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P243)百年成就使人振奋，百年经验给人启迪。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开启民族理论探索之路，在民族工作领域下足“绣花”功夫，驰而不息地寻求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形成一整套系统科学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历史镜像映照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图景在民族工作的年轮中刻录着理论演进的清晰脉络。通过回溯不同时期党的民族理论的内容与特点，总结理论向度、话语表述和国际视野层面的创新成果，力求把握民族理论的演进内涵与时代意蕴，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一个在历史经纬中动态演进和赓续前行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问题的两个基本问题。”[2]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考察线索，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百年历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理论初步探索（1921—1949年）
党的初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民族理论探索的起步阶段。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积极引入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如翻译马列著作、撰文探讨中国民族问题、学习和吸收其理论精髓。中共二大提出“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3](P62)这成为将国家构建与民族问题相结合的初步构想。党的一些报刊也开始发表宣传民族理论、研究民族问题方面的文章，其中蕴含的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理念是党的民族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得到初步实践。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到“不分种族（汉、满、蒙、回、鞑靼、苗、黎以及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公民”。[4](P773)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宪法形式确立民族平等原则，明确了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长征时期党在与沿途各民族广泛接触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颁发布告、演讲、标语等形式宣传民族理论与政策。例如红军途经苗、瑶、彝等聚居区时，提出民族平等主张，反对一切压迫与剥削；
到达甘肃的回民区域时颁布对回民的“三大禁条、四大注意”；
进入藏区时颁发保护藏民利益的布告《告康藏西番民众书》；
在一些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政权和人民武装，促进民族理论与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紧密结合，将民族平等团结理念贯彻于各民族的民生关怀之中。这一时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党的各项民族理论由‘教条主义’逐渐走向‘实事求是’”[5]。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创新包括：以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为纲领，在政策宣传工作中把解决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民族问题相结合，在争取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实践中增强理论自觉；
创新发展民族团结理论，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为民族理论研究提供组织保证。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4](P595)，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运用的教条化倾向进行修正。之后建立的回民自治乡和蒙民自治区成为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初步试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6](P622)这是首次对“中华民族”的起源、结构、关系等进行理论阐述，初步形成党的中华民族观念。之后在中共七大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重申实现民族解放与民族平等的奋斗目标，这些都成为分析当时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围绕实现解放和平等团结的主题，为了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团结一切革命力量，进一步重申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指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4](P991)期间，山东、淮南、晋察冀等解放区相继设立民族自治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成为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这是民族理论探索的重要实践成果。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将民族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作的重心转向和内容设计提供依据。
这一阶段，党的民族理论发展主要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内容包括民族与民族问题的概念、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原则、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加深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将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族等理念贯穿于革命全过程。党在民族理论与政策方面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发展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民族理论曲折发展（1949—1978年 )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着巩固新政权等复杂形势，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民族理论探索立足于民族发展规律和民族问题长期性的特点，其重心在于疏通民族关系，消除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毛泽东明确当前民族工作的两项任务是“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7](P37)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国家根本大法角度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为了摸清多民族国情的家底，国家在1952年和1956年先后两次派出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聚集区开展民族大调查，同时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民族识别工作。这一系列实践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理论框架体系的重要依据，是民族事务处理的理论源头。
党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将民族理论融入民族地区发展。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帮助民族地区实现繁荣发展和社会改革，尊重民族自治权和民族特点”。[8](P162)同时在民族地区慎重开展民主改革，使个别仍处在封建制、农奴制社会中的民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对民族地区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援助，出台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相关政策。
这一阶段，党的民族理论发展主要围绕保障民族平等团结的制度设计。内容包括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实施、散杂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保障、民族关系疏通、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干部培养等方面。整体来看，此阶段的民族理论在学理层面确立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原则，为党和国家制定和贯彻各项民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坚实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民族理论改革调整（1978—2012年 )
