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坤荣 丁露
摘 要：
畅通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任务，而供需协同是构建高水平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传统经济循环模式面临结构失衡导致循环动力不足、投资效益低下导致循环路径不畅的现实约束，因而不可持续。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供需协同、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重要抓手。数据要素的内嵌性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广泛性，使得数字经济呈现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创新性等特征，能够有效统筹供需两端，推动供需协同。数字经济通过赋能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规模的合理增长；
通过重塑技术进步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质量的有效提升；
通过推动经济循环的中心从生产转向消费、正向激励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升级，形成良性经济循环。为了加快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进程，需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筑牢广泛赋能基础；
加快数实深度融合，拓展经济增长空间；
加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有效互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关键词：
数字经济；
经济循環；
供需协同
中图分类号：F0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4）01-0030-07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畅通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明确供需协同是构建高水平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供需协同、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重要抓手。目前，数字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0.3%，占GDP的比重为41.5%。数字经济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依托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数字经济具有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创新性等特征，对增强循环动力、畅通循环路径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广泛赋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能有效打通供给与需求的堵点，不断扩大内需增长空间，持续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结构转型与效率提升提供技术支撑。鉴于此，本文从数字经济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理论逻辑和推进路径。
一、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现实约束与关键目标
（一）传统经济循环模式的现实约束
经济循环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各个环节的连接构成了生产结构、需求结构、技术结构与分配结构，李帮喜等：《价值循环、经济结构与新发展格局：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国际比较》，《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这些结构的相互联系是经济循环顺畅的决定性条件。传统经济循环模式面临结构失衡导致循环动力不足、投资效益低下导致循环路径不畅的现实约束，因而不可持续。
其一，结构失衡导致循环动力不足。从生产结构来看，低水平产能过剩与高水平供给不足并存，导致有效供给不足；
从需求结构来看，内需与外需失衡以及内需结构失衡，导致内需主导能力不强。从技术结构来看，依赖技术引进的技术进步方式导致技术结构存在对外依赖强、核心技术缺乏、技术同质化等问题；
从分配结构来看，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大等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有效供需不足影响经济循环规模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供需错配影响经济循环质量的有效提升，主要表现为：需求结构与技术结构脱节，难以形成内生性技术进步机制；
生产结构与分配结构低水平匹配，导致收入增长缓慢。
其二，投资效益低下导致循环路径不畅。传统循环模式以投资扩张为正向激励，通过投资引导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由产业发展实现收入增长和资本积累，进而引发新一轮经济循环，其关键路径为：投资扩张→产业升级→收入增长→储蓄（资本积累）→投资扩张。在扩大投资的逻辑下，传统经济循环模式由供给端主导，以生产为中心；
需求被动适应供给，对供给的牵引作用受限，导致供需双向转换受阻。效率提升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实现的生产率提升、技术引进带来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力在产业间再配置产生的结构红利；
王林辉、董直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合意结构和我国生产率增长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偏向资本的收入分配模式为投资循环提供效率补偿，张军等：《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
王林辉、韩丽娜：《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要素收入分配效应》，《求是学刊》2012年第1期。并为再投资提供正向激励。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资本回报率呈下降态势。而投资效益低下导致投资扩张的正向激励不断减弱，加剧有效供需不足以及供需错配风险。
（二）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关键目标
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关键目标是以供需协同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沈坤荣、赵倩：《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纵横》2020年第10期。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实现经济循环规模的合理增长。从需求端来看，要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潜在增长空间；
优化需求结构，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与投资的关键性作用，不断创造新的增长空间。从供给端来看，要优化要素结构，持续扩大生产能力；
转变生产方式，更好适应需求变化；
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供给体系。
其二，促进供需匹配，实现经济循环质量的有效提升。促进供需匹配的关键点在于建立内生性技术进步机制与收入增长长效机制。一方面，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内生技术进步机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技术体系，进而推动经济循环效率提升。另一方面，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任务，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立收入增长长效机制，扩大就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缩小各类群体的收入差距，并为消费循环提供效率补偿。
其三，形成良性经济循环。要转变由供给端主导、以生产为中心、以投资扩张为正向激励的循环路径，形成由需求端主导、以消费为中心、以消费升级为正向激励的循环路径，即消费升级→内生性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收入增长→消费升级。
二、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分析
