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阳 赵陈芳 邱振宇*
(1.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 上海 200433; 2.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全球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疫情爆发的3 个月内,全球82个国家/地区关闭边境,36 个国家/地区发布全国“封城”等活动限制措施,166 个国家/地区实行全国性停课,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停摆”。
不难看出,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隔绝性使得事件初期的社会各类组织面临巨大的“时间约束”,信息来源受阻,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1],社会公共财产损失巨大。
具体而言,突发事件中的社会资源整合面对的考验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现有资源无法满足井喷式扩张的社会需求;第二,外部资源无法得到妥善的安置;第三,社会问题和资源无法实时准确匹配等问题。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否将社会问题和关键资源及时、准确、有效地匹配是应对紧急事件的核心。
突发公共事件的资源困境催生了数字社会创新的涌现。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旨在以更奏效、更可持续或者更为公平的方式利用资源,赋予资源新的用途或是创造资源来实现尽可能大的社会效益[2]。
传统的社会创新研究与实践大多始于社会问题的识别,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寻找针对该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在突发公共事件的非正常状态下,这种固有的社会创新模式响应速度慢、创新周期长、多主体协作难度大,难以适应非常时期规模化、紧急性、突发性的要求。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总是“漂浮”存在,难以有效连接[3-4],需要一套新的社会创新模式促进问题和解决方案的高效匹配。
数字技术在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广泛应用为资源困境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方案,催生了崭新的社会创新模式。
这种数字社会创新是指运用数字技术带来的创造力和设计原则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想法、概念、策略或社会实践,旨在以比现有解决方案更好的方式满足社会需求。
因此,研究数字技术如何解决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创新资源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突发公共事件中多样性实践展现出数字社会创新为资源整合创造的巨大契机。
学术界逐渐重视这一新领域：一部分学者分析了数字技术赋能下的资源配置新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创造过程[5],另一部分学者着眼于社区范围内数字社会创新的资源编排、动员以及整合的过程,表明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提升社区主体的资源协调能力[6]。
这些研究虽未关注到突发公共事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复杂性和紧急性,但均提出了数字技术驱动下多主体协作和动态能力构建的资源编排模式,对于进一步剖析数字社会创新在突发公共事件资源整合中的机制和模式具有重要作用。
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旨在解决以下问题：第一,以资源编排为理论切入点,挖掘突发公共事件中数字技术赋能资源编排模式,进而打开突发公共事件资源整合机制的黑箱;第二,分析数字社会创新中的资源编排的具体过程,将其研究边界从组织内部资源整合扩展到整体社会范围的资源整合;第三,剖析数字社会创新的概念及其对解决突发公共事件资源约束问题的重要意义,重塑数字技术赋能下的社会创新概念、特征和应用,丰富社会创新理论的内涵和外延。
资源整合问题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
创新生态系统通过企业间以互补性资源为基础的协作和整合,实现生态系统的创新、创造并获取复杂价值[7];而社会创新生态系统在企业资源之外,特别强调对个体、团体等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以此创造支持生态系统及其组织发展的资源基础、共享意义和基础设施。
因而如何高效、有序且可持续地整合分散的、不相关的社会资源,成为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关键问题[8]。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显著连通性和嵌入性使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行动者能够进行大规模创新[9]。具体来说,数字技术为协调和组合由众多独立行动主体做出的资源贡献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使这些行动主体以特定的互动方式形成一个异质的补充者生态系统[10]。
这些行动主体往往超越了组织和行业的界限,逐渐具备相互依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特征,催生了无数具有巨大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创新[9]。
