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馨,李军磊
(陇东学院 艺术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甘肃现当代美术是与中国社会、艺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步发展的一个艺术史概念。这个概念中既有艺术发展的共性特征,又有地域的个性特征。美术隶属于艺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范畴。在汉字文化圈,“美术”最初是日本人用来翻译英语“Art”所用的汉字词汇。受西方美学影响,“美术”(Art)包括绘画、雕塑、音乐、建筑、诗歌、戏剧、表演等各种艺术门类。辛亥革命后,我国学术界已普遍使用“美术”一词,并缩小其外延,仅指绘画、雕塑、书法、摄影、建筑和实用美术。“现当代”从时间划分上,主要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至今的动态历史发展。现当代艺术包含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即现代、后现代、当代的简称。现当代美术在时间概念和方位上,主要是针对原始美术和古典美术的概念。因此,现当代美术意指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美术发展的总称。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位于黄河上游地区,曾经历史辉煌,文化灿烂。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宋代以后,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甘肃逐渐失去了对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优势,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自此,甘肃美术发展相较于东南地区,受地理环境影响,发展较为缓慢。甘肃现当代美术的发展是在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展开的,因此,对甘肃现当代美术发展的梳理应从美术政策、美术活动、美术现象等视角综合加以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其地域性特征。
20世纪初敦煌艺术宝库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艺术史的新篇章。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引起了美术界的广泛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西化”和“民族化”上。此时积淀着千年历史的敦煌遗存被发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敦煌艺术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提供了新的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文化艺术资源。因此,很多知名的艺术家,来到敦煌进行研究和学习。正如黄宗贤所言:“‘本土西行’是20世纪中国艺术家体认、探究民族传统艺术资源,为构建中国艺术现代形态所做出的一种文化选择。”[1]艺术家们对敦煌艺术的考察和研究,开启了甘肃美术的现当代发展进程。
“敦煌热”始于西方列强对我国文化遗存的盗掘。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首先引来的是西方考古界的关注,很多探险者以诱骗的方式,对敦煌遗存进行了掠夺和破坏。如: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1923年,美国的华尔纳等。他们打着“探险队,考察团”的旗号,肆意地对敦煌艺术进行掠夺。敦煌遗存的经书、壁画、雕塑等流失海外,其中不乏重要的文物和精美的壁画。他们将敦煌的文物资料整理成书出版,如:伯希和1920年所著《敦煌石窟图录》,斯坦因1921年所著《西域考古图录》《千佛洞》等。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触动,此后中国学者们便开始关注西北、关注敦煌。1940至1945年,教育部艺术文物调查团对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敦煌艺术开展调查、发掘、保护与研究,成员包括王子云、卢善群等。他们是一群具有美术专业素养和测绘技术的专业人士。之后,考察和研究的成果,吸引了更多的美术工作者前往敦煌进行学习、研究。“画家西行”为甘肃美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带动了甘肃美术的发展。让这座地处西北的边缘化城市有了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机会,焕发了生机。
在长达五年的艺术文物考察活动中,考察团运用各种技术对西北的石窟、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样式进行绘制、拓印、复制和影像的留存工作。在整个大西北地区的美术考察中,王子云团长特别关注敦煌美术。在对壁画的临摹、记录过程中,保留了各个时期的壁画摹本113幅,以及照片、拓片、速写等珍贵资料约200幅,最终整理出版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调查》一书,内容包含1942年艺术考察团对敦煌艺术的考察报告。之后,王子云带着那些摹本,在兰州、西安、重庆举办了展览,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通过一系列的展览活动,尘封千年的敦煌艺术展示在众人面前,其艺术魅力令人震撼。
李丁陇、张大千,是敦煌艺术的传播者。临摹和宣传敦煌壁画,画家李丁陇是第一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李丁陇随即组织了一队人奔赴敦煌,准备对敦煌艺术进行考察和临摹。由于气候恶劣、路途艰险,最终只剩下两人到达。但他们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敦煌艺术的热情,历时8个月,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敦煌《极乐世界图》《千乘千骑图》巨幅壁画的临摹工作。之后,“敦煌画展”在西安展出,引起轰动。随后,李丁陇回忆起学习临摹敦煌壁画的过程,仍然激动地说:“我到敦煌唯一的乐趣和最大的慰藉,就是临摹了敦煌壁画,目睹了中华民族优秀艺术珍品。因此,我感到在敦煌的8个月得到了最大的满足。”[2]51
