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琨 吴 菡 张雨颀
(1.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2.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36;3.伦敦大学学院 教育与社会学院,英国)
书院制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载体,是教育和管理模式的新形式,更是高等教育模式变革乃至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新方向。2019年,《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指出,要“积极推动高校建立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教育部高教司2021年工作要点中也提出,建设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支持和引导高校开展“三制”(书院制、学分制和导师制)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自2005年以来,我国部分高校相继开启实践探索,但由于自发探索阶段缺乏经验,当前书院制改革的形式多样,探索方向却尚不明晰;许多书院改革者对书院制的内涵存在认知偏差,致使实践探索只在少数高校取得成效。在理论层面,有关书院制的研究还未形成理论体系,众多涉及书院制内涵和外延的问题存在理论共识的困境,有待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书院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也未在学理上得到妥善解决。(1)别敦荣.大学书院的性质与功能[J].高校教育管理,2015,(4):44-49.由于书院制尚未形成高度的共识和共同的规范,亟需研究者秉持高度理论自觉,加强对大学书院制实践的探析,反哺书院制实践发展。因此,有必要对现代大学书院制展开系统性研究,审视其进展和不足,以增强书院制改革和发展的前瞻性。
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具有两个制度源头,分别为中国古代书院制和欧美高校的住宿学院制。其中,中国古代书院制是封建社会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承担讲学、研究、著书和藏书等多重功能,德业兼修、学术自由、师生共处、教学相长是书院精神的重要内涵(2)蔡俊兰.继承与创新: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研究[J].高教探索,2017,(5):94-100.,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将其提炼为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以及自修与研究三个部分(3)王炳照.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1-9.。我国古代书院虽已消失近百年,但书院精神始终绵延不绝,每当教育出现危机之时,人们便期冀通过回溯古老的书院制教育模式寻找启迪,现代书院制的产生也不例外。因此,理论上说,现代书院制承袭了古代书院制的名称并复归了部分精神内涵,但二者在功能和性质层面有本质差异。西方的住宿学院制度是中国现代书院的又一源头(4)张湘韵.现代大学书院制反思: 模式移植与精神断层[J].贵州社会科学,2019,(4):98-104.。它最初萌芽于12世纪的法国巴黎。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又发展出师生同住、共同学习的学院制;在此,古希腊培养公民和谐全面发展的自由教育得以发扬光大,最终成为绅士教育和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在美国,1869年哈佛大学通过选修课程系统首次引入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是美国书院制教学之起源(5)The Committee on General Education, History and Future of Harvard’s General Education：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General Educatio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2006),73-96.。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美国大学都开始在书院中进行通识教育的尝试,书院成为融教学、科研、住宿、文化生活为一体的学生事务管理组织。(6)Leung Mei Yee,“From Liberal Educa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eds. Jun Xing et al.(London: Routledge,2012),46-58.我国大学书院制改革遵循我国现代大学构建的传统路径,借鉴了西方住宿制学院显在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7)张湘韵.现代大学书院制反思:模式移植与精神断层[J].贵州社会科学,2019,(4):98-104.。但同时,二者所依据的理论背景、产生路径和发展的现实基础皆有所区别,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书院在物理空间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征。因此,现代书院制在组织架构和所承担的职能上对西方住宿学院多有移植,但其根植于我国传统与现实的文化环境,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教育管理模式。
我国的现代书院是后天建构的产物,属于外源生长型制度(8)刘海燕.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发展路径、现实困境及对策探讨[J].教育探索,2018,(1):56-60.。首先,从根源上看,书院制是问题导向的产物,是为了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寻找合适的组织管理架构(9)何毅,刘海峰.现代大学书院兴起的意义与挑战——基于本科教育组织模式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9,(6):80-86.,也是高等教育机构为破解大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困局而生成的改革路径之一。书院制内部逻辑天然契合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模式变革的需求。大学实施书院制改革的动因包括以下方面:近代以来,我国大学在对欧美高等教育的追捧迎合与对传统教育理念的质疑中,割裂了传统文化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内在联系,造成了现代大学精神的失落。我国古代书院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核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契合了当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以书院制为载体,能够充实现代大学精神(10)孟彦,洪成文.我国大学书院制发展之思考[J].高教探索,2017,(3):13-17.。其次,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需要诉诸教育和管理模式改革。此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是依照苏联模式构建的,主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11)Kara A.Godwin and Noah Pickus,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Innovation in China：Six Recommendations to Shape the Future(Chestnut Hill: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2017).;当时的高等教育被视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战略引擎,以生产国家建设发展所需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因此,我国大学过分倚重知识和能力培养,高度重视理工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却忽视了对学生道德情操和人文精神的关照,阻碍了人文社科的发展(12)Baoyan Cheng and Donghui Zhang,“Cultivating Citizens with Confucian Cosmopolitanism: Defining the Purpos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5, no.4(2020):564-587.。因此,我国亟需改变人才培养样态,重塑大学教育的图景。通识教育是对人才培养误区的反拨。