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琪，杨 钊，朱其静，王盼盼，蒋鹏飞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2021 年1 月1 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精神，推动长江大保护的历史性、标志性、示范性工程。围绕长江十年禁渔的国家战略部署，广大学者积极响应，对禁捕退捕政策［1］、禁捕退捕补偿［2］、实施效果评价［3］等议题开展研究。在上述宏观研究中学者发现，渔民生计是实施退捕政策后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之一，并且退捕渔民生计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成效，长江流域退捕渔民生计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4］。
生计（Livehood）研究最早应用于国际减贫实践，在众多生计研究工具中以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最广。该框架将可持续生计分为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政策制度和程序、生计策略、生计结果五个部分［5］。作为一种观察农户的新视角，可持续分析框架具有以人为中心、以弱势个体为研究对象，注重宏观环境和微观个体及长周期动态性特点，这与退捕渔民生计特点相一致［6］，因而该分析框架被引入退捕渔民生计研究，广泛运用于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框架［7］、生计评价［8］、生计重构模式和效应［9］、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10］、可持续生计对策与转型路径［11］等议题研究。除整体效应外，也有学者探讨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单一内容变化特征，如生计脆弱性变化［12］、生计策略［13］、生计资本变化［14］等。
总体上看，目前关于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成果丰厚，对于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保障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但是从研究视角上看，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生计框架的指标化构建与生计资本、生计水平的静态测度上，动态考察也仅局限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单一组成内容，对整体变化过程及机制关注不多。此外，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了退捕渔民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15］，但是由于实现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具有复杂性与社会性，不同主体在推动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未充分揭示。因此，有必要在可持续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引入能够动态展现退捕渔民的可持续生计重构整体过程，以及在重构过程中多元主体如何互动的研究方法。在此背景下，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进入研究视野。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20 世纪80 年代“巴黎学派”提出的一种新的社会研究纲领［16］，以行动者、转译、网络三个概念为核心［17］。行动者既包含个人、团体、组织等人类行动者，也包含观念、技术、生物等非人类行动者［18］。转译过程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内容，涉及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四个基本环节［19］。问题呈现将所有行动者的目标问题化，并全部汇聚到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利益赋予不断调整、界定行动者的预期利益以排除行动障碍。核心行动者通过征召尽可能地纳入其他行动者到网络之中，并动员行动者在网络中发挥作用［20］，最终所有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建构一个异质性的行动者网络。由于行动者网络强调互动与变化，具有空间上的异质性和时间上的历时性特征，能够揭示不同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动态关系［21］，因而被逐渐用于地理空间或人文要素演化与重构分析，如社会空间重构［22］、空间演进路径［23］、乡村互动建构［24］、自然资源治理［25］等，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范畴。
在行动者网络视角下，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亦是不同行动者共同缔结网络的结果，行动者网络的动态特征能够与可持续生计分析的静态框架互为补充，并且以异质行动者的形式吸纳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借助转译环节考察不同异质行动者的彼此联系、相互建构的过程及结果，进而揭示退捕渔民的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模式与机制。因此，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具有较好的理论与方法适配性。
1.1 案例地概况
