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二林,汪 盼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230009)
学界对于包括儒释道及兵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特质与思想方法,多有精深而系统的论述(1)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金岳霖、冯友兰、冯契、张岱年、高清海、楼宇烈、郭齐勇、杨国荣等前辈,多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以儒释道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色,有着系统而精深的解析。而郭化若、吴如嵩、李泽厚、黄朴民、魏占武、吴琼、付朝、李桂生、路秀儒等学人,则对孙武子为代表的兵家思维方式,加以深入而独到的阐发。这些都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以此为基础,本文更致力于从军事哲学的角度对《孙子兵法》思维方式与思想方法的根基、内涵、架构、特质与启示,进行梳理与探讨。,这对于推动中西文化相互取长补短,走综合创新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作为一部兵学经典,《孙子兵法》之所以流传2500多年仍然光芒四射,在较大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其特有的“舍事而言理”、“文略而意丰”、贵“知”重“计”崇“智”尚“谋”的思维哲学,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化与推进。(2)有论者认为:“思维哲学吸收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而把思维作为一个整体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把握,形成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参见梁作民:《当代思维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确,思维哲学乃是一门着重于从宏观与整体的哲学角度,对思维主体及结构、对象及性质、内容及特点、过程及结果、类型及应用等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学科。在钮先钟等先生看来,兵家孙武不仅教人“如何做”,也教人“如何想”[1]227,当然,其更教人如何“知”与“谋”。由于孙子认识到,战争是双方或多方在道义、谋略与实力等诸多方面的激烈角逐与综合较量,而建立在科学认知与高强智能上的谋略至关紧要,其贯穿和渗透于战争构想、战略规划、战术设计、作战指挥、日常管理、战争善后之全过程,深度制约和内在影响着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心理、天时、地利等方面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动走向的有效应对与妥善处理。故而,其推崇“先知”“尽知”“必知”“上兵伐谋”“胜兵先胜”,重视通过事先超前、积极主动的周全认知与精心谋划而为军事政治行动提供切实而高效的指导,极力主张先知而后战、先计而后战、谋定而后动、求其在我者,强调要在对战争的认知、谋划及准备上牢牢掌握主动权与制胜权,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以计代战、以谋代战、以谋制胜、以智克力、斗智重于斗力的思维倾向。(3)需要指出的是,孙子虽然崇尚智谋,但其又是崇智而不炫智、尚谋而不唯谋、知兵而不穷兵、重武而不黩武的,而是提倡将道义、智谋与实力有机统合起来。这一思维倾向与思维哲学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丰富而坚实的根基来源,有着贯穿思维主体、思维客体、思维过程、思维方式、思维结果、知行关系等范畴领域的较为严密完整的义理架构,具有系统性、辩证性、动态性、层级性、创新性、理智性与和合性的精神特质(4)当然,一般而言,可以说孙子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思想方式,但这一笼统说法,未能生动反映和细致凸显孙子思想原貌与思维特色。,能为我们提供有益启示。
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观念体系、价值取向、民族性格与社会意识之重要表征,世界各大民族,由于其特有的生理基础、自然条件、生存境遇与实践活动,而产生了既具共性更具个性、既具现实性更具超越性的思维哲学。因而,深入了解和紧紧把握这一贯穿、渗透、生成和展现于该民族思想意识和社会实践各方面的思维哲学,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其行为选择偏好、发展战略布局、历史演变脉络与思想文化特质。
同样,作为先秦兵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孙子兵法》的思维哲学(5)本文一般将孙子与《孙子兵法》在同等意义上论述,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作适当区分。,不是对社会实践生活的刻板摹写与机械反映,也不是孙武个人的突发奇想与灵光乍现,而是其本人乃至后人对过往丰富战争经验加以汲取总结、对以《易经》《军志》《军政》《古司马法》等古典兵略思想精华加以赓续创新、对社会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加以洞察把握、对家学渊源与家族基因加以传承弘扬的最终产物。正如吴琼先生所说:“《孙子兵法》是对中国古代战争和战略经验的直接总结,又由于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人特有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基本内容是战争指导规律和方法论的集合,便于实际应用。”[2]199也就是说,《孙子兵法》特别注重科学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与思维哲学的探求、提炼与凝聚,而这些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与思维哲学,又主要来源于对直接经验的总结归纳与对间接经验的吸收转化。