在世纪之交,国家认识到过度的专业化和实用主义正在扩大中国与西方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因此开启了通识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国从以过度职业化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开始逐渐借鉴通识专业并重的美国模式(13)Leung Mei Yee,“From Liberal Educa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eds. Jun Xing et al.(London: Routledge,2012),46-58.。为了实施通识教育,高校需要调整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建立与其相匹配的制度和组织形态,现代书院制应运而生(14)王洪才.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兴起、意义与局限[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41-147.。其三,我国高校现行的学生管理模式存在不足。当前我国采用校-院两级的教育管理体系,学院既是教学和科研机构,也是学生管理部门,通常存在重研轻教、重管轻育的问题;并且,学生作为教育管理的对象,长期被排除在大学治理体系之外(15)李正,项梦丹.高校书院制育人机制探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5):110-116.。书院制下,原本属于学院职能范畴的学生事务管理和思政教育转移到书院,为由专门的机构和专业人员对学生实施非形式教育搭建平台;同时,书院制变条块化管理为扁平化管理,其背后的内涵是对学生在大学治理中主体地位的确认,为学生开展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其四,大学应当调动人才培养要素,促进全环境育人。现代大学的规范化建制将学习与生活空间、课堂与课外教育分割开来,使得教育场景窄化,宿舍的育人功能被忽视。有学者提出构建打通课堂内外的“公共领域”,或融合经验性与认知性的“无缝隙学习环境”,使师生在公共交往中,探寻教育的内在含义和价值。书院制改革依托学生社区,成为融通课堂与生活的交汇点,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之道(16)周文杰.一流本科教育中的管理主义[J].北京教育(高教),2020,(6):15-19.。其五,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有限的学术资源难以兼顾所有学生,人才培养质量下降,部分学生归属感不强,师生关系淡漠甚至异化是不争的事实,发掘第二课堂活动、导师制等非形式教育的书院制能够破解这一问题。
虽然书院制是在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助推下,应对高等教育发展困境的产物,但有其自身的生成前提和存在逻辑,这也解释了书院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问题。
(一)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培养模式
纽顿曾定义了书院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实施的三种模式,即经典著作模式(the great books model)、专业学科模式(the scholarly discipline model)和有效公民模式(the effective citizen model)(17)Robert R.Newton,“Tensions and Models in General Education Planning,”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49, no.3(2000):165-181.。其中,经典著作模式坚持高等教育应该秉持“从游”的精神,在小规模的文理学院中,由高水平的教师引导学生研读经典,从而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价值观,而不是强调实用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过度专业化。(18)Marijk van der Wende,“The Emergenc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Education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4, no.2(2011):233-253.专业学科模式主张书院培养人才的重点应该是专业(specialization)。这种模式的拥簇者认为,专业才是书院教育的基石:尽管书院提供广泛化、多领域的通识教育,但其组成部分却是来自不同专业的介绍性课程。有鉴于此,书院应该汇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向学生提供各个领域的高质量入门课程。(19)Robert R.Newton,“Tensions and Models in General Education Planning,”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49, no.3(2000):165-181.有效公民模式坚持现代书院真正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适应21世纪的现代社会,而非重拾传统书院制的旧日理想,或提供专业的入门介绍。为此,书院应该注重实用知识技能的培养,如领导力、团队合作和沟通,才能确保学生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取得良好的人生发展。(20)Susan L.Aloi et al.,“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General Education Outcomes Within the Majors,”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52, no.4(2003):237-252.因此,该模式认为书院培养的重点应该是传授那些能够让学生充分适应现代社会环境的知识技能,使学生们最终成为“有效的公民”。
尽管纽顿关于三种模式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关于美国高等教育价值观和目标的争论,但在中国,现代书院制度的探索深受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经典著作模式的影响。纵观我国现代书院,其理想往往以阅读中外著作为基础,在传授经典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格内涵。它们通过学生本科低年级阶段的通识教育学习,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21)光明网.书院制:探索“通识教育”的大学之道[EB/OL].https://m.gmw.cn/baijia/2019-05/21/32850052.html,2019-05-21/2023-09-20.然而,有学者认为沿袭哈佛大学的经典著作模式是有问题的,通识与专业学习的时间如何分配是个问题,投入过多时间的通识学习,可能会挤占专业技能的学习时间;同时,这种模式下的课程设置通常缺乏多样性,确定经典著作书目的过程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容易造成个别教师的一言堂,且对书院教师水平的要求较高。(22)Matthew C.Altman,“Beyond the Great Books: Increasing the Flexibility, Scope, and Appeal of an Honors Curriculum,”Honors in Practice 6,(2010):125-140.那么,现代大学书院的使命到底应该是强调无功利的经典诵读,提供专业技能培训,还是满足社会需求?(23)Linda Adler-Kassner,“Liberal Learn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Disciplinarity in the Age of Educational ‘Reform’: Remodeling General Education,”College English 76, no.5(2014):436-457.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众多的中国和美国书院都在进行改革和摸索,但关于理想模式的争论仍未得到解决(24)Jerry G.Gaff and Anna Wasescha,“Assessing the Reform of General Education,”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50, no.4(2001):235-252.。
(二)现代大学书院制下通识与专业的关系
书院制的教学内容可以根据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分为三类:通专分离,通专融合,通识作为对专业的补充。在通专分离模式的书院中,通识课与专业课完全分离,所有学生,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理工科,均接受通识教育。在欧美国家,这种方式最为常见,以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许多著名大学都采用这种方法。这种类型的书院文理兼容,中西并包,广泛的通识教育被理解为专精的专业教育的反面。秉持“博观约取,取精用宏”的精神思想,这一类书院将通识教育的学习作为学生专业选择和专业学习的依托。(25)张红霞.美国一流大学本科课程纵向结构特点初探[J].高等理科教育,2010,(5):67-72.
