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恩恩
（广东科技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广东东莞 523330）
“双万”，是指一个城市的GDP过万亿及人口超千万。2021 年，东莞凭借GDP10855.35 亿和常住人口1053.68万跻身到“双万”城市行列，成为全国第15个“双万”城市。“双万”背景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东莞社会民俗的传承与发展保驾护航，与此同时，东莞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加速改变了东莞社会民俗的生存环境。
民俗文化孕育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城市精神反哺民俗文化，盘活了传统，实现了创新。正如马庚存所说，“优良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城市精神的内涵，强大的工业文明无法完全改变民众的文化心理和民间情感，健康的民俗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依托。”[1]东莞民俗文化悠久厚重，孕育了“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城市精神。东莞民俗文化的生机勃勃、历久弥新得益于东莞城市精神的浸润与滋养。
研究东莞城市精神的科研成果主要有论著、论文和新闻报道，研究领域涉及公共管理学、文化学、文学、新闻学等。笔者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东莞城市精神研究成果加以说明。2008年周薇、田根胜、夏辉著《铸就城市之魂——东莞文化软实力研究》就如何提升东莞文化软实力的角度论述了东莞城市精神与传统文化、文化产业等的关系；
2009 年黄基尧的《城市精神凝聚东莞力量》中，阐述“海纳百川、厚德务实”成为公众心目中的东莞城市精神；
2014年胡磊的《城市人文的灵魂亮点与精神高地——读＜影响中国的东莞人＞》通过梳理和介绍东莞部分历史人物和社会精英传记作品，从而完成对东莞城市精神的思考；
2016年刘晟蓝、刘忠洋的《论东莞文化精神的亮点与历史传承》谈论东莞文化精神传承问题。研究主要围绕东莞城市精神的界定，城市精神与文化产业、城市精神与历史传承等几个问题展开，但鲜有探讨东莞城市精神与民俗文化。笔者以此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两者之间互为作用的关系。
对于“民俗”的界定，不同国别不同学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家将其定义为遥远过去的“遗留物”；
美国人类学家将其定义为口头文学，如“纽厄尔的部分目录——歌谣、故事、迷信、方言、神话、游戏、谚语和谜语——仍然是对美国民俗学家心中的民俗形式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揭示”[2]；
多厄逊将“民俗”看作是民间传统；
邓迪斯认为“民俗”是由“传统民俗形式所表现的共时的传统（文化传统）”[3]。
国内民俗学兴起于20世纪初，受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思维特征。关于民俗的概念和界定问题，钟敬文指出，民俗是“民间习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4]3本项目中“民俗”的界定和分类，主要以国内民俗学家钟敬文提出的相关理论为基准，借此深入探讨地方民俗事象的发展问题。
关于“民俗”的界定和分类，国内学者众说纷纭。民俗学学派林立，各有千秋。钟敬文指出，“从社会基础的经济活动，到对应的社会关系，再到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大都附有一定的民俗行为及有关的心理活动。”[4]3因此，他将民俗划分为四大类：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结合国内外民俗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本项目的研究对象共分为三大类：社会民俗、物质民俗和语言民俗。本文主要探讨东莞城市精神与东莞社会民俗之间的关系。
东莞民俗研究的蔚然兴起，与21世纪初东莞城市精神研究热有必然关系。东莞民俗研究的发展，得益于政府政策支持和民间资本运作。笔者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东莞民俗文化研究成果加以说明。
2003年杨秋的《东莞槟榔歌的缘起、功能及其民俗意义》以槟榔歌为研究对象，考究其缘起、功能和民俗意义；
2011年吴美英、徐世杰、蹇柯的《东莞民俗节庆文化的利用情况及问题分析》，从地方节庆、民间艺术挖掘、利用情况三个方面分析东莞民俗文化发展的优劣势，并就其中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
2011年吴玉凤的博士论文《明清华南竹枝词民俗文化词语与熟语研究》就民俗语言学的产生、发展、界定、研究、意义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
2012年周萍的硕士论文《东莞市清溪镇客家麒麟舞的传承与保护》以清溪镇客家麒麟舞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文化特征、文化价值；
2021年王芹的《明朝时期东莞木鱼歌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木鱼歌为研究对象，分析木鱼歌传播时受经济环境、语言环境、民俗环境、文化沉淀等因素的影响；
2021年朱秀棋、冯辉、莫希文的《东莞市清溪镇麒麟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创新对策研究》分析麒麟文化的发展现状、发展困境等，并就如何更好的弘扬与传承提出相关对策。
现有的东莞民俗文化研究成果多以某种事象为研究对象，呈现碎片化、零散化的特征。研究成果普遍缺少“民俗”的界定和分类，缺乏研究的系统性和关联性。
钟敬文指出，社会民俗也叫社会组织及制度民俗，“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制，它所涉及的是从个人到家庭、家族、巷里、民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结合、交往过程中使用并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它主要包括社会组织民俗（如血缘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等）、社会制度民俗（如习惯法、人生礼仪等）、岁时节日民俗和民间娱乐习俗，等等。”[4]6