过往丰富战争经验、以《易经》为代表的古典兵略、社会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家学渊源与家族基因,对于孙武来说,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6)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恰如路秀儒先生所说:“《孙子兵法》及其思维的形成,并非源于兵圣的一己之功,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代造化、家庭托举与历史积淀。”[3]17正是这种冷兵器时代的丰富战争经验、农耕文明有限的综合国力、新旧社会体制的转轨变革以及随之而起的相互激荡与交融互补的诸子百家多元思想文化,所共同构成的社会存在与历史背景,综合决定着《孙子兵法》以主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思维哲学之义理架构、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
《孙子兵法》之思维哲学,有着涵括思维主体、思维客体、思维方式、思维过程、思维结果与知行关系等较为完整严密的义理架构。这一义理架构,也是其思维哲学得以展开和建立的逻辑框架。
客观而言,孙子眼中的思维主体,主要指君主将帅,士卒百姓则在其次。(7)当然,并不是说,士卒百姓不重要,似乎应该成为被愚弄的低能无知的对象:“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民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其实,按魏占武先生所见,说孙子有愚民或愚兵思想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其“愚士卒”之说,“是手段,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在为势,并且将军与士卒同行”,“是在强调军事行动中的信息安全与保密方式”,“运用了比拟手法,体现了孙子很高的文学修养,非属政治范畴”。魏先生这一看法颇为中肯。参见魏占武:《孙子思维科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58页。在以冷兵器为主而争霸称雄的时代,在世袭制向军功制转捩的时代,在综合国力有限而战争收益与风险同样巨大的时代,决定国家大政方针、计谋方案与重大行动的只能是君主将帅(8)在张涅教授看来,“‘将’可以分为决定战略目标及行为的统帅和具体指挥作战的将军两类。在春秋时期,两者一般不分,故孙子概而称之”。(参见张涅:《从“将”字读解〈孙子兵法〉的思想结构》,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如果按张涅教授所论,春秋时期“将”字有“统帅”(等同于“君”或“主”)与“将军”两种含义的话,则孙子对“将”作为思维主体的强调更为凸显。当然,从《孙子兵法》十三篇文本来看,其所谓“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将能而君不御”“明君贤将”之类,君、将并举,看来在一定范围内与意义上还是把“君主”与“将帅”做了一定区分的;但是,有时候又没有严格区分,比如作为“五事”之首的“道”之主体,并不见得就只能对应于“主孰有道”的君主,将帅也可以成为“道”之主体,尤其是考虑到古代文本中有大量互文现象的时候。。当然,一国之君着重于事关全局性与长远性的“国家战略”之考量,而统兵之将则侧重于局部性的“军事战略”与“作战战略”之谋划。[2]218-245而无论是政略、战略还是策略,都是君主将帅作为“国之大事”的决策者与指挥管理者即“知兵者”(9)语见《孙子兵法·地形篇》。为简便起见,文中下引《孙子兵法》,均不再注明具体篇目。所引原文,主要依据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的李零先生的《吴孙子发微》,同时参阅了中华书局 1999年版杨丙安先生校理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钮先钟先生所著《孙子三论》对《孙子兵法》的校释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吴如嵩先生的《孙子兵法新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郭化若将军的《孙子兵法译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黄朴民先生的《孙子兵法解读》及汉竹简本。之主体性的重要表现,都是建立在超前、全面而深入的“先知”“尽知”“必知”的基础之上。由于“知”之迟早、广狭、深浅情况是所有“计”“算”“智”“谋”之重要前提,因而,孙子反复强调“知”的重要性和“不知”的危害性(10)“知”字在《孙子兵法》中出现频率很高,如果加上与其近义的“智”字则更多。。其要求君主将帅要深谙“知胜之道”,力争做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常知变、知得知失、知功知过、知胜知负、知安知危,而绝不能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极力反对和强烈谴责“不知”“无算”“无虑”状态。其要求君主成为“明君”“明主”即开明之君、明智之主,而不能出现由于“不知”而牵制军队的“縻军”之举,以及“惑”“疑”“三军”而招致“乱军引胜”之败局(11)孔子亦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其把“智”的素养排在将帅所应具备的“五德”要求之首,并要求其“静以幽,正以治”,努力成为“智将”、“知兵之将”、“贤”“良”之将。相反,对那种因感情用事而失去理智,进而造成“覆军杀将”者,或由于“爱爵禄百金”而舍不得在“用间”上投入以至于“不知敌之情”者,或由于认知偏差与行动失误而濒临“五危”“六过”之险情困境者,孙子发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的郑重告诫,认为那将是不可逆转也不可饶恕的,乃“非人(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是“不仁之至”、“将之过”与“用兵之灾”。
