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笑冰
近代以来的中西对决，从华夏中心的天下主义走到万国林立的世界体系，对中国而言，是一场从政治体制到文化认同的整体性的民族危机，中国需要冲决网罗，重新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世界，更需要在此前提下重建一个新世界，重建崩溃的文化认同。山穷水尽，诸路不通之际，是马克思主义全面回应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危机。正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理论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革命，不仅“打破一个旧世界”，并且“建设了一个新世界”；
不仅重新凝聚了人心，建立了共识，更是进入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时代，更有可能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旧邦新命。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文化始终是最深层、最持久、最根本的力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基本遵循在传统中改良、改革、变化的模式。时至晚清，这一稳定的文化传统却遭遇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啸而来的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这番话生动地描述出西方力量倾覆之下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究其实质，是中西两种文化体系碰撞冲突下的困境，中国一方“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2]。
困境之下，有识之士纷纷寻因，试图“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为中华民族找到出路，实现一个古老帝国的历史转身。此一过程，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层层变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3]，却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将这一科学理论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同中国的民族传统相结合，重新激活并创新了中华文化，才逐步将中国带出困厄，开创出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新局面。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4]可以说，晚清以降的积贫积弱中，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文化中国的相遇，才彻底扭转了作为一个老大帝国的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如果单从文本的角度出发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文化” 一词出现的频率其实并不算高，通常与“文明”“文学”“艺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等概念互释，且他们并未留下系统完整的文化理论。这与当时“文化”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流行的哲学话语有关，也与马克思本人哲学中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有关。马克思的著作多次沿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概念，他对文化的思考和理解，贯穿在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是具有基础意义的存在，对后代文化理论的建构与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都直接缘起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学说[5]。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建构东西方文化理论的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来源和指引。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理解，择其要而叙之，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既强调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强调实践性与发展性。由这几个维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亦可分析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石
站在历史研究的立场，唯物史观的创立无疑是历史观的一场伟大革命。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历史观，唯物史观赖以存在的前提，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认识和审视社会文化现象，考察整个人类的历史。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则是由处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的个人”组成，而非超越现实的“神”或者“绝对精神”。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6]正是在“现实的人”的意义上，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哲学基石，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文化的样貌。
首先，社会劳动是文化创造的原动力。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7]马克思认为，文化始终落脚在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并且从开始就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文化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人们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因而只有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劳动，才是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其次，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8]因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文化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再次，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并不总是平衡发展，精神文化具有一定的超然性和独立性。正如 1890年《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信中所言：“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8 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9]先进的社会意识不一定就产生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反之亦然。
最后，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复杂而深远的作用。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0]。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政治、法、哲学、宗教、艺术等立足于经济之上的各种政治形式和思想形式，以及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都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三个维度：人本、实践与发展
首先，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其主要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人类社会“三大生产”之一的人的精神或意识的生产，其生产和创造的主体也是人类自身。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 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因此，人是文化的创造主体。第二，文化以人为归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者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有充分的权利享受文化的创造。第三，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塑造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认为，文化尤其是先进的文化，不仅可以涵养人的精神境界，更是使人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强大精神武器。
其次，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根本属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过这样的论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2]生产活动不仅促使社会分工的发生，而且推动了精神文化的生成。生产活动最终生产了解释系统，诸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建筑和音乐等诸方面，甚至于日常生活、习惯行动等等符号意义、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13]。总之，物质生产实践是文化发展的坚实根基，它首先促进主体的发展，最终生产了文化世界。物质生产促使人类的认知理性得到发展，并脱离动物界成为人，建构了意义世界。文化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并通过社会教育使其内化为整个民族的行为规范，从而有效地塑造国民的健全人格，使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传承、不断深化升华。
最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14]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文化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文化观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习近平文化思想。
综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学说，它的一切思想和理论的核心，都紧紧围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一根本的价值目标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本质上是关于“现实中的人”如何按照自己的要求和审美，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自由自觉地创造美好幸福生活，如何将先进的理念和价值付诸行动，据此而改造现实世界，如何将理论和实践相联系，塑造理想的生活世界，也是关于人类如何在继承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正是这样一种人本的、实践的、创新的文化观，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对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5]“两个结合”彼此契合，相互成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从而也成为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途径。
