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杏子，周云波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在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目标。2020年底，在2300元/年·人的国家贫困标准下，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踏上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推进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明确其本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2035年我国的总体目标之一是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要求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富裕”。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同富裕与人民的美好生活密切相关，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应是增进人民的幸福感（郑沃林、李尚蒲，2022）[1]。
促进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大规模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蔡宇涵等，2021；
胡原等，2022；
周强等，2022）[2-4]，但我国农村居民整体的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罗必良等，2021）[5]。与此同时，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我国扶贫工作的结束，扶贫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问题上，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仍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贫困，尤其是相对贫困的风险，即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申云、李京蓉，2022）[6]。那么，农村居民面临的这种较高的贫困脆弱性是否是制约其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关注到了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包括个体人口统计学、自然环境层面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等非物质因素，以及个体、社会经济特征等物质层面因素（种聪、岳希明，2020；
周烁、张文韬，2021）[7，8]。重点从个体经济特征的角度探讨影响幸福感相关因素的文献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类：一是研究当期收入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延续Easterlin（1974）[9]关于“幸福—收入悖论”的研究，众多学者持续关注当期收入水平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Frey ＆ Stutzer，2001）[10]，相关文献研究大体上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等角度分析收入变化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绝对收入方面，多数学者认为绝对收入的增加会显著提升那些基本物质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个体的幸福感（Easterlin et al.，2012）[11]，但随着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绝对收入的这种幸福感提升作用会逐渐减弱（Altindag ＆ Xu，2011；
Kahneman ＆ Deaton，2010）[12，13]。同时，也有研究认为，绝对收入的增加会持续提升个体的幸福感（Stevenson ＆ Wolfers，2013）[14]。在相对收入方面，部分研究发现，个体的幸福感会受到相对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由于存在攀比效应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Mc-Bride，2001；
Ferrer-i-Carbonell，2005；
Clark等，2008）[15-17]，以及人们自身对外界环境变化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进而产生的“快乐水车”效应（Kahneman，2003）[18]，个体相对收入的提高并无法带来幸福感的持续提升。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可能存在“隧道效应”，即相对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在观察到富人的高收入时，会产生对未来收入提升的信心，从而获得幸福感的提升。但随着富人收入的持续提高，与穷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此时，相对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幸福感将会下降（Easterlin et al.，2012；
Hirschman，1973；
Knight等，2009，）[11，19，20]。
二是并不从居民当期收入这一连续变量出发，而是将个体当期进入低收入或者贫困的状态作为核心因素，研究其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主题下，不同的研究分别聚焦了个体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以及多维贫困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多发现个体处于贫困状态会显著降低其幸福感水平。如罗必良等（2021）[5]聚焦了我国农村居民，分析得到农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会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周力和沈坤荣（2021）[21]通过使用不同的贫困标准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发现在以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时，个体的相对贫困状况会显著降低其主观幸福感。Wang等（2021）[22]使用个体政治参与、社会机会、经济状况、居住状况、健康水平以及社会保护等方面的指标对我国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发现个体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会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还有学者从个体的幸福感是否能够适应自身贫困状况的角度出发，研究个体的贫困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类文献大多在得出“贫困会显著降低个体幸福感”等相关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个体的幸福感无法对自身贫困状况产生适应性，个体长期陷入贫困的状况会持续对其幸福感水平产生负向影响（Clark et al.，2016；
Luo，2022；
Dang et al.，2019）[23-25]。