孙子所论之思维客体或思维对象,涉及战争的所有关联环节及其变化发展势态。在孙子看来,战争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行动与孤立现象,而是关涉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心理、天时、地利等综合因素与复杂条件的“国之大事”。孙子眼里的“兵者”,本就是一个关乎“安国全军”的“大战争”与“大战略”的概念与事项,是一个内外关联、上下互动、表里有别、动静变换的复杂系统、复合对象与动态过程。这就要求决策指挥者要整全长远地审视与谋划之,而不能仅停留于或满足于暂时与局部的状况。为此,君主将帅要紧紧围绕“五事七计”而周全认知、精心谋划与高明准备,尽力去除被动思想、侥幸心理与急躁情绪;要懂得“上下同欲者胜”等多种“知胜之道”,要明晓其中任何一项都只是赢得全胜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故而,其以“胜之半”来形容胜利的难得与易失,并提醒君主将帅要始终充满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与人本精神,深知“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之真谛。总之,孙子极力反对拘泥于狭隘范围而谈兵论战,他总是跳出战争、超越战争、动态多维地去解析战争,更加注重战争之先、战场之外与庙堂之上的博弈,表现出系统而深入的大思路与广视角。
在孙子看来,用兵作战的思维过程,应包括庙算、先知、尽知、必知、经事、校计、索情、伐谋、相敌、用间、察、算、虑、识等关键步骤、核心环节与重要举措,即分析、比较、综合、抽象、概括、判断与推理的进程,环环相扣地决定着思维理路的衔接秩序与总体质量,进而影响军事政治外交等系列活动的顺逆成败。这一思维过程也蕴涵着战须慎重、“慎”必贵“知”、“知”而多“谋”、“谋”而必“备”、“备”而有“能”、“能”战而“善战”乃至“不战”,即从外在到内在、从主观到客观、从物质到精神、从浅显到深入、从表象到本质、从笼统到清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循环反复与辩证互动的逻辑进程。“我们从孙子慎战、重战、知战、谋战、备战、能战、善战、不战的战争观与治国治军理念中,可以看出,其强调出于‘国之大事’的时势研判、围绕‘安国全军’的事功目标、秉持‘上兵伐谋’的谋略原则、基于‘以镒称铢’的实力前提、本着‘全争天下’的仁道情怀的制胜之道,是其战争观与治国治军理念的具体展开与逻辑必然”[4],当然更是其以知、察、计、算、谋为主要流程,以归纳、演绎与类推为主要运思方式的具体展现与生动展示。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孙子的思维方式包括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常规思维与创新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经验思维与理论思维、情感思维与理智思维、直觉思维与灵感思维等,诸多思维方式在十三篇中交互呈现。其总是将战争作为一个关涉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心理、天时、地利等多元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与复合对象,加以辩证考察和整体谋划。其绝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而探究和擘画战争,体现出宏阔纵深的战略眼光;同时,其也充满忧患意识与底线思维,时常将最佳境界与最坏结果加以强烈对比,让人领悟优劣高下而做出理性判断与明智抉择。其立足于“胜敌而益强”与“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社会现实,加以务实谋划;但其又不满足于“众人之所知”,不拘泥于“君命”成规,而主张依据“战道”而寻找“突破口”与“创新点”。作为高度凝练的兵书战策,十三篇很少进行抽象论证,而是非常注重通过诸如“兵形象水”“若驱群羊”“常(恒)山之蛇”这般形象化、艺术化的语言来说理立论,擅长将大量生动的形象比喻与逻辑推论有机融合起来,使人在审美愉悦中明理悟道。其一方面非常注重对“昔之善战者”的实践经验的综括提炼,避免游谈无根;另一方面又注意基于实践经验而进行逻辑推导,结论令人信服。孙子还往往以情理交融的方式展开论述,一方面也深知“人情之理”,注重对情感需求与心理感应加以规范引导,使之朝着“同意”“同欲”的积极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推崇智谋理性,坚决反对“自战”式的任性之举。十三篇“辞如珠玉”而要言不烦,句句是兵法要则、篇篇是制敌妙策、首尾连贯成体,但其没有板起面孔来说教,也很少提供固定答案,很多地方惜墨如金、含蓄雅致,不做过多的阐释论证,甚至表现为超常的逻辑跳跃与直觉顿悟,注重的是思维的悟性传导、弹性延展与灵性指引,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