通专融合模式下的书院将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其代表是普林斯顿大学。这种类型中,对文理科不同专业,设计与之互补的通识课程:理工科学生通过人文课程系统学习历史、社会和文学知识,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人文学科学生通过数理课程的学习,了解自然常识,培养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通识作为专业的补充模式中,学科或者专业成为开设通识课的支点,通识教育课程作为对学生专业学科的拓展和延伸。麻省理工学院是这种形式的代表。不同于哈佛大学侧重于科技在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与伦理的课程体系(26)Harvard College Program in General Education,“Science &Technology in Society,”https://gened.fas.harvard.edu/science-technology-society-courses.,在以工程学科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学习的六个课程组中涵盖生物、化学、数学、物理、计算机、机械工程、实验室科学等多个学科。(27)MIT Course Catalog,“General Institute Requirements,”https://catalog.mit.edu/mit/undergraduate-education/general-institute-requirements/.在强调“术业有专攻”的理工科院校,这些学科支持着学生在各个工程领域的专业学习,避免了学生局限于狭窄的专业视野。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是书院制培养中的关键一环。如何协调好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学生学习的效率、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至关重要。(28)Brian A.Vander Schee,“Changing General Education Perceptions through Perspective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rst-Year Semina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3, no.3(2011):382-387.理想的通专关系应该实现通识和专业相互促进的效果。目前,我国的大多数书院也都采用通专分离的模式,即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分阶段进行,一年的通识教育,配以三年的专业教育;在组织机构的设定上,则通常采用书院负责通识教育、专业院系负责专业教育的方式。然而,这种通专分离方式与欧美国家书院普遍采用的通专分离模式实际上存在本质的区别,区分的重点在通识和专业的主次秩序问题上。前者更类似于两种不同教育模式的“嫁接”,在本质上类似于模式三,即将通识作为专业的补充,重点仍落脚在专业方面;而后者更突出沉浸式通识教育体验,在本科以通识教育为主,专业教育的重心在研究生阶段。对我国的书院制而言,时间和实体上双重地呈现“通专分离”的基础上,能否有效完成知识体系和学科素养上的“通专融合”呢?特别是,在实用主义的高等教育氛围中,部分学生认为,以人文知识为主的通识教育既与专业技能训练无太多联系,也与日后的职业发展脱节,甚至可能对未来发展造成障碍。(29)钱颖一.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1):1-8;Kristine Mitchell and Cotten Seiler,“Importing the American Liberal Arts College?” in The Best Kind of College：An Insiders’ Guide to America’s 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s, eds. Susan McWilliams and John E.Seery(Albany: SUNY Press,2015),259-294;Xiaofeng Tang et al.,“Toward a Cross-cultural Conversatio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for Engineers in China and the US,”ASEE’s 123rd Annual Conference &Exposition,(2016).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各自为政”的文化氛围和现实取向中,学生不免将二者置于对立的位置。尽管通识教育对人格塑造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短期效用不易显现。考虑到我国学习压力大、工作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当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但无法做到同向而行,甚至分庭抗礼,它自然无法在我国落地生根,也就大大降低了书院存在的合理性。
(三)现代大学书院制的课程安排
大学书院制的课程安排一般分为两种:核心课程模式(core curriculum)和均衡分布模式(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核心课程模式的课程通常包括多个领域的特定通识课程或模块。该模式的优点是,学生选修相同的课程,且课程经过书院的统一设计和管理,可以帮助学生筛选最重要的学习内容(30)Lynne V.Cheney,“50 Hours: A Core Curriculum for College Students,”Humanities 10,(1989):4-10.,使学生获得连贯的学习体验(31)Brian Bourke et al.,“Approaches to the Core Curriculum: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op Liberal Arts and Doctoral-Granting Institutions,”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58, no.4(2009):219-240.,并促使学生创造共同价值(32)W.Brock MacDonald,“Trends 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A Survey,”https://www.york.cuny.edu/academics/academic-affairs/general-education-reform/academics-academic-affairs-general-education-reform-trends-in-general-education.pdf.。均衡分布模式则允许学生在各种科目中选择课程,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该模式相信,大学生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无法通过简单的既定课程来实现。高等教育应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和多学科的学习体验(33)James W.Hall and Barbara L.Kevles, In Opposition to Core Curriculum：Alternative Models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Westport: Greenwood Press,1982).,帮助学生形成多种类型的学习目标,并打破学科之间的障碍。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大多数大学采用的是核心课程模式;此后,均衡分布模式逐渐取代核心课程,成为现代大学书院制的主流选择。(34)Brian Bourke et al.,“Approaches to the Core Curriculum: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op Liberal Arts and Doctoral-Granting Institutions,”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58, no.4(2009):219-240.
