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群 代 飞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老龄化提速、劳动生产率下降、二八财富分配效应扩大等结构性因素以及新冠疫情蔓延、逆全球化回潮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大了企业风险防控压力。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点的激增，资本市场中愈来愈高的系统性风险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在此背景下，伴随着“资产荒”的延续和政策释放的驱动逻辑，我国进入新一轮债务违约风险集中发酵阶段。例如：华夏幸福、绿地再违约事件；
花样年、佳兆业、恒大集团等房产企业陆续暴雷。一系列违约事件的爆发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公司债务违约现象的高度关注。目前，关于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在宏观层面，债务违约风险主要受财政政策干预、金融经济波动和宏观审慎监管等一系列市场和政府主体行为的影响。例如：在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纵向一体化会增加债务违约风险，而在宏观经济下行时，横向一体化更容易增加债务违约风险（李亚超和鲍晓静，2020）。在中观层面，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主要受内部控制质量、企业财务行为、企业ESG表现等企业主体行为和因素的影响。例如：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会对企业业绩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而审计资源错配、商誉泡沫等会降低企业价值从而加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张体勤和汤媛媛，2022；
颜洁和李志益，2021）；
企业ESG表现则可以增加企业现金流、增加分析师关注度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倪筱楠等，2023）。在微观层面，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会受到CFO权力、独立董事宏观视野等企业家主体的影响。CFO的权力会对业绩波动性和融资约束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债务违约风险（何瑛等，2020）；
具有宏观背景的独立董事在较高系统风险的企业中对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能够发挥更大的边际效应（窦超等，2022）。
伴随着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数智化技术的冲击，债务违约风险持续升级，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道德问题凸显，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违约风险的关系研究受到国内外空前重视。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债务违约风险的研究成果颇丰。大多数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违约风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冯丽艳等，2016）。但研究其影响机制的路径和视野较为狭窄，鲜有研究从财务宽裕这一影响路径进行探讨。财务宽裕是相对于财务杠杆理论而言的一种新型财务概念——“实质无借金”，即企业所拥有的现金和短期性证券溢于有息负债的部分（干胜道等，2020）。财务宽裕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常态化现象，在2021 年度的FCF TOP 99强榜单中公司FCFOE门槛值仍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创造能力不断增强（谢德仁，2022）。因此，基于财务宽裕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影响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违约风险
社会责任理论是继自由主义理论之后出现的又一种媒介规范理论，强调对社会和公众所应承担的义务（Lyons，1965）。在此基础上，企业社会责任则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追求组织目标的同时，将所对社会公众承担的义务纳入考量范围的一种可调节的商业运作模式。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稳健的财务管理机制有助于形成健全的流动性管理、良好的资本结构和灵活的风险管理，确保企业在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波动中保持稳定运营，从而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而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在降低融资成本、减少非效率投资、降低高杠杆损失额等方面形成稳健的财务管理机制，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Schro..der，2014；
Benlemlih &Bitar，2016；
Bae et al.，2019）。其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积极的行政实践表现，它可以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因素，从而提高利益集团会计信息所满足明确及隐含需要的能力特征，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信任危机（Kaya &Yazan，2019；
王雪，2020），提高债权人和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和支持，从而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再次，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作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公共管理工具和信号传递机制，以获得投资者、债权人、员工、客户和供应商的认可和支持，进而产生价值链的价值增值效益，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冯丽艳等，2016）。此外，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缓解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冲突，满足相关者主体诉求，减少交易成本和契约成本，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Corrnell &Shapiro，1987）。最后，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所构建的公众形象、声誉和社会关系等无形资产可以缓解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制裁或惩罚减少企业非必要性支出负担，降低债务违约风险（陈丽琼，2018）。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H1：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降低债务违约风险。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宽裕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实现财务宽裕。可以从消费者偏好、契约成本、管理者行为偏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四个层面展开论述。在消费者偏好层面，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声誉积累，增加消费者价值认同和消费认同，提高销售额，进而增加现金流，实现财务宽裕（Janssen &Vanhamme，2015）。在契约成本层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越高，越能降低道德风险，削弱信用评级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价值，减缓股东—债权人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非效率投资问题，防止投资过度、投资不足和抽逃资金等现象发生，降低契约成本，更好地体现资金持有和预防价值，实现现金流囤积（Chang et al.，2022；
