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洋 高金虎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39)
《投笔肤谈》是一本成书于明朝后期的兵学作品,有人认为出自何守法之手。旧题“西湖逸士”很可能是其笔名或称号。《投笔肤谈》的作者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在本书开篇引言中明确表达“七书之中,唯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故首列之。”[1]全书分上下两卷,十三个篇章,从十三个方面阐述了对战争和军事的解读,并结合作者自己的理解按照对战争影响的重要程度进行了排序,使得本书具有其独特的逻辑思路,既具有理论深度,同时更具实用性。分为了十三个篇章,更像是作者对《孙子兵法》的一种致敬,但又有深入的思考,绝非简单的拾人涕唾。尤其关于情报思想、用间方法、战场形势分析等方面的观点更是有其独到之处。
学术界对《投笔肤谈》的情报思想关注较少。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2]一书,简要概括了《投笔肤谈》的军事思想,出发点集中在战争观、战争指导、军队士气、治军选将等几个方面。姜国柱《中国军事思想通史》[3]丛书明代卷中对《投笔肤谈》各个篇章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本书在《谍间第五》《敌情第六》两个篇章的内容与情报相关。熊剑平、储道立《中国古代情报史》[4],对《投笔肤谈》的情报思想有关注,但过于简略,重点针对《谍间第五》《敌情第六》两个与情报直接相关的篇章进行了分析。本文尝试通过对《投笔肤谈》原典的研习,发掘汇总全书的情报思想,找出其在《孙子兵法》情报思想框架下的继承与发展之处。
1.1 承袭“知彼知己”的思想,尤重“知己”
《投笔肤谈》在承袭孙子“知彼知己”情报观的同时,明确的将“知己”的重要性放在了“知彼”之上。在其开篇第一章《本谋第一》中多次明确指出“知己”要先于“知彼”,如:“得胜者,不先料敌而料己”“论谋者有矣,多主于谋敌。此先料己,为谋真是务本之道”“能知而料于彼己之间,斯为善谋,然犹须先料己也”。《投笔肤谈》提出更为重视“知己”的认识,是其情报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
孙子重视情报先行,将情报视为战争的决策依据,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将“知彼”与“知己”联系在一起,成为《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的核心内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虽然“知己知彼”的重要性早已在古今中外达成共识,但关于“知彼”与“知己”谁更重要的讨论却比较少见。孙子的情报思想中明显更侧重于“知彼”,认为“知彼”更加重要,且获取更加困难,所以孙子也使用了更多的篇幅对“知彼”进行阐述和讲解。《鬼谷子》中曾有记述:“故知之始于己,自知而后知人也。”《鬼谷子》强调“知己”优先,认为“知彼”是建立在“知己”的基础上,“知彼”是从“知己”类推而得,即所谓的“自知而后知人也”[5]。这是少有的明确表述“知己”要先于“知彼”兵学作品,但《鬼谷子》提出看重“知己”的出发点与《投笔肤谈》却又不同。《投笔肤谈》在《家计第二》的题解之中有如下描述:“家计者,保自家之计也,犹云家业。朱子曰‘用兵先须立定家计。’名篇之义取此。夫上篇谋先料己,则凡己之情实,辨之甚明,急当完备家计,使不可败,然后图敌之胜也。故次于《本谋》为第二篇。”作者以完备家计为先,确保立于不败之地再图取胜的思路,是其优先看重“知己”观点的源头。这一点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观点较为相近,《问对》中阐述如下:“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6]从这个层面上看,《投笔肤谈》其实仍然承自孙子“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7]的观点,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孙子兵法》的思想范畴。同时在如何确保“先为不可胜”方面《投笔肤谈》也进行了充分的拓展阐述:“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故行虑其邀,居虞其薄,进思其退,外顾其中。我攻敌左,防敌袭右。我攻敌右,防敌袭左,而前后之变可知也。”(《投笔肤谈·家计第二》)这些内容在继承孙子“自保全胜”的基础上,更加实用化、更具可操作性。
