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立开 李雪梅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自幼生活在美国的唐人街，亲身经历并目睹了华裔美国人的艰辛与不易。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流散华裔应当如何更好地生存，这是汤亭亭和其它华裔作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汤亭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女勇士》在1977年被授予了“美国人文国家科学奖”（陈发荣，2015：24）。1979年被《时代》杂志列为“历史上最佳10部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之一。”作品中的异国情调、后现代叙事手法以及杂糅性的文化观等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汤亭亭特别善于从身边的人或熟悉的事中选取素材，这使她的作品显得非常真实，而且也更能激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女勇士》便是如此。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创伤等理论的视角探讨《女勇士》中不同女性悲剧命运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社会文化因素。本文将通过《女勇士》中“后现代”叙事的隐喻性书写展现流散华裔在美国的艰难生存处境和东、西方文化冲突下华裔家庭的内部矛盾；
重述流散华裔被压抑、被迫害的历史；
探寻多元文化语境下流散华裔生存和发展的策略。
《无名女子》讲述了我的姑父为了淘金去了美国，两年后姑姑却意外怀孕了。在姑姑即将临盆时，整个村子突袭了“我家”，姑姑生下孩子后被迫跳井而亡，从此姑姑成了家里人的“禁忌”，人人避而不谈，渐渐地成了家人口中的无名女子。不少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无名女子》，认为“无名姑姑”是父权制的受害者，极力批判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残暴。但是对照历史后不难发现“我家”的突然遭袭和“无名姑姑”的悲惨命运其实也是数以万计流散华裔在美国生活的真实写照。“村民”喻指主流社会的白人种族主义者；
“我家”喻指流散在外的华人；
姑姑的“不贞”影响了村子的声誉喻指华人的到来危及到了当地人的利益。于是村民们朝我家扔石头和鸡蛋，甚至还宰杀我家的牲口。美国学者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美国种族简史》一文中极其生动地描述了流散华裔在美国遭侮辱、受欺负的场面，其情形和村民袭击我家的情形极为相似，只是他们扔的不是鸡蛋而是砖块和烂苹果。此外，当时的一些报刊为了煽起全民性的排华浪潮，或刊登漫画、或连载文章，故意丑化华人形象，把华人描述为“肤色脏黑的吸血鬼，调戏白人少女”（梁茂信，2019: 082）。虚假、夸大、煽动性的言论使得流散华裔在美国的处境举步维艰，很多移民甚至受到了白人残酷的迫害。1885年怀尔明的罗克期·斯普林矿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排华残暴事件，很多华人在此次事件中失去生命、不少房屋遭到焚毁、财产损失数额巨大、受伤、受残的华人遭到了严厉驱逐。为了迫使华人移民离开，白人种族主义者经常以一些恐怖的行为对华人移民进行威胁和恐吓，“他们的刀子仍然滴着我家牲口的鲜血，他们把血涂在门上和墙上”（汤亭亭，2018: 2）。华人移民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抛弃千辛万苦，苦心经营的家园逃走。“1885年，加利福尼亚一个华人社区，由于受到一伙武力暴徒的威胁，那里的居民全部被迫离开”（托马斯·索威尔，2015: 146）。惨痛的经历也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减轻痛苦，受害者往往刻意回避或不愿提起那些曾经发生的过往，“不要与任何人说你有个姑姑。你父亲不想听到她的名字。她从来就没有到这个世界上来”（汤亭亭，2018: 14）。
为了控制华人的数量，美国政府严禁华人女性进入美国，禁止华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结婚，其后果便是华人社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华人男性为了摆脱精神上的空虚和孤独，很多人留恋于烟馆和妓院。此外，流散华裔在就业时同样会受到诸多限制，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在华人社区做着最脏、最累的活。《女勇士》中“我的母亲”原本是一个每天有丫鬟服侍的太太、穿的是旗袍、出行坐的是轿子而且她医术高明，在村里很是受人尊敬。父亲则学识渊博、能通篇地背诵诗歌。可是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却只能开一家洗衣店，每天早出晚归才能勉强养家糊口。母亲和父亲的故事影射了整个华裔族群在美国所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作为流散在外的华人，无论你曾经是何出身，有着怎样的学识，到了美国都只能过着最最底层的生活。