（一）数字经济内涵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数字经济内涵进行了阐述。其一，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技术手段。裴长洪等（2015）裴长洪等：《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贸经济》2018年第9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决定生产率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可以渗透至工农业生产、服务业劳动，形成“互联网+”。其二，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经济活动。2016年G20杭州峰会签署《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明确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http：∥www.cac.gov.cn/2016-09/29/c_1119648520.htm，2023年4月28日。陈晓红等（2022）陈晓红等：《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与研究展望》，《管理世界》2022年第2期。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为关键资源、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信息载体、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为牵引、以一系列新模式和业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活动。其三，将数字经济视为更高级别的经济形态。李雪松、蔡跃洲（2022）李雪松、蔡跃洲：《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内涵 客观认识发展前景挑战》，《秘书工作》2022年第5期。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所产生的经济社会运行新模式。钞小静等（2023）钞小静等：《基于形态属性的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再测算》，《经济问题》2023年第2期。将数字经济定义为由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逐渐丰富、应用层次不断深化及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而形成的多元经济形态。虽然学界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对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正向增长效应已达成共识。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数据要素與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二）数字经济特征分析
数据具有高流动性、非竞争性、低成本性等特点，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推动既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引致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谢康、肖静华：《面向国家需求的数字经济新问题、新特征与新规律》，《改革》2022年第1期。因此数据要素具备内嵌属性。数字技术是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影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蔡跃洲：《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及贡献度测算：历史沿革、理论基础与方法框架》，《求是学刊》2018年第5期。对经济发展产生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因此数字技术具备广泛赋能属性。
数据要素内嵌性与数字技术赋能广泛性，使得数字经济呈现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创新性等特征。高渗透性方面，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协同联动，推动以数据为中心、以算法为手段、以算力为支撑的全链路数字化转型，不断拓宽经济发展的深度与广度。高融合性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构筑泛在链接，不断突破既有边界、实现万物互联，培育经济增长动能。欧阳日辉：《数字经济的理论演进、内涵特征和发展规律》，《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高创新性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模糊创新边界，使得数字创新产品和服务快速迭代，同时提高创新过程中的双元能力、重组能力等动态能力，加速技术交叉融合，驱动企业突破式创新。田秀娟、李睿：《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基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22年第5期。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现阶段，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数字基础设施规模能级大幅提升。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开通5G基站231.2万个，5G用户达5.61亿户，全球占比均超过60%；
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18.45亿户，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实现“物超人”的国家。《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http：∥www.cac.gov.cn/2023-05/22/c_1686402318492248.htm，2023年5月28日。二是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国家层面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等文件，同时各地政府积极布局大数据交易平台、数据交易所，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的实践探索。李三希等：《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时代意义、机遇挑战与路径探索》，《经济评论》2023年第2期。三是中国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3年9月，中国有效发明专利和商标拥有量分别达到480.5万件、4512.2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数字经济专利创新蓬勃发展》，https：∥economy.gmw.cn/2023-11/09/content_36953660.htm，2023年11月28日。
三、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理论逻辑
供需协同是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关键环节。数字经济通过赋能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规模的合理增长；
通过重塑技术进步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推动经济循环质量的有效提升；
通过推动经济循环的中心从生产转向消费、正向激励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升级，形成良性经济循环。
（一）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规模的合理增长
有效供需扩大是经济循环规模合理增长的重要特征。数字经济从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两方面发力，通过释放内需潜力、优化需求结构赋能扩大内需，通过扩大生产能力、优化生产方式、加强产业协同赋能优化供给，进而推动经济循环规模的合理增长。
1. 赋能扩大内需
其一，数字经济释放内需潜力。超大规模市场是扩大内需的独特优势。中国拥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强大的购买力会持续推进消费转型升级，形成全球最具成长性和竞争力的超大规模市场。挖掘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前提是统一的市场，核心是高效的市场机制，制度保障是现代化的市场监管体系。鉴于此，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释放内需潜力。一是以新基建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筑牢要素流动的物质基础。数字经济依托新基建，使各类要素突破时空限制与市场壁垒；
通过数字链接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有效互动，进一步拓宽要素流动空间。二是以数据聚合完善市场机制，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数字经济利用数字平台集聚要素，推动市场主体的直接对接，实现要素高效集聚；
通过大数据算法分析进行更加理性、科学的决策，实现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三是以数字化管理提升监管效能，推进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数字经济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进市场监管统一标准；
通过大数据实时监测，增强市场动态监管能力；
通过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协同联动，提高市场综合监管水平。
