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君 梁大鹏 季建文 孙佳音
[提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提升产业集聚是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在Krugman、Quaas等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加入环境污染变量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别阐述了市场潜力、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并利用中国24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上述数理模型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短期内,市场潜力对产业集聚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长期内,地区的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拐点为环境污染评价值0.225。当“市场潜力向心力”较大,“环境污染离心力”较小时,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对产业集聚有正向影响。环境污染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此外,非资源型城市产业集聚受市场潜力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明显,且在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集聚水平增加。
我国快速增长的区域经济可以从新经济地理要素角度得以解释,除了传统的基本生产要素外,市场潜力成为经济增长、促进产业集聚的新动力。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其带来的负外部性会加大生产效率差异,制约产业集聚,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呈现放缓态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相统一的发展。产业集聚的提升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
产业集聚是指相同产业或关联产业在某一固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劳动、资本等要素高度汇聚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Harris[1]将市场潜力看作不同地区各市场对产地产生的引力的加总,因此某城市的市场潜力值会影响到企业选址。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来看(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企业选址依据生产成本和市场潜力二者的相互作用。[2]影响区域空间格局的形成的重要因素是市场潜力。[3]企业和厂商的高度集聚会促进产业集聚。因此,市场潜力可能会对产业集聚有一定的影响。
“十三五”期间,中国工业增加值由23.5万亿元增加到31.3万亿元,连续11年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在此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且产业集聚水平也不断提升。但是,与此同时会产生雾霾加剧、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沙尘暴频发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虽然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但是环境问题仍不容乐观。2019年,中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44.89亿吨,比2016年增长了19.25%。诸如此类环境污染问题可能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产业分布产生影响,但是起初经济地理学并没有将环境污染问题重视起来。从逻辑上分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为工业污染是工业、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产物,内生于在产业集聚发展的过程中。[4]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鲜有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考虑将市场潜力、环境污染二者结合对产业集聚进行分析研究。目前大部分学者的相关研究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生产成本或者市场潜力对产业集聚的影响。Poter[5]从竞争优势理论与经济地理二者相结合的视角,提出产业集聚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成本;Rosenthal和Strange[6](P.2119-2171)认为产业集聚很大程度是由运输成本决定的;文玫[7]从新经济地理理论角度论证了交易和运输费用与工业聚集呈显著反向变动关系;金煜等[8]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探究得出较低的交易成本会促进产业集聚。除劳动、资本及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可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外,市场潜力同样能为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4]多数情况下,由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与不完整性,为更好的估计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文章通过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市场潜力变量,以更好地来衡量运输成本,从而研究市场潜力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效果。
二是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效果研究较多。Brakman[9]等认为环境污染等问题产生的负外部性,即拥挤效应,会产生一种扩散力,在长期中,引起局部产业的稳定集聚;Virkanen[10]证实了芬兰南部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是由产业集聚引发的;Verhoef和Nijkamp[11]基于空间均衡模型得出工业分布会导致集聚区的环境质量的恶化;杨仁发[12]探究了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呈非线性关系。产业集聚水平低于某门限值时,产业集聚使环境污染加剧。反之,产业集聚高于这一门限值时,产业集聚有助于改善环境污染;寇冬雪[13]研究了不同模式的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其中,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均有利于缓解环境污染。相关多样化产业集聚能明显改善环境污染,而无关多样化产业集聚则会使得环境污染加剧。而反过来研究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的文献较少;张可和汪东芳[14]阐述了经济集聚和环境污染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经济集聚加重了环境污染,而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有反向抑制效果。