本文将通过分析应急资源管理下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具体阐述数字技术如何支持社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资源互动和整合、进而实现社会价值创造。
1.1 应急资源管理
应急资源管理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最重要问题之一,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高效配置资源,以应对突发事件、减少经济损失[11]。
现有应急资源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针对具体目标的最优资源部署方案的确定。例如考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过程的不确定性和持久性,利用多目标资源配置模型实现救援物资的有效配置和运输路线的合理选择[12]。
但确定性方法只集中于对单个事件的应急资源分配,无法在响应时间和成本约束较大的复杂情况下发挥作用。
第二,多目标导向的资源配置方案的确定[13]。
例如为实现救援物资的有效配置和运输路线的合理选择,以效用驱动的多目标分配模型能够应用到动态的应急事件情景中,通过搜索算法以及并发事件应急资源联盟的方式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结果表明,多目标资源配置在效率上要优于传统的串行分配[11]。
第三,由单一问题解决方案向多问题解决方案跨越,即以并行方式将多个应急资源分配给多个并发事件。
例如将灾难响应联盟定义为一种团队协作形式,针对跨组织应急响应过程建模问题,提出基于时间、资源和信息的多维网络模型,在最低的时间和成本的消耗下帮助利益相关者确定合适的策略[14]。
虽然现有应急资源管理的研究在指导应对复杂灾害、减少受灾影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研究范围广阔而研究角度单一,缺乏跨部门、跨学科、跨边界地深入探索。
首先,虽然现有应急资源管理已经开始关注多问题和多方案的匹配,但资源配置模式仍然基于“问题搜索”与“试错”模式,受限于传统的线性思维,无法进行创新突破;其次,虽然现有应急资源管理已经重视不同部门间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但随着公众参与社会问题的热潮,该领域仍未能辨明公众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多主体协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最后,现有研究多关注资源分配方案的效率,缺乏对于具体的资源整合过程的深入研究,因而在具体情境中的适用性有限。
1.2 数字社会创新
突发公共事件给整个社会和人类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针对社会问题的创新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技术和环境等多个领域的“新常态”。
“社会创新”的概念在1959 年由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首次提出。德鲁克认为社会创新如同其他创新一样,要求创新者充分利用资源,赋予资源新的用途或是创造资源来实现尽可能大的社会效益。
Zapf 在系统梳理1980 年至1994 年期间与社会创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界定了社会创新的概念：社会创新是改变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的组织结构、控制手段、生活方式,它可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值得推广并将其制度化。
具体而言,社会创新概念中,“社会”是指满足社会需求或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15],社会创新创造的价值主要归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2];“创新”是指实现目标的创新性方式,即社会创新者有目的地在某些行动领域采取新的组合或新的组织形式[16],目的是提供一种比现有解决方案更有效、更可持续或更公正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17-18];社会创新是集体意识导向或目标导向的行动所创造的新社会实践,目的是通过重构来实现社会目标、引发社会关系变革[19]。
数字技术以其低成本、规模化、颠覆性、共享性特征[20]驱动社会创新以全新的方式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社会挑战,为应对危机提供了创新有效的解决方案。
数字社会创新(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下而上的开源性、自组织的规模化协作,为开发者和用户共同开发和完善针对社会问题的创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赋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实践过程[20-21]。
随着社会创新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和变革,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数字技术驱动社区参与和自组织协作创新。
数字化模糊了差异性主体合作的边界,驱动创新者、用户和社区参与者共同进行协作创新[22],为广泛的社会需求贡献了大量的知识和解决方案。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方法提供了在线社会情感支持和社区建设的重要措施,成为疫情期间危机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创新;区块链技术通过影响社会问题建构、社会创新方案匹配、社会解决方案落地以及社会创新成果扩散来赋能社会创新,拓展了技术-社会的深度融合[23]。