此外,《投笔肤谈》更加侧重“知己”,应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有关。在《投笔肤谈》的引言中作者这样描述编写本书的初衷:“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间尝亦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明朝后期政治衰败,军备颓废,外部边患不断,内部反叛频发,在连绵战事中明朝军队更多的是处于被动局面。作者亲眼目睹甚至很可能亲身经历了明朝中后期的颓势局面,从而激发了作者励志武事、投身军事研究的想法,他提出重视“知己”、“料己为先”的论断,也可以视为作者对自身所处时局的一种看法和建议。
1.2 强调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投笔肤谈》在书中总结了“战胜之形”与“战败之形”。其具体内容如下:“战有必胜之形者五:得天之时者胜,得地之利者胜,得敌之情者胜,得士之心者胜,得事之机者胜。”“战有必败之形者五:谋人而使人知者败,诈人而使人识者败,间人而使人反者败,乘人而使人觉着败,攻人而使人袭者败。”(《投笔肤谈·战形第九》)孙子对于胜负判断依据在《计篇》中总结为五事七计,而到了《虚实篇》“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7]的讨论就更加的深入、具体。但是孙子所强调的“制胜之形”更多的是追求通过运用谋略来实现进攻战术,通过达成“避实击虚”“以众击寡”的战略目标,实现击败敌人的最终目的。《投笔肤谈》对于战场胜败之形的总结是在综合考虑了敌我双方的对抗态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基于谋略的斗争性与对抗性进行的思考,在谋划塑造“战胜之形”的同时提醒对“战败之形”的防范,在这一点上对《孙子兵法》形成了良好的补充拓展。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投笔肤谈》的作者在“知战之形”的基础上提出对“知所以战之形”的观点,这也对战场指挥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战场的情形有表面之形和内在之形“夫兵有战之形,有所以战之形。鼓行旌指,兵刃相搏,战之形也。虚实藏势,向背隐机,所以战之形也。故知战之形也非难,而能知所以战之形为难。能知所以战之形,则能因形以措胜。因形以措胜者,上智也。”(《投笔肤谈·战形第九》)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也成为衡量将领才能的重要标准之一。《投笔肤谈》对于何为“战之形”与“战之所以形”的论述,体现了作者对战争、对情报、对战场态势等多方面的全方位思考,这种思考是对如何通过表象驱除战争迷雾的思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考,是由情报搜集转向情报分析的思考,实为本书难得的精华所在。这与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8]的十六字真言的含义深度契合。
2.1 关于敌我双方情报战场的斗争性及对抗性
《投笔肤谈》在情报对抗的认识上,有继承孙子的一面但也有继续深化的一面。孙子以其极具创造性的思维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兵学思想,将谋略重要性引入到军事斗争之中,但对于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斗争性以及对抗性的思考是不全面的。虽然孙子讲“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可更多的是从己方角度发起思考,缺少结合敌我态势的综合考量。再看孙子的用间理论,孙子对用间可能遭遇的困难估计不足,应对间谍失败的方法也有些简单。同时孙子对于用间过于迷信,只言用间之利,却很少提及用间之害。总结来看,在孙子考虑用间获情时,没有将敌我双方斗争性、对抗性的特点充分考虑其中。在这一方面《投笔肤谈》就更加明确的强调要从敌我双方谋略斗争性的角度出发去谋划和考虑。
《投笔肤谈》在《敌情第六》开篇便指出:“凡两军相拒,匪我谋敌,敌亦谋我。于此不得其情而浪战,是矇瞆也,其何以因机而制胜哉?夫敌情有可得而窥者,有不可得而窥者,多方之变无穷也。”通过“匪我谋敌,敌亦谋我”这一句作者指出敌我双方在战场上都在针对对方展开谋划,更加明确了敌我双方的斗争性的本质。关于敌我双方相互对抗相互斗争状况的论述,在《投笔肤谈》全书多处都有记载“且天下之乘,不在敌,则在我;不在我,则在敌。故己可以乘人,而人亦可以乘己者,不可以不放。人或有以谋己,而己亦可以谋人者,不可以不知。此兵之至计,不可不察也。”(《投笔肤谈·家计第二》)“夫敌不示我以情,亦犹我不以情示敌也。故兵之所忌者,未必其可畏;而可畏者,或出于所忌之外。”(《投笔肤谈·敌情第六》)上述诸多论述都是在综合敌我双方敌对态势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的,这种出发视角更加客观也更贴合军事斗争的本质规律。
2.2 深化孙子用间知道,指明运用间谍的危害及防范