代飞等，2023）。在管理者行为偏好方面，首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改善管理者帝国建造偏好，减少为追求地位、权力和薪酬而盲目扩张，在缓冲股东—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的同时积累资金，实现财务宽裕。其次，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形成管理者风险规避偏好，无论是在企业成长期、成熟期或是衰退期，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引导管理者在没有绝对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前，出于风险管理、合规要求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考虑，减少对高风险项目的相关投入，从而囤积现金流。在其他利益相关者层面，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等，将企业行为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齐，更容易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享受政策福利优惠，还可以加强与供应商、销售商等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成本投入，以实现财务宽裕（Peloza &Shang，2011；
Rodriguez-Gomez et al.，2020）。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H2：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实现财务宽裕。
（三）企业社会责任、财务宽裕与债务违约风险
财务宽裕是管理者放弃财务杠杆及其税盾效应，倾向于运用具有高资本成本的权益资本，如IPO或SEO，来弥补有息负债和生产运营，或是股东回报意识淡薄而不进行股东分红（干胜道等，2020），使现金流大量累积，形成资金池。基于企业“资金池”效应，在流动性偏好指导下，能够利用现金储备抵御财务困境或减少财务压力。此外，财务宽裕能以最优状态解决由于融资约束（如资金不足、高融资成本筹资等）所造成的财务负担，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现金流保障，防止企业陷入信用危机。另一方面，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内部环境的非系统风险越高，其债务违约风险也将越高（倪筱楠等，2023）。而财务宽裕的企业所采取的稳健型财务战略恰恰可以降低获取资金的门槛，发挥所持资金的“保险”作用，提高企业应对突发的风险和挑战能力，减少由于过度举债引发的债务违约风险。而且，财务宽裕还可以展现公司稳定的财务状况和良好的信息记录，优化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价值体现，进一步提升企业的透明度，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债务违约风险。因此，财务宽裕的公司有利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H3：财务宽裕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违约风险中发挥中介作用。
（四）企业社会责任、数字化转型与债务违约风险
随着数据要素流通的产权化、合规化、层次化和价值化，实现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抢占“商业高地”的战略选择。剪刀差理论和马太效应证明了随着企业的成长，数据的规模优势会愈发明显。一方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享有较低的借款成本；
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也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从而要求较低的资本收益率。因此，社会责任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影响债务违约风险（王雪，2020）。另一方面，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注重内部控制质量（毛淑珍和陈冉，2023），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存在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假设4：
假设H4：数字化转型水平在企业社会责任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20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并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和保险行业样本；
（2）剔除被ST和＊ST的样本；
（3）删除数据缺失且无法查证的样本；
（4）为规范公司样本，对某些变量取自然对数；
（5）为控制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0521个年度样本观测值。本文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来源于和讯网，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用Stata17.0进行数据整理分析。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债务违约风险。债务违约风险是借款人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偿还债务的一种不确定性，通常与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和偿债能力相关。本文借鉴倪筱楠等（2023）的研究，利用Zs模型来衡量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模型为：债务违约风险水平=0.517-0.46×（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0.388×（营运资本÷ 资产总额）+9.32×（净利润÷ 平均资产总额）+1.158×（留存收益÷ 资产总额）。其值越大，债务违约风险越小。
2.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设立5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以及37个三级指标，其评分维度相对更全面，因此，本文利用和讯网所报告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作为衡量指标，评级越高，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越高。
3.中介变量：财务宽裕。本文参考干胜道等（2020）的量化指标，衡量方式如下：财务宽裕水平=（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有息负债）÷ 总资产，其值越高，企业财务宽裕程度越高。
4.调节变量：数字化转型。利用Python网络爬虫技术筛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运用”，将出现的词频数汇总。
5.控制变量。参考冯丽艳等（2016）的做法，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控制以下可能影响债务违约风险的因素：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利息保障倍数、企业成长性、赫芬达尔指数、企业年龄、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占比、两职合一，同时对年份和行业进行控制。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回归模型
为验证假设H1，构建模型（1）。
为验证假设H2，构建模型（2）。
为验证财务宽裕在企业社会责任和债务违约风险中的中介作用，构建模型（3）。
为验证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社会责任和债务违约风险中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4）。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债务违约风险（Zs）均值为0.875，标准差为0.529，表明多数企业存在债务违约风险，且不同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企业社会责任（CSR）最小值为0.9，最大值为4.3，标准差为0.527，表明不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水平同样存在较大差异。财务宽裕（Fex）最小值为-0.497，最大值为0.578，标准差为0.222，说明样本公司财务宽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此外，控制变量也均存在不同差异，这将有利于后续对企业社会责任、财务宽裕以及债务违约风险三者的研究。另外，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各变量VIF值均小于2，VIF均值为1.33，表明各变量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基准回归分析