月兰阿姨被逼疯、小女孩被我“欺负”的故事共同隐喻着主流社会压抑下整个流散华裔的集体“失声”和“禁语”。月兰阿姨来美国本是为了寻找多年未见的丈夫，可是她总是找各种借口拖延，不愿去见自己的丈夫；
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之下，她不情愿地跟着去了，因担心丈夫不愿见到自己，走到半路便打起退堂鼓来，要求原路返回；
还未见到丈夫时便已双腿发软，走不动路；
见到丈夫时更是唯唯诺诺，什么也说不出来。面对抛弃自己的丈夫，月兰阿姨没有出言指责却默默地忍受着丈夫的埋怨和轻视，“你来这里是个错误。你无法适应，你驾驭不了这里的生活”（汤亭亭，2018：138）。姨夫的话似乎蕴含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声音，而月兰阿姨则成了这种主流声音之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同学的妹妹，一个华裔小女孩在学校里不爱说话，为了帮助她克服这个“毛病”，我故意“欺负”她，迫使她开口，可是无论我如何的折磨她，她总是闭口不言，默默流泪，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的反抗。汤亭亭将月兰阿姨和小女孩刻画得如此“懦弱”和“麻木”显然是别有深意的。“懦弱”“麻木”的月兰阿姨和小女孩喻指那些在主流社会压抑下苟且偷生的华人移民。华人移民就像是被抛弃的月兰阿姨和受欺负的小女孩，他们明明遭到了来自主流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却宁愿选择默默忍受也不愿把满心的委屈说出来。因为她们知道，一旦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来自主流社会的严厉驱逐和惩罚。所以，想要安稳度日，只有忍气吞声，这是流散华裔应对种族主义的一种有效生存策略。
汤亭亭以隐喻式的书写将无名姑姑、月兰阿姨、小女孩的故事以及她自己家人的亲身经历同华人移民在美国受压迫、受排挤、受压抑的艰难处境连缀了起来，极其真实地再现了流散华裔在异国他乡的弱小和孤立无援。
作为外来移民，华裔子女自幼便接受着来自父辈传统式的文化教育，“仁爱、谦和、守礼、男尊女卑”等传统思想和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因自小在主流社会中生活和学习，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则迫使流散者不由自主地向其靠拢。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下，流散者往往会变得不知所措，甚至迷失自我。“生长在一个移民家庭里，总的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个体总是在社会和文化的冲突中举棋不定”（陈晶，2011：239）。第一次去车站接月兰阿姨时，母亲要我们向月兰阿姨问好，“我们羞涩的跑开了。”汤亭亭以此喻指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礼”的陌生。听到父母或邻居将女儿说成“牛鹂鸟”，骂我是“坏丫头”时，我便放声高哭，拒绝承认自己是“丫头”。“我”放声高哭是对根深于父母和领居们心中“男尊女卑”观念的一种反抗和不满。为了颠覆“女人的胳膊肘朝外拐”的错误思想，我不打算嫁人，所以当母亲把中意的小伙子带到家里来时，我总是故意的捣乱。《女勇士》是一部自传性的作品，小说中的“我”有着汤亭亭本人的影子和亲身经历。汤亭亭通过小说中《花木兰》的故事和自己的“功成名就”改写了传统社会对于“女不如男”刻板印象。“我不想再自惭形秽地在华人街呆下去了，那里的民谚和传说真让我难以忍受”（汤亭亭，2018: 49）。汤亭亭以“我”之口表达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厌弃和反感。但是作为离散者的后代，来自母国文化的影响又总是无法被轻易割裂的，“直到现在，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还束缚着我的手脚”（汤亭亭，2018: 44）。
离散者们既摆脱不了母族文化的牵绊，又经常被主流文化割裂在外。骆里山在《移民法案论亚裔美国文化政治》一文中指出，亚裔美国人由于其差异性而被主流社会看作是“永远的移民，永远的‘他者’”（蒲若茜，2014：164）。人为的“二元化”加剧了亚裔族群在美国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夏威夷老师不让华人学生参加二年级的文艺表演便是“铁证”。此外，外表、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流散族裔本能地自我“他者化”，这对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是极其不利的。“沉默的第一年里，我在幼儿园里同谁都不讲话；
