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的三重进路

时间:2024-09-04 14:54:02 来源:网友投稿

金梦兰, 于 雪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沈阳 110136)

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加速对自然资源的攫取,破坏生态系统循环秩序,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这样的现实,各国政府都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的天平,将生态维度纳入文明发展的基本维度是大势所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来看,经过数十年快速发展,环境问题进入高强度频发阶段,系统性生态退化形势严峻,“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的发展方式已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因此,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初期就提出“绿化祖国”的战略,其后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又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现实矛盾关系中寻求科学的破解之道。在推动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开创文明新形态的最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发展维度。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更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全球治理中,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在现实进路上,一方面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引发世界历史性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问题又影响世界格局的重构,孕育改变世界文明走向的多重变量,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反思成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的共同背景;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开创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要求推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上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立足全球环境问题和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情况,与改革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呼应,中国共产党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的现实进路。

(一)反思当代世界生态危机的现实根源

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暴发与资本的全球扩张密切相关:资本异化生产,将自然界作为有用物加以掠夺;
非理性的消费模式透支自然资源,忽略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殖民最终促成全球性生态危机暴发。探索生态危机的现实原因可以揭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逻辑,从而为解决生态危机指明方向。

1.全球性生态危机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矛盾的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身体。”[1]自然界被马克思称作人类的无机身体,充分证明自然界的重要意义。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对象,人的实践活动依赖于自然界,这种实践活动应该体现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被打破。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资本的迅速发展使得自然成为人类的掠夺对象,资本将生产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本生产的内驱力及市场竞争的双重作用决定着资本无限扩张的本质,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势必引发生态危机。同时,被资本重塑的消费逻辑也加重生态危机,资本对于消费逻辑的重塑不在于外在的强制,而是将消费塑造成为人类自发追逐的意识形态并形成拜物教。金钱观取代人与人、社会、自然间的系统联系,导致人类思维模式、心理观念发生改变。人类心灵的空虚只能通过商品来填补,从而为资本扩张提供条件。资本逻辑只注重生态的经济价值,不自觉地过滤掉生态的内在价值。“稀缺性可能会导致某种事物具有更高的交换价值,增加了私人财富。”[2]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资本家有意破坏自然资源,使其具有稀缺性,也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以上破坏生态的种种因素,究其根本,是由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导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的暴发是必然的。

2.全球性生态危机无法妥善解决缘于生态治理中的国际社会矛盾

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打破民族、地域的限制,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部分国家为应对生态危机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不错的治理效果。但从全球范围看,生态问题依旧严峻,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人类活动空间,自然资源枯竭影响人类持续发展,环境污染威胁人体健康,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都对未来人类生存发展造成潜在威胁。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引起世界各国的警觉,各国就保护环境、缓解生态危机达成共识。但面对全球性生态问题时,拥有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发达国家不愿付出努力,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境遇,没有能力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全球生态治理处于困境的原因复杂,最直接体现在各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难以协调,导致各国在环境治理中合作有限,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失衡的背后则是人与人的利益、国与国的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复杂博弈。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极端利己主义与资本全球化互为表里,形成以牺牲他人、他国生态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阻碍全球生态治理的有效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尽可能廉价利用全球自然资源,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本国资本全球扩张,拒绝履行国际生态公约。强权政治阻碍全球政治民主化、多极化进程。因此,全球性生态问题难以解决,生态治理的全球化进程进展缓慢。

(二)开创当代中国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要求

基于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全球生态治理合作陷入困境的现实背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探寻社会主义生态发展道路、探究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式,以新模式、新道路回应中国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要求。

1.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生态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导致消费主义思想盛行。在综合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等问题叠加,环境保护工作尤为紧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明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于生态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新的发展模式对新时代环境保护工作提出新要求,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是影响人民幸福感的两大重要因素。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及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以绿色低碳循环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是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可以促进更高质量、更高效、更公平、更持续、更安全的发展。”[3]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现实,强调人类应避免肆意妄为对环境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在反思过去以及回应现实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提出生态要求。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道路的创新要求