与美国大学中均衡分布模式已成主流之势不同,我国大学书院制主要采用核心课程模式(35)Xianzhang Hu and Li Cao,“Meaning and Methods: Some Thoughts on the Role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Design,”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eds. Jun Xing et al.(London: Routledge,2012),61-80;Jun Xing and Pak-Sheung Ng,“General Education and Global Citizen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eds. Jun Xing et al.(London: Routledge,2012),1-14.,具体实施办法通常是让学生在几个核心课程模块中分别选择至少一门课程。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通识教育的质量,特别是在那些难以开设大量通识课程的书院,精选的高质量核心课程便为书院的教学质量提供依托和保障。然而,我国大学书院中的核心课程模式也存在一些该模式所固有的问题和劣势,如学习内容被高度规定,留给学生的课程选择空间不足,难以让学生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处理;课程覆盖的范围有限,不足以充分打开学生的知识面;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比较松散,缺乏整体设计;以及各个模块的质量不均等,理工类课程的质量系统性地低于文科课程的质量等。(36)Kun Yan and Yuqi Zhang,“The Tensions of General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2022):1-12. https://doi.org/10.1007/s12564-022-09767-4.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大学的建构模式呈现外在多样化,而内核趋于模仿性同构;培养定位存在多重培养功能,但核心定位模糊;书院处于双院组织定位中,双院协同难;文化定位下,书院处于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职业文化与通识文化冲突的多维冲突中;课程定位缺乏整体性的顶层设计。
(一) 建构模式
就建构模式而言,中国现代大学呈现外在多元多样化,而内核趋于模仿性同构的特征。从2005年开始,加入书院制改革实践的高校数量不断增加,但由于其对书院制内涵的理解不同,学校的办学理念、历史传统、现实校情、改革目标、社会需求以及建设资源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书院制改革呈现出多元化实践模式。(37)Baoyan Cheng and Donghui Zhang,“Cultivating Citizens with Confucian Cosmopolitanism: Defining the Purpos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5, no.4(2020):564-587.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度的形态,许多研究者按照一定标准对其进行分类。一种相对常见的分类是基于书院学生群体和组织制度视角,将书院分为非实体书院和实体书院两大类,前者是抽象意义上的改革,通常无公共社区空间;后者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是与学院平行的实体组织(38)刘学燕.大学书院制: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新探索——国内高校“书院制”研究(2005-2018年)文献综述[J].教育探索,2020,(5):12-16.,其按照覆盖学生的范围和来源,可分为全员书院和非全员书院;非全员书院又可以在顶层设计上根据年级、专业、校区、生源质量等加以考量。此外,如果按照与学院的关系划分,可分为学院与书院相互独立的不隶属模式和高度关联模式,前者通常涉及不同院系和专业的学生,接受学院和书院双重管理,后者的学院和书院学生专业一致;按照组织依托划分,又可分为独立建制书院、学工部门附属或托管书院、专业学院内设书院等类型。尽管这些纷繁多样的书院模式和类型背后所体现的是书院教育理念的差异,但正如学者指出的,中国的通识教育书院制探索,展现出一种“模仿性的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即这些书院项目缺乏明确的目标,因此选择盲目地模仿其他类似项目。(39)Mary-Ellen Boyle,“Global Liberal Education: Theorizing Emergence and Variability,”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4, no.2(2019):231-248.这就导致各个项目之间缺乏明显的区别,既没有充分考虑所属大学的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项目,也没有发挥出项目的优势与特色(40)孟卫青,黄崴.我国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制度困境与出路[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4):46-50.,更缺乏一种历史视角,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理解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41)Ruth Hayhoe,“Wang Yongquan-Higher Education Thinker and Leader,”in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Dordrecht: Springer,2007),226-260.。
(二) 培养定位
从书院的培养功能而言,尽管肩负多重培养功能,但其核心培养定位在我国还尚显模糊。理论上讲,中国的现代书院制实践孕育自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力快速发展,以及创建更加优质的高等教育的决心。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复兴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中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动力不足的一剂良药(42)Qiang Zha and Ruth Hayhoe,“The ‘Beijing Consensus’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University Autonomy,”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9, no.1(2014):42-62.。查强和许美德认为,在中国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书院制度的尝试是中国高等教育中创新能力不足的反拨。(43)Ibid.而甘阳则认为当中国大学生受制于过度专业化的教育方式,知识观相对狭窄,书院制有承载着帮助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的功能。(44)甘阳.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J].读书,2006,(4):3-12.学者莫家豪则认为面对国家与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大学书院应该帮助毕业生在前沿领域做好准备。(45)Ka Ho Mok,“The Quest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y Status: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sian Universities,”https://www.researchcghe.org/perch/resources/publications/wp8.pdf.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大学书院制承载着多重功能。
