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刚
(内蒙古大学 蒙古历史学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晋商是清代商业史上的一支劲旅。清代后期晋商资本雄厚、经营规模大、范围广,几乎遍及票号、账局、当铺、盐、茶叶、药材、绸缎、铁器、估衣、饮食、旅馆等行业。从定性的角度去分析就会发现,随着从商人数的不断增加,商业资本的急剧扩大,清代后期晋中商人的消费结构亦不断发生变化,从生存型向享受型逐渐过渡,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家庭总费用支出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享受性消费的支出在家庭总费用支出中的比重日趋夸大。本文试图对清代后期晋中商人的消费略作考察,初步探讨其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1)目前涉及清代晋商消费的研究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有: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近代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01页;殷俊玲:《清代晋中奢靡之风述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刘振刚:《清代介休商帮的崛起及其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地域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等等。这里的晋中,不是指今山西省晋中市所辖11区县市,而是包括清代太原府的阳曲县、太原县、徐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文水县、交城县等,汾州府的汾阳县、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等,也就是所谓的山西府南县。清代平定州的寿阳县,霍州的灵石县,也属于晋中。现申述如下,祈请方家指正。
清代后期晋中商人的物质生活极度奢靡,不仅各类消费品量多质精,而且还有众多的丫鬟、佣人供其驱使。现从衣食住佣及鸦片消费方面分别考察如下:
清代后期晋中大商人锦衣玉食,自然与商业发达有关,加上长途贩运和贸易,对晋中商人的服饰消费影响尤大。富裕起来的晋中商人衣服,质地趋于华贵,款式多样新颖,穿的是绸缎做的长袍马褂。介休商人多,女子“富者被曳罗绮坐食”(2)李敦愚编辑,侯清柏、封和安标断:《介休县志·光绪抄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平遥人邱泰基“为日升昌川、湖南、陕西各分庄之老板,聪明笃雅,才学兼优,而起居饮食,车马衣服,穷奢极侈,官富不如”(3)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见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清末,文水县下曲镇的郝振奎等裁缝到平遥县城定居,主要为有钱人家上门缝纫或加工婚嫁服装。(4)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遥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76页。晋中绸布业贸易发达,也为服饰的种类和色彩的多样化提供了条件。晋中富商以金、银、玉作佩饰,追求时髦。
清后期晋中商人饮食比以前更加丰富多样,主食以面食为主,剔尖、擦尖、刀削面、拨面、猫儿朵、莜面拷栳栳、荞面灌肠、碗脱则、太谷饼等花样百出,在选料、烹饪上不厌其精。为了饮食做得可口,晋中大商人家里聘用娴熟烹调的厨师。擦尖是家常便饭,但乔家“在中堂”有擦尖师傅,他做的擦尖“足有六七寸长”(5)郝汝椿:《晋商巨族二百年:清代巨商祁县乔家的传说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仅日常饮食,花费就十分惊人,若是家宴,花费更加巨大。一般家宴是八大碗,特殊情况下上三台,食品之丰富可见一斑。大盛魁的王绅财东,雇佣的厨子,“村里唱戏时,菜饭丰盛,大请其客”(6)代林、马静主编:《大盛魁闻见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在讲究山珍海味的风气中,晋中富商更注重品尝时的清雅兴致,南席村“富家最多,故于中秋玩月之夜,气象发旺,父兄子弟率皆称觞玩月,所食者皆佳肴,所饮者皆旨酒,真是升平景象也,吾乡不及矣”(7)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由此可见晋中富商家宴和节日消费的奢侈性。