首先,生态环境问题既是关乎党使命宗旨的重要政治问题,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社会问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宗旨,创新生态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的伟大实践。其次,坚实的经济基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生态恶化的严酷现实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考验,生态环境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关乎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4]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转型是践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举措。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低碳有机融合,就要将生态发展理念贯穿经济发展始终。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固然能够在短期内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但是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采用此种经济发展模式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势必超出环境承载能力,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此外,在国际生态治理中,西方国家秉持强权政治理念,向发展中国家提出苛刻的环保要求,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经济发展权益。平等互利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中国创新生态发展道路既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融合的有益探索,更是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全人类的角度,创新一种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的新型绿色经济发展道路。

在理论进路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理论依据,融入中国古代传统环境保护思想以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通过“承中”“化西”“接马”进行融合创新,发展人类生态文明理论,其理论成果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站在中国文化的厚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和世界文明的广度上,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生态思想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的理论进路。

(一)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批判继承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必须通过了解自然规律来改变自然,否则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人类历史曾无数次验证这一观点。因此,我们要对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进行深刻反思,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资源。

1.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问题,董仲舒所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戴震所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讲的都是这个问题。与西方哲学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哲学始终把“天人合一”的物我交融状态视为最高境界。道家“天人合一”观念强调人要尊重自然、尊重生命,他们向往“万物群生、连属其乡;
禽兽成群、草木遂长”的生活。儒家从孟子到宋儒的“天人合一”学说都体现了人文主义色彩,例如张载认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5]。儒家学说肯定了追求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讲求对自身道德品格的培养,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与道法自然统一,强调自身品格的修养有助于约束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天人合一”观念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反映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当时人与自然关系的亲密度。“天人合一”理论是对人类以实践活动为中介认识、掌握自然规律的肯定。“天人合一”理论表达了人类渴望成为与自然统一整体的理想,是古代中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诠释,它对于反思工业文明弊病、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具有启示意义。然而,“天人合一”虽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法则,但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首先,“天人合一”理念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忽视了人类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分析思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将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结为天意,压制了人的欲望与个性,一味赞成“天人合一”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理念经过新时代的发展,成为具有当代价值的理论观念。

2.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生态智慧的新时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注重“天人合一”理念,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生存理念”[6]361,在新时代应重新激发其思想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将“天人合一”学说的合理内核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有机融合,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天人合一”理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一新理念至少体现两方面的理论进展:一方面,“天人合一”理念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态文明理念的总结,具有民族特色。在新时代创新“天人合一”理念表明我国生态文明思想接续传承、历久弥新。另一方面,“天人合一”理念的新发展实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6]361。人类源于自然,人类依赖自然,生态环境兴衰决定人类文明更替。当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意味人类放弃对发展进步的追求,人类文明的价值在于发展,发展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人类应以清醒的头脑正确认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维持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保护生态系统意味着保护自然资源和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价值,就是保护经济发展的后劲和维护人类文明进步的潜力,让绿水青山不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对“天人合一”理念的创新发展,其实质是创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本质是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天人合一”理念的时代性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准确把握,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古代传统生态理念的完美融合。

(二)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借鉴超越

1949年,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一书正式出版,昭示着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正式形成。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是在自然科学和生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人类对于工业文明的反思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密切相关。西方的生态文明理论为我国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借鉴,影响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

1.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观点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两种生态思潮。生态中心论认为生命共同体就是生态体系,整体利益超过个体利益。卡逊将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态危机并存的20世纪描述为“寂静的春天”,他认为“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存在的东西,任何无视自然平衡的人类活动必将对人自身产生不利影响”[7]。生态中心论代表人物罗尔斯顿指出“我的职责是要引导文化去正确评价我们栖居的自然”[8],并提出生态中心论的核心观点:人类有保护生命共同体的义务。人类中心论主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拥有意识的人类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掌握在人类手中。由于人类中心论对人的评价高于其他事物,在谈到生态危机问题时,人类中心论总是以“反派”角色出现。但这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曲解,“所谓人类中心论,就是要高度评价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因素,保护并加强这些因素,抵制那些反人类的因素”[9]。在面对生态危机时,秉持现代人类中心论价值观,即“人类有责任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并将这个目的贯彻于技术革新和制定严格规范的全过程,解决生态危机”[10]。

