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明,赵智兴
(1. 盐城师范学院 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2.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66)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角度还是从世界现代化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一种道路选择,须以作为其重要内容、必然要求和基础保障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抓手。要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精准识别中国式现代化范式下治理的最终指向与本质要求是关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和“现代化”的组合体,其中的“现代化”是人类特定社会活动与人类社会特定历史过程的概念,是对各国现代化内在一致的深层意蕴的表达,外显为各国对现代化客观规律的遵守[1];“中国式”作为“现代化”的前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彰显,也是对现代化多元道路的一种体现。因此,把握现代化的深层本质也就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启蒙视角考察现代化的深层本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治理的新意蕴,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现代化的已有阐释
现代化的内涵因现代化的推进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紧密相关而变得多样和复杂,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罗荣渠教授综合国内外学界关于现代化的阐释,对有关现代化的种种说法作了分类解读。一是政治立论下的现代化。其以国内外共产党领导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为代表,一般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发展滞后国家通过科学技术革命,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以经济层面的现代化为核心。二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这里的工业化并非特指某一时间段或某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变化,而是一个普适性的表达,既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变化,还涉及不同历史阶段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类理解聚焦经济层面的现代化,或者说是从经济角度来界定的,与第一类现代化理解近似,两者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现代化的领导主体。三是以社会制度与结构和工业化及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核心,认为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革的统称。这类解释比较宽泛,既包括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包括知识生产和心理适应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融他性。四是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学者的观点,即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宏富的概念,是一种“文明的形式”,将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思想与行为模式的转变等都囊括其内[2]9-17,进而,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阐述现代化的内涵。
马克思未曾直接论及现代化的内在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关于“何谓现代化”的思想和主张[3]。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就是其现代化思想和观点的直接体现。《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注解“现代化”时,将马克思的这句话直接引为首要观点就是佐证。还有研究者对马克思的现代化主张作了不同解读。刘儒和陈舒霄从理论溯源的角度提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现代化意指人类社会从传统转型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并揭示出马克思对现代化理论六个维度的贡献[4]。本文对马克思的现代化主张的解读主要依据上文所提经典文本展开,即马克思虽然主张工业较发达国家是工业较不发达国家的“未来景象”,但他并不赞同工业发达国家用过的模式是工业不发达国家必须照搬的或是直接模仿的。印度学者A.R.德赛认为,现代化是人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行为模式等社会要素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和评判标准需“因地制宜”,没有统一的模板可以套用。因为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范式和历史背景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现代化实现路径和评判标准。对此,他将现代化区分为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和非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并强调这两类现代化内含多个组成元素,即使相同路线的现代化也会因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范式和历史背景等的不同而有多种路径选择和评价标准[5]。
“现代化的根源肇始于‘启蒙运动’”[6],但上述注解和阐释较少专门从启蒙角度展开,客观上限制了对现代化本质内涵的充分把握。
(二)启蒙视角下的现代化
1. 启蒙的本质
启蒙虽不起源于德国,却由德国人开启了对“何谓启蒙”的追问和回答。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回应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Sapere adul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7]此处的“理智”就是理性。“‘启蒙’之所以需要‘勇气——audere’,是因为要使自己的理智——理性‘成熟’起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一定的‘危险’的。”[8]福柯认为,“批判就是自发的不服从的艺术,是经过反思的不可驾驭性的艺术,批判本质上将确保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真理的政治学’的语境中解除主体的屈从状态”[9]47。这里的“自发的不服从的艺术”和“经过反思的不可驾驭性的艺术”本质就是康德话语中的“理智”。进而,这一界定也就与康德的“启蒙”产生了交汇。“康德描述为‘启蒙’的,恰好是我之前试图描述为‘批判’的。”[9]48在此基础上,福柯于1984年针对《柏林月刊》所提的“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进行回答,通过置换的方式对康德的启蒙作了反思,完成了对康德启蒙观点和思想的批判式继承[10]。“福柯才是康德启蒙的继承者。福柯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反复重新解读康德的《何谓启蒙?》,不是要考察启蒙理性是什么,而是要考察将理性置于成熟地位的历史时期意味着什么,福柯要描述的是哲学(或者理性)与历史相互包裹的结构,历史已经不再是哲学的反思对象,而是哲学的存在方式。”[11]2008年,韩水法教授提出,“人们今天究竟如何理解启蒙,基本上也就等于人们如何理解理性。在一个更为中肯的词语被构想出来替代理性之前,启蒙就始终是理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和层面——尽管人类很晚才发现和意识到这一点”[12]。也就是,理性是启蒙的内核和本质,启蒙是对理性的一种表达和践行,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2. 现代化的深层本质与内部结构关系