按孙子之见,经过一番“经”“校”与准备之后,实际上就可“知胜负”与“胜负见(通‘现’)矣”,即知晓或预见战争的大体走势、未来进展与最终结局。故而,思维运演的结果,可用“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简括之。“先胜者”总是事先经过细致思虑、精心谋划、周密准备以取得主动与优势而胜券在握,故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的前提是认知谋划与实力准备上的“能”战与“先胜”;而“已败者”则总是懒于知晓、怠于谋划、疏于准备、心怀侥幸却又盲目躁动与鲁莽行动,其失败的结局则在双方交手之前早就注定了,没有准备、毫无把握地急于“先战”,只会加剧败亡的进程。质言之,“胜兵”与“败兵”的根本区别,乃在于战争全程是否贵“知”重“计”崇“智”尚“谋”,是否真正将战争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与关乎整体利益的大事要事而加以认真考量、严肃对待与审慎从事。这一认知与谋划上的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的立场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战争的具体进程、总体趋向与最终结局。
细绎《孙子兵法》之文脉思路,其对于思维与行动之间的先后、难易、轻重等逻辑关系,实际上也有所探讨与解答。依孙子之论,一般应是知先行后、知而能行、行以确知、行以增知,知难而行不易,知重而行不轻。即是说,对战争相关因素及其繁杂关系的事先的精深的认知与谋划状况,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战争进程及结局。而且,一般而言,认知谋划与行动准备彼此交叉、激发、催生,以至于无穷,“如环之无端”。故此,其特别强调先知、先计、先算、先谋、先备与先胜之重要性。因为,“先知”可透过现象看本质,“尽知”可防止“半胜”之“木桶效应”,“必知”可灵活运作“五间之事”,“先算”可带来“多算胜,少算不胜”之客观效果,先谋、先备、先胜则可胜得“巧”“易”、可臻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上乘境界。当然,先知、先计、先算、先谋、先备、先胜,绝不仅是单纯的思维过程,而是思维与行动交织共生相济的总体过程。“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正表明,“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一系列举动,反过来又可有力地验证、矫正和助推认知进程、思维进路与应对策略。甚而,在孙子眼中,“知”本身就是一种基础性而又异常繁难的具体活动(由于双方“诡诈”行为及受主客观条件限制而出现“难知如阴”与“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局面)。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说,“行”即在“知”中,“胜兵先胜”应指“知”“行”相须互动、并进合一的总体情况。(12)倡导“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强调“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提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阳明全集·语录一》)其虽主要是针对主体道德修为而强调内外一致、诚实不欺,但对于孙子兵学来说,进行战争,更是如此,更应如此,也更须如此。
孙子之思维哲学蕴含着唯物、科学、人文等多种认知范式[5]1-13,具有系统性、辩证性、动态性、层级性、创新性、理智性与和合性等精神特质。
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深入的理性考量,孙子以道论政、以德论人、以利论兵、以变论战、以全论胜,构建起疑天而取人、审时而度势、因敌而尚变、重德而保民、不战而全胜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始终把战争作为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复合对象、复杂系统与动态过程来认真对待,总是跳出战争看战争、超越战争看战争、立体多维地看待战争,擅长以宏阔纵深的视野审视战争、致力于从全局把握战争、从关联互动的整体角度来探析战争。无论是对待战争的理智态度上,还是在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心理、天时、地利等因素相互关联的妥善处理上,抑或在战略制定、战术运用以及指挥管理的统筹安排上,都展示了发达而卓越的“全争天下”的系统思维。
在战争大系统中,孙子洞察到存在着敌我、主客、形势、攻守、全破、众寡、强弱、勇怯、治乱、刚柔、文武、虚实、奇正、巧拙、迂直、速久、仁诡、信诈、利害、安危、胜负、死生、存亡、有形无形等(13)按魏占武先生统计,“孙子运用对立统一思维方式,论述对立统一事物或概念192对”,本文只是择其要者加以列举。参见魏占武:《孙子思维科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60页。一系列事关全局的辩证互动的矛盾概念与环环相扣的连锁关系,并以此为要件与框架来探析战争。其还从不同角度、不同情形、不同场合提出一些看似龃龉实则辩证的表述,这都充分反映出其辩证思维特色。如《形篇》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虚实篇》又说“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胜可知而不可为”,乃是“即就客观规律立论”,“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则侧重“发挥主观能动性考量”。[6]其实二者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补充,是一体之两面。又如,其一方面强调先备“先胜”、“恃吾有以待”、“先处战地”即力争主动的重要,另一方面又阐明“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道理,即如果备而不当反而会分散力量而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况。