九砂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深渡镇，总面积6km2，辖119 个村民组，627 户，共计1 684 人。九砂村是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实践地，2019 年12 月歙县正式实施新安江歙县段全面禁捕退捕工作，全县共涉及退捕渔民1 247 人，其中九砂村退捕渔民126 人，占全县退捕渔民的10.1%①数据来源于现场调研，由歙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资料。。九砂村是典型的徽派古村落，区位优良、历史悠久，位于皖浙1 号风景道上、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4A”景区）核心区，如图1 所示，2018 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图1 九砂村在新安江山水画廊的区位示意图
退捕后，九砂村及退捕渔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环境优势，大力实施渔旅融合，推动九砂村向旅游转型发展。2020 年引入新安江百里大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九砂村纳入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游船停靠点，每趟游船停靠时间30min，为九砂村乡村旅游发展导入客流。2021 年引入黄山旅游集团投资盘活闲置祠堂，并改造为文创中心。此外退捕渔民发挥水上技能优势，自行组建了轮渡队伍，为自驾游者及散客提供轮渡服务。旅游发展为九砂村退捕渔民提供了新的生计机会，退捕渔民以景区务工、开办民宿和农家乐、销售土特产品等多种生计策略嵌入旅游系统，借助渔旅融合实现了从“捕鱼人”向“旅游人”的转变。2022 年全村日均游客量近5 000 人次、年均游客接待量超20 万人次，九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退捕前（2019 年）的6.4 万元跃升至退捕后（2022 年）的62.56 万元②数据来源于歙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ahshx.gov.cn/zxzx/jrsx/9184148.html，九砂村退捕渔民朝着可持续生计的目标稳步迈进。
1.2 数据来源
团队分别于2022 年9 月7 日至9 月12 日、10 月1 日至10 月6 日赴案例地开展田野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法。调研期间，团队首先赴歙县农业农村局，与歙县农业农村局禁捕退捕办主要相关负责人开展座谈，获取歙县及九砂村退捕禁捕基本情况，包括退捕渔民就业转产政策，社保、培训等保障措施执行情况，禁捕退捕主要困境等信息。然后赴九砂村，与九砂村委书记（同时也是退捕渔民）、九砂村退捕渔民、景区开发公司工作人员、村内旅游者开展深入访谈，每一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均超过60 分钟。参与式观察主要关注九砂村退捕渔民退捕后的生活、工作状态，实地观察退捕渔民种植的休闲农园、开设的民宿和旅游商品店等，并且以田野笔记、影像形式记录观察过程。由于访谈信息较为庞杂，受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呈现了在“农户生计变化”话题上提供关键信息的部分受访者，并将其编码。其中政府工作人员编码为G、九砂村退捕渔民编码为F、景区开发公司工作人员编码为C，旅游者编码为T。处理数据时搜集了歙县政府网站、政务公众号等官方网络平台的文本资料，包括新闻报道、人物专访、旅游资讯等信息，以进一步验证访谈内容。
表1 部分受访对象基本信息
2.1 行动者构成
在九砂村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中，人类行动者包括政府（主要为歙县人民政府）、九砂村委会、九砂村退捕渔民、旅游公司（黄山旅游集团及子公司新安江百里大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游客等，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房屋、土地、乡土环境、人文风俗等。在转译前，各行动者的目标并不一致，并且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均面临一定的障碍和问题。
2.2 行动者转译
伴随着九砂村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过程中各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力量较量，九砂村退捕渔民生计对行动者网络转译产生响应，并开始重构。
问题呈现阶段，基于访谈文本，采用逐级编码方式［26］，提炼相关概念、范畴，探究异质行动者面临的问题与障碍，如表2 所示。歙县人民政府面临退捕渔民政策感知衰弱以及政策认知障碍等问题；
九砂村委会主要面临整体生计转型问题。对九砂村退捕渔民而言，生计资本结构不合理、退捕的冲击叠加原有捕鱼为生的单一生计策略降低获得感，可持续生计偏弱。作为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的运营方，黄山旅游集团及子公司新安江百里大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力图解决产品创新不足、游客游时过短的问题。游客则希望能够破除旅游体验单一的障碍。非人类行动者面临的问题主要为农用地、宅基地、闲置集体用地等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乡土环境价值未充分释放以及人文风俗传承创新不够等问题。
表2 基于访谈文本的行动者问题呈现
上述行动者问题和障碍的排除以及目标的实现，最终统一集聚到强制通行点（OPP）：实现退捕渔民就业转产，完成可持续生计重构。如图2 所示。
图2 九砂村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示意图
利益赋予过程由关键行动者来完成，并且多为解决障碍诉求最大的行动者［24］，故九砂村退捕渔民就业转产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歙县人民政府成为关键行动者。歙县人民政府通过利益赋予维持行动者网络稳定、有序运行。首先，统筹发改、人社、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制定、执行退捕渔民生计政策。利用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给予九砂村资金和政策倾斜，引导村集体发挥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在上述过程中，一系列生计政策组合拳充实了退捕渔民的社会资本；
