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权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从语言学的视角看，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修辞的过程就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1］。基于“语言即资源”的观点，任何修辞活动都可视为一种经济活动。研究语言资源配置效率及其规律的学问，便是经济修辞学。
具体说来，经济修辞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基于经济的原则有效配置语言资源的科学，它的基本任务是探讨语言资源配置有效性的种种规律，总结语言资源有效配置的相关原则，研究种种语言资源在不同语言使用情境下的不同价值，为语言表达者在言语交际中顺利实现其特定目标预期提供理论指导。由此可见，探讨语言资源配置有效性的种种规律，总结语言资源有效配置的相关原则，研究多种语言资源在不同语言使用情境下的不同价值，是经济修辞学关注的三个主要内容。
根据我们对古今汉语修辞实践的调查与分析，发现修辞作为一种语言资源配置的经济行为，并不是任意的、随性的，而是基于一定的原则。不过，我们都知道，原则有多种。尤其是修辞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过程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资源配置过程，是需要应合特定的题旨情境，朝着既定的修辞目标预期而努力的。因此，在语言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修辞主体（表达者）所要遵循的原则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不论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多么复杂，修辞主体（表达者）所要遵循的原则有多少种选择，都不能放弃三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增量达标”原则、“减量达标”原则和“调控适变”原则。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2］4。经济学研究之所以强调资源的稀缺性，是因为只有稀缺的资源才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以之生产出来的商品才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而只有将具有较高使用价值和广泛社会需求的商品投入社会消费（即“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才能获得较高的利润回报。这个利润回报，正是商品生产者配置稀缺资源用于商品生产所要追求的经济效益。
无庸讳言，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其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与其弟子威廉·诺德豪斯的观点，“经济效益（economic efficiency）要求在给定技术和稀缺资源的条件下，生产最优质量和最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2］5。可见，经济学上所讲的经济效益，就是以最少的稀缺资源（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非物质的技术不仅是稀缺资源，有些甚至是最稀缺的资源，如芯片技术）配置而博取最大的利润。也就是说，投入的成本（即“给定技术和稀缺资源”）与产出（即“最优质量和最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之间要有较大的“价值变现”差距，这个“价值变现”差距就是获利空间。按照经济学家的普遍观念，获利的空间越大，就表示经济效益越好。
前已述及，修辞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语言资源的配置行为。既然是资源配置，那么就有一个资源配置的效益问题，也就是投入的成本（即语言资源配置的数量）与产出（即修辞效果的等次）的匹配度问题。如果修辞主体（表达者）以最少的语言资源配置，而臻至修辞效果最优化的表现（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念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那么应该视其语言资源配置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A+）；
如果修辞主体（表达者）以适量的语言资源配置，而臻至较优化的修辞效果（如“讲清楚，说明白”），那么应该视其语言资源配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A）；
如果修辞主体（表达者）以较大的或超量的语言资源配置，而只取得了“讲清楚，说明白”的修辞效果（C），或是还没有达到“讲清楚，说明白”的修辞效果，那么应该视其语言资源配置没有经济效益（C-）。
不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以上三种假设都是基于普通经济学的视角。如果基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以上三种假设中的第三种就要另说了。因为，经济修辞学是一门基于经济原则而探讨语言资源配置有效性规律的学问，它研究语言资源的配置规律，并不像经济学研究那样，将“利润最大化”（即以最少的资源配置而博取最大的利润）作为判定经济活动成效的唯一标准，而是以修辞效果的终极目标预期的实现为唯一标准。因此，它既重视研究如何以最少的语言资源配置而取得修辞效果最优化的规律，也重视以适量的语言资源配置而取得修辞效果较优化的规律，另外还重视研究在特殊情境下如何以较多或超量的语言资源配置而实现其达意传情终极目标预期的规律。本文论述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首先要讨论的“增量达标”原则，说的就是这最后一种情况。
“增量达标”作为经济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涵义是指经济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交际活动中，紧密围绕说写表达的题旨或主题，密切配合当时交际的特定情境（包括经济修辞受体的角色身份、受教育背景、文化程度、职业、爱好、性格特点、心理倾向，以及交际的时机，即说写当时的时间、地点），以较多的语言资源配置，将所要传达的情或意表达得极其清楚明白，让经济修辞受体（接受者）不会产生丝毫的误解；
