方”或“西方”等前缀，希望以此论述文明的“分野”，借以表达文明发展形态的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和差异。但特征和差异并不意味着“唯一”、“优越”和“普世”，恰恰验证了“文明”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发展性、多样性、价值性等本质属性。从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均可以归结为人类创造的“现代文明”形态，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发展成果及其发展状态的描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既有以科技创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进而实现强国富民过程等超越社会制度、超越时空、超越民族国家等现代文明共同特征，又具有基于各自国情的内在特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中国特色赋予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特质，呈现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全方位扬弃和超越。
（一）内在逻辑：人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唯物史观的价值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的逻辑，立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西方现代文明则遵循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逻辑。人的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本质区别在于价值尺度的核心标注，人的逻辑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逻辑的核心价值取向则在于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因而为了获取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使“尔虞我诈”、“丛林法则”成为逻辑的必然。于是，当人类社会面临“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时，资本逻辑的运行结果就呈现出剥削、“人吃人”、扩张、掠夺的本性，资本扩张到哪里，资本就会在哪里“吃人”，资本的“战车”也会开到哪里。这一点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中有深刻剖析，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吃人”的本性，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是把资本当作社会的主体和目的，而把人当作资本增值的客体和手段，因而应当超越“物的依赖”和资本主导的逻辑，深刻揭示了由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的必然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优越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有效地防止资本逻辑困境的出现，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非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另类，而且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获得持续生命的转机；
恰恰是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去抑制市场经济最终将导致其自我毁灭的火种。”［6］382社会主义从真正意义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以“资本逐利本性”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发展逻辑，创造了“以人为本”的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真正体现了人民本位和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逻辑。
（二）文明逻辑：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在西方话语中，文明最初是基于比较而产生的，文明的概念本质上是具有对比性的：无论是后来的摩尔根的“进化论”还是伏尔泰的“启蒙状态”，都无不展现“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极端化二元论思维”［7］48。随着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需要，西方国家将世界分为“开化世界”和“未开化世界”，自诩承担着“文明开化”的历史使命，赤裸裸地展开殖民扩张，满足其资本需求。与西方对文明的理解完全不同，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不同文明持有完全的包容、开放和互动的态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秉持“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中华文化基因，正视了文明的多样性常态、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性、和而不同的趋势性、共同发展的必要性等人类文明发展现实境遇，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发展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尊重文明多样性和独特性，又正视不同文明与特定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内在关联性，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发展理念，进而达到一种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文明互鉴为路径、以共同发展为目的的“和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新形态，从而彰显以“求同存异”超越“求全责备”，以“开放包容”超越“封闭排斥”，以“交流互鉴”超越“对抗冲突”，以“平等尊重”超越“傲慢偏见”，以“多样共存”超越“唯我独尊”，以“互利共赢”超越“零和博弈”的全新文明发展观，将文明交流互鉴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摒弃了“文明冲突”论的思维范式，推动着人类文明发展，构建着“和谐共生”的全新人类文明体系，凸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观的先进性。
（三）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式现代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特内涵和价值意蕴。中国式现代化把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有机统一起来，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地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性地开辟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基础，构建了创造人类现代文明形态的核心要素；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少数国家、少数人口的现代化，将彻底改写人类现代文明的世界版图；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开创了真正意义上公平正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了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了人与自然对立的现代化，探索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
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殖民掠夺扩张的现代化，顺应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价值逻辑：“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借助工业革命的力量加速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并且“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35-36。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构建的所谓文明世界中，使“未开化”的文明服从于“开化”的文明，使东方文明服从于西方文明，从而借机制造所谓的“普世文明”、“普世价值”，最终却走向了现代文明发展的反面。亨廷顿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9］45事实上，西方现代文明所标榜的“普世文明”、“普世价值”是抽象的、虚假的、具有欺骗性的，是零和思维、抽象思维、单极化思维的伪命题。中华现代文明则是以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为依据，直接指向客观存在物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意义，依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逻辑，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方向，契合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既正视了人类文明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又强调了人类文明价值追求的共同性和整体性，成为人类文明价值体系中的“最大公约数”；
既秉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世界大同、协和万邦、人类幸福的价值立场，又提出了通过合作、交流、共享、共赢方式凝聚价值共识、实现价值理想的实践路径。彰显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构建了全新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
（五）生态逻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人与自然对立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鲜明地标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态特征，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彰显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全新生态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全新经济发展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全新系统观，“环境就是民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全新民生政绩观，超越了西方工业文明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毫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在“个人原子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个人至上”原则，探索出追求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整体主义”生态文明观，凸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为先进的生态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密切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凝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共识，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实践、理论及发展价值。
（一）历史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激发中华文明新活力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始终传承不衰，历久弥新，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也面临着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挑战，致使文明蒙尘。仁人志士不断探索和尝试从器物、制度、文化等方面寻找中华文明再续发展的新途径，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推进中华文明辉煌再现。始终保持中华文明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0］418，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开辟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崭新篇章，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价值性，开辟了中华文明新天地、新境界，使中华文明的革新思想、包容理念、价值取向等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时代性再塑，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动力，为人类文明形态注入了厚重的中华文明底色，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话语叙述，使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形态，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中国贡献。
（二）实践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
从近代世界文明发展看，20 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似乎表明资本主义文明是永恒正确的，然而当下全球治理体系失衡，全球经济危机不断上演、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升级，西方文明不可克服的“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11］262的内在矛盾和弊端日益凸显，人类文明走向何处成为21 世纪的全球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义文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方向则是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开辟了广阔空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但捍卫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原则，也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如果说当今人类文明形态中哪一种文明形态更加完美、更加先进、更加成熟，那么作为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当之无愧。社会主义文明以其独特魅力、强劲动力、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使“社会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崩溃论”灰飞烟灭。社会主义文明不但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两大奇迹”回答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社会主义文明如何构建”的时代之问，而且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 世纪，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也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推进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新的选择。
（三）理论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展人类文明理论新体系
由西方肇始的西方现代文明开辟了现代世界体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内在无法克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三重困境，进而“日益成为世界性危机的制造者，人类文明发展的阻碍者和社会历史进步的束缚者”［12］3。在21世纪人类文明交往的新秩序中，日益暴露出其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然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中，丰富和拓展了人类文明理论新体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的全新范畴和核心内容之一，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又创新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理论，开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体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形态一般性演进规律的理论①，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有机统一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理论体系，提倡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和谐共生，具有现代文明理论体系鲜明的科学性、先进性与人民性特征，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实现文明现代化提供了最为科学且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为人类文明的现代性转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自觉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并自觉地将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有机结合，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文明资本性、工具性、技术性的超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准确把握，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相统一”、“工具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内在机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发展理论的内涵，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发展理论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科学指导地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方法论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既精准提炼了中华文明具有的鲜明特质，总结了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规律性认识，又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原理和价值契合性，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的核心理念和理论框架，破除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等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论之困，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指明了方向，丰富和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论体系。
（四）发展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阶段，历史之变、时代之变、世界之变相互叠加，“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如何构建”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人类之问、文明之问亟待回答。关于西方现代文明面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重困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给出了破解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困境的智慧选择，也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这种文明发展新方向具体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的社会进步新方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价值取向的新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发展新方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发展新方向，进而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正确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依然在路上。然而，处在“人类文明走向何处”和“如何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世界性难题时代语境中，西方现代文明前所未有地暴露出其文明的伪善和理论的固有缺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应对人类文明和现代化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走向，并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视为人类文明的三种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处于从“物的依赖关系”转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实践探索和理论体系的全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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