改革开放初期，党深刻总结民族工作领域的经验教训，对民族理论的具体问题正本清源。1982年修订的新宪法在序言中继续明确民族平等原则，并对民族自治地区享有的权利等做出具体规定，为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此阶段，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重在发展经济，把发展作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成败的一项标准，“从时代、人民、民族要求的角度强调发展的重要性”[9](P357)，并做出“中国没有大的民族纠纷的基本判断”[9](P362)，先后实施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多项举措，使民族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的科学论断，深化各民族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的主题，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加强民族团结与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理论的指导思想。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民族工作领域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如“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产生原因、影响评估、集中表现等”[10]，为正确认识民族问题及破解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同志提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在民族工作中的科学应用，揭示了新世纪民族问题解决的方法和目的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突破。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和谐”纳入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表述，科学回答民族问题的相关概念及如何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共同构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理论体系。
这一阶段，党的民族理论以国家领导人对于民族问题的重要论断为特点，主要围绕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核心问题，从各民族发展政策、发展路径、发展观念出发探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等措施促进民族地区全面发展，重视国际环境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影响，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理论的深化发展（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总结民族工作的成就和把握新形势下民族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多次深入民族地区实地调研，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拓民族工作新局面。通过对新时代民族问题的本质内涵、特征表现、探索路径等问题进行理论阐释，深刻回答新时代中国民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提出现阶段民族工作形势的“五个并存”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关系的守望相助理念、解决民族问题的物质和精神并重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表述，推动新时代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党在对统一多民族国情认知基础上，以满足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共享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舆论引导，丰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理论内涵。例如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实施“一带一路”“精准扶贫”发展战略，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事业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重大科学论断。随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从“十二个必须”的角度精辟阐释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遵循的根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彰显出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鲜明导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以及中华民族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研究层面推动着民族理论创新发展与成果产出，实现由各民族的主体性发展到各民族互促互补的主体间性发展，促成自强自信的牢固共同体，加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
这一阶段，党的民族理论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不仅是党接力探索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其特色内涵可以概括为“中国化的理论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特色、人民民主的制度特色和共有精神文化的文化特色”[11]。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串联于民族理论探索的发展脉络，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前进方向，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新时代解决民族问题中的强大生命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纲领。
时代进步需要理论之光的照耀。党的百年民族理论扎根于中国国情和民族实际，秉持实事求是精神和开拓创新思维。这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经验与创新、理论与实践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理论向度、话语表述和国际视野层面取得了重大创新成果。
（一）理论向度：开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脉相承，并以中国化时代化为基本线索不断创新前行。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本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指导价值。
第一，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本质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胜利的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12](P287-288)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一开始就鲜明地将民族解放理念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消除民族不平等作为价值取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是对资产阶级民族观的完全超越。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党准确把握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的本质，在革命时期带领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在建立新中国之后，党又将目标升华为践行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实现民族繁荣发展、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尤其是在新时代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使命担当，找到真正体现中国民族本质的正确道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不断拓展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质论的意义空间。
第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认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演进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推动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化和规律化，在民族理论认识论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如对“民族”“民族问题”“中华民族”等概念以及多民族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
对民族工作重大意义更加明确、民族工作的目标取向不断聚焦；
对维护民族平等的根本立场更加坚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路径更加清晰；
对解决民族问题的任务艰巨性、长期性认识更加深刻等。这些成果不仅揭示了中国民族发展的基本规律，实现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完美契合，而且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论述的深刻理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民族理论的诸多论述，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本质属性的角度阐明了民族理论探索向纵深发展的必然性，体现出鲜明的理论创设与知识生产的思想轨迹，构成具有特定内涵的民族理论认知体系。