居住消费的增加,深宅大院异军突起。居住消费是商人物质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民谣云:“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清代中后期晋中商人宅院的发展犹如雨后春笋。雄伟豪华成为晋中商人宅院的特点。建筑技术和设计艺术有很大进步,在讲究高楼重瓦、雕栏玉砌的同时,对居住、祭祀、游览的文化追求日益凸显。乾隆年间,祁韵士路经祁县贾令镇时,看到已是“民居多以砖为楼房”(8)修仲一、周轩编注:《祁韵士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晋中商人对其宅第,不仅讲求数量多,更讲究质量精。平遥县达蒲李家在道光末年,陆续在村里建起四座大宅院,结构布局平衡,自成院落,宛如阆苑仙境。介休北贾村侯家在侯培余主持家政时,大兴土木,在旧堡建起两处宅院,在新堡建起一处宅院,前厅后院、过厅书房,砖石木雕饰,富丽堂皇,上空有铁丝网,大厅上有书法家徐润写的一副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9)冀孔瑞:《介休侯家和“蔚字号”》,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1965年版,第110页。这是商人致富后对子弟教育重视的反映。这种豪宅,无论从建筑材料的豪华程度讲,还是从其规模看,必然占据几代人的心思情怀和他们的财源物力,不是一般民宅所能比拟的。
晋中富商自建园林,将生活情趣和休闲娱乐置于别业之中。太谷县阳邑商人的杜家花园由莲花院、水阁凉亭、大观院、客房、敞轩、回廊、拱桥、鱼池、峭壁山等构成,园内松柏花草、飞瀑流水、鸟语花香。这里的宅、水、山、植物等因素,构成了一幅绚丽的山水画。晋中商人修院子、花园、寨子,争奇斗富,往往不惜工本。咸丰年间,车辋村常家十八股集资10万两,在麻地沟村西建立西寨,寨墙高6米,共有13个院,占地10余亩,大部分房屋为瓦房,寨中建有私塾。(10)政协晋中市榆次区委员会编:《榆次乡村简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5-1076页。清代中后期晋中院落园林之盛衰与商人之盛衰直接相关,徐沟县“杜村、西怀远在光绪间所见之瓦砾废墟,皆沿江沿海及陕甘等地商业既毁之征”(11)张正明主编:《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443页。。
晋中商人生活舒坦讲究排场,家内佣人众多,以示煊赫之势。李锦轩供职的东家“第其仆婢不下数十人”(12)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25页。。乔家“在中堂”对佣人的选择相当挑剔:贴身佣人要长得顺眼,手脑灵活;奶妈要身体健康,相貌出众,奶妈的孩子要壮实;喂牲口的要经验丰富。(13)郝汝椿:《晋商巨族二百年:清代巨商祁县乔家的传说故事》,第126页。因此,晋中商人在佣人上花费颇多。
鸦片消费的飙升。鸦片是药品,也是毒品。大约嘉庆年间,太谷、平遥、介休等县是财东、掌柜们应酬性吸食,继而少爷、小姐、太太也开始吸食,鸦片作为高档消费品在晋中大地流行起来。道光年间,山西的“太谷灯”和山东的“胶州灯”并称,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烟灯。清后期,在平遥、太谷、介休、榆次等地,鸦片大有市场,商人家庭吸食鸦片之风愈煽愈炽。为此,太谷县北洸村曹家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专门立戒烟碑,然而这并不能抵制曹家卷入吸食鸦片的洪流。后来,曹家公然有了鸦片分配制度,每人每年可分得四罐鸦片,每罐约50两。(14)程素仁、程雪云:《太谷曹氏家族》,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在平遥达蒲村,日升昌东家李五典、李五峰一般白天睡觉,晚上吸鸦片,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当时一个教书先生称其东家男女老少“饮食而外,只是吸食洋烟”(15)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25页。。在太谷上庄村,王家鸦片肆虐,毒品贩子进进出出,不是送货,就是要账,热闹非凡。蔚丰厚常德分号掌柜毛兰亭由于“嗜好太重”(16)李宏龄:《同舟忠告》,见黄鉴晖校注:《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合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被举报查办。在1900年,北辛武冀家商业濒临破产,平遥乾盛亨总号累年扣留存下的衣箱有的拍卖有的给了债权人,“里面所装尽是皮衣和云南大烟土等值钱财物”(17)傅钟源:《北辛武冀氏商业世家的兴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介休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介休文史资料》第4辑,介休市印刷厂,1993年版,第53页。。当时晋中鸦片消费以大商人为消费主体,逐渐向中小商人和普通农民普及发展。无论是待客还是社交,鸦片成了一种桥梁纽带,一些商人子弟甚至“不可一日无此君”。
清代后期晋中商人在生活上奢侈消费,在政治消费上出手阔绰。作为维护其政治地位的一项公关措施,为其经商获利提供保护伞。