第二,数字技术催生了低成本、规模化的解决方案创新涌现。
数字技术的应用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无限的可能,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是近年来社会创新项目的主要模式。
例如2011 年孟加拉国成立的第一个移动货币服务机构bKash、肯尼亚的M-Pesa 移动支付业务等都是社会创新和技术融合的产物[24]。
第三,数字技术加速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数字技术重塑了社会创新的决策模式和制度环境,催生了新型社会组织、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的合作模式,促使全球政府重新思考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25],营造了适合社会创新活动的数字社会治理共创逻辑和制度环境[26]。
1.3 资源编排
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可供性和自生长性推动了多主体、规模化和变革式的社会创新[4],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资源困境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和宝贵的经验价值。
它不仅使组织能够创造和管理更加复杂的活动系统,也能够创造和管理支撑这些复杂活动系统的资源体系[27-28]。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资源整合机制更注重多元社会主体在机会驱动和社会感知下采取的异质性社会创新活动[28]。
传统社会创新资源整合重点关注跨部门社会伙伴资源平台的构建、本地网络的作用以及资源匮乏下的拼凑模式[29];与此相对,数字社会创新资源整合研究更注重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撬动外部资源和本地资源的作用机制[21]。
例如Cui 等提出个体通过电子商务方式与利益相关者的资源编排互动能够形成社群能力,进而挖掘本地资源潜力[6];Hota 和Mitra 提出通过数字平台、人力资源、渠道、知识和商业模式的共享进行资源动员进而解决资源挑战[30];Peters 与Qureshi 等提出通过文化融合与知识共享等资源整合机制破除社区边界,进而释放社区潜力[31-32]。
区别于资源拼凑和资源动员,资源编排作为一种过程导向的资源观视角可以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数字社会创新解决应急资源配置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Sirmon 等首次开发了资源编排管理框架,该框架将资源管理定义为构建(structuring)、捆绑(bundling)和杠杆化(leveraging)的资源综合利用过程,注重管理者和资源的互动[33]。
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进一步丰富了资源编排的应用边界。
Amit 和Han[5]认为数字时代资源编排驱动下的价值创造主体在机会驱动和社会感知作用下有助于资源配置过程的开展。
他们还将组织视为整合者、协作者、交易促成者以及桥梁提供者,探讨了数字时代差异性的资源整合方式以及价值创造过程。
与传统的资源编排不同的是,数字技术驱动下的资源编排内含多样性价值创造的路径和结果,同时生动表现了资源编排微观过程的创新性作用机制,为危机中的社会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数字社会创新角度而言,资源编排可以具象化为问题-解决方案的匹配和应用的过程[3]。
首先,数字社会创新源于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要求资源编排过程服务于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需求,以社会价值创造为中心来设计和组织其资源组合[5]。
数字技术连接了更多组织和个人,释放了异质性主体作为创造价值的资源(例如数据)的潜力。
其次,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资源编排组合与动态变化的社会问题有机统一,创造出多样化、规模化的解决方案,扩大了社会创新可以利用的资源组合和类型[5]。
最后,资源编排组合构建的过程需要以更整体性的维度连接更多价值创造主体。
资源编排过程概念化为动态问题-解决方案设计配对,催生了新的社会创新组织和模式,激发了制度性变革。
因此,数字技术驱动的资源编排更加关注“多种社会创新主体”和“资源整合过程”互动,对于解决突发公共事件下资源整合存在的主体单一性、方案线性化以及过程复杂性问题提供了创新视角。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下的资源整合困境,数字社会创新提供了新颖的思路和高效的运行机制。
在数字技术差异性特征的作用下,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表现出差异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匹配模式和运行机制,最终呈现出多样的社会创新效应。
因此,本文选取了疫情期间不同行业的典型数字社会创新实践,从资源编排角度分析不同数字技术特征影响下的资源整合方式、过程和结果,厘清突发公共事件下的数字社会创新资源整合机制。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3 个理由。
首先,本文主要探讨突发公共事件下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创新资源编排的机制与模式,属于解决“How”和“Why”的问题,更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34]。