东莞社会民俗，以丰富厚重的岭南文化、广府文化为底色，以“海纳百川、厚德务实、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等东莞城市精神为支柱，由本土文化圈和“新客家人”文化圈[5]共同构筑而成。东莞社会民俗，具有鲜明的“莞味”，是岭南文化中独特的存在。在发展的过程中，东莞社会民俗历久弥新、活力无限，同时存在制约性和局限性。关于东莞社会民俗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下文将用SWOT分析法加以列举分析。
（一）优势
1. 良好的地理环境与区位优势
东莞位于中国华南地区，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四周与广州、深圳和惠州的9 个县级行政区接壤。作为大湾区的重要一员，东莞凭借自身良好的地理环境与区位优势，让自然环境、工业聚集、劳力、交通等方面得到更多的资源整合。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工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腹地。庞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对东莞民俗文化变迁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文化互化与文化融合”“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等现象[6]。
2. 社会民俗资源丰富
东莞民俗文化历史悠久、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涵盖传统节日、曲艺、非遗手工、古建筑等大类，其中东莞社会民俗资源丰富，极具“莞味”。笔者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东莞社会民俗事象进行大致梳理，如表1。
表1 东莞社会民俗事象统计表
东莞丰富的社会民俗资源能有效地提高东莞民俗文化在省内乃至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构筑东莞良好城市文化形象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弱点
1. 社会民俗展示与宣传力度不足
东莞社会民俗由政府牵头，以人民群众和民间组织为民俗展示主力军。东莞社会民俗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产物，多样化的社会民俗体现了东莞人“海纳百川”的胸襟，诸如东坑卖身节、石龙龙舟竞渡等体现东莞人“厚德务实、吃苦耐劳”的精神。东莞传统节日除了冬至、春节、元宵节、重阳节等，还有不少“莞味”节日民俗如卖身节、麒麟舞、庙会诞日等。东莞现代节日如美食节、文化旅游节，则是民俗文化产业化所衍生的主要载体和活动模式。
为鼓励和挖掘具有“莞味”的节日民俗，2010年东莞市政府牵头举办“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旨在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开发。该项活动发展至今已有13年，虽然从中介绍了不少传统的和现代的节日，但在这些活动中，“除‘东坑卖身节’、‘道滘美食节’等极少数品牌性的活动能让更多人知晓外，其它得却显得寂寂无闻，影响范围非常小。”[7]
东莞社会民俗的展示及宣传力度，远不及广州、深圳、佛山等地。东莞的社会民俗文化在岭南文化圈、大湾区文化圈内乃至全国范围内显得底气不足。
2. 节日民俗活动后继乏人
基于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形势，不少传统民俗节日活动出现后继乏人的现象，原因有三：一是民俗节日中的非遗手工如麒麟、龙舟等，做工耗时长，资金紧缺，不少年轻人不愿意长时间在学习传统技艺上，以至于节日民俗活动的主力是老艺人或者小孩。二是老艺人和小孩玩麒麟舞或者传统乐器时，出现技艺下降或者功夫不到家的现象，造成节日民俗活动研习断层、良莠不齐。三是很多地方从事节日民俗活动的老艺人数量减少，招不到学徒，使得民俗活动无法继续维系。社会民俗活动传承问题令人担忧。
3. 节日民俗形式创新性不足
多姿多彩的文化浪潮正不断冲击着传统社会民俗，使得部分社会民俗处于边缘化状态。有些节日民俗形式趋向单一，创新性不足，如麒麟舞，存在表演形象不变、道具较少、主题单一等情况；
有些社会民俗的活动形式逐渐丢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如东坑卖身节。该节日在发展的过程中增加射水活动，虽然吸引不少年轻人参与，但其造成的“‘狂欢’与伪狂欢”[8]问题引人深思。有些节日民俗趋向同质化，如文化节、美食节，活动模式与其他地区的相似，并未很好地体现“莞味”。
（三）机会
1.“双万”背景与良好的经济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东莞城市综合实力实现大跨越，创新发展突飞猛进，品质建设日渐完善，城市发展迈向新征程。2021 年，东莞踏上“双万”新起点，东莞坚守“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城市特色，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千万人口创造更高品质的生活。良好的经济基础给东莞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兴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财力支持。
2. 市政府重视文化领域的建设
2021年9月27日，《东莞市文化发展“十四五”规划》正式出炉。规划提出，到2025年把东莞建设成为岭南特色鲜明、现代气息浓郁、人文内涵厚实、作用影响广泛的品质文化之都，全面推动东莞文化繁荣兴盛，实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同步发展、同频发展和互相促进，为东莞在“双万”新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文化支撑。同年，市政府颁发《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引领东莞市非遗保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四）威胁