先说捐输。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居末等。商人虽然致富,但社会地位不高。为了在社会上获得地位与声望,他们通过奢侈性消费来实现支付能力的可视化,为了得到他人的重视和羡慕,又得向政权靠拢。在帝制时代,向政治势力靠拢有两条途径:一是依附于政治势力,二是成为政治势力中的一员。职是之故,晋中商人以其财力让子孙读书,通过科举跻身于官僚缙绅行列;或捐取官位,寻求政治势力的庇护。徐沟县大常村刘家主要经营盐业,刘氏为提高社会地位,不惜重金捐官买爵。光绪《徐沟县志》载,大常村刘家有9人获“封赠”。(18)石凌等点校:光绪《徐沟县志》卷5《风俗》,见清徐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清徐古方志五种》,太原市印刷厂清徐分厂印刷,1998年版,第355-356页。乔致庸是清朝诰授资政大夫,被赏花翎二品顶戴又赐分省补用道附贡生,他六个儿子均捐有官衔,其中官阶最大者是次子乔景仪的花翎二品补用道员附贡生。(19)常赞春:《皇清诰授资政大夫赏花翎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附贡生乔公讳致庸字仲登行二之墓》,见张良瑞:《乔致庸墓碑研究》,《文物世界》2013年第6期。咸丰二三年,晋中各票号商人捐款达2670000两(20)孔祥毅:《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清政府得到了大量白银,商人则获得封典。大盛魁的归化、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各地掌柜多数捐官,最高的为二品顶戴。在清朝后期,晋中商人官僚,已成为官僚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晋中商人为进入上层社会颇费心机,在捐官上千金一掷,消费十分惊人。
再说公益事业开销。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平遥县修补城墙和护城河,管理工程账簿的是协庆义等24家商号;捐银最多的两个商人是李箴视、李大元,分别为5600两、4000两;捐银最多的三家商号是日昇昌、蔚盛长、蔚泰厚,各为400两。(21)高锡琳:《平遥县筑城开河记》,见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44页。可以说,这次整修城墙和护城河,基本是凭商人的力量完成的。同治二年(1863年)榆次县重修县志,各大富户纷纷出资,聂店王家出资尤多,其中最多的是“盐运司运同王钺二百两”(22)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中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晋中灾情特别严重。徐沟县商人秦宪捐银2500两,刘有兰捐银2500两。(23)石凌等点校:光绪《徐沟县志》卷5《风俗》,见清徐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清徐古方志五种》,第382页。在此艰难之际,徐沟县各字号“不忍坐视”,捐银最多的行业是粮行,“故粮行共助赈银一千四百”;个体商号出资最多的是万盛高的180两,“大常镇之日增盛、谦和兴各三十两”(24)石凌等点校:光绪《徐沟县志》卷5《风俗》,见清徐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清徐古方志五种》,第383页。,这是徐沟县大常镇个体商号捐银最多的两家。平遥县达蒲村商人李家共捐赈55720两白银。(25)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中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第173页。上述商人这些捐助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公共设施,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传统社会中,以功名和官位断定社会地位,也使得晋中商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的精神生活更是铺张浪费,炫耀性消费愈演愈烈。
第一,晋中商人好晋剧,一些子弟能吹拉弹唱,大商人常常拥有私人晋剧戏班。同治年间,榆次大户聂店王家办起“四喜班”,有凸丑、人参娃娃、盖陕西等名伶。“四喜班”也出台演出,淡季时就在王家家里演出。祁县商人渠源淦组织“聚梨园”,重金聘请名角,从苏州等地订做全部行头,在其院子中建一戏台院,专供教学演出和堂会。达蒲村商人李箴视支持外甥承办了祝丰园、小祝丰园。太谷北洸大商人曹师嘉组织成立“毛疙瘩班”,每逢戏班淡季,各梨园戏班名家齐聚曹家吹拉弹唱,食宿由曹家负责,并有红包。北洸曹克让弟兄酷爱晋剧,常与晋剧名伶在一起闹票儿;刑村商人毛家许多子弟醉心于吹拉弹唱。他们豢养这批戏子是一种时髦的风尚,这种新型娱乐文化是一笔巨大开销,以至于民国初年晋商衰败后,这些戏班失去了经济支柱,纷纷解散。
第二,有些晋中商人为摆脱精神空虚,或收藏字画鼎彝,显示富有,榆次聂店王文洲收藏的珍宝玉器、名人字画,琳琅满目。或结交文人名士,吟诗作文,附庸风雅,介休县北辛武冀以和的花园名乐天园,其间奇花异草、雕梁画栋、水榭花坞,十分美观,在园里修了登瀛文社,时常请些文人墨客贵族官僚来;太谷富商孟家在杨家庄建造花园,邀请当地文人墨客唱和,显现其趣味的高雅。可以说,晋中商人住宅和园林,在那晋商繁荣的时代,多半成了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商民和文人的精神窠臼。