还如,其一方面说“以正合,以奇胜”,一方面又说“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14)“无奇胜”三字,出土汉简上有,而传世本则无。。前者重在强调军事指挥员要能根据战场情形灵活理解和运用“奇正”战法,“做到战术运用上正面交锋与侧翼攻击相结合,兵力使用上正兵当敌与奇兵制胜相互补,作战指挥上‘常法’与‘变法’交替使用得当”;而后者则是“为了突出和强调军事实力建设的至高无上性”,“强调和张扬实力优先原则”[6],蕴含着能战方能止战、善战方可言和的意思。再如,其一方面主张“兵之情主速”,强调抓住战机而速战速决;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以迂为直”,反对不分场合地追求速度至上,主张有时候甚至要故意拖延或绕弯以等待更好的战机。最后,其一方面认为“军争为利”,即认为“军争”是有利可图之举;另一方面又说“军争为危”,指出“军争”又充满凶险,这就指明了“军争”所具有的明显的“双刃剑”性质,充分显示了“杂于利害”的辩证思维。
正因为察识到战争大系统内多种对立统一因素与连锁关系的互动变化,故而孙子总是善于从动态角度去探察战争(15)正如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质与真正意义时所说:“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坚决反对那种看重一时、一地、一仗之成败得失的想法与做法,拒斥那些拘泥于眼前、局部与出于私欲私情的只图一战了之、一胜了之而不计长远、不顾后果的单向、线性、平面、静态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而倡导系统、立体、辩证、多维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准此而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甚至“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因为这些都只不过是着眼于局部的、直接的、单一的、暂时的、偏私的武力对抗与实力消耗的表现。其敏锐洞明诸多辩证因素与连锁关系的对立统一性与流转变动性,尤其关注和注重这些辩证因素与复杂关系的转化过程、变化条件、互动方式、制约环节、居间状态(16)换言之,其总是同时关注事物的两极与中间的三种状态,是一分为三式的而非西方的一分为二式的,甚至更为关注那个作为中间、过渡、转化的第三种状态,这也是其军事哲学思想特别与众不同和独具魅力的地方。王守常先生认为:“《孙子兵法》的思维方法就是‘一分为三’,是从第三个角度思考问题。”(参见王守常:《王守常品孙子兵法》,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第55页)而李泽厚先生则认为,兵家把原始社会的模糊、简单而神秘的对立项观念如昼夜、日月、男女,即后世的阴阳观念,多样化和世俗化了。它既摆脱了巫术宗教的神秘衣装,又不成为对自然、人事的纯客观记录,而往往采用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把握事物。(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74-75页)实际上,孙子更是典型的一分为三论者,而非截然对立的一分为二,其更为、高度关注大量而复杂的“第三种状态”或曰“中间状态”,而不是仅仅关注两种对立状态。这从其“胜之半”“一胜一负”“权”“节”“知胜有五”“五事七计”“已败者”等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些概念与论述正表明,其不是静态、机械、片面地而是动态、联系、全面地看待成败得失的,尤其注重探究处于对立双方、又容易被忽视的、无形而隐蔽的“中间状态”。而这大量而复杂的“中间状态”的存在,又恰恰是在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基础上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即大力彰显兵学智慧的场域与时机。,深入剖析和确证其在影响和决定整体利益与最终结局中的走向、作用与地位。在其看来,主动与被动(17)比如,其一方面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胜兵若以镒称铢”,强调主动性与优势地位的重要;一方面又说“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指出主动性与优势地位又是容易遭到破坏的。、安危治乱、强弱胜负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可能性、变化性、转换性、隐秘性与不确定性,充满诸多的交叉、渗透、嵌入、过渡、衔接、衍生、转化的“居间状态”,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其摒弃那种绝对的、机械的、静止的、片面的、线性的、僵化的对待战争问题的形而上学态度,严厉批判那种一味追求“必死”“必生”之类死守教条、拘守成命而不知变通的绝对念头与固执做法。(18)当然,在重视人之地位与作用、遵循战争内在规律、追求整全战略目标上,孙子是推崇“必”的,即所谓“必取于人”“战道必胜”“必以全争于天下”。
由于洞悉战争大系统的整体关联与辩证动态,因而孙子总是从不同层次、维度与视角去洞察战争的现状与走势,指明多种可能、研判不同结局、探寻最佳方案。在其看来,“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这主要是立足于道义与战略立场,而提出可采取的几种层次清晰而又优劣分明的“用兵之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主要是阐明在即将进入实战阶段之际,而可以选择的几种代价成本与客观效果等而下之的策略选项。“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主要是强调在短兵相接阶段,应根据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的实际情况而进行机动灵活的战术选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重在申明,认知与谋划是否周全深入,会直接而深刻地影响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如此等等。可见,孙子思维从来就不是平面化、单一化、固化与僵化的,而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立体性与层级性。