或是以超量的语言资源配置，迂回曲折地将所要传达的情或意渐次展露出来或是暗示出来，让经济修辞受体（接受者）自己思索体会，对其所要传达的情意予以深切理解，或是对其“微言大义”思而得之。
“增量达标”原则，从普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虽然有违“以少博多”（即以最少的资源配置博取最大的收益利润）的经济规律，似乎是不讲经济效益（即语言资源配置的修辞效果最优化），但却可以保证达意传情的终极目标预期（即所传之情、所达之意为接受者欣然接受）顺利实现。因此，从经济修辞学的观点来看，这也算是取得了经济效益。虽然算不上是最大的经济效益（修辞效果最优化），但起码也算是一种收支平衡、投入与产出相符的较好结果。因为语言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资源配置，事实上不同于一般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一般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为了实现“以少博多”（即“以最少的资源配置博取最大的收益利润”）的目标，配置的资源多半是稀缺资源。因为唯有稀缺资源，才有可能生产出最具价值、最有广泛消费需求的产品，从而获取最大利润。而修辞活动中的资源配置，终极目标只是为了达意传情，配置的资源是语言（包括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这种资源是配置者通过自幼的“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或者后来的“语言学得”（language learning）就能获取的，并不是什么稀缺资源。也就是说在言语交际中，我们在修辞文本建构中，多说一句话，或多写一个字，并不会有“入不敷出”或曰“收支不平衡”的感觉。因此，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交际活动中，无论是重在“积极修辞”，还是重在“消极修辞”时，都会为了臻至“讲清楚，说明白”的修辞境界，为了使所达之意、所传之情没有一丝的歧义，不让接受者产生丝毫的误解或错解，而重视“增量达标”原则的运用。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各位老同学，本周六（5 月13 日）到杭州的高铁票已经统一买好了，是早上8：00 发车的G817。因为乘车地点是在虹桥火车站，离市区比较远，需要提前出发。根据先前的商定，我们四人合叫一部出租车前往虹桥火车站。集合地点在复旦大学正门（邯郸路220号），上车时间为周六（5月13日）早上7点。请各位老同学准时到达，勿误车程。
这是一则微信通知，内容是相约乘车去杭州春游。发通知的是一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公司职员，准备跟他一起乘车去杭州的三位老同学就是他当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他们约定，趁着周末闲暇去杭州春游，同时跟在杭州工作的昔日同窗聚会。从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的视角看，这则微信通知将有关车次、发车时间、上车地点、集合地点与时间等关键信息全部交待清楚了，无一缺漏，也无一丝一毫的歧解，可谓达到了“讲清楚，说明白”的境界。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则微信通知在语言资源配置上显得有些靡费，并不符合“以少博多”（即以最少的语言资源配置实现修辞效果最优化）的经济原则。因为这则微信通知事实上是可以写得更精炼些的，也就是说在语言资源配置上可以更节约些。如果写成：“周六去杭州的高铁票已买好，车次G817，早上8 点虹桥火车站上车。早上7 点复旦正门集合，打车去虹桥。”那么就能少写很多字，也不影响通知内容的理解。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它可以视为语言资源的“适量配置”，算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相比较而言，上述的微信通知就显得字数过多，诸如“本周六”的括注“5 月13 日”和“复旦大学正门”的括注“邯郸路220 号”，以及诸如“因为乘车地点是在虹桥火车站，离市区比较远，需要提前出发”之类的说明语，以及“请各位老同学准时到达，勿误车程”之类的叮嘱语，似乎都是语言资源配置上的靡费。其实并不然。因为通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讲清楚，说明白”，要让看通知的人获得全部必要的信息，没有丝毫的疑问点。比方说，“本周六”的括注“5月13 日”，就不是羡余信息，而是必要信息。括注形式虽是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但对信息接受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记得住几月几日，而记不住是周一周二；
也有人记得住周一周二，但记不住几月几日。因此，通知中增加括注对于信息传达的终极目标预期的顺利实现是有利的。又比方说，“复旦大学正门”的括注“邯郸路220 号”，也不是羡余信息，而是必要信息。因为复旦大学有四个校区（邯郸、江湾、枫林、张江），每个校区都有一个正门，注明是“邯郸路220 号”，既交待清楚了校区，也告知了具体的门牌号，集合的地点就完全没有疑问了。再比方说，“请各位老同学准时到达，勿误车程”之类的叮嘱语，看似没有提供任何信息，似乎是羡余之语，其实不然。因为这句话放在通知的末尾，有“马尾巴上放鞭炮”的“最后一击”作用，对于那些有拖延症或时间观念不强的人具有很直接的提醒作用。可见，这则微信通知在语言资源配置上遵循“增量达标”原则是可取的，因为它通过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实际上就是多写几个字而已）顺利实现了通知的终极目标预期（保证众人准时乘车到达杭州）。因此，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看，这则微信通知的写作是成功的。
其实，不仅是书面表达中有时需要遵循“增量达标”原则，口头表达中需要遵循“增量达标”原则的时候更多。比方说，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有事要求托别人帮忙。为此，我们就需要跟对方沟通交流。一般说来，求人帮忙而跟人沟通交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式，二是间接式。直接式就是直道本心，将要求托的事直接说出来，不作铺垫，不绕弯子，开门见山，开宗明义。如买房钱不够，跟朋友求助，说：“借我20 万，我买房首付不够”；