第三,丧葬竟趋奢华的现象日益繁多。乾隆《介休县志》叙述当地丧葬风俗:“将葬前数日,遍粘讣纸,先一夕,灵案前盛陈祭品,鼓吹参灵。次晨发引,诸亲毕集,丧仗列衢,至数里而遥。祭筵或数十桌,远近观者如堵,名曰闹丧。此富贵之家,奢靡相尚,虽千金不恤也。倘财用不足,或致停丧不葬。”(26)王谋文纂修,侯清柏标断:《介休县志·乾隆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这说明,受流行丧葬消费的冲击,讲面子的倾向日益明显,以至于资金不足“或致停丧不葬”。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介休北贾村侯家当家人侯从杰逝世,葬期用了6个月,宴席数百桌,共花费白银万余两,相当于一个账局的注册资本。(27)黄鉴晖《宣统二年京师账局名录》统计有账局52家,资本达20000两及以上的29家,资本达10000两及以上且不到20000两的18家,资本不到10000两的5家。参见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200-201页。这种穷奢极侈、大肆炫耀的葬礼、在晋中也蔚成一时风尚。
虽然清后期晋中大商人的消费形式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奢侈腐化。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消耗了大量的商业利润,还使晋中大商人日益政治化,转化为官僚大军中的一员。光绪初,祁县巨商渠源浈捐得刑部员外郎,其子渠本翘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后历任外务部司员、驻日本横滨领事等职,跻身于官僚行列。渠家父子可以说是由商入官,亦商亦官的典型。
消费行为受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但这种行为又反过来影响于社会。清代后期晋中商人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晋中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具备了捍卫自己地位的影响力。商人官服加身,可以得到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关照,对其商业活动谋取保护伞。蔚丰厚交好户部尚书赵尔巽,日升昌的邱泰基在中法战争时,负责筹办军需,事后加四品衔。邱泰基任日升昌开封分号掌柜时,以四品衔的身份,与河南巡抚、布政使为拜把子兄弟,河南省的税收饷需全由其过局。大盛魁领了清朝的龙票,可以利用北京到外蒙古的驿站路线,放款、售货、收购羊马。为了取得并保持垄断性商业特权,稳定地攫取垄断利润,晋中商人向清政府交纳巨额银两。晋中商业和金融业繁荣,清政府倚之为财富命脉。因此,强迫性的捐输、报效日趋频繁,数额越来越多。咸丰三年(1853年),面对朝廷的捐输命令,晋商“此次观望尤甚”(28)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3页。。咸丰年间,北辛武冀家“接连六七次,计前后捐金凡数十万金”(29)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6页。,可谓数目巨大。这就“使晋商的寻租成本越来越高”(30)刘建生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它不利乃至遏制了晋中商人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清代后期晋中商人消费能力强,其奢侈性消费对当地奢侈风气的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无不由俭趋奢。富商的生活生活方式迎合了大众的消费心理,广受群众艳羡,对老百姓产生示范作用。消费观念由尚简到崇奢转变,晋中社会风气日趋奢靡。汾阳县宣柴堡人家常饭食有滋有味,“其讲究和精细,是受跑外买卖人的影响”(31)武福长:《汾阳县宣柴堡村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一般百姓,“却亦不甚俭约,俗已奢华,不得不随俗而行也”。天旱被认为是当时“上天不雨,悉由风俗之奢靡”(32)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4页。。在住的方面,大商人修建豪华的大院及园林堡寨,重塑造了晋中的景观。百姓也仿效,“改革开放前,贾令的住房大都是四合院,正房5间,厢房各三间,下房同正房相对”(33)袁钟福主编:《贾令村志》,三晋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由此可以窥见晋中商人的住房消费在贾令的流风余韵。不仅富商大贾的家宴之费动辄数十百金,就是普通人家婚庆或节日用四碗四碟也成惯俗。光绪五年(1879年),太谷杨承斋办起第一个晋剧戏班“锦霓园”开始,太谷陆续成立起赵双林的“双梨园”、金师傅的“金下班”、三盏灯的“坤梨园”、薛福和的“金胜和”、李月来的“锦宜园”、邢老二的“双霓园”等8个晋剧戏班。(34)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中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第783页。在晋中商人的推动下,晋剧的形式和内容有了重大革新,晋剧班社异军突起,在光绪年间臻于极盛,在山西诸剧种中居于主导地位。