张大千机缘巧合看到了李丁陇的敦煌摹本,激动不已,大加赞赏:“好极了,好极了,你为美术界办了一件大好事!”[2]51之后,张大千也来到敦煌,开启了为期三年的敦煌考察和临摹。他在此过程中大量临摹敦煌壁画,之后又四处举办展览。在兰州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好评如潮,为敦煌艺术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的《西北日报》《新华日报》都刊登了有关展览的消息和评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对于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崇尚“敦煌学”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藉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创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3]
1942年,正是在王子云、李丁陇、张大千三位大师对敦煌艺术的考察、研究、临摹和传播下,敦煌艺术研究院建立了。在常书鸿、张大千、王子云等人的影响下,董希文、史岩、李浴、苏莹辉、张琳英、周绍淼、乌密凤、潘兹等人也相继前往敦煌从事研究工作。这些艺术家在敦煌的研究工作,对甘肃美术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兰州作为进入敦煌考察、学习、参观的中转站,几乎所有的美术交流、展览都在这里展开。这些活动促进了本土画家与外界的交流,加深了本土艺术家对敦煌艺术的认知。甘肃美术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发展。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作为西北美术教育的摇篮,在首任艺术系主任、著名美术教育家吕斯百带领下,常书鸿、洪毅然、刘文清、方匀、韩天眷、汪岳云、黄胄、陈兴华、张阶平、杨鸣山等多位艺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为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培养了大批的美术人才。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甘肃现代美术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历史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学者对民族文化遗存的自觉。此后,以敦煌艺术的发掘、考察、保护和研究为契机,艺术家们的“文化寻根”“画家西行”以及战争原因的“学校内迁”都促进了甘肃现当代美术的萌芽与发展。
1950年9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在西安召开的“西北文艺家代表大会”上,首先肯定了西北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与和平建设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提出“团结起来,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向,开展西北文艺运动,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的总目标,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现实生活,表现西北各族人民勤劳、勇敢、朴实的美德,在创作原则上要“坚持普及第一,创作出大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4]。在文艺纲领的指导下,甘肃的美术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美术创作、美术理论、美术教育等方面得到大力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现代美术创作形态,涌现出一批在全国产生影响力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美术机构的建立与健全,美术理论的发展与完善,美术教育的兴盛与普及,美术活动的组织与丰富。
建国初期,甘肃成立了一些美术机构,如:1950年,兰州文艺家协会和美术工作委员会成立;1951年,甘肃省美术工作者协会成立;1954年,在省文化局直接领导下,由陈伯希组建的甘肃省第一个美术创作机构——甘肃省美术工作室成立;同年,在省文化局的领导下,以老画家范振绪为会长的甘肃省中国画研究会成立;1980年,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和甘肃省摄影家协会成立;1990年,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和甘肃画院成立。美术机构的纷纷建立如雨后春笋,显示出从政府到民间,各界人士对美术事业的极大热情。美术机构的建立,为甘肃美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初,甘肃美术理论工作者积极地参与到美术理论的讨论和建设中,为中国的美术理论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当时,在美学界,唯心主义美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美学观点展开了一场激烈地交锋,由此引发的学术争论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起点。朱光潜、蔡仪、李泽厚、洪毅然、高尔泰是那次论战中涌现出的代表人物,其中洪毅然和高尔泰就是长期在甘肃工作和生活的两位美学家。除了以上两位,还有胡垲、张尔进、穆纪光、祁聿民、李文衡、梁胜明、王建疆、叶知秋等。
除了美学上的研究,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关友惠等美术家们,还对敦煌艺术进行了进一步临摹研究和理论研究,并整理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一大批美术理论研究书籍和刊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研究证明了“敦煌研究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中国”的论断。在对麦积山石窟的研究中,孙纪元、李西民等人对麦积山石窟雕塑、壁画的研究,同样成绩斐然,出版了《中国美术大全·麦积山石窟》等多本论著。
在美术创作方面,1954年甘肃中国画研究会成立后,开始组织参加全国首届中国画大展。范振绪的山水画《祁连晴雪》、郝进贤的写意花鸟画《向日葵》、其中黄胄的《苹果花开的时候》《爹爹打老蒋》等作品入选全国首届中国画大展,黄胄的《苹果花开的时候》在此次展览中获全国一等奖。范振绪、郝进贤、马文江等共同创作《红军长征卷——甘肃段》是一幅反映红军长征路过甘肃的30米长卷,为建军30周年献礼,作品展出后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其长卷草图也被甘肃省博物馆收藏。吕斯百、陈伯希、王天一、张阶平等人为全军美展创作的油画《瓦子街大捷图》展出后受到广泛好评,成为中国军事博物馆革命历史题材馆收藏的经典作品之一。以吕斯百为主的几位主创人员还受到中央领导习仲勋等同志的亲切接见,扩大了甘肃美术在全国的影响,从而带动了甘肃本土画家的创作热情。