其二，数字经济优化需求结构。一方面，数字经济加速消费升级，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数字经济利用数字技术精准捕捉、刻画需求变化，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高效满足消费需求，强化需求反馈机制，推动消费内容提质升级；
数字经济打破传统服务业的“同步性”限制，赋予服务业“可贸易”“可储存”的新特点，江小涓、罗立彬：《网络时代的服务全球化——新引擎、加速度和大国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拓展服务消费空间；
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积极发展在线教育、办公、健身等新形式、新业态，拓展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空间；
创造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新场景，拓展精神消费空间。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扩大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搭建在线平台实现银行信贷系统互联互通，通过“投贷联动”健全投融资机制，从而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新型基础设施涵盖信息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领域，大规模新基建投资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黄群慧：《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投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全方面、多角度、全链条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通过存量优化与增量扩张释放投资潜力。
2. 赋能优化供给
其一，数字经济强化要素协同，扩大生产能力。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能够缓解传统要素供给约束；
数据要素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结合，能够提高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释放传统要素的增长潜力；
数据要素优化原有要素组合方式，提高要素间耦合程度，不断拓宽生产边界。
其二，数字经济加强组织结构与生产模式协同，优化生产方式。数字经济推动组织方式由科层制转变为网格制，以更高效灵活的组织方式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催生模块化、柔性化生产模式，使得生产装配线具有快速调整能力，进一步保障生产的灵活性。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其三，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融合与分工优化，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
通过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整合重组和产业间功能延伸互补，实现产业融合马德隆、许正中：《马克思分工理论与数字时代产业融合》，《经济学家》2023年第1期。和供给体系效率提升；
龚六堂：《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6期。通过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和合约成本，推动分工专业化。施炳展、李建桐：《互联网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二）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质量的有效提升
供需匹配是提升经济循环质量的重要特征，实现供需匹配关键在于需求结构与技术结构紧密连接、供给结构与分配结构高度适应。数字经济通过重塑技术进步机制提升经济循环效率，通过重塑收入增长机制为消费循环提供效率补偿，进而推动经济循环质量的有效提升。
1. 重塑技術进步机制
其一，数字经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一方面，资源集聚平台化能够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资源集聚优势，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供需双方的直接对接，不断扩大要素集聚范围，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监管手段数字化能够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稳定性优势，强化市场主体互动，提高一体化管理能力。
其二，数字经济强化技术进步的内在激励。一方面，数据要素为原发式技术进步提供低成本激励。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参与研发全链条，实现创新过程可视化、决策算法化；
数据驱动与通用性数字技术协同构筑开放式创新网络，呈现多元主体互动、多领域技术交叉融合等特征，为技术突破创造条件；
数字经济重塑创新路径，自主创新路径演变为数据积累与数字技术迭代过程。
其三，数字经济形成更为合意的技术结构体系。一是数字技术发展提升技术进步基础能力。技术进步离不开基础研究与高素质人才的共同支撑，而发展数字技术要求深入拓展知识结构、不断培育数字型人才，因此数字技术的发展过程也是技术进步基础能力提升的过程。二是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技术进步全局性发展。数字技术以新基建为基础加速技术扩散，沈坤荣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1期。全面提升技术进步整体水平；
以技术融合为手段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突破技术瓶颈；
以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为支撑，加快适应技术进步方向转变。三是数字技术发展方向引领前瞻性技术进步布局。数字经济在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创新应用场景，重点围绕高性能计算、泛在操作系统、云计算、下一代网络等前瞻性数字技术进行布局，持续推进高水平技术供给。
其四，数字经济赋能创新成果转化与创新成果保护。一方面，大数据通过精准分析市场需求，促使科技创新以应用与市场为导向，有助于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
数字平台通过打造高水平科创载体，集聚创新要素、重塑信任机制，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有助于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有助于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数字化治理平台能够依据区域差异、产业特征制定差异化保护策略，有助于提升创新成果保护成效。
2. 重塑收入增长机制
其一，数字经济夯实收入增长基础。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型人才提出需求，引导劳动力结构适应性升级，促使劳动者利用数字优势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个人增收能力。二是基于数字链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催生新岗位、新业态，不断扩大就业容量、拓宽收入增长渠道。三是数字经济通过要素供给结构升级、生产函数优化、技术进步等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筑牢收入增长根基。
其二，数字经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一方面，数字经济加速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从要素稀缺性来看，数字经济加快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地位转变，劳动力稀缺程度提高引致劳动报酬占比扩大。从技术进步偏向性来看，数字经济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高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推动劳动收入份额扩大。从产业结构特征来看，数字经济加速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进一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扩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合理调节收入差距，推动需求结构升级。从区域差距来看，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是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载体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促进城乡间要素重新配置与交叉融合，不断提升生产效率；