《投笔肤谈》关于用间的认识,是对孙子情报思想批判性继承最为明显之处。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爱爵禄白金,不知敌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7]《投笔肤谈》则讲:“凡为将者,握三军之权,司万人之命,以与敌对,逐于原野,相持而不知其情,是木偶也,相制而不制以术,是猛兽也。”(《投笔肤谈·谍间第五》)以上两段论述可以直观可看出二者都强调了军事斗争中情报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两部著作都指出要运用间谍通过人力完成情报搜集工作,《孙子兵法》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7]《投笔肤谈》也是明确指出:“欲攻欲守,非知敌情不可。欲知敌情,非谍间何以得之?得则胜,失则败,其机至微。”(《投笔肤谈·谍间第五》)无论是前者的“知敌之情者”还是后者的“非谍间何以得之”谍报侦察无疑是侦察获情的关键手段,二者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投笔肤谈》针对使用间谍获取敌情的方法上有了更细致的思考和更深层的运用。在《谍间第五》篇的题解中讲到:“谍间者,谍知敌情,而乘间隙以入之也。”并进一步阐述:“故欲得敌情而间之者,当先采物价之滕平,察风俗之好尚,人事之喜怒,觇上下之乖和。然后因隙间亲,因佞间忠,因利间争,因疑间废;诳其语言,乱其行止,离其心腹,散其交与,间谍之妙也。”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讲明了利用间谍侦获敌情重点内容,可以看出在获知敌情方面《投笔肤谈》超脱了孙子“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范围,将情报搜集的内容扩展到经济、社会、舆论等更广泛的领域。后半部分则为间谍赋予了新的任务,而运用间谍发挥“离间”的作用也超出了孙子“五间”的范畴。正如书中自评“采物价四句,总是欲得敌情。然后八句,正是行间之巧,虽未尽,余可类推。”(《投笔肤谈·谍间第五》)这种对间谍在“谍知敌情”的基础上“乘间隙以入之”是《投笔肤谈》对孙子用间之道的第一重深化。
《投笔扶谈》对孙子用间之道的第二重深化体现在运用间谍的同时,要防范间谍。孙子的用间之道强调厚赏和保密,但对间谍失职失控的情况缺少充分的论述。孙子强调注重使用“反间”,却缺少当敌方运用“反间”时的应对和思考。《孙子兵法》是一部充满朴素的军事辩证法著作,对于战争中诸多问题都能持辩证观点,但是就其情报思想而言,尤其是在用间的问题上,存在不足之处。北宋大文豪苏洵所著《权书》中阐述了用间存在三种失败的危险性,若过于强调用诈、用间,则必然会招致“三败”,即“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计,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应当承认,这三种情况都将导致我方前功尽弃、满盘皆输[9]。《投笔肤谈》对于用间提出“欲得敌情者,必不惜千金。吝千金而失间之心者,败也。捐千金而得敌之情者,胜也。此胜败之机,不可不察也。”(《投笔肤谈·谍间第五》)这是对孙子“赏莫厚于间”的继承,同时更加明确指出间谍工作存在威胁隐患“凡谍间之人,或望敌之风,而传伪于我,或被敌之虐,而泄情于彼,此皆覆败之所关也。”(《投笔肤谈·谍间第五》)“传伪与我”和“泄情于彼”两种威胁与苏洵总结得“三败”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而面对这种两威胁要做到“故谍为敌擒而得归者,勿听其言。如得实情,则颠倒而用之。”并最终指出“故间谍可用而不可恃,用之者智也,恃之者愚也。”(《投笔肤谈·谍间第五》)指明用间之害和应对之法是《投笔肤谈》对孙子用间思想的发展之处。
孙子用间理论中规避论述用间之害使其受到后世军事理论家的批评[10]。《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曾有记载“案《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已成功,或凭间以倾败。’”[6]李靖认为孙子一味强调“用间”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11]。而对于孙子“用间最为下策”的批判,稍显偏激和极端。《投笔肤谈》在阐述间谍“可用而不可恃”的观点时也引用了李靖的这段话,但其引用的方式十分值得玩味,并没有完整的引用李靖评价孙子用间的原文,而是舍去了“案《孙子》,用间最为下策”一句。作者如此引用目的自然是要突出要警示用间危害之义,同时对运用间谍仍然十分重视,不能因为担心间谍的危害而否定了用间的作用。可以看出《投笔肤谈》对孙子用间理论的看法较之李靖的观点更加的理性和客观。对间谍提供的情报,需要妥善的使用,不可以盲目听信,要通过理智的筛选和辨别,通过正确的分析得出正确的情报,这是《投笔肤谈》的作者极力想表达的观点,即所谓的间谍“可用而不可恃”。