老人买了袋米，拎不动，见到一个小伙子，说：“小伙子，帮我拎一下米”。间接式就是先不说正题，而是跟对方说些跟正题无关的话，如天气、身体、家庭、足球、音乐、电影等对方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再转入正题，提出求托的事项。如同样是买房钱不够，跟朋友救助，先询问一下对方的近况，表示关心之意，接着回忆一下昔日的往事与彼此的情谊，博一博感情；
再说说自己目前的近况与困境，最后再提出借钱的要求。如同样是老人想让不相识的小伙子帮助拎米，可以先跟他打个招呼，接着夸一夸他长得精神帅气，最后才提出请他帮助拎米的要求。这两种求托方式，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看，前一种属于语言资源的“适量配置”，后一种属于语言资源的“增量配置”。单从语言资源配置本身来看，前者投资成本小，符合“以少博大”的经济原则；
后者投资成本大，不符合“以少博多”的经济原则。但是，就最终结果而论，前者可能很难实现其目标预期，而后者则很可能实现其目标预期。因为求人办事，先嘘寒问暖，谈天说地，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虽然不是相关投资，但也并不是无效投资，而是一种潜在投资，属于感情投资的性质，能为最终的目标预期实现奠定基础，类似于经济活动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性质。这一点，只要我们有一点社会生活经验，都是能够了解的。可见，在日常语言表达中，遵循“增量达标”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而增量配置语言资源（也就是多说几句话，多写几个字而已），对于实现言语交际的终极目标预期是有积极效果的。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种积极效果就是语言资源“增量配置”的经济效益。
前文我们说过，“增量达标”原则的运用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以较多的语言资源配置，将所要传达的信息（包括情或意）传达得极其清楚明白，让接受者（经济修辞受体）不会产生丝毫的误解，如上面我们所举的微信通知。第二种是以较多或超量的语言资源配置，迂回曲折地将所要传达的信息（包括情或意）渐次展露出来，如上面我们所说的借钱而先博感情的例子。第三种以较多或超量的语言资源配置，婉约迂回地将所要传达的信息（包括情或意）暗示出来，让接受者（经济修辞受体）自己思索体会，对其所要传达的情意予以深切理解，或是对其“微言大义”思而得之。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成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鲁迅《范爱农》）
上面这段文字，“意在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所谓的革命者不久都蜕化变质了”［3］40。其中，“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是一个运用了“折绕”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它十分辛辣地讽刺了民国新政府的官员腐败堕落之快。这个修辞文本所表达的实际语义，按语言资源“适量配置”的原则，可以写成：“进入新政府的官员没几天就腐败堕落了”，只需一句话17 个字就表达清楚了，完全不需要用三句话共31 个字。如果作者鲁迅真的这样写了，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确实在语言资源配置上符合了“以少博多”的经济原则；
但是，从审美的视角看，文字的审美价值就大打了折扣了。因为文本在表达上缺少了含蓄婉转之美，思想内涵的展露失之直白，作为文学作品，接受者就没有了“二度创作”的空间，耐人寻味的文学情趣荡然无存。相反，遵循“增量达标”的原则，通过增量配置语言资源（即以“折绕”手法建构修辞文本），使语义的表达显得曲里拐弯、迂回含蓄，就能大大激发出接受者（读者）破译其表达真意的积极性，使其经过努力解读出文本真意后，从心底自然生发出一种成功的心理快慰，从而“加深对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的印象和对文本主旨的深刻理解认识——即表达者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痛心疾首之情”［3］40。可见，鲁迅遵循“增量达标”原则，通过增量配置语言资源而建构的折绕修辞文本实现了其修辞的终极目标预期。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看，可以说取得了理想的经济效益，使所建构的折绕修辞文本在语言资源配置与修辞效果实现之间得到了很好的平衡，既使所欲表达的思想情感深藏不露，又使读者在阅读接受时有了回味咀嚼的空间，“客观上大大提升了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3］40。
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关资源配置的问题，尤其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因为经济学家们都认为，“相对于需求来讲，物品总是稀缺的，面对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一个经济体系必须决定如何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它必须在物品的各种有可能的组合之间进行选择（生产什么），在不同的生产技术之间进行选择（如何生产），最后还必须决定谁消费这些物品（为谁生产）”［2］10-11。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与其弟子威廉·诺德豪斯曾明确指出，要回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每个社会必须就经济的投入和产出做出选择”［2］11。为此，他们对“投入”与“产出”的概念内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指出：“投入（inputs）指的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物品或劳务。一个经济体使用其现有的技术将投入转换为产出。产出（outputs）是指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各种有用的物品或劳务，它们可以用于消费或进一步生产。”［2］11并以一块比萨饼的“生产”为例予以具体说明：“鸡蛋、面粉、热能、比萨饼烤炉和厨师的熟练劳动等是投入，而可口的比萨饼则是产出。在教育中，老师的时间、教室和实验室、课本等是投入，而有知识、能干、高收入的公民则是产出。”［2］11经济学之所以重视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目的就是要探讨如何以最小的稀缺资源配置博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也就是如何以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追求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产出。