资金补贴、贴息贷、创业担保贷款等金融政策丰富了金融资本。“政府有针对旅游举办专门的培训，讲的内容对我们还是有用的”（F4）、“以前都没接触过这些，上过几次课以后现在知道了一些”（F6）等访谈内容表明，加强旅游技能培训、提升旅游经营能力提高了退捕渔民劳动力素质，增强了人力资本。其次，借助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了退捕渔民物质资本，并且可用于经营民宿的宅基地面积成为重要的物质资本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退捕前原有自然资本中的新安江水域和兼业渔民承包的山林是重要的生产资料，退捕后因旅游开发，新安江生态水面被转译为旅游风光带，承包的山林植入旅游功能后被转译为休闲采摘园，自然资本的内涵发生质变，“我们一直都靠新安江吃饭，只不过以前吃捕鱼饭，现在吃旅游饭，我们靠新安江的生态环境才能把游客吸引过来”（F1）。最后，政府引导旅游企业盘活利用九砂村闲置资源，开发乡村旅游产品，并借助晒秋节、艺术展等旅游节事开展营销，推广九砂村旅游品牌，不断提高九砂村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加了退捕渔民的社会资本，扩大了生计机会，有退捕渔民表示“靠着晒秋的知名度我们能挣钱的地方也多了”（F7）。在上述协调安排下，退捕渔民生计资本结构完成优化，景区务工、自主经营或从事轮渡等带来了多元的生计策略组合。在景区务工的退捕渔民提到“我现在每个月有1800 多元的固定工资收入，家里面还可以卖一些土特产品，一个月加起来的收入比以前捕鱼的时候多多了，而且我相信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F2）。
征召阶段，歙县人民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同时也是征召的发起者。依托已有的行政网络，歙县人民政府在县-镇-村三级对其他异质行动者开展征召，具体包括：1）行政征召。整合多级、多部门项目建设旅游厕所、游船码头、文化广场等旅游基础设施，并且借助行政力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九砂村发展旅游。2）企业征召。吸引旅游企业招募九砂村退捕渔民就业，组织企业开展招聘会，邀请旅游企业开展旅游技能培训等，如新安江百里大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吸纳退捕渔民任职游船船员，退捕渔民表示“非常高兴可以继续呆在船里就业，这也算是发挥我的老本行”（F3）。3）资金征召。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提供补贴与优惠贷、投入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等。4）部门征召。充分发挥农业农村、文化旅游、交通运输、卫生等政府部门职能，强化旅游经营行业指导与监管。5）党支部和党员征召。村书记、党员带头退捕与进入旅游企业就业，并且积极开展政策宣传。6）住房和土地征召。住房被征召转译成为民宿和旅游商店，渡船被征召转译成为游船，兼业渔民承包的枇杷园和农田转译成为休闲农园与土特产品原产地。被转译成为旅游从业者后，退捕渔民生计脆弱性背景由退捕前的禁渔期减少捕鱼收入、过度捕捞危害生态系统平衡转为退捕后的景区淡旺季影响、游客涌入带来的产品与服务供不应求和环境卫生压力，“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接待的地方，游客来了吃的地方和住的地方都不够，尤其是旺季的时候”（F1）、“现在经营旅游了，受大景区客流影响挺大的，客流多我们忙一些，客流少我们就闲一点”（F5）。
动员阶段，歙县人民政府是整个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的网络代言人，借助九砂村地处新安江百里大画廊核心区位优势和中国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优势，积极开展向上动员与向下动员。向上动员方面，歙县人民政府动员上级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参与九砂村旅游转型发展。2020—2022 年歙县人民政府联合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黄山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连续三年在九砂村共同主办秋禧节，逐步将“九砂晒秋”打造成为文旅IP。向下动员方面，动员景区公司创新产品开发，因地制宜植入民俗表演、节事节庆、文创等旅游业态，开展创意艺术乡建，推出晒秋主题插画NFT 数字藏品。2021 年动员新安江百里大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完成九砂村新安江沿岸旅游氛围营造，2022 年动员黄山旅游集团将黄山文旅IP“黄小徽”导入文创中心，2023 年动员黄山供电公司以“+旅游”打造乡村电气化示范建设项目。
2.3 行动者网络构建
以歙县人民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对九砂村村委会、退捕渔民、旅游公司、游客等人类行动者和房屋、土地、乡土环境、人文风俗等非人类行动者进行征召、动员，最终形成一个多元异质行动者互动的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行动者网络，如图3 所示。考虑到目前退捕渔民“退得出”基本完成，后续生计政策将围绕“稳得住”和“能致富”的目标适时调整。随着退捕渔民生计资本的提升与结构优化、各类异质行动者的退出与进入等，该行动者网络也将持续响应并动态调整。
图3 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行动者网络示意图
九砂村退捕渔民就业转产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退捕初期，政府在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可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将九砂村退捕渔民就业转产引入正确的方向——渔旅融合。通过政府的征召与动员，将市场主体、村委会等行动者纳入网络，形成政府主导、市场配置、村集体参与、以退捕渔民为主体的可持续生计重构模式。在该模式中，政府制定就业、转产、社保、创业、金融等全方位生计政策，市场主体通过资金投入、生计资本征召，与政府、村集体共同推动退捕渔民生计资本内涵转变和结构变化，退捕渔民获得新的生计机会，旅游景区务工、经营民宿、售卖农特产品等多种转产形式促进了生计策略多元发展，九砂村退捕渔民生计获得感和满意度总体增强，生计结果朝着可持续方向迈进，但旅游化转译同时也产生了淡旺季和环境压力等新的脆弱性背景，如图4 所示（基于DFID 可持续分析框架）。
图4 九砂村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模式与机制示意图