在总的定位上,虽然季羡林先生在《中国书院辞典·序言》中指出,书院是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但书院制不是学生管理模式、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简单调整,而是育人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型。(46)陈晓斌.新型书院制:高校学生社区管理模式探索[J].教育探索,2013,(8):96-99.书院是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天然地与教育规律和知识生长的本质相一致(47)别敦荣.大学书院的性质与功能[J].高校教育管理,2015,(4):44-49.。但是,由于不同高校书院制的培养侧重点不同,致使其功能和作用各异,核心培养定位尚显模糊。已有研究从通识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实现载体以及书院的文化育人、学习支持、教学辅助、社团自治等诸多涉及培养理念、教育内容、管理方式的层面挖掘书院有别于传统专业学院的多重培养功能。(48)刘学燕.大学书院制: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新探索——国内高校“书院制”研究(2005—2018年)文献综述[J].教育探索,2020,(5):12-16.具体而言,书院制在全人教育、通识教育、“生活也是学习”、过程教育等新型教育理念的指导下(49)林健.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未来技术领军人才培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1):40-50.,秉持书院与学院协同育人原则,以住宿学院为载体搭建教育生态格局,发挥住宿社区的育人功能,开展诸如通识教育、思政教育、学业辅导、学生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等各类非形式教育活动,鼓励学生自我管理,实现育人目标(50)魏球,朱淑瑜.英美书院制的本土化移植与进路[J].高教探索,2021,(4):100-104.。学者基于书院制的这些要素,将书院的性质抽象定位为理念组织、社团组织、教育组织、文化组织、学生管理组织、拔尖人才培养的教学组织以及教学科研组织等多重组织,承载生活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管理功能和自治功能等多重功能。(51)刘道玉.论古代书院教育模式的复兴[J].大学教育科学,2019,(5):82-86.这些功能之间具有层次性,例如,书院的生活功能、管理功能是教育功能的基础,教育功能是书院制的最终旨归。(52)徐波.现代大学书院的样态与建设路径——促进学生学习的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21,(1):86-91.不同书院的功能应根据自身的性质定位适当有所侧重,如定位在学生管理组织的书院应凸显管理和服务功能,定位在通识教育组织应突出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
(三)组织定位
现代书院制在已经高度分化的专业院系组织之上,经由管理部门自上而下,人为建构,从外部嵌入大学管理体系。书院制若要实现其应然功能,首先必须明确在大学场域中的组织定位。书院与学院的关系是书院制改革协调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虽然西方高校在专业院系和住宿学院的职能分工上形成清晰界限,但仍面临如何协调双院并行的组织架构问题(53)李正,项梦丹.高校书院制育人机制探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5):110-116.。理想中的书院与学院协同模式是矩阵式结构,横向的书院负责学生的非学术性生活,纵向的学院负责专业知识的教授,二者在人才培养上目标一致,分工互补,有机协同。(54)张湘韵.现代大学书院制反思:模式移植与精神断层[J].贵州社会科学,2019,(4):98-104.但协同的实现需要众多条件,包括互通的目标愿景、清晰的职责边界、行之有效的协同机制、畅通的沟通平台等等。而在实际的运行中,受多方因素制约,书院和学院普遍陷入协同难的困境(55)李会春.书院建设在中国:制度与张力[J].教育学术月刊,2017,(4):50-58.。具体表现为:其一,“双院制”的制度困局。从专业学院的学术、行政一体管理模式变为学院、书院“二元制”管理模式,必然导致管理主体增多、管理层次增加、利益关系多元、职责交叠、治理结构复杂的问题凸显,专业学院与书院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56)Kun Yan and Yuqi Zhang,“The Tensions of General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2022):1-12. https://doi.org/10.1007/s12564-022-09767-4.其二,协同育人的内容分工不清、定位不明。由于学院和书院在功能和定位上缺乏恰当分割,以至于二者在同一个方向上发力,形成某种功能上的重叠。例如,专业院系开展的专业教育和书院主推的通识教育体系未完全协调对接,二者开展的第二课堂活动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区分度较低,学生受学院和书院的双重束缚,学院、书院相互扯皮、推诿时有发生。(57)徐松伟等.新时期我国高校书院制建设现状与思考[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8,(6):102-106.其三,书院与学院教育理念上缺乏共识。二者在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关系以及结构等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分歧,学院担心专业教育弱化,而书院担心学院只专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将学生的成长置于次要位置。(58)Kun Yan and Yuqi Zhang,“The Tensions of General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2022):1-12. https://doi.org/10.1007/s12564-022-09767-4.