经济修辞学的研究也讲资源配置，但经济修辞学所讲的资源是指语言资源，是人类社会自己的创造，是社会全体成员约定俗成的产物，每一个生活于特定社会中的人都可以通过“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而获得，并不像经济学所讲的资源那样具有稀缺性的特质。比方说，稀土、锗、镓、宝石、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它们的数量与产量都是有极限的，也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用尽，就再也没有了，是用一次少一次。至于地球上的一些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如大熊猫、藏羚羊、丹顶鹤等）和珍稀植物（如桫椤、银杉、对开蕨等），情况也是如此，是见一次少一次。先进工艺、芯片等高科技产品，虽然是人类的创造物，但创造的过程非常艰难，创造本身也具有极限性，自然也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正因为这些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一旦配置到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就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但是，它是可以通过习得而自然获得的。而且一旦获得（即对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的掌握），就可以无限地运用下去，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也就是说，语言虽是有用的资源，但并不是稀缺资源。正因为如此，日常语言表达中，往往会出现语言资源“增量配置”的现象，上面我们已经举例作了论述。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语言作为一种资源虽然不具有稀缺性，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节制地消费语言资源。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的过程就是一个语言资源的配置过程。尽管语言作为一种资源并不具备稀缺性，但是一旦配置到特定的语境中，就能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对交际活动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预期产生重要影响，就像是经济活动中通过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实现一定的经济效益一样。换句话说，语言资源虽然不具有稀缺性，但修辞既然是一种语言资源的配置行为，那么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就要考虑成本投入与结果产出的问题，也就是要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具体说来，就是要求修辞者（表达者）遣词造句时对语言资源的配置要符合经济原则，应该追求以最少的投入博取最大的利润，即以最少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最丰富的内涵，传达出难以尽言的情或意，让人思而得之，味之无穷，不仅可以心领神会其用意，而且还能由此获得一种审美享受。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修辞者就必须遵循经济修辞的“减量达标”原则。
“减量达标”作为经济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涵义是指经济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交际活动中，紧密围绕说写所要表达的题旨，依靠说写当时特定的情境，以少于正常表达“讲清楚，说明白”所需的语言资源配置，将所要传达的情或意含而不露、言而不尽地呈现出来，让经济修辞受体（接受者）依靠自己的知识经验及语境的帮助而心领神会。
“减量达标”原则，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最符合“以少博多”（即以最少的资源配置博取最大的收益利润）的经济规律，是最讲经济效益的。因为它以不足量的语言资源配置，实现了修辞效果最优化（表情达意之外别具一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审美情趣）的终极目标预期。正因如此，“减量达标”原则历来深受人们重视，尤其是深受中国历代文人的青睐，在他们建构修辞文本时都将之奉为圭臬。因为依据这一原则建构出来的修辞文本，一般都能臻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修辞境界。下面我们来看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紫鹃忙了，连忙请人叫李纨，可巧探春来了。紫鹃见了，忙悄悄的说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吧。”说着，泪如雨下。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都散了。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刚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紫鹃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渐渐冷了。（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程乙本第98回）
