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桂亭 宋玉浩 袁永久
(1.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2.黑龙江工程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随着中国进入数字快车轨道,社会中的各领域各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他们借用数字化手段进行业务调整或重组,并通过大数据技术不断拓宽自己业务传播渠道,诸如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产业借助数字化技术场景模拟再现的方式将古历史搬上荧幕,提高了自己的受众度,从而焕发新的生机,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形成宝贵精神财富,由于时代的变革以及各地方挖掘、传播、保护等工作不到位,部分红色文化资源已经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红色文化资源被固封在博物馆中,国民几乎观望不到他们的身影,更加享受不到这种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馈赠,何谈精神的传承,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带来了新的曙光,借用大数据、云空间、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成为学者们的研究聚焦点。为更加系统性地了解有关我国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研究现状的整体发展情况,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梳理发展脉络,总结热点主题,较为准确地把握未来研究趋势,为今后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数据库,检索时间段为2009年8月至2022年10月,检索主题为“红色文化”AND“数字”、“红色文化”AND“信息化”、“红色文化”AND“网络”,共获得1134条检索记录,通过对数据进行合并,去重,并剔除与研究内容不相关的数据,得到有效文献数据365篇,数据内容包括主题、期刊、作者、关键词、摘要、年份、被引量及下载量。主要采用文献计量与文本挖掘方法,分析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时间脉络、核心研究力量、主题分布等,通过CiteSpace构建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热点主题以及发展趋势。
(一)演进历程分析
图1 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研究趋势
国内有关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建设的研究大致起步于2009年,受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及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需要等背景,用数字去驱动红色文化资源这一时代课题逐渐走入学者们的视野。2009—2017年为这一主题的研究起步期,该时期内研究方向主要为网络时代下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的意义及传播途径,研究方式也主要为意义阐述及假构设想,缺少实践案例及数据等的支撑,研究力度较小,但为今后对于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2018年至今为这一主题的快速发展期,基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所提出的建立文物革命数据的背景,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该年相关研究文献突破20篇,研究方向也更加多元,其中,信息化语境下把红色文化资源建设与高校思政教育相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将红色文化资源有机融入大学生“网络媒体”新课堂[1],除此之外,通过网络空间构建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矩阵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并提出建设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并利用QQ、微信、微博等平台推送红色文化作品等新的观点[2]。
纵观整体研究脉络,发现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呈直线上升趋势,并在2021年首次突破100篇,这说明数字化技术的纵深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深度照拂,是这一研究主题不断上涨的原因。
(二)学术团体分析
发文量可以反映出研究者或研究机构在某一研究领域内的学术活跃度,文献总被引和总下载以及期刊质量则可以反映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和领域推动力。利用CiteSpace软件可以实现研究者共现网络分析、研究者或研究机构的发文频次统计。表1为发文频次排在前十的研究者发文量、被引等信息。
由表1可以得出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研究领域学术活跃度最高的为遵义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的陈俊,发文量有10篇,其中最高被引频次在100次,文章主要探讨在网络时代之下,如何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中[3];学术活跃度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图书馆夏翠娟,发文量有3篇,均为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其成果多聚集于红色文化信息资源开发与平台搭建;通过调研对比,应用GIS技术、可视化技术等将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整合,搭建初步红色文献服务平台[4]。其余研究者的发文频次均在3次以下,学术活跃度较低,研究领域力量不足。
表1 发文频次排在前十位的研究者相关信息
依据研究者共现网络图可以进一步分析该领域内的核心学术力量。时间跨度为“2009—2022”,years per slice=1年,分别对“Author”和“Institution”节点类型进行分析,Top N选择50(即选择呈现每年50个高频作者或机构),防止网络密集,网络裁剪功能选择“Pathfinder”,进行研究者共现网络图谱绘制。图谱中节点大多呈独立分布状态,节点与节点之间联系甚少,这表明研究者之间合著现象分布稀疏。其中较大的节点有陈俊、夏翠娟等,而陈俊教授主要为独立研究作者,很少有其他学术关联。从整体来看,图谱中的合作梯队较少,且并不成系统,研究并不深入,发文量较少,该领域内学术活跃度和学术影响力较高的研究者为陈俊、夏翠娟;领域内学术力量较为薄弱,合作团体少,几乎不存在研究者之间跨地区或跨机构的合作现象;领域内不存在已具规模的研究,学术网络亟待构建,系统性研究也应得到重视。
(三)关键词内容分析
为探究我国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领域热点主题和研究现状,对数据源中的关键词和摘要进行合并、提取等操作,并以高频关键词词表(见表2)呈现。
表2 出现频次前二十的关键词
表2表明,出现频次最高的是红色文化,有179次,其次是数字化30次,其余出现频次较高的还有新媒体28次、网络传播22次、高校19次、红色旅游19次、传播18次、数字人文15次、互联网14次、传播策略11次等。通过语义合并,可将以下高频词划为4大类: 新媒体、红色文化、传播等关键词可归纳为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文化传播研究; 二是高校、红色文化、思政教育、网络时代、互联网+、大学生、信息化等关键词可归纳为信息化语境下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研究; 三是数字化、红色文化、红色资源、传承、传播策略、传播路径等关键词可合并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研究; 四是红色旅游、数字人文、红色文化、文化传播、网络时代等关键词可以归纳为网络时代下的红色旅游研究。
(四)热点主题分析