版画、连环画、年画、宣传画等画种,在抗战期间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在建国后也不断发展壮大,如陈伯希的木刻《解放兰州》。1960年,省文联举办了“甘肃省首届版画展”,大力推广版画的创作和应用,反映时代风貌。《人民日报》《版画》等重要报刊杂志对甘肃的版画作了专题评论,《甘肃木刻选》同期出版发行,在全国树立了形象,为甘肃争得了荣誉。中国版画协会还授予晓岗、朱冰、胡全有三人“鲁迅版画奖”,以表彰他们在推广版画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在首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中,罗承力的长篇连环画作品《阿克力父子》荣获三等奖。甘肃的雕塑发展是在一批外来雕塑家的带领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953年以后,孙纪元、何鄂、汪兴中、罗代奎等人陆续到甘肃工作,但早期的创作主要为频繁的政治运动服务,趋向于程式化的复制。1959年“甘肃庆祝建国十周年美术作品展”所选的雕塑作品,以反映“大跃进”狂热情绪为主,“革命形象”作品缺乏生活基础和艺术个性。但在60年代初,汪兴中创作的《春雨》在《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作品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突破当时的雕塑表现模式,塑造了农村姑娘的真实形象。孙纪元在中央美院雕塑研修班进修期间创作了《瑞雪》《少年》等优秀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其手法洗练、构思新颖、地域特色鲜明,使甘肃地区的雕塑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甘肃高等美术教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西北师专劳作科基础上组建的艺术系,后来发展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在首任系主任吕斯百的带领下,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他们中有著名艺术家洪毅然、刘文请、韩天眷、方匀等。除此之外还有外聘专业画家前来授课,其中包括祁伟、陈懒云、常书鸿、黄胄等著名画家。“常书鸿、吕斯百等留学海外的艺术家以及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不仅为西北美术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为西北美术传统国画的创作奠定了基础。”[5]之后又有甘肃兰州师专、天水师专、张掖师专、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等学校和院系的相继建立。自此甘肃的高等美术教育发展趋势喜人,为甘肃美术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美术界很多著名的艺术家都受到了牵连,其中不乏蔡若虹、黄胄等名家。这场文化劫难不仅违背了文艺创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而且背离了艺术创作自律性发展规律,严重阻碍了艺术的发展。中共中央在建国初期对文艺创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转变为“三个突出”的创作导向。“破四旧”“批黑画”的高潮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最终导致艺术创作走上程式化的反现实主义道路,沦落为政治斗争工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甘肃美术界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空前的政治风波中,受到了巨大冲击。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作品,如陈伯希的油画《毛主席在延安种菜》,晓岗的油画《东方红》,娄溥义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周大正的油画《劈山引水》《手牵黄河上高山》等作品,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创作“双百”方针重新确立,文艺发展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路线。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大量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思潮涌入国门,对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艺术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反思“文革”的经历中,文艺界出现了如“反思文学”“伤痕美术”等文艺风格。随着“星星美展”“85艺术新潮”等一系列艺术事件的发生,致使青年艺术家们已经不满足于“苏派”艺术风格,开始尝试运用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创作形式进行自己的创作。在那样的文艺大环境下,以兰州为中心,出现了一批本土青年艺术家,他们随即展开了一场现代艺术的探索。其中以梁宗孟、吴弘、张建民等艺术家为代表。青年艺术家们在兰州举办的“鸽子画展”,与北京的“星星美展”遥相呼应。年轻艺术家的探索和试验,使甘肃现当代美术突破了单一的传统创作形式和思维模式,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探索,为90年代以后的发展,从思想上做了一定的铺垫。
总体来看,20世纪后半叶甘肃美术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机构设置相对健全,创设力度较大。其次,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弘扬时代精神的美术作品大量涌现。再次,形成鲜明的西部乡土特色和多民族色彩。最后,外来文化的输入,推动了甘肃美术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西部发展的重视,“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实施,给西部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0年6月19日,甘肃美术馆、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和《美术》杂志编辑部联合召开21世纪西部大开发甘肃美术发展座谈会,研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在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大好形势下,甘肃的美术家们应该如何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奋发,努力推进甘肃美术的大发展[6]。