其次,本文涉及到数字技术、资源编排、设计思维与社会创新等多个构念,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能够对不同构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提升研究的效度。
最后,虽然数字社会创新实践迅速成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创新资源编排的影响机制与效果尚未有成熟的理论指导,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有利于构建理论并发现新的理论洞见[35]。
此外,由于多案例研究具有理论拓展、可重复性、对立重复以及排除其他可能解释的优点,且本研究需要探究和比较不同数字技术特征驱动下社会创新资源编排的机制和模式,因此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2.2 案例选择
案例研究的探索性逻辑强调,案例选择的标准是案例与研究问题的契合程度,而非案例对总体的代表性[34]。
在理论抽样的基础上,通过构念之间的联系得出理论上的洞察[35]。
根据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情境,本文将案例选择标准设定为：(1)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创新案例;(2)数字技术赋能的社会创新案例;(3)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创新案例。
基于上述标准,本文选择了三个数字社会创新案例——Wuhan2020 开源社区、盒马鲜生共享员工模式和健康码开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首先,三个案例均出现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分别从不同角度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资源紧缺问题。
其次,三个案例均基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进行资源编排,创造性地实现了疫情期间的社会创新。
最后,三个案例所解决的社会需求具有紧迫性和普遍性,在其带动下全社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大幅提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社会热议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
三个案例的基本信息如表1 所示。
表1 案例基本信息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cases
2.3 数据来源
为保证研究信度与效度,本文从多个信息来源分析案例,包括企业内部人员访谈资料、内部资料和公开资料等,以支持构成研究中的“三角验证”[36]。
数据具体情况如下：(1)公开资料。
研究团队通过公开渠道获取了Wuhan2020 开源社区、盒马鲜生共享员工模式和健康码开发的相关资料,搜集整理了包括项目公告、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访谈、视频以及在线社区的帖子等在内的资料39 份,共计字数约13.6 万字。
这些公开资料既包括项目对外发布的官方公告和宣传资料,还包括社会各界对项目的介绍、分析和评价等。
(2)半结构化访谈。
研究团队对三个案例的管理层、技术人员及一线员工或志愿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发展历程和现状、团队组成和架构、技术应用情况、合作伙伴情况、未来规划和展望,以及受访者个人经历、角色、认识等。
访谈活动主要集中在2020 年9 月至2020 年11 月期间开展,每次访谈时间均超过90 分钟,并且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保证了访谈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具体的访谈信息见表2。
(3)内部资料。
研究团队搜集了三个案例的内部资料,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发展报告、团队工作记录/任务日志、内部工作文件、工作流程规范、技术手册等。
内部资料不仅客观反映了内部运作流程和要求,而且真实还原了项目的发展细节和过程。
表2 访谈基本信息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
2.4 数据编码与分析
为了探究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资源编排,实现社会创新,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编码。
根据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本文基于Miles 和Huberman[37]、Eisenhardt 和Graebner[35]的编码建议和实施策略,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与选择式编码的方式提取原始资料中的范畴,并识别范畴间的关系[38]。
在扎根分析的过程中,研究团队综合运用归纳和演绎等分析方法,进行螺旋式的理论抽象,在原始数据与理论建构之间反复迭代,直到理论饱和。
为了提高研究的效率,本文主要借助NVivo11 软件进行数据编码。
具体的编码过程如下所示。
2.4.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是指对数据进行逐行编码,并将其逐层概念化和抽象化,通过不断比较把数据及抽象出的概念打破、揉碎并重新综合。
