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紫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近年来，“摸鱼”一词借助网络媒体在青年群体中大肆发酵并得到广泛传播。这一网络热词是由青年劳动者的现实工作状态中生发出来的，反映了当下青年普遍流行的劳动样态。青年“摸鱼”劳动是指工作者在工作时间以不易被发现的形式开小差，给监督者或老板营造出表面上工作但实际偷懒的虚假工作现象。一些“摸鱼”劳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者的疲惫状况，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不及时加以引导，青年“摸鱼”劳动容易引发青年劳动者的行为失序及价值观危机。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深刻地剖析了劳动本质与异化劳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以往旧的劳动观进行了批判和超越［1］，并对劳动的未来实践样态提出了合理构想。诚然，如今的劳动形式较之马克思所处时代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的劳动观以其科学性与预见性，仍能够为分析和解决如今的劳动问题提供思想借鉴。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破解青年正在遭遇的价值困境，对于引导青年走出迷茫，认识劳动的主体性，培育青年的劳动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青年“摸鱼”劳动并不是个人的偶发行为，而是在青年群体中广受追捧的劳动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人通过劳动获得自我肯定，在劳动中发现自我价值。然而“摸鱼”劳动中的青年劳动者将劳动看作痛苦的过程，追求“摸鱼”的自在享受，这俨然偏离了劳动的应然本质。因此，剖析“摸鱼”劳动的内在本质，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摸鱼”劳动的矛盾来源，实现青年劳动的良性发展。
（一）行为本质：为谋生“表演”
反常态的语言和动作表现是“摸鱼”劳动区别于其他劳动形式的行为表征。青年劳动者在劳动中产生了“摸鱼”语言，并通过反复拼贴不断创新着“摸鱼”语录，实现语言的丰富扩展。从发生场所来看，“摸鱼”语言在虚拟和现实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呈现。在老板面前，青年劳动者运用积极语言进行自我形塑，将自己包装成踏实肯干、不偷懒的正面形象；
而在自由虚拟的互联网中则表达不满、宣泄不快，利用真实语言勾勒自我画像。“摸鱼”既表达了青年劳动者的理想情感，也隐射了青年人的现实境遇。现实生活中的工作压力让年轻人无所遁逃，青年劳动者于是在网络中宣泄现实社会施加的压抑情感，因此将网络这片“自留地”当作自己发泄的场所。网络流行语成为他们的社会“纹身”，成为他们社会交往的坚硬“铠甲”［2］。网络空间以语言的娱乐化形式模糊了抗争的锐度，成为精神发泄的主要方式。同理，青年劳动者“摸鱼”行为也呈现着双面化的特征。动作是“摸鱼”外化形态，表现为在一段时间内脱离工作责任，在工作中无产出、混时间的行为。青年劳动者在老板和其他监督者面前进行一种“假装自己在工作”的表演，或是拖延工作时间，或是在完成工作后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或是找一些与工作相关的网页、文件等作为“掩体”，掩饰自己白白度日的“摸鱼”行为，以避免在老板面前暴露自己。在青年劳动者与雇佣者的现实博弈中，并不像网络世界中表达得那样直白尖锐，而是以伪装的行为步步试探。由此可见，“摸鱼”的动作表达要比语言表达谨慎且温和得多。
（二）身份本质：“为老板打工”
青年劳动者的自我定位是在与他者的关系联结中探索发现的。主体意识强烈的青年人误认工作是以商品的形式将自己“卖身”给老板，不得不面临自我意识的破碎与重构。
首先，青年劳动者在进入工作岗位后被现实环境改造成益于生产的工具性存在，在身体、意识上接受企业的规训。青年们在象牙塔中的定位幻想被打破，发现劳动不是“为自己工作”，而是“为老板打工”。于是，青年劳动者自动将老板放在对立位置，清楚地意识到被剥削的劳动现实。这一“打工人”的自我定位深嵌于雇佣关系中，孕育了劳动者的“打工心态”。从本质来看，“为老板打工”这一自我定位更具“谋生性”，劳动者从工具理性出发，更为强调以出卖劳动来换取报酬的功利性价值，间接否定了劳动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的本质。“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中，劳动者不能摆脱雇佣劳动的本质，个体只是劳动中的工具，工作结果的好坏只与个人收入挂钩，而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没有任何关系，这是青年热衷于“摸鱼”的主要动因。
其次，劳动者在工作网络的定位消解了责任感。固定的生产网络中，劳动者个体被固定在庞大网络中的一格，像是精密机器中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劳动者在按照规定运转的同时，也意味着不必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本应工作的时间内通过自己的表演方式“占到老板的便宜”，会产生打破规范禁锢的快感，这比“摸鱼”放松本身的舒适感还要高。
（三）价值本质：“为自己而活”
自20 世纪初叶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赋予自身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状态，工人阶级又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中。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革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相较于其他代际的社会成员，部分青年劳动者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去宏大化”的趋势，只求“为自己而活”，集体主义思想被淡化，青年劳动者更在意于自己个体的需求满足。而青年谋求的生活方式，更多关注于物质体验，崇尚“快节奏”的自我享受，追求“当下的幸福”，将价值实现简单归结为欲望的满足。