第三重深化是对保密工作的深化。前文所提及的作者总结出五种战败之形“战有必败之形者五:谋人而使人知者败,诈人而使人识者败,间人而使人反者败,乘人而使人觉着败,攻人而使人袭者败。”(《投笔肤谈·战形第九》)计谋被敌方洞察,欺骗被敌方识破、间谍被敌方策反、突袭被敌方察觉、发动进攻却反被敌方偷袭。导致上述结果出现的原因都与泄密有关,因此保密工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要防止泄密做好己方的信息安全工作,《投笔肤谈》提出的观点要做好对有泄密隐患的目标做好预先防范,对此书中指出“亡奴多至降虏,必有泄机之灾,攻之当虑也。奸民易于导寇,此为室中之患,守之当防也。”(《投笔肤谈·持衡第四》)既要注意防范敌方投降将士存在泄密的可能,也要防范己方民众通敌叛变的可能,这正是书中指明的存在泄密隐患的重要目标。
3.1 在多个层面运用“示形”的手段
《投笔肤谈》对孙子“形人之术”继承和发展体现在其多样灵活得运用方式上。《虚实篇》是《孙子兵法》中极为精彩的一个篇章,《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记载:“朕观诸兵书,无处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6]在《虚实篇》中,孙子提出了著名的“避实击虚”作战原则,而遂行这一原则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示形于敌,迷惑和欺骗敌人,诱使其暴露弱点,然后予以打击。《虚实篇》中指出“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这里的“无形”毫无疑问就是指运用“形人之术”最高水准。
孙子提出的“形人之术”主要内容包括“能而示之不能,用而是指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总结来说其核心是运用诡道之法,通过欺骗手段的达到“隐真示假”效果,最终实现“形人而我无形”的目标。现代情报学都会提及反情报一词,而“欺骗”正是反情报工作中重要得措施之一。欺骗的最终结果,是导致敌方误判形势,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你希望他作出的反应[12]。
《投笔肤谈》在继承孙子谋略思想的基础上有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思考,作者一共总结了十点内容:“故善制敌者,愚之使敌信之,诳之使敌疑之;韬其所长而使之玩,暴其所短而使之惑;谬其号令而使之聋,变其旗章而使之瞽;秘其所忌以疏其防,投其所欲以昏其志;告知以情以款其谋,惕之以威以夺其气。”(《投笔肤谈·兵机第八》)这十个方面的内容既有对孙子示形之法的继承与应用,更有其他层面上的发散与拓展。“愚之使敌信之,诳之使敌疑之”便是对孙子“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灵活运用。“谬其号令”和“变其旗章”类似于是当代战争中对敌方进行通信干扰,达到使敌方指挥链路中断不畅的战略目的。而“告之以情”和“惕之以威”是以攻心夺志为目的,要在士气上打击对手的手段,这更接近心理战层面的作战策略。《投笔肤谈》总结的这些策略手段,在核心本质上并未超脱《孙子兵法》思想范畴,其实质是对孙子“示形”之法细化后的运用,但不可否认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事实。
3.2 细化情报类别,力求精准获情的“相敌”之法
《投笔肤谈》对孙子“相敌”之法的继承体现在其对敌方情况理解,在《敌情第六》篇的题解中作者明确指出:“敌情者,敌人之情状也。知之斯可以取胜。然有用间而得者,亦有因形而得者。”所谓“因形而得者”指的就是通关观察敌方的活动表象来获取相关情报,与孙子的“相敌”可谓异曲同工。在孙子的情报思想体系中,除了运用间谍侦获情报外,对于无法通过间谍获取的情报就需要通过“相敌”之法来获取。关于“相敌”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一段话,是一种十分精辟的解读:“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13]由此可以看出,敌方的活动表象就是一种征兆和端倪,对这些表象加以分析,就有可能推断出敌方的意图。