上引这段文字是写林黛玉临终前的一个情景。小说中的林黛玉深爱着贾宝玉，贾宝玉也深爱林黛玉，但是薛宝钗也深爱着贾宝玉。这样，不仅造成了林、薛两人之间的矛盾，也使贾宝玉陷入了困境。最终，贾宝玉在贾府大家长的安排下与薛宝钗结婚。林黛玉得知消息后，一病不起，在贾、薛完婚之日含恨死去。她临死前说的一句话，就是其无比愤恨、无比悲伤的心声。“宝玉！宝玉！你好……”表面上只是林黛玉的临终之言，实际上是小说作者有意建构的一个“留白”修辞文本，意在刻画林黛玉孤苦无依的形象与对贾宝玉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你好……”一句，“‘好’字后面没说完的话，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根据黛玉和宝玉他们极深切的爱情关系，黛玉要说的可能是：‘宝玉！你好狠心！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痴情！’也可能是：‘宝玉！你好糊涂！你平时那么聪明机灵，怎么现在却那么容易受人家的愚弄和哄骗！你难道真的把宝姐姐当成了你的林妹妹？！’还可能是：‘宝玉！你好’的‘好’字后面本来就是‘无声胜有声’：既包含有她对宝玉深沉的爱，更有对宝钗在‘爱情上的胜利’所产生的嫉恨和陷痛。等等。”［5］47人们读《红楼梦》至此，之所以都会掩卷长思而无限感伤，究其原因是林黛玉的这句临终之言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让人有一种味之不尽的感觉。而这正是读者发挥“二度创作”的空间所在，也是作品审美价值得以提升的表现。可见，小说作者让林黛玉临终之前只说半句话，是一种极高明的语言资源配置策略，取得了“以少博多”的经济效益（以最少的文字表达出了最丰富的内涵与最复杂的情感，写尽了林黛玉内心无限的悲伤与愤恨之情）。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30年代初，中国著名戏剧史研究家赵景深先生在上海创办《青年界》杂志，向老舍索稿，发去一封信，信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然后画了个圈儿把“赵”围住。意思是：老赵被围，请速发救兵。
当时老舍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院长，收信后，立即寄去了2 000 多字的短篇小说《马裤先生》，并附上了一封非常幽默的信：
景深兄：
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呔！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多个，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
正是：旌旗明日月，杀气满山头！
祝吉∞
弟舍予鞠躬
上面这则故事，见载于段名贵所编《名人的幽默》中，题曰《赵景深索稿》。故事中索稿者赵景深与被索稿者老舍，都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文人。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赵景深， 1922 年毕业于天津棉业专科学校，后来却从事创作、翻译。20 世纪40 年代接受郑振铎的建议，转而专治中国古典戏曲，卓然有成，28 岁即成为复旦大学教授。他做复旦教授，开设古典戏曲研究课程，不是一般学究式的从理论到理论， 而是既讲又唱且做，真是讲唱做俱佳。他有时上课讲着讲着，突然爬到桌子上，唱了起来。他不但自己会唱 20 多种地方戏曲，全家人也都会。据他的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平回忆说，20 世纪50年代，为使中文系学生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感性的认识，他曾多次亲率‘赵家班’在复旦相辉堂粉墨登场，搬演 《长生殿》、《 邯郸记》等折子戏。自己演唐明皇，夫人扮杨贵妃，一时轰动复旦园。中国学术界研究古典戏曲能唱做俱佳者，实是凤毛麟角。这还不算，他的学术研究成就则更大。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会会长、中国俗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其在中国古典戏曲与俗文学研究方面独一无二的地位，是无人不知的。”［6］143-144至于老舍，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已是中国著名作家了。赵景深作为《青年界》的主编，尽管当时也算是文坛名人，同时又是复旦大学教授，“他为自己创办的《青年界》杂志约稿不成问题，但是要约到像老舍这样层级的作者之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众所周知，老舍在20世纪30 年代在中国文坛已经是相当具有知名度的大作家了，同时又在大学兼有教职，可谓是集名人与忙人于一身。因此，一般情况下要约他的稿，并要他立即提供稿源，恐怕是没有可能的。然后，赵景深只有一个字外加几个线条的一封信，却让老舍立即提供了稿件，而且还附了一封非常幽默的回信”［7］63-64，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坛佳话。这个佳话的创造，其实靠的就是语言资源的巧妙配置，遵循的是“减量达标”原则。如果按照常规，足量配置语言资源，也就是中规中矩地将约稿的原因写清楚、写明白，肯定不能让老舍打内心敬服，更不可能让老舍激赏其索稿信，而立即欣然应允，将仅有的一篇小说给了《青年界》，并且还在百忙之中拨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幽默风趣的书信奉上。可见，“减量达标”原则在语言资源配置中的运用，有时是能够创造出奇迹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
窃国大盗袁世凯，做了仅仅83天的短命皇帝便一命呜呼，四川有位名教授撰联“挽”之：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
教授的亲友和学生看了，都很惊奇：教授平日作联，非常严谨，怎么这副挽联上句五个字，下句六个字？百思不解，便去请教。教授含笑反问：“你们说袁世凯对得起中国人民吗？”大家异口同声：“对不起。”教授便道：“这就是了，我写的不正是这样吗？”大家细看字面，才恍然大悟。原来“千古”和“万岁”相对，而“袁世凯”却“对”不起“中国人民”，因为少了一个字。这个“对不起”并没有出现，而是隐含在上下联字数的参差不齐中，需要细细揣摩、联想、推断……（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5］82-83）
