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俊,刘东皇
(1.滁州学院 经管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2.江苏理工学院 经济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居民增加的消费与增加的收入的比值即为边际消费倾向,也可以理解为消费曲线的切线斜率。针对居民消费倾向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边际消费倾向,不仅可以测算出投资乘数、政府购买乘数和税收乘数等各类乘数,同时,针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应用于经济实践中,从而实现消费扩张、经济内生增长能力提升。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乐观,国际冲突不断,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内经济保持恢复向好态势,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新格局面临系列“堵点”,总体水平较低的居民消费倾向不仅影响扩大内需的效果,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新格局的障碍。因此使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保持较高水平是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进而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一个重要内容。
针对有关(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国内外文献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测算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Langemeier和Patrick[1](1990)以美国18位农场主为样本测算了其边际消费倾向。而在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研究中,刘云[2](2021)在测算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比较了不同区域和群体间的差异。基于1997—2013年分省面板数据,雷理湘和胡浩[3](2015)则以1997—2013年的省级样本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研究。张肃[4](2017)测算了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李福夺和杨兴洪[5](2015)测算了贵州省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李灵芝和淮文博[6](2012)测算了陕西省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许娇[7](2006)则以福建省农村居民为样本进行边际消费倾向的度量。由于测算模型和样本数据具有差异性,不同学者所得出的测算结果具有一定出入。二是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相关分析研究。有学者研究认为,对外开放会对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重要影响(徐春华[8],2015)。方臻旻和徐冰清[9](2014)则分析指出,收入分配差距会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影响。此外,有学者从城镇化视角出发,提出城镇化水平显著影响着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范玲俐和梁根琴[10],2019)。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将目光投向金融方面,如邢天才和张夕[11](2019)分析指出互联网消费金融会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可见,影响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因素众多,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结论。
学者们既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也分析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各学者在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得到的研究结论具有差异性。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本文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测算了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时间演化,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测算模型构建
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根据绝对收入假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函数表示为C=α+βYd,这里C为消费,Yd为可支配收入水平,α为自发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
当前,测算可变系数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主流方法为:以绝对收入假说为基础,通过构造状态空间模型进行测算。
其量测方程为:
Ct=αt+βtYt+εt其中εt为随机干扰项
(1)
其状态方程为:
βt=βt-1+xt其中xt为随机干扰项
(2)
(二)测算结果
运用1978—2020年间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时序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根据式(1)和式(2)本文测算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测算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
Ct=70.47+βtYt+[var=exp(4.55)]
(3)
(70.4054)***
状态方程:
βt=βt-1+[var=exp(-9.40)]
(4)
其中,括号中数值为z统计值,***表示通过1%水平检验。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演化轨迹如图1所示。
图1 1979—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三)演化特征
由图1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值几乎在67%—81%区间波动,其均值为0.74。从分时段上看,1980—199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值从1980年的0.68上升到1990年的0.81;1990—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波动下降趋势,其值从1990年的0.81下降到2000年的0.67;之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波动上升,其值从2000年的0.67上升到2019年的0.80。由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演化特征可以概括为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趋势。
(一)回归模型构建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5)
其中,βt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Xi,t为一组影响因素,ω和φ为待估计系数,c为常数项,υ为随机干扰项。
参考上文文献回顾中分析的可能影响因素,公式(5)中的一组影响因素Xi,t选取市场化程度、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差距、城镇化水平和收入增长五个指标。有关变量和数据的说明如下:一是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指标数据采用前文的估测结果,标记为β。二是市场化程度用实际公共支出增量占实际GDP增量的比重也即边际公共支出率衡量。边际公共支出率的大小与市场化程度成反比,标记为M。三是社会保障使用人口总抚养比指标来反映,人口总抚养比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程度成正比,以S代表。四是收入分配差距使用农村居民基尼系数这个指标衡量,标记为GINI。五是城镇化水平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标记为R。六是收入增长使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衡量,标记为G。
(二)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回归模型,本文通过参数估计展现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
1.单位根检验
首先,本研究对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及其各影响因素进行了单位根检验,表1展现了具体的检验结果。
表1 单位根检验
由ADF检验结果可知,变量M、G和R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变量β、GINI和S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变量β、GINI、S、M、G和R的一阶差分项Δβ、ΔGINI、ΔS、ΔM、ΔG和ΔR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所有变量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2.OLS回归估计结果
然后,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在逐步回归中随着解释变量增多,顺次使用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来表示,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对各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皆为平稳序列,模型存在协整关系。
表2 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估计
3.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市场化水平对农村居民表现出正面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边际公共支出率每增加1%,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减少0.0819%。边际公共支出越高,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将会下降,并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该结论体现了市场化进程是影响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一个因素。在市场化进程中,农村居民未来支出不确定上升,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第二,实际收入增长率正向影响着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到,实际收入增长率变动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会随之增加0.4132%,这一关系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该结论体现了实际收入增长率是影响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一个因素。当农村居民的收入较高且稳定性较强时,实际收入增长会使农民对未来持积极的消费态度,消费能力有所提升,消费的风险厌恶有所下降,消费积极性较高,边际消费倾向有所提升。
第三,城镇化进程会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起到正向影响作用。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将提升0.4742%。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城镇化率显著正相关,城镇化会推动农村消费方式转变,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将有所增加。
第四,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每上升1%,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就增加1.1077%,在10%的水平上显著,人口总抚养比指标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为正。该结论显示社会保障体系是影响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
第五,收入分配差距作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会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起负面作用。本文使用农村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差距这一指标的衡量,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基尼系数每上升1%,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将降低0.2571个百分点,这一影响关系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可见,收入分配差距会显著影响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能够推动农村居民整体消费倾向提升,并进一步推动社会消费增加。
本文以1978—2020年间中国农村居民为样本,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序变化进行了全面估测。估算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变动趋势。尔后,本文构建了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并以该模型为基础进行实证检验。由实证结果可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城镇化进程、市场化程度、实际收入增长率和收入分配差距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因此,为了更好维持农村居民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农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提高,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着力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在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中,不仅注重农产品市场化还应加强土地、劳动等要素市场化,稳定农村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应作为重点问题持续推进。在今后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还应双向引导资本下乡与农村居民进城,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当持续推进。当前,中国仍处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在强调提升城镇化水平的同时,也应注重城镇化质量提高。不仅要大力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还应当注重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协调联动与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第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得到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城镇又有所落后。因此,在今后不断完善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政府也应当重点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为完备、全面的社会保障,为农村居民消费增强信心。
第五,努力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要素禀赋的差异必然会带来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应严格贯彻农村“一户一宅”的原则,以市场化促进土地合理流转,确保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此外,努力缩小农村收入差距要提升农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使农村家庭孩子均能接受到相对均衡的良好教育也是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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