三是关注个体的未来收入以及在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对幸福感的作用，研究贫困脆弱性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目前在这一主题下的文献还较少，仅有的研究包括：Caria ＆ Falco（2018）[26]使用非洲地区的面板调查数据分析了工人的贫困脆弱性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工人面临的收入贫困的脆弱性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脆弱性的这种幸福感负向效应超过了个体收入增长带来的正向效应。Dang等（2020）[27]基于俄罗斯的两期面板数据发现，个体的贫困脆弱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同时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并不会对长期的脆弱性产生适应性，个体处于脆弱性的时间越长，其主观福利受到的负面影响也会越大。Simona-Moussa（2020）[28]也初步发现了瑞士的脆弱性居民一般具有相对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从个体经济水平的角度对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目前学界从个体未来收入或贫困的角度出发，分析贫困脆弱性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足。现有文献重点分析了当期收入水平、当期贫困状态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研究关注的均是个体“事后”贫困对幸福感的影响，对于个体贫困脆弱性等“事前”贫困因素的研究仍不足。同时，在“事前”贫困与个体幸福感这一主题下的文献尽管发现了贫困脆弱性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但仍缺乏具体的作用路径及机制分析，尚未明确贫困脆弱性如何降低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以及何种因素能够缓解脆弱性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二是目前学界关于贫困脆弱性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尚缺少基于中国国情的分析。事实上，在我国国情下，从个体未来的贫困状况出发，分析贫困脆弱性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必要性。一方面，现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大多面临着较大的贫困风险（左停、李世雄，2020；
张建春、邓大松，2022）[29，30]，对未来存在负面预期，而这种贫困风险引起的对未来的负面预期是否是个体幸福感水平较低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对于个体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与其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分析，也能够为我国政府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来自个体幸福感的新的依据。具体地，若个体陷入贫困的风险会对其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则政府除了关注在当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体以外，还应该充分重视存在潜在贫困可能的个体，及时为其提供帮扶，进而长久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此，本文将个体在未来的贫困风险纳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引入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的农村居民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对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较低的原因。如上文所述，现有文献多关注我国农村居民当期收入与贫困状态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尚缺少对个体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与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重点使用各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对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并具体研究了其中的异质性作用。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具体分析了贫困脆弱性如何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增加了文章的研究深度。第三，在政策含义方面。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政府2020 年以后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基于个体幸福感的思路，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有益参考。
（一）贫困脆弱性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路径分析
本文参考Chaudhuri等（2002）[31]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个体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在这一定义下，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包括两大部分：第一，个体未来收入低于贫困标准，无法脱离贫困状态；
第二，受到外部风险冲击的影响，个体未来收入的波动较大，即个体在不确定环境下无法将未来收入稳定地维持在贫困标准之上。事实上，贫困脆弱性的这两大组成部分均可能会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首先，在个体未来收入低于贫困标准方面。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处于贫困状态会使得个体自身物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无法满足的物质需求将会显著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同时，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体也会通过与他人对比而发现自身处于社会劣势地位，进而产生相对剥夺的感受，进一步影响了其幸福感水平（Knight ＆ Gunatilaka，2011）[32]。此外，未来收入低于贫困标准的个体大多属于慢性贫困群体，即其可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樊丽明、解垩，2014）[33]。而根据上文，即使个体长期陷入贫困中，也无法充分接受自身所处的物质劣势状态，幸福感水平并不会出现适应性提高（Clark等，2016）[23]。因此，当个人未来的收入低于贫困标准、无法摆脱贫困状态时，其幸福感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其次，在个体未来收入波动方面。个体未来的收入波动主要来源于外界的风险冲击，收入波动程度较大的个体主要是由于自身风险抵御与应对能力较差，无法有效地平滑风险事件带给自身的冲击。当个体风险抵御能力较差时，其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强，甚至一些小程度风险的冲击都会使得个体的物质生活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物质安全感将会有所欠缺，易处在一种物质焦虑、不安的情绪中，从而幸福感也会处于较低水平（Caria ＆ Falco，2018；