1. 与东莞本区域内其他文化资源开发的竞争
东莞文化资源丰富，如历史文化资源、地域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艺术文化资源等。根据《东莞市文化发展“十四五”规划》，结合东莞的风土人情、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东莞市政府提出锻造和传播以“莞香-老街-古村”为载体的岭南传统美学IP、以“虎门销烟-华南抗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国家记忆IP、以“名人名史”为内容的城市文脉IP、以“东莞制造”为标杆的城市产业IP和以“东莞篮球”为引领的城市运动IP 等重点文化品牌。综上文化品牌的建立，都是非民俗文化资源的有力开发，而这些文化资源都可能对东莞民俗文化的发展构成竞争。
2. 与周边地区民俗文化资源开发的竞争
东莞除了有广府文化的底蕴，也有客家文化和“新客家文化”（笔者注：“新客家文化”是相对于梅州、韶关等客家文化而言，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客家文化，可泛指东莞市内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所形成的文化气象）的加持，使得东莞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与周边地区具有较大相似性，如龙舟竞渡和麒麟舞。龙舟竞渡在全国多地广为流传，不仅在岭南文化圈内流行，在荆楚、江浙等地也颇为流行。广东省有不少地区流行“麒麟舞”，东莞市的“麒麟舞”以清溪镇、樟木头镇为代表。2011年，东莞市申报的“麒麟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麒麟舞”项目。然而，周边地区的“麒麟舞”也纷纷申入非遗，如深圳市、海丰县等。
（一）平衡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东莞社会民俗发展应平衡好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一是对东莞社会民俗的历史渊源、形成过程、历史作用、社会和艺术价值等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形成系统的文字资料并加以保存；
二是重视挖掘民间手艺人、非遗传承人，出台相关技能等级评定管理办法，提高从业人员的相关待遇；
三是组织文化部门、高校等研究人员进行东莞社会民俗的教材编写或研究论著，让民俗文化深入校园。利用小中大学课堂，让学生亲身体验东莞丰富多姿的社会民俗，使他们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提高思考力和审美力。
（二）构建政府、企业、学校三位一体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体系
政府牵头，以项目为主导，以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为研究主力军，以成果为导向，搭建三位一体的深度可持续合作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体系。成果导向主要有非遗基地、博物馆、文化产业园区、产教融合模式、非遗进校园活动等。
产教融合适用于应用型院校与公司企业。笔者以广东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产教融合模式为例展开说明。该校明确应用创新型大学的办学类型定位，坚持以产业为导向、产教协同育人，贯穿“以学生为中心”人才培养始终，瞄准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深化改革。目前，艺术设计学院已有马可波罗现代产业学院、名家工作室为产教融合的试验基地。基地以名家工作室的形式进行项目导入，对接政府的非遗项目、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项目，师生的成果反哺教学。
此外，艺术设计学院开设了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必修课、公选课，如《民族服装设计》《陶艺制作》《传统手工艺》等。这些课程与通识教育学院所开设的选修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为补充，两者共同夯实理论基础，强化知识储备。
与此同时，产教融合也能为非遗传承与创新提供人才支撑。笔者对艺术设计学院近4 年来6 个专业4个年级的学生作随机抽样调查，回收146份有效问卷。经统计，80%以上的学生喜欢或很喜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66%的学生喜欢传统习俗和民间技艺，20%的学生有参与学院非遗项目的经历。
（三）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扩大影响力
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应充分结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利用数字化、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加强东莞社会民俗对外宣传力度。官方主流媒体可建构系统性宣传工程，如拍摄社会民俗的宣传片、纪录片、影视作品、动画片、外文片等，制作展示东莞社会民俗发展动态的官方网站，东莞日报、东莞电视台等官媒可增设类“我们的节日”的其他栏目；
此外，官媒可融合更多民间资源，让更多实力雄厚的东莞本土传媒公司能参与到推广东莞优秀社会民俗的工作中来；
再者，电子官媒可开通相关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纸质官媒可开设东莞社会民俗专栏，邀约名家撰稿，设置建议信箱，让更多人民群众可以参与讨论和决策中来。
东莞社会民俗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人力、物力、影响力等因素的制约和挑战，通过研究，进一步整合优化东莞社会民俗资源，进一步提高东莞民俗文化产业化水平。与此同时，我们应乘着“双万”东风，立足东莞城市精神，兼顾保护与传承，融合传统与现代，主抓痛点、集中发力、稳中求变，助力迈向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助力焕发岭南广府文化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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