该阶段所得到的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在确定基本编码规则后,3 位研究人员首先围绕研究主题进行了独立编码,其次比较彼此的编码结果并就不一致的结果进行讨论,最后通过再次编码和添加新材料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
经过初步编码,我们得到108 个初始范畴。
在初始范畴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针对已提炼出的初始范畴进行比较和归纳总结,将具有逻辑关系的概念整理在一起,完成概念范畴化的工作,最终得到了40 个副范畴。表3 为本研究副范畴和初始范畴的部分示例。
2.4.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axial coding)是在对开放式编码反复思考、不断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细化和深化这些编码的内涵,寻找和发现副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得到主范畴的过程。
例如,数字技术的赋能下,通过开放式编码得到的“定义”“构思”“原型”“测试”“迭代”等副范畴作为社会创新的具体实施步骤,在突发应急资源管理中互相作用、层层递进,使得资源配置模式“快速迭代”并“实时匹配”,最终形成社会创新方案,因此将这6 个副范畴整合为一个主范畴——“实时迭代与配对模式”。
通过上述编码方法,本研究对所得到的副范畴之间各种可能的关系进行探索与归纳,最终将副范畴整合为12 个主范畴(见表4)。
表4 案例编码结果Table4 Codingresultsofcases
2.4.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selective coding)是指在对主范畴的内涵和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原始资料,以“故事线”的形式分析主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整体理论框架的过程[39]。本研究首先结合原始资料对12 个主范畴的内涵和性质进行了分析,发现“开放性”“可供性”和“自生长性”是数字技术的核心特征,可归为“数字技术特征”;“协作式编排”“桥接式编排”和“赋能式编排”是组织进行资源整合的不同类型,可归为“资源编排方式”;“技术开发”“场景迁移”和“实时迭代与配对”是组织资源社会创新具体实施应用,体现了“设计思维过程”的核心因素;“修理式社会创新”“建构式社会创新”和“变革式社会创新”是组织社会创新的结果,可归为“社会创新结果”。
基于上述逻辑,本研究将12 个主范畴归纳为4 个核心范畴(见表4)。
基于案例分析,本文归纳出突发公共事件中数字社会创新者破解资源困境的主要过程,主要包括数字技术特征、资源编排方式、设计思维过程和社会创新结果4 个方面。
3.1 数字技术特征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爆炸和资源混乱使得传统模式难以在短时间内收集、分析、共享和使用信息,数字技术以其开放性(openness)、 可供性(affordance) 和自生长性(generativity)实现了更高效的灾害响应,打破了应急社会创新中面临的时间约束和空间约束。
3.1.1 开放性
数字技术开放性是指数字技术允许其他主体参与和共享的程度[4],表现为开源性、去中心化和自组织,为突发性危机中带来了多样性的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等。
首先,开源即组织在人员、信息、要素、基础设施和过程等方面的开放透明,包括数据开源、技术开源和组织开源。
Wuhan2020 通过在GitHub、码云等开源平台上进行数据的开源获取、整理和展示,在短时间内汇集了超过3000 人的全球志愿者群体。其次,去中心化是指不依靠单一个体或节点,而是赋予每个个体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共同参与、创造和维护社会创新活动。
在Wuhan2020 这个“大集市”中,传统精英和意见领袖也只能通过“贡献决定角色”决定各自的地位,社群成员则会“用脚投票”。
社群中能力越强、愿意付出越多的个体将承担更多的工作或角色;每个人的具体贡献都会对整个社群透明可见,并得到社群的集体评价。
最后,自组织即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自动协调形成有序结构。需要强调的是,自组织并不是没有核心节点的松散组织形式,而是一种网状分布的节点形式。
正如Wuhan2020 工作组组长所说,“Wuhan2020 的组织架构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成员在实践互动中自然形成的,这是一个从混乱中找到秩序的过程”。
3.1.2 可供性
数字技术可供性是指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并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技术支持或技术潜力[4],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都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创新举措提供了技术支持。
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为社会创新问题提供共性的技术方案。
例如三个案例均应用了大数据技术、规则引擎对海量数据信息进行动态搜集、整理、比对和监控,实现了数据的智能收集和匹配。
另一方面,相同的数字技术在不同的社会问题情境下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技术潜力。
例如,盒马鲜生数字化用工平台侧重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辅助管理和运营,提高员工管理效率,实现“人货场”全面数字化;而健康码开发则侧重于发挥人工智能在决策方面的作用——健康码的颜色及其变化是人工智能根据个人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人机关系维度信息综合判断得出的。
3.1.3 自生长性