三是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探究环境污染、技术创新等变量对产业集聚的共同作用。Kyriakopoulou和Xepapadeas[15]将环境污染作为离心力,将知识溢出作为向心力,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决定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何雄浪等[16]基于改进“中心外围”模型提出本地技术溢出增加会产生一个向心力,环境污染加剧会产生一个离心力,两者的共同作用影响了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
综上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借鉴了Krugman[17]和Quaas等[18](P.1-40)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加入环境污染变量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别基于短期和长期情况构建一个市场潜力、环境污染影响产业集聚的理论模型,从而深入探究市场潜力、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其次,将市场潜力看作一种向心力,环境污染看作一种离心力,而二者绝对值的大小关系会对产业集聚度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或负向影响。最后,基于以环境污染为门槛参数的门槛效应,考察不同门槛值下,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是否会对产业集聚产生异质性。
在该研究中,借鉴了Krugman和Quaas等分析框架,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引入环境污染变量。建立一个在短期及长期情况下,市场潜力、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的数理模型。
(1)
(2)
(3)
(4)
假设每个消费者对于农产品和制造品有相同的Cobb-Douglas效用函数:
(5)
(6)
其中,ni代表每个制造业部门的公司数量,mir是每种制造产品的数量,σ是不变替代弹性,且σ>1。上式表示消费者同等重视不同种类的制造品。
对于家庭收入中,假设部门间不存在流动性。农业部门的工人与其地区紧密相连。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总劳动供给数量为1-μ>0,则每个地区有(1-μ)/R名农业工人。对比制造业部门,制造部门的工人在不同地区之间可相互流动。如果ur>us,则s地区的工人会转移到r地区。反之,则s地区的工人不会移动。当ur=us时,地区之间达到平衡状态。下面可以分短期均衡以及长期均衡来进行分析。原始模型并无任何差异。
(一)短期均衡分析
1.消费者
从以上效用函数的形式可以看出,环境污染对于家庭收入决策没有直接的影响,并且需求函数也不取决于环境污染。因此,考虑短期均衡模型与Krugman模型情况相同。假设μλ1工人在地区1制造部门生产,μλ2工人在地区2生产(其中λ1+λ2+…λR=1),λ表示地区的熟练工人份额。令是wr地区r的名义工资,则其收入水平Yr为:
(7)
通过效用最大化下的农产品和制造品的消费数量关系式,得出地区j消费者对区域r各种制造品的最优需求解为:
(8)
(9)
2.生产者
在生产部门规模报酬递增、企业生产技术不同等前提条件下。考虑企业r的生产行为,其利润函数为:
(10)
由(4)、(8)式,可得出区域r的总需求函数:
(11)
(12)
因此,地区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得出一阶条件为:
(13)
进而得出企业最大化利润为:
(14)
由于企业可以自由进出,则企业最大化利润等式(14)式为0。得出以下自由进出条件:
(15)
在此条件下,这一产量等于所有地区对地区r所有制造品需求的总和,为:
(16)
根据(13)、(15)和(16)等式,计算出地区r的名义工资为:
(17)
参考Fujita等[23](P.273-289),将表示两地市场产业集聚指标看作广义运输成本函数,故该研究假设产业集聚指标函数与广义交易成本之间成反向变动关系[24]:
(18)
(19)
(20)
根据等式(19)和(20),产业集聚对于市场潜力的偏导数为:
(21)
根据上式可以测算出产业集聚对于市场潜力的弹性大于零。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和改进的克鲁格曼模型来看,在短期中,运输成本越小,价格指数越大,市场潜力越大,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二)长期均衡分析
长期均衡在文章中是指因实际工资差异使得制造业工人在各个地区自由流动后,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由此考察环境污染下的产业集聚度等相关问题。此部分为了简化问题,假设R为2。
(22)
这里环境污染在r地区的短期均衡为:
(23)
(23)
(24)
(25)
对比短期均衡下价格指数、工资等表达式,环境损耗发生要素流动的条件下。因此,这对于模型的长期均衡产生影响。
定理1:
(26)
定理2:
对称结构λ=1/2是稳定的,当且仅当:
(27)
通过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中心-外围结构和对称结构的稳定范围取决于环境污染的损耗。我们有如下命题:
1.环境损耗越大:(a)中心-外围结构稳定的参数值越小。(b)对称结构稳定的参数值越大。
由此得到以下四条假设:
假设1:市场潜力视为一种“向心力”,市场潜力越大,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假设2:环境污染视为一种“离心力”,环境污染程度越大,产业集聚程度越低。
假设3:“市场潜力向心力”大于“环境污染离心力”时,使得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会促进产业集聚提升。
假设4:“市场潜力向心力”小于“环境污染离心力”时,使得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会减少产业集聚。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1.全样本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数理模型的推导结果,拟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28)
2.门槛效应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理论模型中命题的结论可知,市场潜力会带来一种向心力,环境污染会带来一种离心力,而二者绝对值的大小关系会对产业集聚度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或负向影响。但环境污染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评价在不同的门槛值(环境污染评价指标)下是否会对产业集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效果?或有何种程度的影响效果?下面基于市场潜力和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影响,结合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建立如下双重门槛效应模型:
(29)