为判定空间面板数据所契合的模型，本文采用豪斯曼检验后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使用stata17.0分别对假设1至假设3进行回归分析。表3的（1）-（3）列分别对应模型（1）-（3）。首先，模型（1）的系数α1为0.102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假设H1得证。其次，模型（2）的系数β1为0.124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财务宽裕水平，假设H2得证。最后，模型（3）的系数γ1为0.07，且β1γ2=0.0324，β1γ2与γ1同号，表明财务宽裕在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程度为|β1γ2÷ α1|=31.74%。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三）调节效应分析
在检验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之前，首先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基于上述分析，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融资约束（FC）和内部控制质量（ICQ），内部控制质量选择迪博公司内部控制评级及总分。关于融资约束指数，本文参考顾雷雷等（2020）等做法，采用SA指数进行计量，具体计算公式见（5）式。
式（5）中，Size表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单位：百万）Age表示企业成立年限。
对SA指数取绝对值后取自然对数来代表融资约束（FC），其值越大，说明融资约束程度越大，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的（2）列和（3）列可以看出，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路径降低债务违约风险。
表4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从表4的（1）列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转型的交乘项系数为0.02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印证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社会责任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支持假设4。为进一步证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本文先从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的两个机制入手，即数字化转型水平能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本文采用有调节的机制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的（4）列和（5）列。在（4）列中，CSR× Digit的系数为0.003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数字化转型提高时，企业社会责任对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作用更加明显。在（5）列中，CSR× Digit 系数为-0.002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时，企业社会责任对缓解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更高。
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可从生产效益、经营效益、组织效益、模式创新和合规效益等方面分析。从生产效益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信息获取渠道，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减少数据信息的多源异构和“黑箱效应”，使企业更好地运用数据驱动决策，使资源配置更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肖土盛等，2022）。从经营效益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连接企业与供应链伙伴之间的信息流并发挥上下游价值链的协同优势，增加高端要素的供给，形成资源壁垒，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陶锋等，2023）。从组织效益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重新设计和优化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降低组织层级和沟通成本，通过数字化平台和自动化、标准化系统灵活调整业务模式，提高组织灵活性和敏捷度（武立东等，2023）。从模式创新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搭建开放式网络，打通数字生态渠道，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更容易抓住“风口”改变传统的交易方式和商业模式（安同良和闻锐，2022）。从合规效益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引入自动化流程和系统，减少人为干预和操纵，通过实施数字化解决方案，智能运行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客户关系管理（CRM）等，标准化、规范化内部流程，精准实现由计划导向向行为导向过渡。
数字化转型对缓解融资约束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建立完善和准确的财务系统实现财务数据的实施监控和分析，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以便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时、系统、准确地了解相关信息，增强对企业的信心，从而降低融资风险成本。其次，数字化转型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平台，扩大与投资者的联系和接触面，开拓新的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机会。再次，数字化转型改进企业业务模式和运营效率，通过赋能产品和服务，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从而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多机会。最后，数字化转型可以简化融资流程，提高融资效率，通过在线申请、电子合同和智能风控等手段减少因融资所产生的交易成本。
综上，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对企业社会责任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假设H4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PSM匹配检验方法，以降低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违约风险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进一步验证三个假设的合理性。
1.更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现有文献采用经改进的Merton的DD模型来计量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该模型计算公式见（6）式。
式（6）和（7）中，DDi，t表示违约距离、Equityi，t表示公司总市值、Debti，t表示公司债务的面值、ri，t-1表示企业滞后一年的年度收益率、σVi,t表示资产波动率的估计量、σEi,t表示股票收益率的波动率。
在式（6）和（7）的基础上，计算违约风险距离DDi，t，再通过标准累计正态分布函数求出企业违约概率，公式见（8）式。
式（8）中，DEF取值在0-1之间，其值越大，债务违约风险越高。
经测算后共得到6265个观测值，回归结果见表5的（1）-（3）列。由（1）列可知，CSR与DEF的系数为-0.175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务违约风险仍显著负相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仍然显著，且财务宽裕的中介效应程度约为27%。将除控制变量以外的所有变量做滞后一期回归，结果见表5的（4）-（6）列。由（4）可知，Zs对滞后一期的CSR的相关系数为0.104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滞后一期的财务宽裕中介效应程度仍约27%，并采用Sobel 系数乘积项检验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GoodmanⅠ 与GoodmanⅡ 的Z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结果具有稳定性。
表5 替换被解释变量及滞后一期检验结果
