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烬 白 雪
扫除、贴春联、祭祖、团年、守岁、拜年、登高皆是过春节的习俗,其中很多习俗日渐简化或淡化,然而,“同饮共餐”一直处于春节习俗的核心位置,代代相传。按照川东北地区的惯例,春节期间的“同饮共餐”始于年终岁末的婚宴,其次是在除夕当天家庭内部的团年饭和正月里的“走亲戚”(就主家而言,称为“待客”),结束于正月十五街坊邻里的元宵灯席。这些习俗无一例外承担了食物与社会交换、圣俗世界分隔、群体情感聚合的功能,正是基于不同群体间的多种社会互动,联结着多重社会关系网络,形塑着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维持着家庭、邻里和乡村共同体之间的秩序。
同饮共餐,指同桌宴饮、飨食,它既是一种食物消费行为,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人类学家对“共餐”(commensality)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泰勒、弗雷泽、史密斯、范热内普、涂尔干、莫斯等学者主要关注仪式共餐,将共餐与祭祀相连,把被神圣化的食物当作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探讨共餐仪式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以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埃文斯-普理查德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世俗共餐上,围绕亲属共餐、社群共餐、姻亲共餐,探讨了食物激发群体社会情感、加强社群内部团结、促进社区整合的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餐研究呈现出多元的视角与维度,不同学者从共餐的政治作用、互惠关系、象征意义、社会记忆塑造、族群边界建构等角度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本文聚焦于川东北巴中市恩阳区与南充市仪陇县交界地区春节期间的“同饮共餐”习俗,阐释其蕴含的本土意味,探究其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的启示意义。
团年饭,也称年夜饭,特指在年末除夕的举家共餐习俗,意指阖家团圆聚餐。虽被称为“年夜饭”,各地团年的时间却不同,我国北方地区多在晚上进行,而南方地区却各有差异。在巴中、南充两市交界地区,不同姓氏团年的时间遵循各姓沿袭下来的传统习俗,比如文姓家族是在除夕当天的凌晨团年,郑姓、胡姓家族在晚上团年,王姓、李姓、石姓、汪姓、陈姓等姓氏则是在中午团年。值得注意的是,与此相对应,不同姓氏每年过“月半节”(即“中元节”)的时间也不同,文姓在农历七月十二晚上祭祖,王姓、李姓、石姓等在农历七月十三祭祖,郑姓、胡姓在农历七月十四当天祭祖。据调查,这两种习俗源于当地民众的先祖在“湖广填川”时期到达该地区的先后顺序,即文氏来得早,所以除夕凌晨过年;王氏、石氏来得较早,故中午过年……以此类推。
团年前的重头戏是上坟、祭祖。早年间,人们走路去上坟,由于坟地之间相距甚远,最长需要用四个多小时。现在,乡村已经实现村村通,许多人家选择开车去上坟,耗时减半。文姓人家选择在除夕前一天去给逝者上坟,而其他姓氏在除夕当天去祭祖。祭祀的是横跨三四代人的家族近祖,除直系亲人外,也会祭奠关系较为亲密的旁系亲属。所用“牺牲”是煮熟的一坨猪臀部分的肉,方正有形,此为遵古训,“割不正不食”,当地称为“刀头肉”,指宰杀牲口的第一刀,专门用于祭拜天地、祖先、灶王等,据传,此俗源于宋朝。祭品还有两杯酒、一对蜡烛、三支香、一沓草纸和一挂鞭炮,或适当供点水果、饼干、糖果。
祭祖自有其讲究和禁忌。一般来说,由家庭中的未婚子女与其父一起上坟,而母亲则留在家中操持团年饭。若女性正值例假期间,则不能去上坟,因为这样会被视为对祖先“不洁”,恐“污”了祖先,以后会招致不好的结果。根据人类学的研究,在许多文化中,经期女性被划为“不吉”的范畴,如若犯禁,恐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家宅安宁,甚至会象征性地污染社会秩序[2]。祭祖烧纸的时候不能离火堆太近,传说若是被火燎了头发,则会使当事人生病甚至发生更严重的事情。