上述故事中四川教授的“挽联”，之所以在文坛传为佳话，为他的亲友与学生所折服，究其原因就是他在作“挽联”时，不按常规遣词造句，故意违反对联（挽联往往采用对联的形式，讲究对仗工整）的句法规约，让相对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在字数上不等，从而衍生出言外之意，让人始料不及、味之不尽，产生了奇特的修辞效果。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就是“减量达标”原则在语言资源配置上的创造性运用，取得了“以少博多”的经济效益（即通过少配置一个字而在“不著一字”中实现了对袁世凯极大讽刺的目标预期）。
上文我们反复强调，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因此在修辞活动中，如何配置语言资源，并没有一个可以“依样画葫芦”的现成模式。修辞主体（表达者）要想顺利实现其终极修辞目标预期，往往需要紧扣说写表达所要凸显的主题或主旨，密切应合说写表达当时的特定情境，有效配置相关的各种语言资源，包括语音资源，如汉语中的声母、韵母、声调，双声字、叠韵字、叠音字，等等；
词汇资源，如汉语词汇库中存量巨大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词，以及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等；
语法资源，如汉语表达中的各种句式，如肯定句、否定句，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把字句、被字句，等等；
修辞格资源，即各种有表现力的表达式或表达方法，如比喻、借代、对偶、排比、互文，等等。在配置这种种语言资源时，有时需要遵循“增量达标”原则，有时则需要遵循“减量达标”原则，一切都要根据说写表达所要应合的题旨情境而随机应变，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关于这一点，上面我们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
其实，在修辞活动中，我们基于经济学原理进行语言资源配置时，不仅要重视“增量达标”原则和“减量达标”原则，还应该重视“调控适变”原则。它是经济修辞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经济修辞学研究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内容。
“调控适变”作为经济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涵义是指经济修辞主体（表达者）为了实现交际的终极目标预期，在语言交际活动中，紧扣说写所要表达的主题或主旨，密切应合说写当时的特定情境（包括上下文语境与接受者的心理变化等），随时调控语言资源配置策略。相关语言成分，前文因故不得不省略的，则于后文适当位置予以补足；
某些微妙语意的展露，若采用否定表达而有负面联想，则改为肯定表达；
某种负面情绪的宣泄，若直陈明言不便，则改为婉词曲说，等等。总之，要极尽语言资源配置的可能性，抵达“修辞可能性边界”（即达意传情效果最优化表现）。
为了加深对“调控适变”原则的理解，下面我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
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这没骨气的无耻文人！
上引文字是话剧中的三句台词，是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新编历史剧《屈原》中女主人公婵娟痛斥男主人公宋玉的。其中，“‘你这没骨气的无耻文人’一句，原作‘你是没骨气的无耻文人’。经过作者精益求精的推敲，才把判断词‘是’改成指示代词‘这’”［8］125。原作与改作，虽然在语言资源配置上仅是一字之差，但所抵达的“修辞可能性边界”（即达意传情效果最优化表现）却大有差异。因为原作“你是没骨气的无耻文人”，从表意层面看，是一个判断句；
从语气上看，属于陈述句；
从句法结构上看，属于主谓句。而一般说来，“陈述句的语气都较平缓，所显示的感情色彩也不是太强烈”［3］363。很明显，婵娟痛斥宋玉的话，若以表陈述语气的判断句“你是没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呈现，势必“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旨——显示婵娟对宋玉无耻行径的极度愤慨之情——不相匹配”［3］363。而改作“你这没骨气的无耻文人”，从表意层面看，是非判断句；
从语气上看，属于感叹句；
从句法法结构上看，属于非主谓句。而一般说来，“感叹句多能表达比较强烈的情感，非主谓句由于在结构上不能分析出主谓宾等结构成分，句子叙述的起点终点不能区分出来，也就没有叙述的焦点与非焦点之别，因而整个句子都成了叙述的焦点，再加上指示代词‘这’的指示，‘没骨气的无耻文人’句中的‘没骨气’‘无耻’两个修饰语都同时得到了强调。这样，剧中所要表现的主人公婵娟对反面人物宋玉的愤恨、轻蔑之情都达到了最高点。由此也将观众或读者的情绪带动起来，产生的接受效果自然也更好了”［3］363。可见，郭沫若所拟婵娟台词，原作“是”与改作“这”，虽只是判断动词与指示代词的转换，属于语言资源配置中一个小小的调控行为，但却适应了剧中人物婵娟情绪宣泄的需要，实现了作者剧本创作的终极修辞目标预期，直抵作者剧本文字修改的“修辞可能性边界”（即达意传情效果最优化表现）。
上面所举是剧作家虚拟的口语表达之例，下面我们再来一个现实语言生活中真实口语表达的例子：
民国十五年十月三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漪澜堂举行婚礼。五四时代的名流几乎全部到齐，成为二十世纪文坛上最引人瞩目的婚礼。证婚人是梁启超先生，徐志摩对他的老师极为崇敬爱戴。曾经说：“先生之文章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首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之人，无不攘胜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
梁启超对徐志摩却是既爱又怜，对徐志摩的宗教信仰——爱、自由、美，不以为然却又无可奈何，勉强被拉来作证婚人，微笑着说：
“我的学生徐志摩，什么都好，就是不该找我当证婚人，希望不要再有下回了！”（沈谦《徐志摩的宗教——爱、自由、美》）