铁怡等，2014）[26，34]。同时，当个体收入从较高水平下降到贫困标准以下时，根据棘轮效应理论，个体并无法适应收入降低后的生活，心理落差感将加大，这同样会导致幸福感的下降。综合来看，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可能会通过未来收入较低以及收入波动较大这两条路径，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贫困脆弱性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分析
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分析并结合以往研究，本文将贫困脆弱性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分解成三个可能的机制：（1）降低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
（2）减少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
（3）降低个体对未来的信心（Wang et al.，2021；
Hu ＆ Wang，2021）[22，35]。首先，个体较低的主观社会地位会给其主观幸福感带去显著的负向影响（Curhan et al.，2014；
Huang et al.，2017）[36，37]。从社会因果论的角度来看，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个体面临着更多的社会压力以及社会排斥（李小保、吕厚超，2022）[38]，个体对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估同时依据了自身的收入、教育等客观因素，以及社会认可感等主观因素（Jackson et al.，2015）[39]，这些因素均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此外，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大多取决于社会比较，而这种社会比较正是个体形成自身社会地位感知的重要依据（Diener ＆ Fujita，1997）[40]。因此，认为自身主观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必然具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而个体较高的贫困脆弱性将会降低其主观社会地位。这是因为，主观社会地位是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也是对自身当前发展状况的主观评价（张雅欣、孙大鑫，2019）[41]。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主要基于自身的客观社会地位，具有贫困脆弱性的个体常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由于自身易陷入并保持贫困状态，这些个体对自身当前发展状况大多并不满意，因此，主观社会地位并不高。另一方面，具有贫困脆弱性的个体常被贴上“穷”“懒”等负面标签，这些标签的存在将会增加个体的“社会耻感”，也会对其主观社会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孙伯驰、段志民，2020）[42]。
其次，社会信任也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袁正、夏波，2012）[43]。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的有效合作，属于影响个体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种聪、岳希明，2020）[7]。已有文献发现，社会资本对个体主观福利提升的驱动作用完全依靠于社会信任（Bjørnskov，2006）[44]，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社会犯罪率、自杀率，有利于社会稳定，为个体幸福感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Helliwell ＆ Wang，2011）[45]。同时，社会信任的提高也避免了个体认为他人均不值得信任的悲观情绪，为人们的日常情感沟通打下了基础，有利于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
也通过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促进个体获得就业与提高收入的机会，实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屈沙、刘孝斌，2022）[46]，进而获得幸福感的提升。然而，具有贫困脆弱性的个体普遍具有较低的社会信任度。根据上文，具有贫困脆弱性的个体处于社会劣势地位，对自身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较不满意，对于社会地位较高、发展信心较强的个体可能会萌生嫉妒与排斥的心理（万广华、张彤进，2021）[47]，使得其与这些群体相处时存在隔阂，进而社会信任感降低。此外，具有贫困脆弱性的个体对于亲友、邻居的物质依赖程度可能较高，当其试图寻求亲友、邻居的物质帮助时，常会与之产生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的存在将会进一步降低个体的社会信任感。
最后，个体对未来信心的缺乏也会降低其主观幸福感（Bailey et al.，2007；
Han ＆ Gao，2020）[48，49]。主观幸福感不仅取决于个体过去和目前的生活状态，也受到个体对自身未来生活预期的影响（赵一凡、周金娥，2021）[50]。个体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反映了其对自身未来生活是否有积极预期，这种积极预期属于个体的乐观情绪，能够直接带来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同时，在乐观情绪下，个体不仅能够发现更多机会，也能够抓住机会，并且在面临困境时能够保持乐观的态度，更具有毅力，更容易实现自身目标（Snyder，2002；
Arampatzi et al.，2020）[51，52]，这些因素均有利于幸福感的提高。而具有较高贫困脆弱性的个体一般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究其原因，对未来的信心反映了个体对自身未来发展可能性的评价，包含着对自身未来生活水平的积极预期以及对未来风险应对的信心（Pleeing et al.，2020）[53]，而贫困脆弱性程度较高的个体往往面临着较高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长期处于脆弱状态的个体的风险抵御能力以及对自身未来生活与发展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相应地，对未来生活及发展的信心会较为缺乏。