启蒙与现代性联系紧密,甚至可以说启蒙造就了现代性,两者间的联系表现为“启蒙的逻辑作为现代性之秘密,毋宁说现代性的秘密在于启蒙的逻辑”[13]。另外,就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只有现代化的开启和推进才能孕育出对其属性进行概括和抽象的现代性。因此,可以说,现代性就是现代化的表层内核。现代性的秘密在于启蒙的逻辑,也就决定着启蒙的逻辑自然而然地成为现代化的深层本质。理性作为启蒙的内涵,启蒙的逻辑以理性为基础展开,并直接表现为理性化(1)后现代主义学派对理性(化)的批判仅限于理性神圣化和工具化,而非理性(化)本身。。概言之,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深层本质,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表层内核,两者相互作用,共同表达和推动现代化。当然,这里的理性化是社会全要素的理性化,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等方方面面。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仍是一种现代化,其深层本质与现代化的深层本质一致,两者间的关系表现为:现代化的深层本质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本质是对现代化深层本质的继承。现代化的深层本质是理性化,与之对应,理性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本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一般性的直接表现,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一论断的依据。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具有与一般现代化一致的深层本质。同时,其也因我国国情的特殊性,而具有“中国式”的特殊性。具体而言,我国的现代化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唯一性、世界性、公平性、协调性和共生性是对其不同于他国现代化的内在属性的概括和抽象[14]。
一是唯一性。其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具有唯一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于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15]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最大制度优势。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个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16]。简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是覆盖全领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工作都在其领导范围之内;同时也是持续的和全过程的,贯穿各项事业的始终。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自然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和基础,且这种领导地位是唯一的,是其他任何人、任何政党或组织都不可动摇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样态的根本所在。
二是世界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世界现代化还包括其他样态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会对世界现代化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整合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从整体来看,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我国现实,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和现代化国家先进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不同于以资本逻辑为根本导向、以追求资本剩余价值为内在动力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以生产资料完全公有的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和文化体制为内核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更有别于“中心-外围”依附型现代化模式[17],在领导方式、根本逻辑、动力机制、财富分配体系、需求满足取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等方面实现了对世界现有和曾有的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外显为集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于一体的现代化指征,为世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新的参考方案。其二,人口规模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之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它的落实和升华。换言之,后四者共同支撑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这是由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这一突出的、基础性的现实国情决定的,也是对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人的现代化的直接坚守。
三是公平性。其主要表现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方面。共同富裕由“共同”和“富裕”构成,“富裕”体现的是发展的体量和程度,实质上追求的是效率。“共同”强调的是发展机会和成果的分配及共享,本质上要求的是公平,且是集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于一体的公平。就“共同”与“富裕”的关系而言,“共同”以“富裕”为前提和载体,“富裕”以“共同”为价值导向;也就是,“共同富裕首先应当是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而非‘共同’基础上的富裕”[18]。这就意味着,作为“共同”和“富裕”组合体的“共同富裕”体现的是对高质量公平的追求。共同富裕的主体指向全体人民,即共同富裕体现的高质量公平面向的是全体人民,而非某一阶层或群体。因此,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公平这一现代属性的表达。
四是协调性。其主要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物质文明强调的是“器”物层面的建设,包括肉眼可见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概言之,这里的物质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宽泛指代,是一种基础性的形而下的存在。精神文明关注的是“道”物层面的建设,需通过人类的意识活动来实现。“精神是通过意识活动才成其为精神的,或者更确切些说,它不是没有通过意识而产生出来的。”[19]因此,这里的精神就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尽管物质和精神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却因为都是一种存在而具有某种联系:物质决定精神,“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20],精神要通过附着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才能存在下来;然而,精神附着在一定的物质载体存在下来,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它与物质相对立;同时,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21]。这也就意味着,两者协同推进,才能有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22]因此,从整体来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协调属性的彰显。