上述这则故事所涉及的三个主人公，是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他们的故事也是很多人都津津乐道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浪漫爱情故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尽人皆知的。梁启超的为人与学问，则更是大多数中国人都了解的。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很赏识徐志摩的才华，并为有这样一个学生而骄傲，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梁启超是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虽然思想颇为开明，但多少还有点封建士大夫的意识，因此对于男女结婚离婚之事还没有彻底解放到可以随便的程度。因此，对于学生徐志摩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而与有夫之妇的陆小曼结婚，他是打心底不赞同的。因此，当徐、陆最终冲破各种阻力而结合，并公开举行婚礼时，作为主婚人的梁启超就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7］146，于是就在婚礼上说了一番让当时在场所有嘉宾乃至整个文人社会都非常震撼的话。这番话虽然只有三句：“我的学生徐志摩，什么都好，就是不该找我当证婚人，希望不要再有下回了”，但却非常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因为这三句话表面上是说给当事人徐志摩听的，实际上也是说给另一个当事人陆小曼以及参加婚礼的所有人听的，“它既表明了他对徐、陆婚姻的态度，也表达了对徐志摩的希望；
话中既有赞扬，也有批评。但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语义明晰，态度明朗，没有任何的含糊”［7］146。从言语交际的视角看，“这种话由梁启超以老师的口吻说出来，尽管是在婚礼上，但丝毫不使人觉得有什么不妥或曰不得体，直接受交际者徐志摩与陆小曼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不快，因为晚辈接受长辈的教训乃是理所当然；
间接受交际者，即所有参加婚礼的来宾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徐陆联姻，听了都会觉得痛快淋漓，觉得梁启超是个坦荡真诚的君子与仁厚有德的长者，打心眼里敬佩他的正直”［7］146。
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看，梁启梁的证婚词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可以遵循“增量达标”原则，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人为善，多说好话，在遣词造句时增量配置相关语言资源，说：“今天是我的学生徐志摩与陆小曼女士结婚的大喜之日，徐志摩邀请我来担任证婚人，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值此婚礼之际，我祝愿二位新婚快乐，夫妻琴瑟和谐，白头偕老。”如果这样表达，作为婚礼致词，可谓是面面俱到，而且显得很得体。但是，这并不符合致词者的本意。因为梁启超作为徐志摩的老师，从本心来说并不赞成徐、陆联姻，认为徐志摩拆散陆小曼与王赓的家庭是不道德的，所以他才不愿意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并给他们当证婚人。尽管最终还是来了，但那只是碍于师生之谊而已。因此，让他违心地说一大堆好话，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梁启超也没有这样说。第二种说法，可以遵循“减量达标”原则，基于人伦规范，考虑到人情世故，在遣词造句时减量配置相关语言资源，说：“祝徐志摩与陆小曼女士婚姻幸福，白头偕老。”如果这样表达，除了给人以一种致辞太过简单的印象外，基本上没有表达出对徐、陆联姻的否定态度，反而给不知就里的人一种印象，认为致词者认同了徐、陆联姻，并表达了祝福。因为联姻的当事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名字都明白无误地交待了，祝福的话“婚姻幸福，白头偕老”也说出来了。事实上这不符合致词人梁启超的本意，所以他没有这样说。第三种说法，可以遵循“调控适变”原则，基于致词者是当事人老师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实话实说，在遣词造句时适量配置相关语言资源，像故事中的致词者梁启超所说：“我的学生徐志摩，什么都好，就是不该找我当证婚人，希望不要再有下回了！”尽管这话说得非常直白，但毕竟还是给了当事人徐志摩面子，没有破坏婚礼的气氛，可谓在“修辞可能性边界”实现了达意传情的最佳效果。因为第一句话：“我的学生徐志摩，什么都好”，用的是肯定句，表面是在夸当事人徐志摩，似乎要凸显一种正面的情感态度。其实并不然，它是绕着弯子批评当事人徐志摩用情不专、见异思迁，是一种典型的明褒暗贬说法。第二句话：“就是不该找我当证婚人”，用的是否定句，好像是在说自己不够格当证婚人，负面的情感态度是指向自己。其实并不然，它是曲里拐弯地暗示当事人徐志摩，他不愿意为这桩不道德的婚姻背书，而不是说自己不够格当证婚人。可以说，前两句既将致词人梁启超的本意真心表达了出来，同时又给了当事人徐志摩面子，可谓达到了修辞伦理“真”与“美”的完美统一。第三句话：“希望不要再有下回了”，用的是祈使句，表面是对当事人徐志摩声色俱厉的警告（即劝告当事人结婚之后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不能再见异思迁，中途再出状况），实则是要凸显对当事人徐志摩“爱之深，责之切”的关爱之情。除此，还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这就是这三句话中始终没有出现婚礼的另一当事人陆小曼的名字，这是有很大玄机的。因为按照常理，既然是为人证婚，就理应提及婚礼当事人双方的名字。不提双方的名字，或是只提一方的名字而不提另一方的名字，都是意味不认同当事人的联姻行为。可见，梁启超刻意在婚礼致词中规避陆小曼的名字而不使其出现，是一种语言资源的调控行为，是一种否定情绪的表达。因此，我们认为，梁启超的这三句话的婚礼致词看似简单，实则内里大有乾坤。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看，是遵循“调控适变”原则的典范，是高明的修辞文本。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个书面语表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