通过CiteSpace绘制的主题聚类视图,可以进一步明确我国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领域的研究热点。根据图谱所呈现的内容可以得知,其中,共有258个节点、329条连线,平均一个关键词就有1.28个共现词与其匹配,Silhouette=0.96,网络同质性高,聚类效果好,可信度高。为了获得更为准确的共现图谱,选择“Clusters”之下的“Filter out small clusters”,过滤掉较小的聚类,最终得到八个聚类,分别为#0红色文化、#1红色文献、#2网络传播、#3价值、#4高校、#5传承、#6思政教育、#7信息化、#8意义拓展。结合聚类视图和高频关键词分析情况,确定我国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研究领域,并形成了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文化传播研究、信息化语境下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和传承研究、网络时代下的红色旅游研究等四大主题模块。
1.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文化传播研究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纵深发展,传播媒介变得更为多样且新颖,传播受限的问题在新媒体环境下已变得不复存在,众多学者纷纷考虑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红色文化传播,拓展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渠道,提高受众度。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将红色文化资源传播与高校教育相结合。在新媒体环境下,思政师资的信息素质较低,与线下红色教育基地的实地授课以及对新媒介的使用存在一定的距离,应当整合网络红色教育资源,打造“新媒体平台”+“红色文化”教育模式,提高思政教师队伍的红色文化信息素质[5]。除了教师群体发力以外,还应当加强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构建新的媒介生态,促进高校学生进行“红色文化”的实践;二是要运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红色文化多元化教学平台;三是建立健全完善的舆论监督体系[6]。第二个方向是将某地区的红色文化与新媒体环境进行融合的案例研究。李嘉嘉等人指出在新媒体视域下,桂北地区红色旅游品牌建设存在社会知名度低、数字化传播不充分等问题,通过搭建新媒体传播平台,借助数字化技术,扩大桂北红色旅游资源传播渠道,推动产业特色化发展[7];刘小花则是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为例,探讨新媒体背景下馆藏革命文物的数字化建设[8];徐红蕾和刘卓昕探讨了新媒体视域下,通过借助数字化技术提炼红色文旅符号,以此研究陕西红色文旅符号及其数字化传播[9]。
2.信息化语境下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研究
“红色文化”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使大学生在信息化时代下形成一种自觉的思想,并融入新的社会思潮中去[3]。从信息化语境下思考将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进行融合是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陈海燕通过对高校红色教育机理进行分析,指出当前高校红色教育存在教育内容、途径、力量等三个方面的困境,并从传承创新、融入网络平台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10];赵聃指出通过创新教学方法来搭建线上和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并利用信息化手段,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依靠多种媒介推动红色文化在校园内的传播[11];王志玲和李又云从优化思政课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第二课堂的辅助力量、构建多媒介红色文化传播矩阵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信息化语境下,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12];陈雪珍等人则是以温州市为例,以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得出教育宣传和实践体验是影响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主要因素,应当拓宽传播渠道,依靠多媒介实现线上和线下的联动传播[13];郭晓莉则是以西安邮电大学为例,探索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以思政课为主阵地、以党员工作站为依托、面向校园活动、以微信平台为号召的“四位一体”新传播模式[14]。
3.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和传承研究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提供了新的契机。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为重中之重,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传播策略。吴果中和聂素丽提出了三方红色文化传播网络,即国家级媒介与地方媒介的协同合作、新传播媒介与传统媒介的交融、建构多元符号立体传播[15]。付小颖和王志立提出以可视化技术进行红色文化的再现以及多方共同建构新媒体传播矩阵等方式推动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16]。梁军和陈丽娇基于视觉重构理论,提出了三种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策略:一是要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背后所隐藏的视觉元素,并通过视觉元素打造红色品牌;二是要依靠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红色文化沉浸式数字馆;三是要依托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平台打造“三微一端”新媒体传播网络矩阵,实现红色文化的移动式共享[17]。蒋迎春则指出在大数据环境下,通过公共图书馆来进行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是一种有效的传播策略,具体方式为:第一,通过技术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第二,打造红色文化资源平台,拓宽传播渠道;第三,组织有关红色文化的线上阅读推广服务,并建立阅读推广长效机制[18]。
4.网络时代下的红色旅游研究
红色旅游是传播红色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多媒体技术的成熟与发展更是为红色旅游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进一步推动了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郑华伟采用网络文本研究方法,收集12个旅游景区的数据资料进行情感分析及高频关键词等的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旅游对旅游者正向价值观的塑造和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19]。王鹏飞等人以嘉兴南湖景区为研究个例,运用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出完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塑造红色旅游品牌形象等举措[20]。王雪梅和李依溪以西柏坡为研究对象,提出依托AR、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西柏坡全景式虚拟场景,并将西柏坡文化融入网络游戏和动漫中,提高青少年的认知度,同时也要依托各大网络平台打造专属红色旅游资源的传播渠道[21]。高玥和段美琦以文旅融合为探讨背景,提出要将红色旅游与网红旅游相融合,依托网络平台来扩大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力度,具体策略为:一是深度挖掘红色景区的文化底蕴,塑造自身品牌形象;二是建立网红打卡地,依托媒体平台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三是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线上高效推广;四是采用“文旅+”模式,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产业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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