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在生态价值观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具有共同的问题。首先,不管是生态中心论还是人类中心论,他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联系。二者从抽象的价值观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放弃对社会制度与生产关系的探讨。这决定他们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寻找解决办法。其次,忽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探讨决定他们无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生态中心论反思技术进步导致生态破坏具有积极意义,但却走向反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极端,否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对生态保护的作用。人类中心论虽然肯定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但是他们所提倡的理念服务于资本的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必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的结局,可以看出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都是西方国家价值观的体现。

2.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生态文明观的借鉴与超越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共同体”理论主张限制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生态观念变革、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结合,共同开展治理。中国共产党批判借鉴这一理论,将它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融合,进而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1]山水林天共同构成生命共同体,应当以最严密的制度来保护它。习近平总书记从加强党的领导,构建生态文化体系、经济体系等多角度出发,提倡共建生态文明体系:“推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倡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4]

人类中心论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人类整体发展和长远利益价值。当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应从系统和整体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中心论的应有之义。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界也向人类作出回应。人类中心论在生产领域推广无害化生产,在消费领域强调理性消费,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尽量减少伤害环境。这些做法都是追求人类长久利益的体现,也影响着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举措。我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通过规范的法律制度加强生态保护,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生产的生态化。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的辩证统一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系列做法超越人类暂时利益、消除代际矛盾,为人类获得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奠定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包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而且更是一种以系统视角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模式。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指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存,都有赖于生态系统的稳定。”[12]受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启发,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制度层面与社会层面共同推进生态保护的目标:既提出生态保护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并全面贯彻执行,发展低碳产业;
同时,促进环境综合治理,加强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建设,培育大众保护自然的道德意识。

(三)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发展创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提出不仅基于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批判继承,还源自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人与自然的逻辑关系出发,突出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马克思肯定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的论断,揭示人与自然界的差异。同时,他也提出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身体,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马克思的理论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维,确立具有生态维度的自然观,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供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维度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提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理论。首先,马克思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类无法在没有自然界的情况下生产。马克思肯定自然的重要性,明确人类的实践活动建立在自然界提供的自然基础之上。没有自然界,人类就不会产生创造性活动。其次,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马克思还肯定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约束与限制。人与自然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互为对象性的关系。“人类尊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如若违背自然规律甚至破坏自然界的规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13]马克思还提出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使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人类历史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历史。人类活动是自发自觉的实践活动,人类依照自身的需求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界。人类历史与自然史通过实践构筑的桥梁实现连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物质交换既实现人的目的又遵循客观自然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缓解。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存在一方面制约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为人类认识掌握自然规律提供合理遵循、实现合理有序开发自然提供可能。人类合理开发自然的实践活动不会对自然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并能够满足人类的合理需求。将人与自然看作生命共同体,是从更高的层次将人与自然所构成的世界看作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并重在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类自身的解放与自然本身的解放是相互映照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本身之间的矛盾只能以一体化的方式解决,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统一关系。也就是说,人类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即共产主义。

2.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维度的拓展

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需要,拓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维度。在马克思肯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4]。“两山论”是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解,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两山论”深刻认识到人类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理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揭示人与自然界的紧密联系,而且是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14];
只有以生态效益和经济发展共赢为目标,才能在新时代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而推进人类文明形态演进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发展提供不竭的理论资源。

在实践进路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精华,寻求全国共治的制度目标,建构与全球一体的治理体系,以全局观的视野、大局观的思维、天下观的胸怀,形成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实践进路。

(一)把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内治理实践中转换为一种制度文明

回首新中国生态文明事业的建设过程,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专注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和背景,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道路,在治理实践中将生态文明转化为制度文明。

1.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的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探索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期,我国为了尽快建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优先发展重工业,极大消耗自然资源,大规模经济建设造成生态质量下降。面对生态恶化的社会现实及借鉴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运动的经验,“1973年我国召开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1974年成立了环境保护专项管理机构,由此拉开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15]。改革开放后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上新台阶。发展转型与生态保护的需要更突出,中国共产党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紧迫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初步形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理念。以环境保护法、森林法为代表的相关专项立法工作与综合性法律的统筹修订进一步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逐步建立。