《投笔肤谈》对孙子“相敌”之法的发展,体现在作者对战场侦察的理解和认识。就战场侦察,如何实施“相敌”,《孙子兵法》有过详细的阐述如:“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7]后来学者将这些内容归纳总结为“相敌三十二法”。而《投笔肤谈》同样指明“不得敌情,形之乃知”并也就相关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总结,例如:“若夫合而守、分而屯者,奇正也。大营处易、小营据险者,犄角也……”(《投笔肤谈·敌情第六》)这种内容的表述与孙子相敌三十二法的内容十分相似。但如果只是有相似内容的阐述,那《投笔肤谈》就真的只能是承袭前人成就效仿制作。难得之处就是在其《敌情第六》篇中所进行的详细分析和阐述,同时还进行了明确分类。对于第一类的内容描述是:“是故风驰电击者,势也。火列星屯者,形也。五人为伍,极于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者,制也。三才、五行、六花、八阵者,名也。”上述关于敌情的内容包括行军速度、部队数量、阵型情况等信息,针对这一类情报作者对其特点的概括是“皆显于外,故可窥之,言易也”。第二类是结合不同情况对敌方不同表象的分析,并作出了相应的总结,如:“激我射而不发者,尽吾矢也;激我战而不出者,惰吾气也。两军相薄,势如风雨,我进而敌不动者,恃其有弓弩、石也;我退而敌不追者,惧吾有奇伏或诱或劫而中伤之也。”等内容,这一类作者共总结二十四种情况,并着重强调“凡此二十四事,皆敌情之所在。隐微而难知者,必须详察得之。”第三类,是当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对敌方战略意图的判断。原文中的表述如下:“故我进而敌亦进者,战;我退而敌亦退者,散;我退而敌进者,或伏吾前;我进而敌退者,当防其奸。”作者将这一类称为“此亦敌之情,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其机可不慎呼。”关于对情报的分类,有美国“情报分析之父”之称的谢尔曼·肯特认为:一份情报文件,要描述已经发生的事实,分析正在发生的时态,并就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做出评估和预测。因此肯特将情报分成三种形态,即基本描述类、动态报告类和预测评估类[14]。对比《投笔肤谈》“皆显于外”“隐微而难知”和“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的三种分类,可以看出与谢尔曼·肯特对情报的分类方式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得不称赞《投笔肤谈》的作者超前的思考角度。
明朝后期军事学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投笔肤谈》作为这一时期兵书作评的代表之一,其学术价值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肯定。《中国军事通史》从书中对以《投笔肤谈》为代表的一批明代兵书有如下评价:“充分利用古代的思想素材,加以提炼、概括,上升到理性认识。继承传统的军事理论,又根据以前的军事素材加以概括,对古代军事思想有所发展”[15]王佳乐所编纂的《中国军事百科》丛书更是将其评价为“一部叩击近代战争理论大门的中国古代兵书”[16]。
《投笔肤谈》在许多方面都显而易见的承袭自《孙子兵法》,其中大量内容都是对孙子思想的引申,其思想体系仍然在《孙子兵法》的框架之内。但有许多观点和论述都是对孙子兵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情报思想而言亦是如此。恰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有别。”《孙子兵法》开创性的将战争从古军礼中剥离出来,将谋略的重要性引入到战争决策当中,同时孙子重视情报先行思想促进了中国古典情报思想的诞生,甚至被认为是情报学的起源[17]。但是在其情报思想中存在历史局限性也是必然,究其原因是孙子所处时代造成的。就《孙子兵法》和《投笔肤谈》而言,孙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距《投笔肤谈》成书的明朝后期有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代差,这期间战争的规模、形式和复杂程度必然随着人类对自然地认知、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等诸多因素的推动而发生巨大变化。后来人结合新的实践经验必然会产生新的认识,进而逐渐由点及面的超越前人。
《孙子兵法》有成书两千五百多年之前,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国外学者将其称为“关于战争行为,我们人类目前只有一部伟大的杰作”和“有关战争行为高度浓缩的指挥结晶”[18]。但如果一举被认定成为兵学理论中不可逾越的巅峰那有失客观理性的学习态度。孙子在对用间的防范和战争斗争性对抗性的思考有不充分之处,这也正是我们不断研究和学习前人思想动力之一,这并不会造成《孙子兵法》历史地位的降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在经过后世的继承和发展之后仍能证明孙子军事思想的正确性,才更加体现《孙子兵法》的伟大和经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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