由于决定和影响战场局势与战争胜负的因素与关系复杂多变,所谓“兵形象水”、“兵无常(成)势”且“战胜不复”,这也就为作战各方基于复杂环境与客观条件,而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强大创造性,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舞台。故此,孙子强调“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把制胜的“基点”与创新的“奇点”,牢牢置放于首先做好自己而非寄望于敌手之上。毕竟“全胜”的得来,需要多层环节、综合因素、关键要件合力促成。为了更好地把握、促成和利用这些最有可能带来或引起变化的“中间状态”(19)《老子》的有无之间、《庄子》的材与不材之间之说,与此类似。,孙子提出了三项原则。一是“因敌”原则,即“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敌而制胜”“践墨随敌”,即要紧密跟踪、切实根据敌方情况而做出灵活机动的应对;二是“占先”的原则,即事先主动作为且理性行事,而杜绝懒惰状态、侥幸心理与冒进情绪;三是“出奇”原则,即通过“示形”“任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也即“诡”“诈”用兵,而达到“以正合,以奇胜”之良好效果。概言之,无论是灵活顺应的“因敌”原则,积极照应的“占先”原则,还是主动反应的“出奇”原则,均是人之能动性与创新性之重要表现。(20)《管子·心术上》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这一“因的基本要求是抛弃主观成见,以客观事物为准绳。……完全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作任何主观损益”。参见杨国荣:《历史中的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16页。
出于对战争大系统的复杂多变与残酷无情的深刻洞见,孙子特别强调君主将帅要做到冷静理智,“静以幽,正以治”,强烈反对“必死”“必生”“忿速”式的感情用事,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的克制原则与“杂于利害”、“尽知”利害、“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理性原则,以及“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的人本原则。(21)《管子》也提倡“虚一而静”的原则,因为喜怒哀乐情感情欲会严重干扰理性思维活动的顺畅进行。《管子·内业》讲:“忧悲喜怒,道乃无处……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管子·心术上》讲:“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可见,孙子与管子对此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不难看出,《孙子兵法》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理性指导原则”,“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7]357,要求“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代替或影响理智的判断和谋划”[8]70-96。其紧紧立足于理想目标、战争规律与时代潮流而提出的关乎战争谋划、战略制定、战局研判、战机选择、战术运用、管理指挥的法则方案,具有“不动感情、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和不失主体活动的特征,以服务于家族、邦国和个体的生存”,这种“冷静的理智态度更是与儒家实用理性一道,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8]70-96。
正是基于对战争大系统的理智考量,并为实现“胜敌而益强”之现实目的与“安国全军”、“不战”而“全胜”之理想目标(22)“思维总是有目的的。”(参见L.S.斯泰宾:《有效思维》,吕叔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对于孙子而言,更是如此,其所有的思虑谋划,均是为了阐明与落实“制胜”之道。,兵家孙武才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与视野杂采融合了儒墨道法阴阳诸子百家之长。[9]301-325其要求君主将帅要对战争相关因素加以事先、全面、深入的认知与擘画,推行政道,具备德能,厉行法治,义利双修,严爱相济,奇正互补,文武齐施,信诈有别,教民练卒,使得君民“同意”、“上下同欲”。为此,可“诡诈”用兵,可“用间”“使间”,可“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尽力以谋略的对抗性去消解甚至取代暴力的对抗性。工具方法层面的非伦理与非常规恰是为了谋求价值目标层面的“不战”与“非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与减少战争的风险代价,这也是军事人道主义与军事功利主义相统一之道德合理性的体现。[10]135反之,在两国交恶与两军对垒之际,不致力于“先知敌之情”,而“取于鬼神”、“象于事”与“验于度”者,沉湎并寄望于虚无缥缈的天命鬼神与毫无理据的比附猜测,从而招致失败者,真正是违反了和合道德原则与“全胜”价值理念的“不仁之至”。因而,在孙子看来,“对时势的正确把握、对仁道的大力倡导、对事功的合理确定、对谋略的精巧擘画、对实力的科学运用,需要把天、地、人‘三才’有机结合起来,把君主的贤明、将帅的睿智、民众的支持有机结合起来”,这充分“体现出对作为主体的人之生命与德能的高度重视、对诸侯国乃至天下整体利益的极力关注、对谈兵而不好战与用兵而求全胜之理想境界的执着向往”[11],彰显了强烈的仁道情怀与和合追求。