2.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绿色发展、实现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在制度层面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家未来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党在十八大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并贯穿其中。”[16]“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奠定基调,全方位多领域协调发展,形成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的加速杠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提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高度,并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战略目标、以建设美丽中国为重点任务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4]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党自十八大以来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阐发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角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在提升生态系统平衡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制约及未来发展导向,正确回应现实需要,深化对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认识,在全方位、多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突破,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全体中国人民能够共享美丽中国的建设成果,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断深入探索,通过制度创新和科学技术革新为生态文明建设助力。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在制度层面不断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急迫性和重要性,这也表明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的创新发展和不断完善。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战略目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面对新时代国情变化时,及时调整环境保护策略,创新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协同,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找到有效途径,引领全社会尊重自然。从生态自然观到生态社会观的发展,实现生态文明思想在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上的统一,而保障这种统一的基础就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化建设。

(二)把生态文明建设在国际治理实践中升华为一种全球交往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关注当下,更要引领未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的共性问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摒弃传统工业文明思维,共谋可持续发展新路径。中国共产党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与贡献者,不断积极探索全球生态文明治理的新路径,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建立。

1.秉持大国胸怀,在国际生态治理实践中率先垂范

在全球生态治理制度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率先垂范,为全球生态治理建言献策。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次年中国政府便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为当时《人类环境宣言》的起草贡献了智慧。进入新时代,中国积极促进《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促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减排方案;
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推进绿色治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4]根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中国敢于向世界作出如此庄严的承诺,是因为中国已经找到协调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新道路,这是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突破。中国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不但能够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为其他国家生态文明体系的创建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在国际生态治理中的一系列做法,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也为全球生态治理工作提振士气。中国共产党关注全球生态治理问题,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对环境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心系全球生态治理,把为全人类谋求生存发展空间看作自身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17]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在全球的整体视域下,统筹推进国内与国际两个生态发展格局,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全人类的命运,特别是在面对全球公共环境治理问题时,各国应携手共进,共建美丽地球。然而,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体系需要各方鼎力合作,但目前各国在履行义务、实现路径等方面仍有分歧。世界各国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应积极建言献策,友好磋商,通过和平公正合理的方式解决环境治理问题。中国积极主动搭建全球生态治理平台,为国际生态治理工作贡献力量,从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出气候变化合作计划,多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效促进公平高效的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工作。

2.立足人类共同命运,推动构建全球生态文明体系

首先,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体系,是要创建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如果各国秉持功利主义心态,最终会损人不利己,只有世界各国携手共进,才能使生态好转。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过程中,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防治的能力,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领域合作。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主动承担相应发展阶段的环境治理义务,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国际治理中展现大国形象,逐步实现义务与权力的平衡。其次,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体系,是要打造一个奉行法制、和平公正的未来。中国积极推进全球生态文明体系的建立,不是建立具有“中国中心论”色彩的生态文明体系。相反,中国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涉及所有国家的全球生态文明体系。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原则,有效应对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封锁的企图,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中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世界各国都能够享受全球生态文明体系带来的生态红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承担责任,为全球生态文明体系建设提供中国智慧,积极推动在全球共同的生态问题中通过平等对话交流来解决生态难题。最后,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体系,是要谋划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中国在国际生态治理过程中,不断发挥在发展中国家的引领作用,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恢复工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面对全球性挑战,加强合作,交流学习,在互相借鉴中共同发展,使生态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中国一贯倡导和而不同,提倡世界各国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生态治理之策。

中国的全球生态文明体系建设方案既充满人类情怀,又体现对美好生态的价值追求和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生态权益的捍卫。构建全球生态文明体系,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态文明思想的广阔蓝图,是对未来国际治理和国际关系的合理构想,是从生态地域观到生态国际观的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层面。新变化带来新发展,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体系与气候变化高度契合,这既是全球治理理念的变革,也是发展模式的变革。直面全球气候变化,将是我国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融合人类生态治理智慧开辟的新路径,是迈向全球生态治理时代的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立足于全人类生态问题的总体视角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要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人类生态文明成果的升华。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认识,发展了全球生态文明治理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生态治理提供经验,极大增强中国在国际生态治理中的话语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并热烈呼吁全球各个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并为构建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全球生态文明体系不断努力,为解决世界环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也是世界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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