(二)数据选择与变量说明
1.数据选择
文章在满足数据的有效性与可获得性的基础上,剔除了部分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后,对部分缺失年份较少的城市利用线性插值法进行插值。选取2005-2019年中国24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使用全市数据而非市辖区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部分市级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地区统计公报等。为减少价格波动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提高数据的精准度。本研究以2005年为基期,依据各地区GDP的实际增长率,以测算出各年各城市的实际GDP。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产业集聚(agg),它是指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相对密集的不同企业及机构在地理上的集合。[25](P.7-91)而该研究的产业集聚主要指制造业和(工业)产业的集聚。产业集聚测算方法有很多种,从企业层面来看,以往学者多采用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等方法衡量。从行业层面来看,以往学者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EG指数、行业集中度等方法来测算。Keeble等[26]、程大中和陈福炯[27]、陈国亮和陈建军[28]、孙浦阳等[29]、杨仁发等[30]利用区位商法测算产业集聚,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在消除区域间规模差异的情况下,清楚地反映某一特定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产业的优劣势等情况,因而成为国内外学者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一种主流方法。因此,本研究参照Henderson等[31]、Fan和Scott[32]的方法,利用区位商理论测算产业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30)
(2)核心解释变量:市场潜力(mp),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文献中,不同学者对市场潜力的测算方法不尽相同。一种方法是利用Harris提出的市场潜力的定义来测算[1]。另一种方法是Redding和Venables[33]定义的MA和SA指标来表示消费品市场获得与中间品的要素市场获得。后者与前者比较,第二种方法在得到微观理论支持的基础上,虽然结果更为精确,但是由于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双边贸易数据的不可得性,并且在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对MA与SA指标进行区分并无必要[34],故采用第一种方法来测算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潜力。市场潜力(mp)计算公式为:
(31)
(32)
(3)核心解释变量:环境污染(pollution),为了综合衡量城市环境污情况,研究用工业三废衡量环境污染,包括:废水、废气、废渣。单一指标会片面地刻画污染程度,且会产生多重共线性等问题。所以,本研究借鉴刘习平等[35]方法,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三者作为衡量工业三废的指标,以建立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具体内容如下:先将工业三废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为:
(33)
(34)
经典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环境质量会随经济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曲线。但是,后来有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出现“正U型”曲线关系。[36]因此,本文用环境污染二次项对产业集聚影响进行考察。
(4)其他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lnrgdp):用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以2005年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折合出2005-2019年各个城市的人均实际GDP。②地方政府干预(gov):用不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地方GDP的比值来衡量。③对外开放度(fdi):针对不同城市的差异性,本研究用外商投资金额与地方GDP的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度,且根据不同年份的汇率将以美元核算的外商直接投资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的外商直接投资。④人力资本(hr):国外学者Barro和Lee[37]提出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但鉴于中国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不同地级市每万人中的中等及以上学校的在校学生数来衡量不同城市的人力资本。
3.方法说明
在以往考察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二者关系的相关文献中,学者认为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的影响并非单向作用,而是存在二者互为因果的双向因果关系。[14]解决内生性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在于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既要满足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与残差扰动项不相关这个条件,还要确保工具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是独立的,由此,文章引入产业集聚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并且由于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可能产生滞后效应,故同时引入二者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同时,结合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拟采用系统GMM方法解决二者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了Windmeijer[38]对系统GMM估计两步法的调整,使其偏倚变小,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全样本估计结果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