事实上,书院制的组织定位难以确认,根源在于管理集权与自治的矛盾,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以及通识理念和专业理念的矛盾等。尽管书院制被认为是我国高校育人模式变革的重要出口而被赋予众多的关注和期待,但不可否认目前现代书院只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副产品,而不是独立的功能性组织机构。长期以来,专业学院是现代大学的基层学术及管理单位,书院作为嵌入组织,与学院在地位和资源方面都不具有对称性,其对学院也往往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书院教育尚未真正进入人才培养体系,更多地在外围承担人才培养的辅助性功能(59)何毅.现代大学书院的性质定位及其教育理念[J].大学教育科学,2018,(2):61-67.。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书院制很难获得自足发展,从而导致应然功能被“阉割”。
(四)文化定位
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作为多方借鉴和杂糅的产物,天然处于多种文化冲突之中。首先,它借鉴了中国古代书院的传统,又深受西方高等教育习俗的影响,身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中。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强调大学应当不受实用主义风气的影响,激励和引导学生思考人与社会的基本问题,为社会、国家和“天下”的善作出贡献。(60)Baoyan Cheng and Donghui Zhang,“Cultivating Citizens with Confucian Cosmopolitanism: Defining the Purpos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5, no.4(2020):564-587;Qiang Zha,“How Shoul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Evolve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An Explor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Beyond,”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54, no.12(2022):2082-2096.而同时,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则更加强调教育的短期价值。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坚持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眼前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61)Li Cao,“Th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ase of Tsinghua University,”in Experiences in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Education from America, Europe, and Asia：A Dialogue across Continents, eds. William C. Kirby and Marijk van der Wende(New York: Springer,2016),33-46;Shijing Gao and Bingna Xu,“A Critical Analysis of Belief Education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in Higher Education and Belief System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Knowledge, Spirituality, Religion, and Structures of Faith, eds. Alexander Jun and Christopher S.Collins(Singapore: Springer,2019),73-83.对我国来说,这种工具理性哲学又可以追溯到现代科学最早被引入中国的时代,自那时起,教育被视为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引擎。因此,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发展是由两种文化合力形塑。一种试图融贯中西文化的书院精神,或许应该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62)Qin Zhu and Brent K. Jesiek,“In Pursuit of the Dao in Policymaking: Toward a Cultur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Technology in Society 38, no.3(2014):169-176;Qin Zhu and Brent K. Jesiek,“Confucianism, Marxism, and Pragmatism: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hina,”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n Context, Volume 1, eds. Steen Hyldgaard Christensen et al.(Cham: Springer,2015),151-170.。但实际上,很少有书院能够平衡好继承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多表现为冲突中的迷失,缺乏一种历史视角,在选择性移植西方书院制形态的同时,创造性融入中国书院制的文化内核,使得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的文化根基不稳,许多书院在探索中展现出模仿性同构。
其次,书院制面临职业文化与通识文化的冲突。如果通识文化压倒职业文化,学生将会陷入“博而寡要”的徒劳无功,无法与同龄人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而如果职业文化压倒通识文化,书院制又将陷入跋前踬后、乏善可陈的境地。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学的书院制改革更多的是中国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的组成部分,它在促进学生个体充分发展上有所欠缺。(63)Baoyan Cheng and Donghui Zhang,“Cultivating Citizens with Confucian Cosmopolitanism: Defining the Purpos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5, no.4(2020):564-587.这种功利性的目标,强调竞争、效率和短期成就,偏离了书院制原初的强调在职业与通识之间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理想。此外,考虑到学生的时间和精力的局限性,学生在两种课程、两种制度之间面临冲突,更将两种文化放在了对立面上。更深层次地,中国现代书院制的尝试忽视了通专关系的本质: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的基础,也不是学科教育的结果;相反,二者作为一个有机共同体而相互成就(64)Chen Xin,“Social Changes and the Revival of Liberal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5, no.1(2004):1-13.。书院制是否能够在中国现代大学中落地生根,关键取决于这些大学能否发展出融合的学术文化。而要将职业文化与通识文化真正在书院的土地上结合起来,就必须改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唯专业论的实用主义观念(65)Kara A.Godwin and Noah Pickus,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Innovation in China：Six Recommendations to Shape the Future(Chestnut Hill: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2017).。
(五)课程定位
目前,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的课程定位还比较模糊,没有形成系统的课程体系。学者认为,部分书院项目只是满足了书院制基本的课程形态,却没有从学生个体需求的角度出发,进行全面的设计;(66)Qiang Zha,“How Shoul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Evolve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An Explor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Beyond,”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54, no.12(2022):2082-2096.也没有对其课程内容加以明确,对课程体系的根本意义进行推敲;(67)Kara A.Godwin and Noah Pickus,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Innovation in China：Six Recommendations to Shape the Future(Chestnut Hill: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2017).此外,尽管我国的书院制度尽力确保单一课程的质量,但课程之间的关联和整体设计还尚显薄弱。(68)Kun Yan and Yuqi Zhang,“The Tensions of General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2022):1-12. https://doi.org/10.1007/s12564-022-09767-4.