2.PSM匹配检验。为了减少由于混杂因素引起的偏倚，提高研究外部的有效性，本文选用PSM匹配检验法。将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将全部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当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大于样本均值，取t=1，否则为0，采用带卡尺的近邻匹配方法（caliper设置0.05），并且按照1：1的比例匹配，最终匹配得到5972个样本观测值，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再对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的（1）列，CSR与Zs的系数为0.07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评分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
表6 PSM匹配检验和Heckman二阶段检验结果
3.Heckman二阶段检验法。为解决由于样本选择性偏倚引起的内生性问题，采用Heckman二阶段法进行检验。第一阶段运用probit模型，选用地区制度环境（INS）作为外生变量，其余变量与原假设模型保持一致，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
第二步将计算出的IMR带入模型（1）中。在第一阶段中，如表6的（2）列所示，制度环境的相关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干预越大的省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化解债务违约风险力度越大，原因可能是制度环境较强的地方，具有更健全的政府监督机制和法律体系，能够对企业行为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使企业更加重视和遵守债务偿还承诺，从而降低了债务违约风险。在第二阶段，如（3）列所示，IMR系数并不显著，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且不受外生性的干扰。第一阶段模型见模型（9）。
（五）异质性分析
1.行业异质性。本文将公司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并进行样本回归，结果见表7。由表7可知，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宽裕的影响更加明显。尽管短期来看，重污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面临合规成本、法律与监管压力以及资本市场压力。但长期来看，在我国“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背景以及生态环境舆论和监督压力下，高污染企业会主动实施环境保护战略，提高技术创新和能源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生产成本，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声誉，从而提高财务绩效。
表7 异质性检验结果
2.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本文根据企业不同阶段的现金流特质，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考察企业不同阶段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异质性，结果见表7。由表7可以看出，在成熟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更加明显，其次是成长期，而衰退期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首先，在成长期，企业通常需要外部资金进行扩张和投资，债务水平可能相对较高，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增强声誉和信誉，提升企业形象，增加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的信任与支持，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减少债务违约的潜在风险。在成熟期，企业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市场地位和盈利能力，此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进一步巩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通过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企业可以提高其社会认同度，增强与消费者、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稳定的外部关系和良好的声誉能够有效降低信用风险，因为债权人更倾向于与受社会认可的企业合作。相比之下，衰退期的企业往往面临经营困难、盈利下滑和财务压力等问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相对较弱，因为其主要挑战是恢复盈利能力和偿还债务，尽管社会责任仍然重要，但在衰退期，企业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内部运营改善、资产和债务重组等措施来应对债务违约风险。
（一）结论
本文基于2014-2020年沪深A股10521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引入财务宽裕这一中介变量和数字化转型这一调节变量，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得到如下结论：（1）财务宽裕在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经过机制检验，调节效应显著；
（3）经异质性检验，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而言，重污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宽裕的影响更加明显。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成熟期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更加明显，其次是成长期，衰退期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建议
1.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价值效益。首先，公司要切实提高履行社会责任意识，适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方式，并将其纳入到企业战略和生产运营中，在环境保护、劳动权益、供应链管理、产品质量与安全、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公益慈善等方面做好战略部署，更好地发挥市场形象和声誉效应，消除负面影响，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合理实行数字化转型，促进集约化管理。企业可参考数字化镜鉴，实现采购共享、生产共享、财务共享与税务共享，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通过共享平台实现公司集约化管理模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面而长期的过程，企业需要在战略、技术、组织和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改进。同时，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要注意风险管理和数据安全问题。
3.政府要扮演好“引领者”角色，优化市场环境。首先，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激励、奖励机制、深化“放管服”改革等，鼓励和支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推动数字化转型。其次，政府可以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如改善亲清政商关系、简化审批程序、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等。政府还可以建立监督机制，同时定期评估企业绩效，对于未达标的企业采取相应监管和处罚措施。
4.建立合理的资金管理体系，发挥财务宽裕“蓄水池”作用。首先，优化资金流动是实现财务宽裕的重要手段，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资金预测和流动管理来避免资金周转不畅，如优化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管理，控制存货周转周期，减少资金占用等。其次，严格控制成本也是实现财务宽裕的关键，企业可以通过精细化和效率化管理降低成本，如通过采购策略的优化、生产流程的改进、节约能源等措施，以降低成本并提高利润。再次，增加收入是实现财务宽裕的重要途径，企业要着眼于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最后，企业要合理规划利润分配，通过稳定的盈利和合理的利润分配，形成财务宽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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