其三,为了服务奢侈性消费,晋中各地的奢侈性商业发展迅速。各种奢侈品名目繁多,别出心裁,颇有市场。太谷秧歌《换碗》中唱道:“东锦全、西万聚,中间夹着元生利。”锦全指锦全昌,万聚指万聚恒,这三家经营绸缎。太谷秧歌的内容都具有浓郁的时代、地域特色,可见,当时太谷的绸缎消费不小。清末,太谷范村镇有玉明通、永泉茂、天顺达三家绸缎庄,爱玉堂、恒训二家出赁花轿、棺罩的铺子。(35)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中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第582-585页。赁花轿、棺罩的铺子主要为了满足大商人婚丧嫁娶的奢侈需求。清代晋中古董市场极为发达,太谷县“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古董市场”(36)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王彦会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08页。。古董业在太谷的走俏,与富商的癖好之风有关。徐沟县的万胜通、万胜顺、万胜高、豫盛达等字号,专门推销俄国货。显然,徐沟这种洋货买卖的流行与巨商富贾的奢侈消费是分不开的。适应奢侈性消费的服务阶层纷至沓来,这些对晋中市场的嬗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四,消耗了大量的利润,加大了扩大再生产的困难。晋中商人获利分红,将利润不是盖房置地,就是用于奢侈性消费。虽然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但也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影响了利润的流向。一些字号资本增幅很小,很少大规模增资,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不显著,很难踏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太谷广升聚药店原始资本6000两,在70年中分红257261两,这些红利基本上消费掉了。道光八年(1828年)广升聚资本已达15000两,光绪四年(1878年)降为6674两。(37)韩洪文:《广誉远药厂四百年》,见《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卷,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8年版,第544页。倒是员工生活越来越奢华,工作懈怠,中饱私囊,寻欢作乐。蔚泰厚福州分号掌柜张石麟吸大烟,任意挥霍。晋中商人宁可将商业利润投入到传统的典当业、票号、绸缎庄、土地等,消费于园林别业等享受事业,很少投资在近代企业上。晋中商人被禁锢在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中而难以脱身,削弱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子女的出路上,晋中商人多是教育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或捐纳,走亦商亦官的道路。晋中商人要维持奢侈性消费,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要者,必须收入大,且稳定。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晋中商人趋于衰微。不是破产,就是惨淡经营,他们的财富即将告罄。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卖房卖地,20世纪40年代平遥达蒲李家的4座大院被拆卖,多位小姐作了童养媳。
其五,加速了晋中商人的败亡和当地民众的贫困。清朝自鸦片战争后,战争、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群体吸食鸦片更使晋中民众雪上加霜。晋中商人子弟沉溺于鸦片,生活浪荡,精神萎靡,不学经营理财,生意日渐衰落。灵石县静升村王家是大商人,同治、光绪年间,越来越多的王家子弟染上毒瘾,王嘉言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把近2万平方米的府第鸡头门院以纹银964两卖出,最后街头乞讨,死于戒毒所内。(38)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中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第265页。在晋中商人狂热的鸦片之风的导向下,当地鸦片消费畸形发展,“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皆是吸烟人”(39)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11页。。当时晋中鸦片消费以大商人为消费主体,向着中小商人和普通农民普及发展。农村呈现一片凋敝景象。奢侈消费加剧了商人群体财富的不稳定性,富裕之家难免沦为破落户。大规模在水浇地种植鸦片,必然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这种农业结构的畸形变化破坏了农业发展的基础。
概而言之,清后期晋中农村商人衣食住佣方面极度奢靡,他们用于追求豪华的住宅园林与炫耀性的葬礼,以及捐纳、吸食鸦片、吹拉弹唱等各项开支日益庞大。清后期晋中商人的消费总趋势是日益奢侈腐化,势必消耗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还使晋中商人日益政治化,使得当地奢侈性商业发展迅速,也加速了晋中商人的败亡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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