第三，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法论。纵览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演进，其实践方法推动民族理论的创新活力，民族理论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是以每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时代背景为理论参考，不断创新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方法论，寻求中国民族问题的最佳解法。有学者将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论概括为“历史性方法论、实践性方法论和总体性方法论”[13]，除此之外还应重视政策法律因素。党在革命时期的重心在于寻求民族解放与独立，民族理论缺乏国家层面的合法性来源和政策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使民族理论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后盾，通过法律形式制定民族政策，使民族问题解决获得理论支点，民族理论探索也成为合法性的政治实践，如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尊重民族意愿，不仅保障人民表达民族身份意愿的权利，而且在更大意义上确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地位，尤其是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规定，各族人民真正享有法律和事实上的平等。
（二）话语表述：对民族理论核心要义的表述不断创新
民族理论需要鲜明的词义表述和话语呈现，才能准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质。围绕民族理论核心要义的话语表述不断创新并走向成熟，应在话语表述的动态调整中把握民族理论的话语逻辑。近年来党的民族理论核心要义在话语转向和话语风格方面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强调“多元性”转向更加注重“一体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阐释过“大家庭”观念，如恩格斯在赞扬英国工人摆脱民族偏见时讲到：“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
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14](274)党的民族理论演进始终坚持“多元一体”的理论框架，以充满温情的“大家庭”为主体叙事逻辑，在整体上实现了从凸显各民族的独特性到重视交往交流交融，再到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转向。民族理论话语从强调“多元性”转为更加注重“一体性”，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强化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凸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接纳。民族理论话语转向与拓展实质上代表的是各族人民的身份建构由单向的国家立场宣布与赋予走向双向的个体自觉认同与互动的过程，尤其是随着“中华民族”写入宪法而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知共鉴、共享共爱和口耳相承的共同身份。
第二，话语风格的时代化与大众化。话语源于理论而又滋养理论。党的民族理论话语风格呈现出形象生动、简单易懂的表述特点，尤其是新时代民族理论话语更具时代化与大众化特点。如在民族团结理论方面提出“眼睛论”“福祸论”“生命线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方面提出“大家庭论”“大花园论”“一家子论”“石榴籽论”等，论述更加生动和易于理解；
再比如党为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阐释的理论话语，如“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等。这说明民族理论逐渐改变过去政策文件中抽象化和概念化的语言表达，不仅关注宏观层面民族关系的整合，而且深入民众微观层面民族关系的协调，使民族理论话语更加生活化和“接地气”，“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与深度交融的必然选择、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15]。这些喜闻乐见的民族理论话语风格更接近人民期盼，缩小了理论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推动着民族理论的大众化。
概言之，文风话风反映党风。党依据不同时期民族工作的实践场域，推进民族理论的话语建构，这并非简单地从学术概念生发的词语创造、理论发明或学理阐释。每一次民族理论话语创新的背后都是饱含着中国智慧和中国风格的理论成果产出，是党面临民族事务新情况时的深切反思和有力回应，是围绕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不断增强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话语实践。话语创新和新概念提出极大提升了民族理论的话语权，针对民族领域新问题的理论回应和话语阐释更具解释力，有助于将理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体现出党在民族理论话语建构中的自觉意识和创造智慧。
（三）国际视野：为世界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体系不仅强大了中国与团结了人民，也为世界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范例。应在与国外民族理论的客观比较与总结提炼之中，深挖中国民族理论的内在价值和理念优势，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民族理论的对话能力和开放水平。
第一，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理念的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兼容并蓄、多元一体元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一统”“通天人合内外”“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等思想精华，在内涵方面蕴含着平等价值、正义价值、秩序价值和人权价值。通过各族人民互学互鉴的胸怀和包容开放的态度来实现内心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以尊重差异存蓄文化张力，以包容多样达成团结共赢，以博大共享的精神力量汇聚共同信念，能够有效避免“文明的冲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观念，打牢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纽带与思想基础，展现出党开展民族工作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这些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的尊重差异与包容多样特征。
第二，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代表的中国制度。如何处理政治统一性与民族多样性的关系是世界性议题，中国共产党经过总结经验和不断修正，最终选择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构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政策的源头，在具体实践中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共同发挥作用，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的原则在哲学意义上诠释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协调的辩证理念。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百年巨变充分彰显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优越性与理念先进性。
第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方向的中国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将狭隘的民族认同转化为统一国家基础上的民族认同之最佳方式，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建构做出原创性贡献。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多元”与“一体”的逻辑关系和建构层级进行理论探索，以统一多民族国情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立论基础，创新性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在工作实践中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平台，创新文化共享与互助合作模式，深挖各民族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因素。民族工作以和睦相处作为真诚交往的起点，以和衷共济作为深入交流的过程，以和谐发展作为情感交融的升华，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情感与道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将目光向全球人类关怀延伸，提出旨在增进人类福祉和实现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出新思路新解法。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演进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淬炼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坚定理念。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着新挑战与新任务，更加迫切地需要民族理论的全面指导，深刻总结百年民族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准确把握其价值意蕴和理论密钥，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民族理论的百年演进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相统一的理论探索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不断自我修复和自我革新的成长进化史。