综合而言，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可以划分为个体未来收入低于贫困标准和个体未来收入波动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均有可能降低个体主观幸福感。同时，贫困脆弱性会通过降低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信心，进而降低个体幸福感。具体的理论分析思路如图1所示，下文将对具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图1 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路径及机制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下文简称CFPS）。CFPS数据为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海南、青海、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及港澳台地区），涵盖了全国95%的人口。该数据的调查内容包括了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工作情况、经济基本信息及主观福利信息，也包含了居民家庭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状况等信息，为本文分析个体贫困脆弱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CFPS数据每两年调查一次，现公布的数据包括2010～2018 年共5年。本文使用2014 年和2018 年的CFPS 数据，主要是因为这两年的数据中关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有效样本充足且取值范围一致，同时家庭收入变量的口径可比。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保留了两年均有信息的样本，构建了两年平衡面板数据。第二，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居民，故将城镇地区居民从样本中剔除。第三，考虑到儿童群体的幸福感与成人不可比，本文仅保留了2014年16周岁及以上的个体。第四，进一步剔除了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经上述处理，共获得了包含10 228个农村居民，20 456个样本的两年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主观幸福感。个体主观幸福感变量来自CFPS成人问卷主观态度部分“你觉得自己有多幸福？”选项0～10，0分表示幸福感水平最低，10分表示幸福感水平最高。这种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变量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个体幸福感的分析中（Di Tella等，2001）[54]。
核心解释变量为个体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参考Chaudhuri 等（2002）[31]的研究，将个体t 时期的贫困脆弱性定义为个体在t+1期的收入低于贫困标准的概率，使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度方法（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简称VEP方法）进行测度。在VEP方法下，首先需要对个体未来的收入分布均值和方差进行估计。根据Singh ＆ Maddala（1976）[55]的研究，相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对数正态分布能够较好地描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状况，因此，本文假设个体的家庭人均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并使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去估计个体未来家庭人均收入分布的均值和方差，进而对个体的贫困脆弱性进行估计。此时，个体i在t时刻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表示为式（1）：
其中，是个体i在时间t的贫困脆弱性，yi,t+1为个体未来的人均收入分布，Xi为本文测度贫困脆弱性使用的个体特征变量及家庭特征变量①此处的变量包括个体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工作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家庭儿童数、家庭老人数、家庭不健康成员数等家庭人口特征变量，以及家庭人均净资产、家庭收到的政府补助占比等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并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即为FGLS 估计下个体收入期望的一致估计，为个体收入方差的一致估计。z为本文选取的贫困标准，由于2020年底我国已经全面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进入了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后扶贫时代，更加关注相对贫困问题。因此，本文选取相对贫困标准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进而研究相对贫困脆弱性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国现阶段相对贫困标准的选取，学界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一般选用全体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均值或者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制定相对贫困标准的依据（陈宗胜等，2013；
叶兴庆、殷浩栋，2019）[56，57]。考虑到收入均值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收入中位数更为稳定，同时，目前学界关于我国2020年后相对贫困标准制定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标准不应该急于与发达国家一致，使用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依据更符合我国农村地区现阶段的发展趋势（孙久文、夏添，2019；
沈扬扬、李实，2020）[58，59]。因此，本文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②以此种方法得到的相对贫困标准2014年为3 022元，2018年为3 652元（2014年价格）。此外，作为对照，本文也依据目前欧盟国家标准（中位数的60%）和OECD国家标准（中位数的50%），作为对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进行了分析。，得到的贫困脆弱性指标取值范围为0至1，取值越大则说明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③由于篇幅限制，贫困脆弱性具体的测度方法及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此处省略，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备索。。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以及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种聪、岳希明，2020；
王艳萍，2017）[7，60]，包括个体特征变量：个体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工作状况；
家庭人口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家庭儿童数、家庭老人数、家庭不健康成员数；
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净资产以及家庭收到的政府补助占比。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④描述性统计结果使用了CFPS官方提供的权重进行了加权，且相关货币变量均使用各省农村地区CPI贴现至2014年。。可以发现，2014年和2018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未随着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发生率的下降而实现较大程度上的提高，均值基本保持在7.4左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样本期间内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脆弱性仍处于较高水平，在未来面对的相对贫困问题依旧突出。具体地，2014年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266，即平均而言农村居民有26.6%的概率会在2014年以后陷入相对贫困；