五是共生性。其主要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发展的宏观价值导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共生价值为根基,而且也只有内嵌共生价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真正引领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因为共生价值是契合人类整体生存发展的价值共识,在理论向度上有利于消解以价值相对主义和普世价值之争为主要表征的价值争议,形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价值观;在实践向度上以自身规范合理的基本内涵集中彰显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价值目标,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一种全球性的价值理念发展转变为建构性的实践活动;在历史向度上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淀和凝聚追求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共性认知,从而深入推进共同体主体的解放进程[23]。内嵌共生价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最终指向,而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必将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反之,若违背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自身。”[24]同时,具有国别标签的各国人民均是整个人类的组成“细胞”,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是整个人类有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正因如此,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客观上形成了对熔铸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中的共生价值的坚守,这种坚守本质上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共生属性的维护和倡导。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部结构关系
理性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本质,推动着中国社会螺旋式地从“传统”向“现代”演化,并在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和人口、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具体化为集唯一性、世界性、公平性、协调性和共生性于一体的复合体,并就此将中国式现代化内嵌的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五大特征予以彰显。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
国内论及的“治理”虽源自西方,但国内对它的理解和实践无需和西方完全一致。因为西方关于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形成了根植于其文化、政治、经济运行基础和模式的独特范式:以各个社会单元高度自治为基本前提,强调通过平等协商解决问题或回应需求,排斥以政府为核心的治理结构,而支持政府仅仅扮演协调角色的多中心治理结构[25]。而在我国,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是西方国家政党不能比拟的。福山指出,关于治理的现有文献过于关注是否以一种符合西方价值理念的方式来治国理政,却忽视了有没有能力治国理政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为此,他将“治理”定义为“政府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与政府是否民主无关”[26]。王绍光认为,这样的定义和阐释才真正回到了治理的本源,因此,治理本质上就是公共管理(包括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径和能力,而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公共管理(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与途径,不是指市场化、私有化,不是指“无需政府的治理”,不是指“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27]。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对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必须重视党在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另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要素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自然被包括在内。与之对应,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本质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深层本质——理性化的继承与践行,即治理现代化最终指向理性化,并需充分维护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属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以理性化为最终指向,需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属性。换言之,治理理性化是治理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及彰显其内在属性的必然选择。要实现治理理性化,关键是要推动治理各要素的理性化。从已有研究来看,学界对治理要素的探讨,大都围绕“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展开,形成了三要素说[28]、五要素说[29]、九要素说[30]等,这些研究为廓清治理概念奠定了基础,却未深入观照治理的外部环境要素,也就限制了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治理的本质要求的充分理解。为此,可以推动治理理性化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的彰显为出发点,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前提下,从治理环境、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主体维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治理的本质要求。
1. 改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提供环境保障
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关系是治理所处外部环境中对其影响最直接和最核心的因子。换言之,治理环境理性化的关键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启了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推动我国政府逐渐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也随之优化。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总体方案,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为具体工具不失为调适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一种选择。首先,廓清“放管服”改革要义。从“放管服”改革的背景、高层论述和实践经验来看,其包括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但并不是这三项改革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放、管、服三管齐下、协同推进的一套改革“组合拳”,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来激活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31]。其次,在工具运用上,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制定政府权力清单,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指引编制市场和社会负面清单,以明确界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权责,实现对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优化,为治理理性化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的彰显提供高质量的外部环境保障。