姚毓春等：《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现实困境和政策优化》，《经济纵横》2022年第12期。二是拓宽农村劳动者获得技能途径，降低高技能劳动者的可替换性，促进农村劳动者创新创业，产生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黄庆华等：《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改革》2023年第4期。三是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结构转型，提升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张勋等：《缩小数字鸿沟：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从收入群体来看，数字经济提升收入异质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一是数字新场景高效满足高收入群体多元化需求，依托数字网络更好发挥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示范效应，引领新消费、新形式、新观念；
二是数字新就业拓展就业岗位、就业类型、就业渠道，重点围绕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与进城务工人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宋宪萍：《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制约因素与突破路径》，《国家治理》2022年第3期。全面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三是数字新模式有效利用数字经济在公共设施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知识共享等方面的优势，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增强低收入者增收能力。
（三）推动形成以消费为中心、以消费升级为正向激励的良性经济循环
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经济循环的中心从生产转向消费、正向激励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升级，形成由需求端主导、以消费为中心、以消费升级为正向激励的良性经济循环。
其一，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循环的中心从生产转向消费。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需求呈现黏性低、偏好变化快等特征，这要求供给体系具有快速响应并及时调整的能力。传统经济循环模式以生产为中心，具有短期适应能力差、产品固化、技术固化等问题，不能适应需求变化，无法实现供需双向互动。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消费场景产生的海量数据成为生产决策的基础。数字经济利用海量消费数据打通供需互动通道，以大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等技术推动消费行为可视化、结构化，为生产提供科学指引，进而提升供给体系对内需的适配性。
其二，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循环的正向激励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升级。消费升级是供需协同的关键点，消费升级既是内需扩大的直接体现，也是供给优化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以消费升级为正向激励，促进内生性技术进步与收入持续增长，推动形成消费升级→内生性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收入增长→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一方面，数字经济以消费为导向，通过释放消费需求，对内生性技术进步产生激励，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并通过供给端优化驱动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數字经济以消费为目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创造便捷的消费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供需跨时空匹配，戚聿东、褚席：《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财经研究》2021年第7期。推动收入持续增长和消费能力提升，支撑消费升级与内需扩大，达成效率补偿。此外，数字技术将经济循环系统置于可视化、结构化的数据系统中，使得经济循环具备自适应能力，可随着数据积累与数字技术迭代升级而进行自我强化。
四、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推进路径
为了加快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进程，需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筑牢广泛赋能基础；
加快数实深度融合，拓展经济增长空间；
加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有效互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其一，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筑牢广泛赋能基础。一是提升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水平。引导市场主体数据采集规范化，提高数据处理能力与数据质量；
要建立数据要素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数据治理体系。二是以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实现数据要素高效流通。网络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快推进5G网络、千兆光网、移动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算力基础设施方面，要建立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不断提升数据运载能力与存储能力。三是建立公共数据平台，实现多主体跨界联动，打破数据孤岛与行业壁垒，推动数据有效共享。
其二，加快数实深度融合，拓展经济增长空间。一方面，更好发挥数实融合对扩大内需的作用。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制造业“智改数转”更好满足多元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深入推进“互联网+”新模式，实现各类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释放潜在消费需求；
要积极探索数字消费应用场景，努力开发数字消费产品，刺激新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数实融合对优化供给的作用。重点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深化数据要素融合，丰富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充分挖掘数据要素价值；
利用数字平台推动组织结构转型，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企业“智改数转”；
以培育链主企业为核心，围绕链主打造相互配套、功能互补、紧密联系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其三，加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有效互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加快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从基础教育入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力度；
以国家实验室、重点科研机构为载体，以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升对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二是基于数字平台，打造多主体跨界协同开放式创新网络。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所、高校为依托，全面统筹创新资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形成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专利保护、商标保护等创新成果保护机制，营造激励创新的营商环境。
其四，促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发挥数字经济对就业的支撑作用。鼓励传统岗位数字化转型，以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化解失业风险；
不断壮大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就业模式，以新模式、新业态吸纳更多就业。另一方面，引导数字经济规范发展，防范收入极化风险。重点扶持数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扩大数字公共设施建设，努力提升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能力；
依托数字网络，强化区域间技术交流与数字合作，不断提高数字资源流动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健全数据要素收入分配制度，更大程度共享数字经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