这一数值在2018年上升到0.331，居民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表1 变量定义及均值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个体主观幸福感为有序变量，可以建立专门用于估计有序变量的有序LOGIT模型。但根据现有文献，使用OLS方法对被解释变量为主观幸福感的模型进行估计时，所得的估计系数在大小和方向均与使用有序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Ferrer-i-Carbonell ＆ Paul，2004）[61]。同时，使用OLS 方法估计得到的系数更加直观且方便解释。因此，为具体检验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主要使用OLS方法进行估计，同时也以有序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作为对照。具体地，本文构建了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SWBit为个体i在t年的主观幸福感，RVULit为个体i在t年的贫困脆弱性指标，controlit为上文所述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ηi为个体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本文关注的关键估计系数为α1，若个体的贫困脆弱性情况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α1应显著为负。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是使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其中，模型（1）中仅加入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个体的贫困脆弱性，模型（2）是在（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一系列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变量进行估计。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为有序变量，模型（3）和模型（4）是在模型（1）和（2）的基础上，使用面板有序Logit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的估计。根据模型（1）至模型（4）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不同模型下的系数估计结果相差均不大。这一结果表明，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将会越低，个体的脆弱性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得到了初步证明。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此外，由于有序LOGIT 模型的估计系数无法直接解释个体脆弱性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仅能从统计显著性和系数符号方面给出相关信息（连玉君等，2015）[62]，本文进一步估计表2中模型（4）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后，使用有序LOGIT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如图2）。由图2可以看出，较高的贫困脆弱性会显著增加个体进入较低幸福感水平的概率，显著降低其进入较高幸福感水平的可能性。即，个体的脆弱性程度越高，则越会加剧农村居民的“不幸福”感受，而弱化其的“幸福”感受。总体来说，这一边际效应的估计结果同样表明，个体较高的脆弱性水平将会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与表2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考虑到估计结果的易解释性，下文的分析将基于表2 中模型（2）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的面板双向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展开。
（二）稳健性分析
1.关于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改变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标准。在此部分，本文尝试使用不同的相对贫困标准对个体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进而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具体地，本部分分别参考OECD国家以及欧盟国家现行的标准，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和6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测度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并将测度得到的脆弱性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代入基准模型进行估计①由于篇幅限制，具体的相对贫困标准及脆弱性的测度结果此处省略，欢迎感兴趣的读者索要相关结果。。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3列（1）和（2）所示，可以发现，使用上述两种相对贫困标准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负，即个体的脆弱性确实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感，不同的相对贫困标准并不会影响这一结论，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得到了验证。
表3 改变贫困脆弱性测度标准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二，改变贫困脆弱性的定义方式。基准回归使用个体的贫困脆弱性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这一变量属于连续变量，取值在0到1之间。在本部分，本文进一步借助“脆弱线”，将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进行处理。具体地，通过设定“脆弱线”，若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的绝对数值高于“脆弱线”，则农村居民属于贫困脆弱性个体，相关变量取1，否则取0。根据已有研究，分别以29%和当年的贫困发生率作为脆弱线，个体贫困脆弱性的虚拟变量②本部分也同时以收入中位数的50%和60%测度下的贫困脆弱性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检验，结论依旧成立。（Günther ＆ Harttgen，2009；
Ward，2016）[63，64]。具体结果见表3列（3）和（4），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关于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地，本文将个体的幸福状态划分为“幸福”以及“不幸福”，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基准模型进行估计。通过测算可知，2014年和2018年的幸福感得分均值为7，参考刘生龙等（2020）[65]的研究，本文将两个年份中幸福感得分在7以上的个体视为“幸福”的个体，令其主观幸福感变量取1，否则取0。具体估计结果如表4列（1）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依旧显著为负，支持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