（一）弦歌不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素来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是一种怎样的美好社会，何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一句话是对此最合适的答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这段文字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基本是服务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愿景，在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共同作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第一个文化建设方针。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文化态度和文化主张[17]，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艺术事业迅速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主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0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建设方针。自此，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活跃，文化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全社会文化发展释放出蓬勃活力。这一时期还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等文化观，标志着党的文化理论逐步成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18]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人的全面发展。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断鳌立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出发点，在继承中发展、传承中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同于以往的一切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实践性、先进性、人民性、民族性、开放性等鲜明特征。
一是实践性。文化来源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始终伴随着民族自强和国家发展进程，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的几乎所有重大成就，可以说，都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息息相关。
二是先进性。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就应将之置于相应的历史条件下，看它是否与同时代的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是否有利于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否能促进历史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先进，就在于它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符合历史潮流和趋势，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是人民性。人的问题始终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文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着力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价值指向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民族性。中华文化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支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根源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内生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塑造于百余年砥砺探索的文化实践[20]。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某种程度上是对基于民族性特质的文化多样性的威胁，保有民族性特质的文化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体现在，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文化优长，立足中华民族实际，反映中华民族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主体性。
五是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能够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促进文明互鉴交流”[21]。在开放交流中保持和增强我们的文化优势，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的原则，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开展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积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感知中华文化发展魅力。
近代以来的西潮冲击下，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试图在古今中西之间为中国找到出路，找到自己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重新证明中国文化。这一问题绵延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绵延至当代的国家建设。深圳的诞生，深圳四十余年的探索，正是站在这样一条古今中西的延长线上，试图担负梁启超所言属于中国的“绝大责任”，“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文明”[22]，进而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过程中，深圳所凭借的方法和指南，正是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一）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以制度创新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就深圳的历史而言，从文化的切面入手，不仅能呈现这座城市的价值观念、发展理念，还能理解深圳从特区伊始就在探索既要物质富足、更要精神富有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更能剖析这座城市先天的马克思主义基因。与此同时，这样一种视角，也是基于我们对文化重要性的理解与认知。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的跃进而非个别部分，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人的自我现代化又主要是“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
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23]
深圳经济特区自成立起，就把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在现代化建设中，深圳不但追求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更重视人的现代化。1980年经济特区伊始，针对当时出现的走私贩私、贪污腐败等违法犯罪问题，邓小平同志果断提出“两手抓”思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思想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24]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导下，深圳思想文化建设进入辩证发展阶段。面对打开国门后，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涌入，深圳的态度是“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面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发生的价值冲突，深圳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敢地肯定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正常追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
从深圳的发展看深圳的文化，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建设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四十余年的历程中，深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勒紧腰带”在文化荒漠中建现代文化名城，到以“拓荒牛” 精神探索文化发展的新样态，乃至以“文化流动理论”突破“文化积淀论”的思维定式，这座城市最终从观念文化层面异军突起，以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屹立于现代城市群。深圳的思想文化与城市发展交相辉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性格和鲜明的城市精神标识。深圳坚持文化自觉，不断实施文化创新，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努力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城市精神体系，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的文化品牌体系，以媒体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以市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质量型内涵式发展为特征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25]。从大湾区核心引擎到全球标杆城市，面向世界的城市定位必然要求深圳未来的发展要对标全球最先进最发达的城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文化自觉，是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对深圳城市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引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致力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过去，无产者由于缺少物（生产资料）的环节而被排除在解放之外，因为人的解放始终是以外部物质条件的充分发展为基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过程始终伴随深圳的探索与奋斗。
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深圳经济特区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在思想僵化、体制固化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不但为人的解放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更创造了实现人的文化权利的土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为中国向现代化目标的迈进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圳的文化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反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一理论体系提升到新的境界，实现了新的飞跃[26]。深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体现和实践例证。深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深圳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征程上谱写了深圳篇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让深圳的未来超越成为可能。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实践是超越的实践，超越是实践的超越，这种实践超越哲学成为马克思构建哲学理论、参与现实生活的思想前提，也促发了马克思关于现实和未来社会的一系列新构想。以观念建城，以观念创造伟大奇迹、推动改革转型的深圳，未来不应平庸，既要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突破，更要在城市文化层面有所超越，回答时代的大命题，在古今中西之间探索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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