主流价值观推崇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劳动价值，因其回报周期漫长而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青年更加倾向于美食、服饰、玩乐等当下即可满足的感官快乐，物质化已然成为青年价值取向的症候之一［4］。青年价值偏离导致原有的价值实现方式——劳动——转变为青年“谋生的手段”，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工作是为了不再工作”，劳动的最终目的是积攒足够的资本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吃、喝、休息、居住和修饰等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5］。在青年劳动者的公共认知中，“摸鱼”是追求“幸福劳动”的正义行为，“摸鱼”甚至发展为一种需要不断进修的技能，青年劳动者推崇“摸鱼”哲学，期待自己成为高级“摸鱼”家。对“摸鱼”的追捧从侧面反映了部分青年劳动者在价值观上对奋斗的否定，对“努力无用”的认同。
（四）抗争本质：为权益“无声呐喊”
一方面，“摸鱼”蕴含着青年劳动者在价值观上对劳动的否定，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者的权益诉求，“摸鱼有摸鱼的价格，奋斗有奋斗的价格”，青年劳动者对于薪资的心理期待很难在现实中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部分私营企业中实行的“996”“007”等不合理的工作方式违背劳动法，高强度的工作、枯燥的工作方式使青年劳动者“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不少劳动者感叹，长期的“996”工作是在“以命换钱”。青年劳动者渴望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争取劳动者该有的权益，“老板不放假，自己给自己放假”的“摸鱼”劳动，实际上是青年与不合理的现实劳动抗争的方式，但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显性的抗争方式不仅不能解决现有的生存困境，还会制约到青年劳动者未来的工作前途，因此青年劳动者极少选择直接的对话形式，而是局限于隐匿的、灵活多变的“摸鱼”劳动，以规避直接表达可能带来的工作风险。青年劳动者通过非正式的抵抗不断试探可以突破的权益边界，寻找放弃抵抗与直接对抗之间的平衡。在老板鼓吹“996 是福报”的口号声中选择“摸鱼”，反映了青年劳动者在资本裹挟中的自我觉醒，但以“无声的”形式从自身寻求突破也折射出青年在反抗现实困境中的精神无力。“无声的呐喊”虽然能让劳动者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的诉求。这种异化的抗争方式本身就是现实规训的结果，非但不能起到反抗的效果，还会使青年劳动者陷入消极奋斗的深渊。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6］因此，“摸鱼”劳动一定不是个人或群体主观作用的结果，而是发生在总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只有从多个角度深入透视其产生原因，才能正确找出化解之道。
（一）生产力局限“限制”了劳动解放
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剖析中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备受剥削，而资本家不劳而获的社会现象，提出要消除异化劳动，实现劳动者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解放只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因此，现在的中国虽然在生产关系上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剥削与压迫，但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及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完全实现劳动的自由与解放。
首先，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科技进步以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但目前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一方面，我国还存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其中劳动者以“物化”的形式从事着单调的生产劳动。作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一部分，劳动者自身技能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低技术含量或普通技术岗位的劳动难以避免单调和枯燥乏味；
部分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的劳动者虽然能够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与自由空间，但是随着脑力劳动者、创新型劳动者不断增多，高技能劳动岗位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新兴科技革命扩展了劳动的内涵边界，颠覆了已有的劳动形式、劳动场域以及劳动产品，劳动新范式得以产生。但科技进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劳动产品异化、数字生产过劳、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疏离、劳动者遭遇技术性失业并“向下流动”等新的社会问题，导致劳动者的劳动自由受到限制［7］。
其次，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部分私营企业老板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压榨工人，劳动者意识到在付出脑力和体力劳动后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人的自由发展更无从谈起，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便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不仅大部分低技能青年劳动者由于职业技能训练的缺乏及知识水平的局限性，仍不具备竞争高水平劳动岗位的能力，而且高技能劳动岗位也难以避免由于竞争带来的工作压力。因此，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还不能完全实现劳动的自由与解放。