中国现代大学书院制继承了美国古典文理书院和英国学院制的传统,却缺乏符合本土需求的顶层规划。一则在小班制课堂上通过核心课程的授课模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却反而造成了通识课与通识课、通识课与专业课之间的散乱(69)Baoyan Cheng and Donghui Zhang,“Cultivating Citizens with Confucian Cosmopolitanism: Defining the Purpos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5, no.4(2020):564-587.;二则重文而轻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没有平衡各个学科,进一步导致了整体课程体系的凌乱。我国的书院制尽管在课程设计上借鉴了美国的制度,却没有通过深度的本土化提纲挈领。儒家传统的精神内核、中国特色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学生真实的核心需求,都对书院的课程供给起到指导作用。(70)Chen Xin,“Social Changes and the Revival of Liberal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5, no.1(2004):1-13.当缺乏对国情、学校特点和学生需求的深入思考,机械地照搬国际经验,书院制跨学科思维碰撞的理想就变成了课程之间无意义的散乱拼盘。在此支离破碎的课程定位中,书院和学生都充满困惑。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是随机的,很大程度上受到单个教师的授课水平和研究领域的影响,课程之间也没有连贯的设计。导致学生有“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之嫌。在此基础上,受制于各个大学的实际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课程体系还受到课程数量较少、整体质量较低、高水平专任教师不足、课程评估不充分等批评。(71)Kara A.Godwin and Noah Pickus,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Innovation in China：Six Recommendations to Shape the Future(Chestnut Hill: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2017).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课程定位重塑,书院制教育便停留在了隔靴搔痒的地步。书院制课程的顶层设计,应该将各学科的课程有机整合在一起,突破学科的障碍,形成多学科课程,讨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此外,书院制的课程设计应该与学生的专业相辅相成,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学会尊重和欣赏其他学科,并尝试改变学生思维方式,从而构建自我价值判断。
(一)书院精神和文化内核的缺失,内涵建设不足
现代大学书院给人的普遍感受是见“壳”不见“核”,这直指书院精神和文化内涵缺失的问题。书院的实际形态繁多,而最宝贵、也最具有继承性的正是书院精神和文化,集中体现为关照生命意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超越现实的创新精神。我国现代书院制虽然在表层上沿袭古代书院的名称,并学习美国书院的小班化、导师制、交叉学科等特点(72)Insung Jung,“Introduction,”i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Colleges in East Asia：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 Age, eds. Insung Jung et al.(Singapore: Springer,2016),1-12;Baoyan Cheng and Donghui Zhang,“Cultivating Citizens with Confucian Cosmopolitanism: Defining the Purpos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5, no.4(2020):564-587.,但主要从外在的空间形式和管理模式上寻求借鉴,书院重视的依然是有形的成果产出,而不是对学生开展浸润式的人文关怀,学生参与书院制的意愿和体验被忽视;同时,其引领学校文化发展的功能也较为缺乏。(73)刘海燕,晏维龙.美国大学住宿书院的本土建构及经验启示[J].高教探索,2021,(4):92-99.现代书院因此所呈现的外在文化和特征仅仅起到一个符号标识的作用,而缺乏将书院精神与现代大学书院进行有效融合的实质努力,未做到形神合一,使得古代书院的文化内核未在现代大学书院中获得重生。(74)刘道玉.论古代书院教育模式的复兴[J].大学教育科学,2019,(5):82-86.在一部分书院师生眼中,书院制的概念仅仅是学习过程的一个补充和新潮的概念(75)甘阳.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J].读书,2006,(4):3-12;Donghui Zhang,“Tongshi Education Reform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Knowledge,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6, no.3(2012):394-420.,并不认可其必要性。
书院文化内涵的危机还体现在文化趋同上。世界一流大学中的文理书院通常依靠独特的文化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书院,然而,我国目前的各个书院虽然被赋予有深意的名称、院训、院徽等,但传递给学生的,依然是趋近的生活和活动功能,书院稳定的文化和特色尚未形成(76)崔海浪.我国高校书院制建设研究综述[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S2):168-171.。此外,我国部分书院简单套用西方模式,忽视国别特点,忽视挖掘我国传统书院的精髓和传统文化,只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增设一个组织机构或增加一种管理模式,其实质不过是形式的拼凑(77)宋宝萍,王瑞.立德树人视野下高校现代书院制建设研究[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5):33-35.,导致我国高校书院建设内涵不足。
(二)面临组织和制度壁垒
大学书院制改革是系统性工程,涉及校内机构设置、职责划分、经费分配、条件保障等诸多方面。书院作为创新发展的产物,是目前大学教育模式中新增加的环节,外生秩序性是其突出特点。不管是专门设立新的机构来统筹书院建设,还是依托原有组织推进书院和学院的对接,书院都必然要打破学校原本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学生教育管理体制以及育人理念产生冲击(78)陈廷柱,段梦涵.变迁中的英国寄宿制学院及其对我国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5,(12):97-103.。特别是,在书院建设过程中,高校大多增设了部分行政机构,它们与原有组织间的张力和阻力如何平衡,而不会产生机构职能重叠和脱节、权责不清、指责推诿以及效率降低等问题,就成为了实践难点(79)乐毅.简论复旦学院的书院学生管理模式[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8):52-59.。