表4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3.排除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
本文的样本区间处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期间内①精准扶贫政策于2014年全面开展，至2020年底我国全面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能会受到该政策的影响。为剔除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更加准确地识别出个体的脆弱性对其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本文进一步以2010年的国家官方贫困标准（2 300元/年·人）对受到政策帮扶的绝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并将这部分群体从样本中剔除。剔除绝对贫困人口后的估计结果如表4列（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负，并且相对于基准回归结果，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更大。这可能是因为，精准扶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提升绝对贫困人口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基准回归结果可能低估了个体脆弱性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4.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蔡宇涵等（2021）[2]、周力和沈坤荣（2021）[21]的研究，进一步控制了其他方面的可能同时影响个体脆弱性及其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包括：第一，个体前一期的相对贫困脆弱情况②利用CFPS追踪数据的优势，分别通过测度个体2012年和2016年的脆弱性变量作为2014年和2018年的控制变量。。第二，村级层面的影响因素，同时控制了村居的经济水平、自然灾害情况以及污染情况③分别以村居人均纯收入的对数、村居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1=是，0=否）以及村居附近是否有高污染企业（1=是，0=否）测度。同时，由于CFPS数据仅2014年有村居问卷，本部分仅使用了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第三，个人记忆力情况④以CFPS中“您能记住一周内发生在您身上的事情吗？选项1-5，1表示只能记住一点点，2表示只能记住少数，3表示能记住一半，4表示能记住多数，5表示完全能记住”的变量测度。。进一步控制上述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4列（3）～列（5）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
（三）异质性分析
1.基于不同地区的分析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按所在地区进行分类，分别分析处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的脆弱性状态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如表5列（1）和列（2）所示，可以发现，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的脆弱性会对其幸福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于处于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脆弱性的这种负向影响并不存在。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处在东部地区的居民贫困脆弱性程度本身就较低①处于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26，而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为0.32。，且该地区的发展环境更具优势，农村居民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更强，相对更不担心自身会在未来保持或陷入相对贫困，相应地，幸福感水平更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幸福感水平普遍较低②处于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均值为7.66，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7.32。，而脆弱性对这部分地区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会导致地区间幸福感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现象需要引起重视。
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
2. 基于不同性别的分析
进一步地，本文从个体的性别出发，分析不同性别的个体脆弱性对其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估计结果如表5 列（3）和列（4）所示，对于男性居民来说，其脆弱性能够明显降低幸福感，并在1%对水平上显著；
但这一效应对于女性居民来说并不十分显著，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小于男性居民，且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一估计结果与我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一致，男性居民大多承担着抚养家庭的责任，其脆弱性的增加不仅会使得其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平受到负向影响，同时也会导致家庭其他成员，特别是老人和儿童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增加了男性居民的家庭抚养压力，进而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降低。
（四）影响路径与机制检验
1.贫困脆弱性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检验
由前文理论部分以及对个体贫困脆弱性的测度过程可知，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第一，个体未来收入低于相对贫困标准，陷入贫困陷阱，无法脱离相对贫困状态；
第二，个体未来收入的波动较大，无法使得未来收入稳定地维持在相对贫困标准之上。为进一步验证上述两部分因素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考察脆弱性对幸福感负向效应的影响路径，本文将个体的贫困脆弱性指标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个体未来收入均值的对数，二是个体未来收入的波动，并将这两个变量分别代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可以发现，个体未来收入均值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未来收入波动对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个体的脆弱性主要是通过个体未来收入的波动，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表6 影响路径检验结果