（二）亚文化思潮“遮蔽”了劳动价值
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互联网媒介的助推，催生了丰富多元的亚文化。亚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青年的价值生活，纾解了青年的工作压力，但是其中的消极文化影响也使价值观未完全树立的青年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导致青年劳动者对“为何劳动”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分歧。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一些粗俗的“网红”明星借助网络“名人效应”，将自己包装成“月入百万”“不劳而获”的奢靡形象大肆吸金；
博主们通过奢靡生活为自己树立虚拟形象以吸引眼球，增加流量。这些刻意营造的光鲜表象遮盖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其背后传递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让一些青年人把人生奋斗目标窄化为个人对物质利益和享乐欲望的追求［8］，为青少年灌输了“不劳而获”“追求享受”的错误思想。扭曲劳动价值的流行文化背离了公序良俗，使得“坐享其成”等错误的劳动观念受到追捧，在潜移默化中将青年对幸福的追求标准转向享受，勤恳劳动的优良传统反而被抛弃。“去中心化”的亚文化思潮对青年“如何劳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在现实社会并不被认可，反而被看作傻干，而投机取巧的“摸鱼”劳动反而成了被青年推崇的巧干。受到精致利己主义等病态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青年更加强调个人满足，对与个人利益无关的工作漠不关心。而企业鼓吹的加班文化扭曲了奋斗的本来面目，引起了青年劳动者的抵触。青年劳动者顺势在身心俱疲的工作中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名义进行“摸鱼”，借此反对打着个人发展前途的宏大叙事，反击“走味”的加班文化。
（三）行为异化“压制”了劳动幸福
单调、枯燥的工作模式催生了追求个性的青年劳动者对劳动的反感心理。大部分青年劳动者由于工作经验不足和职业技能匮乏，难以获得较好的待遇和舒适的环境，只能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诚然，在现代生产劳动中，青年劳动者主要从事的不再是机械的体力劳动，劳动者以知识技能参与生产，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联系得到增强，但劳动者仍然难以体会到劳动的幸福。劳动者作为生产主体的主导权早就以商品的形式出售给了雇主，劳动者只是商品生产的工具，劳动者的个人意志仍然受到束缚，劳动者仍然不具备商品的最终决定权。主导权的让渡迫使劳动者只能背离个人意志生产老板喜欢的商品，违背真实想法的劳动产品给劳动者带来超越身体痛苦之上的精神困顿。劳动产品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这一变化导致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的美丑、好坏、多少漠不关心，以至于劳动者也不愿将自己的辛勤工作付诸不属于自己的产品上。“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在一味追求效率的劳动生产中，人所具备的“按照任何一个尺度进行生产”的本领在劳动中毫无用处，高度相似的工作内容使得劳动者只需要同机器一样，按照某种固定的尺度和需要来完成生产活动，意识在生产中的作用被架空。即使是需要意识参与的“美的规律”的创造，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也逐渐产生了规模化生产的“套路”“模板”，严格的制度和工业化的流程将劳动者规训成高级的“片面的”人。失去主动性的工作方式束缚了劳动者的思维活力，磨灭了青年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催生了消极怠工的“摸鱼”现象。
（四）博弈失衡“堵塞”了劳动诉求
劳资双方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使得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博弈模式，但双方力量的悬殊使得这种博弈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首先，人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双方的买卖关系使得劳动者想要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作为卖家的权力，提高自己的工资或降低工作的强度。“摸鱼”劳动实际上隐藏着劳动者对工资的诉求，但由于缺乏通畅的沟通渠道和外在保障，青年劳动者的工资诉求在提出及解决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定的阻碍。薪资诉求得不到满足使得劳动者形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错误认知。出于利己倾向，劳动者则想方设法减少劳动，以另一种形式“占到公司的便宜”。其次，用工单位在交换关系中作为商品的购买者，也要坚持其作为买家的权力，“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9］。现如今青年劳动者面临的“996”及“007”的超负荷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模式正是劳动者身心疲惫的来源。然而，在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现实权力博弈中，用工单位的权力可以被放大，而劳动者提高工资或减少工作时间的权益诉求却很难得到满足。