该研究首先在存在控制变量、时间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的条件下,将市场潜力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进行系统GMM估计,具体结果见表1中的模型1。再者,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污染及其二次项,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见表1中模型2。最后,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环境污染和市场潜力交互项),再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见表1中模型3。
从全样本结果可以看出,产业集聚具有动态性。在模型1、模型2、模型3中,滞后一期的产业集聚水平对当期产业集聚水平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618、0.578、0.597,侧面反映产业集聚在时间上具有惯性。Hansen检验拒绝原假设,证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
从模型1结果中可以看出,市场潜力与产业集聚二者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区域的运输成本越小,市场潜力越大时,此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这与我们的理论方程(21)的结果保持一致。从模型2结果中可以看出,地区的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具体来说,起初,环境质量与产业集聚呈负向关系,即环境污染程度越高,产业集聚越低。进而理解为“环境污染离心力”驱使产业集聚程度变弱,使城市结构从不稳定的“中心外围”转变为稳定的“对称结构”。跨越过拐点0.225之后,环境质量与产业集聚呈正向关系,即环境污染程度越高,产业集聚越高。而在此模型中,地级市的市场潜力仍然对产业集聚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进而理解市场潜力作为一种“向心力”提升了产业集聚度。在模型3中,引入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交互项,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在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下,它们与产业集聚呈正相关关系。由于交互项的加入,使得拐点位置向右移动,由0.225变为0.922,靠近环境污染评价指数峰值0.9474。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有负向影响关系。是此结论验证了本文数理推导命题的结论,区域的运输成本较小时,“市场潜力向心力”较大。而区域的“环境污染离心力”较小,且“市场潜力向心力”大于“环境污染离心力”,使得在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二者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为正。
(二)静态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研究依据门槛个数由此确定模型的形式。此处分别对无门槛、单门槛、双门槛不同限定条件下对静态面板进行估测。表2中展示了在不同门槛检验类型下的F统计值和经过Bootstrap法下得出的P值。门槛变量环境污染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应的P值分别为0.033和0.000。而三重门槛检验并不显著,P值为0.733。故以环境污染为门槛变量,研究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共同作用下对产业集聚影响的静态门槛效应将基于公式(29)进行分析。
表2 静态门槛效应检验
表3 门槛值估计和置信区间
研究依据不同门槛值范围来阐述对应的省份区域数据。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小于0.213的城市大多是各地区的非中心城市,少数是中西部的中心城市,这说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差,但其环境质量较好,环境污染程度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值介于0.213至0.520之间的地区,不仅包括中部和东部的中心城市,还有部分地区的非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工业化水平较高,所以环境污染质量比较严重。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大于0.520的城市是重庆和苏州,原因是这两座城市的工业化水平发展位于全国前列,因此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环境污染作为门槛变量的静态门槛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研究显示,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共同作用下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污染的门槛特征。具体来说,环境污染评价指数小于0.213时,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在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下,它们与产业集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影响系数为0.086。环境污染评价指数在0.213与0.520二者之间时,在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下在1%水平上对产业集聚有积极的影响,影响系数为0.063。环境污染评价指数超过0.520时,在统计上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在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下,对产业集聚正向的驱动作用,影响系数为0.034。通过研究发现,在不同的门槛值的取值范围下,随着环境污染指数评价的增大,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二者共同的作用对产业集聚的驱动力程度逐渐减弱(系数值0.086<0.063<0.034)。更好地验证了本文数理推导命题的结论,在“市场潜力向心力”恒定的情况下(即运输成本恒定),当“环境污染离心力”越来越强时,二者共同作用对产业集聚水平依旧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它们对产业集聚的驱动力逐渐变弱。
表4 门槛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由于资源型城市具有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较强的集聚性特征。本部分研究结合不同城市的资源储量条件、开发利用情况等方面进行动态评估调整得出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名单(2013年),将244个城市分为94个资源型城市与150个非资源型城市两类,为阐述分析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集聚与市场潜力二者关系(或产业集聚与市场潜力、环境污染三者关系)提供更鲜明的视角,具体实证结果见表5所示。