此后,甘肃的美术活动、美术展览也越来越多。艺术家们不断探索艺术语言,紧随时代脚步,立足地域文化资源挖掘与融入,加强对外交流与学习,共同推动甘肃美术再上台阶。“甘肃15人国画作品邀请展”于2001年在北京国画院举办,这是21世纪初甘肃美术首次集体亮相的展览。这次集体亮相是以中国画的形式呈现的,受到了广泛与关注,也得到了美术界的肯定。美术理论家、评论家水天中认为:“甘肃的美术创作在目前的新时期里可能会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7]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认为:“甘肃画家们所处的地域相对北京画家来说较为闭塞,但‘封闭’之中有‘虚静’少浮躁,有虚静才能深入,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能有更好的结果。”[7]从美术家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进入新时期以后,甘肃的美术创作形成了新的风貌,不仅体现出自身的文化属性,而且在创作中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努力创新。
从第十至第十三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参展情况可以看出,甘肃画家参展情况呈现递增趋势,参展人数增加,作品质量持续提升。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甘肃籍艺术家陈卫国油画、水彩和综合材料三个画种的作品同时入选此次美展,其中油画作品《敦煌》还入选进京作品。张文平油画作品《收获》,参加“时代风采——2012中国百家金陵油画展”获金奖。2022年李晓刚、张文平、喻昌农、汪鹏飞四人举办《远山与厚土的呼唤》油画联展,他们都以甘南藏区生活为创作主题,同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展出,在美术界好评如潮。其中靳尚谊、钟涵、全山石等老一辈画家还有油画院院长杨飞云、副院长朱春林,均给予四位画家很高的评价,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四位画家还能用7年时间深入到甘南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与藏民们同吃住现场创作,实属不易。他们用各自不同的视觉艺术语言传达着艺术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共鸣。四人中张文平系甘肃籍画家,也是接受甘肃美术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画家。在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外出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步成为一位综合素养颇高的艺术家。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主办的“朝圣敦煌”主题美术作品展自2013年开展以来,至2022年已成功举办了五届,此次展览既体现了美术界对敦煌艺术宝库的重视,也为甘肃美术、美术文化的对外交流提供了专业性、高层次平台。
“主题是通过母题、意象包括结构呈现出来的某种价值判断与叙事。艺术家对母题、意象的不同价值判断构成了不同的主题陈述,即使相同的母题也因艺术家的观点不同、文化态度与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主题的表达不同,叙事方式也不同。”[8]近年来,从甘肃本土艺术家的创作面貌可以看出,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视觉审美的追求有新发展。与传统美术相比,甘肃现当代美术不管是创作题材还是创作手法都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满足时代审美的多元需求。现代艺术中图像的符号化倾向、平面化倾向在甘肃现当代美术作品中逐渐增加,这与现当代视觉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罗杰菲德勒说:“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9]传播方式的改变,为甘肃美术发展和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宣传平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艺术交流和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展示和传播,如:展厅、展览馆等。艺术交流和传播的方式已不受时空的限制,通过各种网络平台,不管是群体艺术的展示,或是个体艺术家的推介都相当便捷。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一系列的“抗疫”主题作品,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好评。网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甘肃现当代美术的宣传和对外交流。
总之,甘肃现当代美术的发展,从形态上看,相对于传统美术有所变化。首先,在题材上不再拘泥于对客观世界物象的描绘,而是更加关注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的表现。其次,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突破了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路线,艺术家更加注重对画面形式语言的探索。最后,艺术的传播形式从静态展厅形式,拓展到网络平台,使得甘肃美术的影响不断扩大。
甘肃现当代美术的发展是在敦煌艺术的发掘、保护以及研究中展开的。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逐步形成目前甘肃美术的发展现状。新中国成立前画家西行、学校内迁,为甘肃美术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促进了现当代美术的发展。美术机构的建立,美术活动的开展为甘肃美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甘肃美术在践行“二为”和“双百”的国家文艺创作方针的过程中,立足于地域文化资源,努力创新。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甘肃籍画家、作品入展和获奖的情况,可以反映出甘肃现当代美术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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