青年劳动者因抗争经验缺失和法律意识不强，在争取权益时经常因难以有效取证或重重顾虑而失败。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规和组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着多重阻碍，难以发挥实际作用。最后，由于青年劳动者的职业资本不够雄厚，在劳动力市场中并不具备不可替代性，青年处于被挑选的市场定位，不利于其与雇佣方博弈。受到就业机会的牵制，处于天然弱势地位的青年劳动者在权衡利弊后即使对老板的安排有所不满，也不会采取硬碰硬的直接抵抗方式，而是以畏缩的、温和的、以保住饭碗为底线的消极怠工方式进行反抗。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明确指出了劳动的本质及其应然样态。青年劳动者在“摸鱼”劳动中呈现的劳动样态偏离了劳动应然样态的劳动价值、劳动形式以及劳动关系，呈现了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现实样态。为了实现青年劳动的现实样态到应然样态的转化，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改变青年劳动者工作的主客观环境，促进劳动本质的复归。
（一）深挖社会根源：创造幸福劳动的客观条件
从共时性维度看，“摸鱼”劳动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解决“摸鱼”劳动这一社会症候，离不开对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关注。自由劳动的实现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的。因此，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劳动解放创造根本条件；
同时，还要调整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使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
第一，“做大蛋糕”，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面对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必须加快推进科技发展，以科技变革带动产业技术变革，从而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改善劳动者的就业环境，为青年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发展空间。科技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要运用好其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也要避免其对异化劳动的进一步激化。科学技术并非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人将智慧、观念投放于科学技术中进行活劳动，才创造了价值。因此，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在深化改革中拓宽企业与个人的发展空间，提升劳动者的创造性。
第二，“分好蛋糕”，以合理分配提升生产活力。公平合理的生产关系是保证劳动者自由劳动的必要条件。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引导和限制资本逻辑，提高劳动者在分配所得中的占比，让劳动者获得社会分配中的合理收益，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其次，在保障分配公平的同时，还要谋求分配的差别性。以“多劳多得”“优劳多得”激发劳动者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后，完善对个人劳动成果的保护机制，增强青年劳动者与个人劳动产品的利益关联，使得劳动产品摆脱“异己的存在物”的束缚，真正成为劳动者个人价值的来源，实现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复归。
（二）重拾劳动价值：培育体认劳动的正确观念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别阐述了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赋予劳动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包括“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无贵贱”的劳动平等观、“劳动创造幸福”的劳动幸福观以及劳动育人观［10］，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于破解青年在就业、择业中的迷茫与困惑有重要意义。
第一，加强劳动教育，培育“劳动至上”的价值观念。要在青少年的成长阶段加强劳动教育，打破“不劳而获”的陈腐思想，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让“劳动光荣”成为内在的价值认同。劳动教育要打造新型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建设中增加劳动教育联动，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中增加关于劳动价值和职业精神的内容，培养学生对劳动的尊重和认识。劳动教育在教育价值上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劳动教育在教育形态（尤其是课程形态）上的绝对独立性［11］。通过将劳动教育与课程思政结合，横向拓宽劳动育人平台，让学生在无处不在的实践中确证自身并实现自我价值，体验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加强价值引导，重建尊重劳动的文化认同。社会意识形态反映了社会存在，并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因此，在社会中营造“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价值风尚，提高社会对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尊重程度，实现劳动尊严的复归。加强文化宣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劳动者对于劳动的深刻认同。弘扬工匠精神、劳模精神，以中华优秀劳动文化滋养劳动者，培养劳动者“干一行，爱一行；