回家团年、开饭之前同样存在祭祀习俗。开饭前,需要在堂屋和厨房祭祀神灵,前者以“刀头肉”为主要供品,后者采用煮熟的整块豆腐干。堂屋敬奉的是家族故去的历代宗亲,尤其是近几代去世的家祖,同时,也包括土地、财神及其他神灵;厨房敬奉的是家神灶王或东厨司命,根据传统,用素食供奉。无论是祖先信仰,还是灶王、土地信仰,但凡敬奉,都需要遵守“诚敬之道”,躬身、作揖、莫欺心,以便祈求丁财两旺、金玉满堂、阖家顺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这些仪式实践体现的都是当地民众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对土地丰产和生殖之力的祈求、对尊老孝亲家庭伦理的遵守、对敬天法祖与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3]。敬完神灵、放完鞭炮之后,各家将堂屋大门关闭,关起门来团年,以防他人叨扰或闯入。直到团完年以后,再把大门打开。
团年期间最重要的禁忌就是外人的“闯入”。外人对团年时同饮共餐的“闯入”是极为不吉利的事情,甚至事关生死。据调查,当地有一对表姐妹,其中一位姑娘的父母在外省过年,团年时被厂里的老板“打扰”了;另一位姑娘的父亲凌晨过年时,有陌生人向他借火、问路,同样也被打扰了,且其父在上坟时出现了幻听,听见了有人砍树的声音。种种不祥征兆或“预示”导致两姐妹在该年的意外去世以及她们外婆的不幸受伤。虽然姐妹两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但是,人们往往会把常人眼中不经意的偶然和事实的必然联系起来,做出对系列事件的“本土性因果解释”,即便这种解释并不科学。
总的来说,团年饭前后的多种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团”的聚合作用,但悖论在于,系列行为和习俗很好地区隔了神圣与世俗、圣洁与污浊、熟悉与陌生、新与旧、自我与他者等二元世界。同饮共餐之前,需要祭祀祖先、敬奉神灵,而祭品如“刀头肉”、豆腐干是世俗之物,只是在此种场域中被神圣化,通过圣化的食物,人类方能与祖先、神灵进行沟通,同时这也是人类与神灵的交换,祈求神灵庇佑家宅、驱除厄运,这与早期人类学对共餐的研究一致,即共餐仪式往往与超自然力量相联系,反映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与自然界关系的认知和建构。
同样地,当地团年时的“关门”举动也尤为特殊,它将门外陌生的、不可控的、不可预知的或邪恶的世界与门内熟悉的、可控的、温情的世界分隔开来。人们祭完祖回来,从神圣的、逝者的世界过渡到世俗的、生者的世界,使家庭内部聚合、融入;吃完饭后,从一个旧世界打开门,迎接并融入一个新世界中。因此,“过门槛”这一无意识行为,某种程度上符合范热内普关于“边缘礼仪”或“过渡礼仪”的叙述,即关于门槛的礼仪并非“融合”礼仪,而是为聚合准备的礼仪,其实质是为边缘礼仪作准备。
与团年饭一样,走亲戚是中国春节的保留习俗。川东北乡土社会就是费孝通先生所称的“熟人社会”,其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差序格局”特征。走亲戚也叫“走人户”,是当地祖辈传下来的习俗,被走亲戚的主家招待客人的共餐宴席可谓正月里的重头戏。与“正月初一不出门”的说法不同,川东北地区每年正月初一开始“走人户”,一般说来,一户亲戚家里吃两顿饭、待一天,亲戚多的人家,直到初七、初八才能走完。至于哪天走哪一家、由谁家待客,大致按照直系亲属间的长幼秩序进行,若是有年轻人需要提前出门工作或新婚夫妇“拜新年”的,则可以灵活调整。
待客餐是当地最为忙碌的正月习俗。首先,待客的人数多,来的客人除了父亲一方的兄弟姐妹及其家人,母亲一方的兄弟姐妹及其家人,以及刚缔结婚姻的“亲家”,有时候“干亲家”也会来,“干亲家”是当地儿童因体弱多病而为了好养活,通过看“八字命”拜的干爹、干妈,有些亲戚众多的大户人家,一次待客将近三四十人。其次,食材准备和处理繁复,在有集市周期的乡村,年前就得准备食材,待客当天,午餐、晚餐每餐十来个菜,慢炖、清蒸、油炸、凉拌、煎炒以及熬制饮料,备菜、掌勺、打下手,可谓“七个厨子八个客”。就实质内容而言,“待客”活动提供了一个展演的“前台”。赴宴之前,人们精心装扮,穿戴为庆祝春节、迎接新年而准备的新衣服,通过社会学家戈夫曼所谓的“印象管理”参与到待客活动中。同饮共餐之时,主、客双方会通过餐桌上的食物、席间的话语展示自己的财力、名声等,比如谁家买了新车、新房,谁家子女今年升学、找了好对象,谁又申请了项目。结束之后,主客双方根据现场反馈,在“后台”进行活动总结,为下一次或来年待客做调整。