上述模式揭示了九砂村退捕渔民在生计重构中的关键影响因素，但重构机制需要进一步识别各影响因素发挥的不同作用。总体上，九砂村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由政府政策、社会力量、基层自治能力和退捕渔民生计资本共同推动。
1）政府政策。作为关键行动者，政府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政府征召、动员全部门出台生计政策，并且镇、村积极配合、通力执行。二是整合多方资金，动员政府部门以及旅游公司将项目、资金导入九砂村。三是对于低生计、弱生计的退捕渔民，采用公益岗位安置、最低生活保障等形式兜底保障生计。
2）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是政府征召和动员的重要对象，也是政府力量外的重要补充。受政府性质的影响，政府无法直接通过市场化手段干预退捕渔民生计重构进程。需要借助更广泛的社会力量，通过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建共享，将退捕渔民生计资本导入市场化平台，发挥市场的需求集聚、资源配置、生产扩散等作用，提升生计资本附加值，推动可持续生计。
3）基层自治能力。基层自治能力对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具有整体效应，其强弱决定了退捕渔民上岸后生计重构能否具有持续“造血”功能，具体包括扩大生产能力、协调运行能力与成果共享能力。扩大生产能力表现为征召村集体资源获取租金、扩大旅游生产增加旅游岗位等；
协调运行能力包括与旅游公司商定收益分红比例、就业转产政策上传下达等；
成果共享能力表现在生态补偿共享、基础设施共享、人居环境共享等方面。
4）退捕渔民生计资本。退捕前渔民逐水而居、以水为家，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可用于捕捞的水域面积、兼业渔民承包的耕地面积等）和物质资本（渔船网具等捕捞工具拥有数量）占主导，并且由于退捕渔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人力资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此时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相对较小。退捕后渔民实现渔业生计到旅游生计的跃迁，在这一变化中系列生计政策使得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家庭年收入、有无贷款用于经营等）重要性凸显，物质资本内涵发生变化，同时退捕渔民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本中劳动力素质对旅游经营具有重要影响。退捕渔民生计资本的变化导致了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变化，并且与生计政策和脆弱性背景相互响应，最终外显为可持续生计重构。
4.1 结论
本文以歙县九砂村为案例地，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构建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行动者网络，揭示了退捕渔民上岸后的生计重构过程，提出了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模式和机制，结论如下：
1）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以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并且涉及村委会、退捕渔民、旅游公司等市场主体、游客等人类行动者和房屋、土地、乡土环境、人文风俗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关键行动者的征召、动员，最终形成多元异质行动者互动的可持续生计重构行动者网络。
2）在行动者转译过程中，政府制定出台就业、转产、社保、金融等生计政策全方位保障生计重构。市场主体通过资金投入、生计资本征召，与政府、村集体共同推动退捕渔民生计资本内涵转变和结构变化。并且伴随着生产资料向旅游资源转译，退捕渔民以多种形式经营旅游实现产业转型，促进了生计策略的多元发展，获得感和满意度得到提高，生计结果可持续性增强，但也产生了淡旺季和环境卫生压力等新的脆弱性背景，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配置、村集体参与、以退捕渔民为主体的典型产业融合型生计重构模式。
3）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由政府政策、社会力量、基层自治能力以及退捕渔民生计资本等因素共同推动。其中政府政策对其他因素具有引导作用，具体表现为优化、调整生计资本结构、提高基层自治能力以及吸纳多方力量。
4.2 展望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政策持续推进，“退得出”的目标基本实现，下一步生计政策将锚定“稳得住”和“能致富”的目标动态调整，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关系将发生变化，并推动行动者网络转换。在转换过程中，考虑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将由主导者向引导者转变，预计现有就业、转产、金融等保障性生计政策将转向设立投资门槛、制定业态准入、防控环境污染等管控型生计政策，以管控、引导社会投资与市场业态有序生长。因此，在后续相关研究中应当始终坚持动态视角，围绕上述变化与趋势，进一步地考察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网络的个体效应和生计政策的调节效应。
本文解析了旅游产业主导下的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模式与机制。但是，在退捕渔民生计重构实践中还存在当涂县“捕转养”现代渔业模式、余干县“入股分红+就业收入”现代农业模式等其他产业形态下的生计重构路径。不同产业背景下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如何响应、不同转产模式下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重构过程与机制是否存在差异，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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