同时，参考Günther ＆Harttgen（2009）[63]的方法，并使用29%的脆弱线，本文进一步将个体是否具有贫困脆弱性这一变量进行分解。具体地，将未来收入水平低于相对贫困标准的个体视为结构脆弱性个体，生成“个体是否具有结构脆弱性”变量（1=是，0=否）；
否则个体为风险脆弱性个体，生成“个体是否具有风险脆弱性”变量（1=是，0=否），将二者纳入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见表6列（3）至列（4）。由回归结果可知，个体具有风险脆弱性会显著降低其主观幸福感，即个体收入的波动是造成其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与将脆弱性分解为收入均值和波动进行分析的结果基本相同。
综合上述的估计结果，个体贫困脆弱性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主要是通过风险脆弱性较高，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而发挥的；
个体具有结构脆弱性，即未来收入低于相对贫困标准对幸福感产生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部分认为二者均会降低个体幸福感的结论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现状有关。根据本文的测算，我国农村居民出现贫困脆弱性的原因主要是风险脆弱性较高，即由于风险抵御能力较差，在受到风险冲击时无法保持收入的稳定进而陷入贫困脆弱，而结构脆弱性较高导致的脆弱性较少。以收入中位数的40%测度、29%脆弱线定义的个体脆弱性状态为例，样本中风险脆弱性居民的占比高达89.68%，仅有10.32%的脆弱性居民存在结构脆弱性问题。这一结论与已有文献的分析一致（张栋浩、尹志超，2018）[66]。从这一角度来看，风险性脆弱为降低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原因。
2.贫困脆弱性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检验
由理论部分可知，个体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对未来的信心的缺乏以及较低的社会信任度均会显著降低其幸福感水平，具有脆弱性的个体大多面临上述问题（Wang等，2021）[22]。为了对上述机制进行检验，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考周力和沈坤荣（2021）[21]的方法，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机制变量与贫困脆弱性的交互项，建立了如下模型：
其中，Medit为本文引入的作用机制变量，包括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变量①上述三个变量分别来自CFPS问卷“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选项1-5，分别表示‘很没信心’到‘很有信心’”，“你觉得大部分人是乐于助人的还是自私的？1表示大部分人是乐于助人的，0表示大部分人是自私的”，“您在本地的社会地位？选项1-5，分别表示‘很低’到‘很高’”。，RVULit×Medit为个体的贫困脆弱性与作用机制变量的交互项，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具体地，本文的检验思路是，若上述作用机制变量的增加能够显著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则理论部分提出的作用机制能够通过检验。即，本部分关注的核心估计系数为β2，若上述作用机制能够通过检验，β2应显著为正。
具体估计结果如表7。可以发现，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会显著缓解脆弱性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理论部分的作用机制得到了验证。这一结论也意味着，政府在致力于缓解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同时，也要注重提高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促进其融入社会，增强其社会信任感，培养其自信程度，从而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表7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本文基于CFPS 2014年和2018年的农村居民面板数据，在重点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对个体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的基础上，研究了个体的贫困脆弱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具体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本文得到的结论包括：第一，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水平仍较高，且会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幸福感水平越低。第二，对于处在中西部地区的个体，以及男性个体来说，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风险脆弱性较高，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而导致的。同时，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对未来信心的增强以及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均会显著缓解脆弱性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不仅要关注当期陷入贫困的个体，还应该充分关注存在潜在贫困可能的个体。这些个体面临着较大的陷入贫困的风险，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贫困群体。政府应当通过在短期内对这些群体提供保障，在长期内提供可持续解决贫困问题的政策，及时对其进行帮扶，提高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防止这一群体在未来陷入贫困，进而降低其由于收入波动引起的不安全感，促进其幸福感水平的长久提升。第二，政府在致力于提高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个体的自信程度，促进其融入社会，增强其社会信任感，并提高其主观社会地位，进而长久地提升其幸福感水平。第三，处于中西部等较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面临的贫困脆弱性问题相对更为严重，政府在制定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时，应注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帮扶力度，实现因地制宜，有效提升处于这些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努力缩小地区间的幸福水平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也要针对不同性别的农村居民制定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如从家庭内部分工的角度切入，努力实现因人施策，有效地提高全体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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