孙子之思维哲学内涵深邃、逻辑缜密、特质鲜明,能为我们提供有益启示。
其一,思想理念是决策行动的先导,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思路决定出路。
孙子贵“知”重“计”崇“智”尚“谋”,强调事先超前的周全认知与积极主动的精心谋划之于战争行动的优先地位与决定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融通。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12]467我们党也历来十分重视思想理论建设,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重视实践探索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强调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13]21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把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外在表象与生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探寻历史规律、赢得历史主动、彰显历史自信,由此而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建设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二,思维与思想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重视引导致思取向、调控思维进程、更新思维样态、提升思维品质,以对事关整体利益与前途命运的重大举动施加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孙子贵“知”重“计”崇“智”尚“谋”的思维哲学,蕴含着多样认知范式,具有丰赡而积极的精神特质,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物质与实践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多有契合之处。其启示我们,要紧紧立足于“两个结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尤其要着重于“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与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14],推动包括兵学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积极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创新思维方式与优化思想方法,以便更好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其三,思维方式的拓展与思维品质的跃升、主观能动性与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变革与改造世界行为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对客观世界与社会现实加以深入观察、科学阐释与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
孙子之思维哲学告诉我们,再科学先进的思想理论,也要奠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受制于社会现实状况,明鉴于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社会实践活动加以理性指引与超前指导。马克思也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585列宁强调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6]183,“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7]228。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思想理论,与孙子思维哲学之内蕴义理颇为相似。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要立足于又不局限于党情、国情、世情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实事求是而又高瞻远瞩,善于“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8]14。尤其要高度关注、紧密联系与深刻洞察“两个大局”与时代大势,正确分析和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与主要矛盾,理性正视和积极应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在做好自己的同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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