更重要的是,“待客餐”还是经由食物交换串联的凡俗仪式活动。待客餐聚集、联结的是基于血缘关系、姻亲关系的亲属,它是对大家庭的有效整合和集体意识凝聚,同时通过众亲友反馈确认小家族的地位、强化家庭内部的认同[4]。活动结束,主家会给新婚夫妇“打发钱”(给拜年红包),即便新人并未到场,但礼节不能少,这是对新成员融入大家族的认可。同时,“干亲家”待客,要给干儿子或干女儿在前三年买衣服、买碗筷、给礼节红包,因此,“待客”也是对类亲属或者拟制亲属关系的聚合。换言之,食物共享“与食物禁忌一道,被用于调节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共享食物成为暗示兄弟姐妹般亲密情感、表示一个群体的共同成员”[5]。同饮共餐是一种聚合礼仪,既保持了“氏族之间及氏族次生群体之间的关系,加强了社会团结,还对法律和习俗关系起到了维持作用”[6]。
俗话说,“三十的火,十五的灯”,这指的是在除夕和正月十五这两天各家需要灯火通明一整晚。“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则是对上元灯节的诗意刻画。灯,从照明工具到传统文化符号,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和深厚的底蕴。川东北地区元宵佳节的“灯”,自有其地方文化基因,而“元宵灯席”更具有当下意义。
疫情放开后的第一个上元节,当地三蛟镇举办了“传承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元宵活动。当天下午,民俗文化负责人一行会携带自制的“水龙”“火龙”和锣鼓、香蜡纸钱、“刀头肉”去社庙“拜山头”“敬龙神”,祈求合境平安、风调雨顺。之后,腰鼓队、舞龙舞狮队、礼乐队挨家挨户巡街拜年,被拜年的人家给个随礼、随喜红包。有时,也会邀请川剧班子在乡镇戏台演出。夜幕降临,人们聚集在乡镇小学操场,观看舞龙烧花的百年技艺。结束之后,开始“吃灯席”。
据调查,“吃灯席”源于清末民初,早年间由于物质条件有限,人们各家出一个菜,将食物与人聚集一处,以共享食物、庆祝丰收、邻里互助。乡镇的“灯席”以楼上楼下或独栋的两至三户人家为一席,由政府红底黑字张贴出来,之后人们自行商量菜式即可。后来,“灯席”逐渐演变成“长街宴”,每家各出三四个菜、几瓶饮料,沿马路、街边设宴,供父老乡亲以及远道而来看表演、参与活动的朋友同饮共食。届时,皓月当空,火树银花,家人、邻里、乡亲以及区县的朋友谈笑风生,好不热闹。
食物通过在人际间的流动界定出特定群体,并在内部创造维系社会延续的纽带[7]。吃灯席,一种古老又新兴的仪式活动,它既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恢复和振兴,也通过同饮共餐、交谈甚欢对邻里关系进行了情感强化。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五湖四海的人们以“吃灯席”活动为载体,提升了对村落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并为社会关系的维系、和谐社会的创建、基层社会的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年味儿”淡了吗?家园感、归属感弱了吗?物质丰富,团年饭改为吃火锅,少了一箪食、一豆羹的慢动作;交通便捷,人们上坟、走亲戚都坐车,缺了漫漫长路上的一言一语;生活忙碌,三年五载不识街坊邻居。维系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村落关系、区域关系的同饮共餐习俗,未来向何处去?由上观之,人们延续吃团年饭的千年传统,保留走亲戚和待客的繁复礼节,恢复吃灯席的百年习俗,实质在于人是关系性的存在、是社会性的生物,人们通过重塑、打造或神圣或凡俗的活动,赋予不同活动中、各种关系之间食物交换、圣俗分隔、情感聚合、意义强化的仪式内涵,并将活动固化、传承为习俗,以使世代昌隆、根骨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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