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民族理论发展的政治保障，也是做好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民族理论是政治性理论，必须从政治高度明确理论方向和政策尺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理论体系的顶层设计者，深刻把握不同时期民族理论的时代特征和本质内涵，探寻解决民族问题的最优路径，经过百年接力探索，实现了民族理论的路径化与具象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领域与全过程，推动着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新时代民族理论发展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从全局战略高度确保民族理论的政治方向，建立健全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党的政治整合优势达成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以党心聚民心，把党的理论自觉有效转化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动力，有效避免宏观民族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激活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时代基因。同时，民族理论创新发展依靠党组织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号召力，以政策引导和法治规范的形式将民族理论的价值内涵转化为行政主体的服务理念，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统筹协调作用，在处理民族事务中培育现代治理观念。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的演进历程，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使命和理论内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对民族理论的认识深化与民族工作的实践要求，而以人民为中心则是民族理论发展一以贯之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原则，始终将“人民”镌刻于民族理论探索的细枝末节，将忧民、爱民、为民的赤子情怀和庄严承诺融入初心与使命。在革命时期，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策略来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与信任；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提升各族人民在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中的切身体验；
在新时代，以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来统合民族政策、社会公平与民众诉求。总言之，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核心理念。
人民既是理论的创造主体，也是理论的价值主体。各族人民的福祉利益是检验民族理论的最佳方式，能够从微观层面折射出民族理论的实践效度。因此，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内嵌于民族理论创新发展中，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以理论共识强化情感共鸣与心理联结，提炼各族人民的理论共识点。始终牢记依靠人民实现发展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论原点，在民族理论探索中画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的最大同心圆。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逻辑框架应致力于建设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美好社会，将民生改善熔铸为民族理论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在广泛的价值认同中创设各族人民共同向往、充满温情的共有精神家园。
（三）坚持实事求是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体系是理论演进和实践变革之间彼此印证和相互推动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实事求是作为开拓创新的基础前提，开拓创新则是实事求是的延伸拓展，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4](633)，统一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演进的价值准绳。党在民族理论探索中始终秉持科学态度和革新精神，因时求新，因地制宜。通过深入民族地区的大量实地调研，在应对各阶段民族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情况中培育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理论自信的底气来源，积聚成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股肱之力，使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
新时代召唤新理论。唯有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时代主题。当今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睿智的全球思维和深邃的世界眼光，在乱云飞渡的复杂局势下保持战略定力和理论自信，以永不懈怠的创新精神状态迎接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民族理论应着力于从’求变’到’求治’，逐步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16]，应积极响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构筑起契合新时代语境的现代治理体系，以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升民族理论效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样需要国家制度和民族理论的持续供给，将制度理念、组织架构和治理实践归置于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系统阐释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最本质内涵，实现民族理论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探寻民族理论话语的新时代解释力。
（四）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引领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的演进契合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百年民族理论探索的历史链条中也从未中断。民族问题属于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而社会总问题又内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众多事项之中。因此解决民族问题便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重要环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宏大的民族叙事为把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历史契机”。[17]党在民族理论的初期探索中便将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作为使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中充满着“反帝”“抗日”等革命元素，中华民族复兴的火苗也在革命斗争中逐渐被点燃。新中国成立实现各族人民的当家做主，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航向。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阔步疾驰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快车道。新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团结梦和发展梦成为民族工作两件大事，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宏愿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振臂欢呼之前更应加倍努力和保持理性，尤其要时刻关注国内外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中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18]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体系应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统一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循着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宗旨不仅要带领各族人民“强起来”，更要将他们“聚起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汇集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包容性和时代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大略。
猜你喜欢 话语中华民族民族 我们的民族娃娃乐园·综合智能(2022年2期)2022-04-19中华民族的独立之路小学生学习指导(中年级)(2021年9期)2021-09-27现代美术批评及其话语表达河北画报(2021年2期)2021-05-25聚焦中华民族之瑰宝“非遗”北广人物(2020年51期)2021-01-10一个民族的水上行走人民交通(2019年16期)2019-12-20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当代陕西(2019年21期)2019-12-09From Xia People to Han People and to Chinese Nation— A Study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2019年3期)2019-03-18多元民族乡村地理(2018年4期)2018-03-23求真务实 民族之光文史春秋(2016年2期)2016-12-01话语新闻浙江人大(2014年6期)2014-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