一上了滇缅公路，便感到战争的紧张；
在那静静的昆明城里，除了有空袭的时候，仿佛并没有什么战争与患难的存在。在我所走过的公路中，要算滇缅公路最忙了，车，车，车，来的，去的，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到处都是车！（老舍《滇行短记》）
上引文字是写滇缅公路繁忙景象的，是作者“写于1941 年至1942 年，正是抗日战争最吃紧的时候”［3］209。当时，“中国的抗战物资和国际援助都靠滇缅公路。杨者圣《和平将军张治中》一书说：‘抗战时期，东部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大后方的国际通道，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3］209作者为了强调滇缅公路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国际物资运输大通道的繁忙景象，特意以“反复”手法建构了一个修辞文本：“车，车，车，来的，去的，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到处都是车”。通过“三个‘车’字连续而下，在表达上，强烈地凸显了滇缅公路上的车多车挤的真切情状；
在接受上，三个‘车’字连现，使接受者在文本解读接受时受到强烈的刺激，自然引发起其注意，进而加深了对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的印象和理解，达成与表达者情感思想的共鸣——即深切体认到滇缅公路在抗战时期特殊的重要性”［3］209。从经济修辞学的视角看，作者建构的这个反复修辞文本，表面上是遵循了“增量达标”原则（三个“车”字的反复出现，是明显的语言资源增量配置），实际上是遵循了“调控达标”原则。因为“来的，去的，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六句都各自隐含了一个“车”字，正常的表达应该是：“来的车，去的车，走着的车，停着的车，大的车，小的车”。为了实现既要强调滇缅公路车多的语意印象，又要达到文字简洁灵动的效果，作者在语言资源“车”字的配置上进行了调控，先在文本的开头部分让“车”字连续出现三次，然后接下来的六句则采取“承前省略”的方法，将六个作为中心语的“车”字统统省去，然后再在最后一句“到处都是车”中让“车”字再次出现，以此跟文本开头的三个“车”相呼应，提醒读者这中间的六句也都有“车”，于是读者的脑海中就有了连续铺排的十个“车”字。这样，既进一步强化了文本所要强调的滇缅公路车多车挤的语意印象，又使文本的文字表达显得简洁灵动，大大提升了文本的审美价值。可见，作者老舍的这个反复修辞文本突破了常规的反复修辞文本建构模式，在“修辞可能性边界”实现了修辞效果最大化的目标预期。
下面我们再来看书面语表达的第二个例子：
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上引文字是“鲁迅为纪念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因参加北平学生游行抗议活动，而在北洋政府门前被守卫士兵枪杀的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而写的一篇散文的片断”［3］168。
其中，“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二句，“从语法上分析，是其后句‘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的主语；
而从修辞上分析，这二句则是一个典型的互文修辞文本。因为这二句要表达的真实语义，说全了就是：‘中国军人和八国联军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和武功，八国联军和中国军人的惩创学生的武功和伟绩’。由于说全了，句子过长，影响阅读接受效果，所以作者选择运用了互文手法，建构了‘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这个互文修辞文本，有意将修饰语‘中国军人’‘八国联军’与中心语‘伟绩’‘武功’（皆为反语）交错配置在前后二句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既缩短了句长，造就了一种形式齐整、文约义丰的效果，又让读者阅读接受时有了深思回味的空间，从而有力地提升了文本解读接受的审美价值”［3］168。可见，这里作者是通过“互文”修辞手法的运用在“修辞可能性边界”实现了修辞效果最大化的目标预期。
“经济修辞学”的概念，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就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9］。但是，“真正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修辞活动的经济修辞学并未产生”［10］。西方学术界所说的“经济修辞学”，“亦称‘修辞经济学’、‘经济话语’、‘经济辩术’乃至‘经济谎言’，研究经济学家如何巧妙利用经济‘话语权’‘说服’同僚或政客接受某种经济学说，以达到某经济目的或政治目的”［9］。可见，“西方学术界所说的‘经济修辞学’，只是研究经济学家的‘话术’，并不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修辞本体问题，并不涉及如何配置语言资源而实现特定的修辞目标预期”［10］。而在中国学术界，迄今为止更未见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修辞学的研究。基于此，“为了顺利展开经济修辞学的研究，使经济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早日形成，我们第一步需要做一些基础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对跟经济修辞学相关的一些重要概念作出清楚明确的界定”［10］，对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进行系统阐述。这样，“后续相应的研究工作才能展开，相关的论述才能顺理成章”［10］。
本文对经济修辞三个基本原则所作的以上论述，只是为奠定经济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框架而做的基础工作之一，目的是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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