2. 转向承认共赢,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提供理念支撑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治理理念之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治理理性化具有导航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行动指南,为化解冲突与对立提供了中国方案,更为人类走向解放指明了现实路径,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世界现代化的顶层建构理念[32]。治理理性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必然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顶层理念指引范围之内。从中国式现代化到治理理性化是一个逐渐聚焦的过程,对引领治理理性化的理念也需作相应具体规范,才能充分发挥理念的引领效用。对此,治理理性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顶层理念的指引下,在自身层面的理念建构上,必须实现对原有的合作共赢理念的超越,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共生价值为内核实现对基于彼此承认的共赢理念的坚守。原有的合作共赢理念通常以平等的协商谈判为行动策略,而无论哪种目的的协商谈判,虽然打着平等的旗号,但参与谈判的各方都会试图剥夺对方的自主权,将对方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实现利益的内在需求,或者来自外部的规范性压力,迫使他们相互承认平等,但他们内心仍存在压制对手的冲动[33]39。与之不同,基于彼此承认的共赢理念在行动策略上以相互包容和理解为核心,进行基于自主决策的沟通和交流,就不会带来这样的后果。“这是因为,承认并不意味着承诺,更不意味着要放弃自身的自主性。事实上,只有在承认的过程中保留自主性,合作行动才可能实现。”[33]39
3. 推进权责对等,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提供结构动力
治理结构作为治理的关键要素,是在治理理念引导下实现治理理性化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的彰显的基础,离开了治理结构谈治理理性化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的彰显,是不现实的。治理结构的核心是权利(权力)-责任结构,也就是决策权利(权力)-责任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因此,作为治理现代化基础的治理结构理性化的核心是在赋予各治理主体决策权利(权力)时,也须对治理主体作出与之对应的责任安排。概言之,治理结构理性化的核心是权责对等,且这里的权责对等,包括“权力-责任”对等、“权利-责任”对等两个方面。“权利-责任”对等与“权力-责任”对等是治理主体践行治理责任的一体两面,两者联系紧密、相互关联。“权利-责任”对等表达的是治理主体享有的参与治理的权利必须以对等的责任为基础。“权力-责任”对等体现的是当治理主体在践行治理责任时也就形塑了治理权力的属性、建构了治理权力的内容,意味着治理权力源自对治理责任的践行,并必须与治理责任践行范畴相匹配。也就是,治理责任是治理权利塑造治理权力的中介,治理责任的践行过程集中体现为治理权力的运作,而治理责任的履行结果则表现为治理权利得以保障或增进,反过来,治理权利想要得到保障或增进,就必须履行相应的治理责任[34]。
4. 确保交互互动,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提供机制牵引
从整体来看,以各主体“权利(权力)-责任”分配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始终是一种静态的关系结构安排,就像人的各个组成器官一样,离开了“经脉”和“血液”的“串联”,自身的功能就不可能有效发挥出来。这里的“经脉”和“血液”就是治理中的机制要素。换言之,治理结构是治理的“躯干”要素,为治理现代化以及理性化提供“硬件”支撑;治理机制是治理的“软件”要素,起着激活治理结构的作用。当然,治理的结构构建和机制设计以实现治理功能为目的,而非为了结构和机制本身。因此,在探讨治理结构理性化的基础上,需要对治理机制理性化进行建构,才能充分激活治理结构的功能,并推动治理理性化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的彰显。治理机制在一定意义上是运用底层逻辑在治理结构框架下对治理主体运用权利(权力)和践行责任的具体行为加以引导和规范,以充分发挥治理结构的功能,确保治理现代化有序推进的一种具象设计。具体而言,其在设计上要跳出“自上而下”的单向沟通思维惯性,遵循双向互动的基本原则,从“纵向到底”与“横向到边”一体化维度建构治理主体在治理结构框架内互动的程序流程、行为范式,建构一种网络化、扁平化的运行机制,确保各治理主体能充分运用对应治理结构赋予其的权利(权力)并履行责任,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属性提供机制牵引。
5. 聚焦素养提升,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提供主体资源
治理主体一般被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参与治理活动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是治理理念的践行者,也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建构者和运用者,还是治理环境的建设者。从宽泛角度看,治理环境、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等要素是治理现代化工具层面的建设要素,治理主体则选择和运用这些工具。这就意味着,治理环境、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就是通常所言的治理的制度建设,治理主体则是治理制度的执行者,两者在治理理性化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的坚守和创新这一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换言之,在推进治理环境、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等制度建设的基础上,需同步观照治理主体的制度执行力建设,否则治理理性化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的彰显就会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因为如果得不到执行,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虚设,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进一步而言,制度执行力是治理主体所具有和产生的将制度内容变成现实结果的能力、展力以及效力相统一的连续体,从执行的内容、速度、结果及意愿“四位一体”的角度来建构治理主体制度执行力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35]。这将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治理主体及时将治理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素养,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主体资源,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属性的继承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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