表5 资源与非资源型城市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无论是资源型城市还是非资源型城市,产业集聚都具有显著的动态性。通过对比观察两种城市类型下模型4和模型6的结果,发现非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集聚受市场潜力的正向影响显著,且更符合数理模型方程(21)的结果。由模型7的结果可知,非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呈“正U型”曲线关系,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由负向影响变为正向影响。且在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下,会明显地提升产业集聚水平,证实了本文数理推导命题的结论。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资源型城市起初形成的产业结构分布更多依靠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39]而在后期这种资源富裕的自然禀赋引致的红利逐渐消失,[40]最终自然资源由“资源福音”变为“资源诅咒”。所以,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集聚并不是大多由于市场潜力因素所决定的。其次,由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中过多地依赖资源禀赋,致使当地产业结构具有非弹性性质。[41]最后,此研究采用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烟尘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程度的评价指标。通过采用上述指标进行计算,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普遍较低。因此在本研究中,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文章结果可能存在偏误,故本研究通过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借鉴Frenken(2007)[42]熵指标法构建多样化指数(rdi)以替代被解释变量产业集聚(agg),其具体公式为:
(35)
其中pr为城市产业r的就业比重。
其次,将核心解释变量环境污染的衡量方式更换为沈坤荣等[43]的方法,其具体公式为:
(36)
表6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借鉴了Krugman和Quaas等学者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加入环境因素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在短期和长期情况下分别探究了市场潜力、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05-2019年中国24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市场潜力、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产业集聚具有动态性。在短期,市场潜力与产业集聚二者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区域的运输成本越小,市场潜力越大时,此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在长期,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度呈“正U型”关系,即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呈现由负到正的过程,拐点为环境污染评价值0.225。市场潜力可以看作一种向心力,环境污染视为一种离心力,当“市场潜力向心力”较大,“环境污染离心力”较小,且“市场潜力向心力”大于“环境污染离心力”时,使得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会促进产业集聚提升。第二,以环境污染作为门槛变量,结果发现存在环境污染评价指数0.213、0.520两个门槛值。在不同的门槛值的范围内,随着环境污染评价指数的增大,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二者共同的作用对产业集聚程度逐渐减弱。第三,通过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该研究发现非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集聚受市场潜力的积极影响更显著。且非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明显,且在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集聚水平增加。
(二)政策启示
第一,由于影响市场潜力的重要因素是运输成本,较小的运输成本可以提高市场潜力。因此,应该加快城市交通、信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在时空上减少地理距离,以降低运输成本、增大市场潜力,提升产业集聚水平。第二,针对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方面,由于环境污染会产生离心力。所以,应加强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推动绿色发展。具体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应该利用技术创新以替代传统技术,以尽可能地减少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烟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同时,各城市也应该建立城市工业三废污染环境监测系统,创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联动预警机制。设置不同污染阈值,在不同的污染阈值处及时作出预警,污染过高时,要及时调整产业生产结构,调整要素生产比例,从而更好地促进产业集聚。第三,城市还应该加大政府干预力度以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具体来说,通过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以更好地治理环境;加大企业职工子女的教育补贴,以降低教育成本等。第四,对于某些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耗竭问题,应及时优化现有产业结构,挖掘区域优势产业发展,鼓励城市进行产业多样化调整,更好的提升产业集聚度。
猜你喜欢 市场潜力资源型门槛 拆除不必要的“年龄门槛”势在必行公民与法治(2023年12期)2023-12-11资源型城市——湖南涟源市，未来可期矿产勘查(2020年11期)2020-01-04Q7 私有化后市场潜力还有多大?艺术品鉴(2019年7期)2019-09-02乐高CEO倪志伟：对中国未来的市场潜力充满信心玩具世界(2018年10期)2019-01-19春季“危”肌严重，祛痘产品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化妆品(2018年3期)2018-06-28资源型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探讨现代园艺(2017年22期)2018-01-19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将有大动作领导决策信息(2017年44期)2017-12-07中医按摩市场潜力大 王氏推拿让你更赚钱现代营销(创富信息版)(2016年11期)2016-08-22让乡亲们“零门槛”读书中国火炬(2015年3期)2015-07-31异地高考岂能不断提高门槛?教育与职业(2014年1期)2014-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