干一行，钻一行”的劳动自觉精神。针对青年群体的特殊性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会活动等方式，让青年劳动者以可视化的形式了解劳动的内涵与价值，帮助青年劳动者树立艰苦奋斗的价值观。
（三）消解行为异化：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热情
青年劳动者在机械、重复、没有归属感的劳动中失去了劳动主体性，将劳动变成了客体化行为，从而导致了劳动者的价值虚无和工作困顿。要缓解行为异化现象，必须改变单一的、机械的劳动形式，发挥劳动者的活劳动，而这需要劳动者和企业的双向付出。
第一，劳动者要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文化水平。首先，人才是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拥有更高能力的劳动者有着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劳动自由度。青年劳动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学习与职业相关的实用技能，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其次，青年劳动者还应扩充学习的广度。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要求不断跃升，广泛学习多种知识能帮助劳动者更好地适应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最后，青年劳动者还要延伸学习的长度。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不仅仅存在于学生时代，青年劳动者在进入工作岗位后还应该根据需要不断扩充本领，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以弥合学习与实践之间的知识偏差。
第二，用工单位要创造更加自由与舒适的工作环境。首先，用工单位应保护劳动者体面地劳动，尽可能地减少工作的枯燥性、单调性，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制度和弹性工作方式，让员工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工作流程中，享受到工作的成果和成就感。其次，提升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利益关联，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体会到个人价值，获得劳动的幸福。最后，用工单位还应培育青年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增加员工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建立一个更加融洽的工作氛围，增强劳动者的归属感。为劳动者提供提升个人素质和自由发展的闲暇时间，使其能够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能，实现自我价值。
（四）解决诉求困境：提供更加畅通的沟通平台
解决在“摸鱼”劳动背后隐藏的劳动诉求，一方面要在制度层面通过法律法规保障青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还要疏通“堵塞”的诉求渠道，在主体层面建立用工组织、劳动者、第三方组织共同参与的诉求沟通机制。
第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劳动保障体系。首先，国家应从宏观层面完善与劳动现状相契合的政策法规，以解决市场自发性带来的矛盾冲突，弥补在社会变迁和新型职业发展中出现的制度漏洞和空白。对于价值期待更高的青年劳动者，法律法规制定的权益内涵，不能局限于仅满足谋生需求的生存性权益，还应不断拓宽对于青年发展性权益的保护，在制度上为青年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其次，制定法律法规不是目的，关键在于落实。在制度制定中，必须落实具体可行的方式，建立适合青年劳动者争取权益的具体机制体制，将停留在纸面上的保障制度落实于实际行动中，才能真正打破劳动问题的现实积弊。
第二，主体层面完善落实诉求沟通渠道。首先，青年劳动者应通过学习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增加维权手段，以更加积极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权益诉求，加强与用工单位的有效沟通。其次，处于博弈强势地位的用工单位应主动开放与劳动者的沟通渠道，增加与劳动者的合理协商，营造积极健康的劳动关系，以提高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最后，要以工会等第三方组织平衡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工会是处于弱势的劳动者能够与企业进行平等对话的“代言人”，能够以组织的力量和用工单位开展有效的对话与协商，监督用工单位对劳动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为青年劳动者增加谈判的底气和筹码。
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经典论述揭示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劳动者的重要价值，以及劳动解放的必然趋势。以马克思劳动观分析青年“摸鱼”劳动的现实机理与社会藤蔓可知，青年“摸鱼”劳动依存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中，以其一叶而知秋，可以进一步探索青年劳动者的思想动态与行为发展。如何更加系统化地解决青年在劳动中存在的问题，仍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探索。破解“摸鱼”劳动这一症候，需要从现实出发，凝聚多方面合力以促进青年劳动的价值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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