我妹妹也沉默了三年，在操场也好，吃饭的时候也好，一声不吭”（汤亭亭，2018: 149）。作为华裔后代，由于主流社会长期扭曲、贬低华人形象，他们会情不自禁的产生自卑感，对自己的身份、容貌产生质疑和否定。“如果我能够使自己具有美国人的美丽，那么班上五六个中国男生就会爱上我，其它每个人—纯种白人、黑人、日本人也会回爱上我”（汤亭亭，2018：10）。小说中的“我”明显地表达了对“美国人”外表的羡慕，这种羡慕的口气写出了“我”对自己华裔身份的质疑和鄙弃。不同种族对“美国人”外表的入迷更是反映了流散者对主流文化的推崇和仰望。另一方面，作为主流文化下的“他者”，流散者往往因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而被边缘化，遭到歧视和嘲笑，“杯里的水溅到茶盘里，我便端起茶盘将水喝光。大家都指着我笑，于是我又这样做了几次，我不晓得人家美国人从不用茶盘喝水”（汤亭亭，2018：149）。“我端起茶盘直接喝水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嘲笑喻指“我”与“大家”的格格不入；
“我不晓得美国人不用茶盘喝水”隐喻着我对美国文化习俗的陌生，是主流文化下的“他者”。“打篮球时，我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伙而握住球不知该传给谁”则喻指我遭遇了身份危机，不知自己究竟是华人还是美国人？我身兼中美两种文化背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真正的精神和心灵上的流散者”（孙悦，2020: 86）。
作为流散者的后裔，年轻一辈割断不了来自母族文化的影响；
作为美国的新公民，流散者却总是被主流社会当做“他者”来对待。汤亭亭通过隐喻式的书写表达了流散者作为“局外人”的无奈和矛盾心理。
流散者如何在多元化的美国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汤亭亭通过《女勇士》中杂糅性的隐喻书写似乎已经做出了正面回答：消除“文化本真主义”的界限，建立跨种族的“混杂文化”，各民族在此之下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在《白虎山学道》中，汤亭亭通过花木兰的个人成长之路隐喻着整个流散族群的成长之路。“我”，跟随鸟儿的指引、向老汉、老太太学习武艺、接受白兔的救助，从关公身上获取力量。神仙、鸟兽和关公等共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我”的成功是众多力量杂合的结果。“白虎”“巨人”“财主”和“皇帝”则隐喻着各种腐朽反动的势力。“我”凭着高强的武艺战胜了所有的“敌人”，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国度，保护了家人也收获了幸福。汤亭亭以花木兰学艺报仇的故事喻指流散华裔想要在美国获得一席之地，必须要像花木兰一样学会忍辱负重。既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又要虚心接受他人的帮助和向外界学习。在《羌笛野曲》中，汤亭亭杂糅性地改写了蔡琰的故事，改写后的故事喻指各民族间的和谐共生。蔡琰同匈奴首领生的两个孩子喻指汉匈文化的结合。听到匈奴人的笛声时，蔡琰以歌相和；
夜晚看到匈奴人燃起的篝火时，蔡琰来到篝火旁同他们一起载歌载舞。蒲若茜认为“汤亭亭是要借助蔡琰的故事来消解“他者”和“自我”的对立，要民族沟通、文化融合而不是种族对抗和文化冲突”（程昊，2012：46）。这种隐喻式的书写表达了汤亭亭杂糅性的世界观，寄托了作者渴望消除种族矛盾和实现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为流散华裔在多元化背景下的美国更好地谋取生存之路指明了方向。小说中“母亲”的表现说明了杂糅性的文化观是切实可行的。起初，母亲对于主流社会是陌生的、恐惧的，所以才会有母亲口中的各种“鬼”。随着对生活环境的日益熟悉，母亲渐渐地接受了主流社会的一些事物，“她近来喜欢披披肩，戴老花镜了，这都是美国老太太的时髦”（汤亭亭，2018：180）。现在即使老家有来信，催促母亲回故乡去看看，母亲也不想回去了，她说：“这里的饭我也习惯了”(汤亭亭，2018：98）。汤亭亭通过母亲前后言行上的变化喻指流散华裔对主流社会文化态度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有助于流散华裔实现身份上的自我认同，从而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汤亭亭对花木兰、蔡琰两个人物杂糅性的隐喻书写以及母亲对待主流社会态度上的转变表达了她杂糅性的文化观和多元共生的生存策略。在汤亭亭看来，流散华裔作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弱势群体，既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基之所在，也要积极主动的学习、接纳和融入主流社会，同其它民族共生、共存和共荣。
汤亭亭通过《女勇士》中无名姑姑、月兰阿姨、小女孩、花木兰、蔡琰的故事以及她们家自己的亲身经历隐喻性地书写了流散华裔在美国生存的艰辛和不易，重现了流散华裔在美国受歧视、受迫害、受压抑和集体失声的历史事实；
描述了流散华裔在多元文化冲击下而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
勾勒了不同种族相互依存、相互融合，杂糅共生的理想图景，为不同流散族群如何在美国谋求生存、寻求发展指明了出路和点亮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