在制度层面,在外部,高校实行书院制涉及如何与国家现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社会环境相衔接、适应的问题,推进改革需要国家教育管理部门也做出相应的系统性调整和变革(80)郭俊.书院制教育模式的兴起及其发展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3,(8):76-83.。就内部而言,我国的教育体系强调专业之间的纵向分割,这种以学科和专业为导向的教育体系持续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实践。院系和专业的概念超越了一种包含课程和教学组织的模式。专业有明确的边界,不仅在学术领域和知识方面,也体现在分配资源方面,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强大和固化。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书院制度尝试进行跨专业沟通和整合,必定面临重重的结构性阻碍。
(三)书院制改革尚未凝聚各方共识,培养体系和课程亟需顶层设计
凝聚各方共识是减小改革阻力,快速稳妥推进改革的重要前提。但据调查,我国大学对书院制的认可度并不高。(81)何毅.书院制改革:本科人才培养的“良方”还是“花枪”——来自9所高校书院制改革的调查与思考[J].山东高等教育,2017,(3):53-62.作为书院制政策的主要政策实践者,一些院校管理者和师生对书院往往持有质疑、观望的态度。书院制是否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普适性模式,学界也尚未达成共识。(82)刘学燕.大学书院制: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新探索——国内高校“书院制”研究(2005—2018年)文献综述[J].教育探索,2020,(5):12-16.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大学书院制的合法性问题尚未解决,书院制仍属于学校的自主行为(83)别敦荣.大学书院的性质与功能[J].高校教育管理,2015,(4):44-49.。二是书院制运行模式和教育目的的衔接性受到质疑,书院制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彰显。我国书院制的教育内容设计均出自实践经验和领导决策,缺乏系统的教育理论基础,部分项目设计并不完全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学生也更多是将书院理解为物理和生活空间,其主体性的发挥以及全面发展的效果有待评估(84)张应强,方华梁.从生活空间到文化空间:现代大学书院制如何可能[J].高等教育研究,2016,(3):56-61.。三是书院制缺乏自下而上的内生性的培育。现代书院制并非经原有组织内生而成,乃是由自上而下制度设计和规划推动的结果,抑制了政策调试对象自下而上进行组织建设的积极性,部分学生对书院活动的参与度不高,导师参与书院管理和服务的积极性更是缺乏。(85)李会春.书院建设在中国:制度与张力[J].教育学术月刊,2017,(4):50-58.四是书院“全面发展”和通识教育等教育理念尚未得到认同。一方面,书院制在现代大学中的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对“软技能”和综合能力的需求的回应(86)Philip G.Altbach,“The Many Traditions of Liberal Arts—And Their Global Relevance,”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no.84(2016):21-23.;而另一方面,为数众多的教师、学生和家长还停留在强调“硬技能”的阶段,因此将书院视为一种无用的附加品,甚至是未来职业发展的阻碍(87)Qiang Zha,“What Is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n Exploration Starts with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Goes Beyond China,”CIHE Perspectives,no.8(2017):40-48.。根深蒂固的专业教育理念对我国大学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影响巨大,专业和知识被奉为圭臬,这与书院主张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矛盾(88)魏球,朱淑瑜.英美书院制的本土化移植与进路[J].高教探索,2021,(4):100-104.。为此,学生,特别是硬技能导向的学生,是否愿意接受书院的价值观依然是未知数。如果现实的压力压倒了求知的渴望,学生的选择只能是权宜之计。
中国的书院制从历史中走来,经过对美国文理学院的效仿,直到今天广泛实行的现代通识教育书院,历久弥新,方兴未艾。然而,在中国书院的发展过程中,仍有鸿沟横亘于现实的压力与教育理想之间,阻碍了它的更大进步。
在未来,书院制首先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在组织上,厘清与专业院系之间的协同关系,梳理并以制度形式确认书院制在高校的权责范围,是书院制自主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价值观上,实践者必须努力将书院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发展为被更多人所接受的普世观念。在中国快速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潮流下,如何让整体的教育氛围脱离新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桎梏,从就业和考核的压力中得以喘息,使学生、家长和教师欣赏书院制“全人教育”的理想,是书院制度生命力可否旺盛的核心。
在制度上,书院制与旧有体制的冲突在未来将必然得到解决。步步为营的升学与职业发展轨道,分割清晰的组织机构,各自为政的课程模块,都已经与呼吁跨学科、跨学段合作的现代大学教育格格不入。现代书院制将如何在高等教育的平静湖面上掀起涟漪,最终引领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乃至成为中国特色大学制度重构的重要支点,是这一代大学、学院和书院管理者和实践者需要共同回答的问题。
此外,学术研究也可以对书院制的探索给予更多支持。尽管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关注了中国书院制的发展,但研究视角还比较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进行实证的案例分析,因为只有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才能为高校推行书院制提供切实可行、有操作性的公共教育政策的依据。(89)阎琨,吴菡.美国大学荣誉教育培养模式及对我国拔尖人才培养的启示[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58-68.
我国现代大学的书院制是当今大学改革的重要一环。要想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大学书院模式,就必须克服植根于历史传统、社会心理和制度环境的诸多障碍。将书院制这一充满理想主义的概念融入已经相对自洽的中国大学体系,需要各方的不断努力。只有确保各方的全力保障,才能使书院制在当今中国大学最终获得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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