数字技术自生长性是指没有协调关系的多元技术或模块间自主互动、自发产生变化的能力,表现为动态性、自参考性和再塑造性[27,40],为危机中的制度创新变革带来了可能性。
首先,动态性意味着数字技术永远处于运动和发展中。特别是在疫情的紧急状态下,数字技术不仅随着社会需求动态发展,而且其发展速度也不断加速。
在健康码的开发中,各政府机构接踵而来的需求“迫使”健康码的开发时间不断缩短——从常规的4 周压缩到4 天,到一天,再到以小时计。其次,自参考性表征的是数字技术自我迭代和自我更新的状态。
数字技术的自我更新创造了正外部性,进一步扩大了数字设备、网络、服务和内容的创造和可用性,实现了数字技术自身的正向循环。
正如央视公开报道中提到,“非常时期,继雷神山、火神山后,浙江的‘健康码’也展示了中国速度。
从杭州余杭区在支付宝上推出健康码到全国统一的疫情防控健康信息码上线,只用了7 天时间。
‘健康码’中国速度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自我更新”。
最后,再塑造性是指数字技术在开发完成后仍可以增加新功能的特点。
在案例中,2020 年2月15 日上线的全国疫情防控健康码系统已经基本满足了全国疫情防控的需要,但健康码的开发仍在继续。
4 月23 日,杭州健康码再次升级,全面支持挂号就诊、医保结算,实现了“一码就医”。
3.2 资源编排方式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资源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涉及主体的复杂异构性,因而依靠单一个体或组织的力量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具有跨部门合作、多主体协同的优势,能够集聚大范围、多层次的社会资源。
不同的数字技术特征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创新资源编排方式,包括协作式编排、桥接式编排和赋能式编排[5](见表5)。
表5 资源编排方式比较Table 5 Comparison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mode
3.2.1 协作式编排
协作式编排是指组织通过协调和整合的方式编排资源。在协作式编排中,用于解决需求的资源并未整合到焦点组织内部,而是由焦点组织和参与者分别提供、集体使用。
数字社会创新活动通过协作式编排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社会资源,急速扩大社会资源的规模,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资源需求。
相较于囿于资源匮乏困境的传统社会创新而言,数字社会创新的难点在于如何协调海量的社会资源,在于如何提供让社会资源有序发挥作用的规则和秩序。Wuhan2020 经过反复迭代和总结形成了三个协作规范,包括《信息协作流程规范》《信息收集录入流程规范》以及《信息审核流程规范》,这构成了项目运行的核心和基础。
基于上述规范,Wuhan2020 采用分组制、流水线作业,加之GitHub、Slack、石墨、微信等数字化工具的使用,急剧放大了协作的规模与效果,实现了数据录入、数据审核、数据落仓、数据展示的全流程管理和自动化,保证了数据的高效性和真实性。“协作——特别是跨人群、跨组织、跨平台的协作——已成为当下任何一个公益组织、任何一个开源社区所面对的挑战,直接影响了人类的行为,甚至人类的发展”(Wuhan2020 理事会成员)。
3.2.2 桥接式编排
桥接式编排是指组织通过链接和迁移的方式编排资源。在桥接式编排中,焦点组织可以将自身或合作伙伴的资源链接、迁移到新的社会需求中,增加现有资源或方案的应用场景。
其中,焦点组织是资源编排的“桥梁提供者”,起到促进跨部门、多主体之间资源连接与互动的作用[41]。
越来越多的组织通过将现有模块与嵌入式数字功能相结合来创造新产品或服务。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桥接式编排通过挖掘和发现社会资源的应用潜力,能够快速而精准地解决紧急性社会问题。
在案例中,一方面盒马鲜生将数字化用工平台迁移到餐饮业“暂时失业”的社会问题解决中,增加了数字化用工平台的应用场景,实现了现有解决方案与社会问题的链接;另一方面,盒马鲜生数字化用工平台将每个“共享员工”的信息进行标准化、模块化处理,根据员工的个人信息和工作状况自动判断并派发任务,使失业员工快速上岗,实现了“失业员工”与平台的链接。
3.2.3 赋能式编排
赋能式编排是指组织通过激活和演化的方式编排资源。
在赋能式编排中,社会创新组织以激活和开发本地资源为起点,过程中持续吸引和整合外部资源,促进各类社会资源间的互动、迭代和更新,实现社会创新组织能力的拓展[42],提高了社会创新组织对资源的获取、控制和开发能力,开启了新型资源编排方式。
在传统的公共危机应对观点中,学者普遍认为资源控制权应由危机应对机构独有;但在数字时代的公共危机应对中,社区成员借助数字技术自发参与到社会创新中,带来多样性资源,丰富了组织资源池。而社会创新组织整体价值的提高又将吸引更多外部资源涌入,进一步激活社区的整体价值。
这就要求采用赋能式资源编排的社会创新组织必须具备创新的技术手段和组织环境,为社会资源间的持续迭代提供支持。
在案例中,健康码的开发不仅有来自阿里内部技术团队的支持,更离不开当地防疫管理局、大数据局、公安局等各方力量的推动。
同时,健康码在实现时依赖于多种不同领域数据的交叉融合,包括来自电信运营商、公安系统、卫健委等部门的数据。
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资源需要实现跨部门融合与编排才能共同释放出价值,而健康码开发项目为跨部门数据的赋能式编排提供了支持。
正如健康码前端工程师所说,“做好健康码不仅需要数据的跨界应用,还需要突破用户在B 端、C 端和G 端的边界,实现互通互认”。
3.3 设计思维过程
数字社会创新中,资源编排具象化为独特的数字设计思维过程。
从设计思维过程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设计思维过程包括问题成型(problem framing)、方案思考(solution-focused thinking)、归纳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问题和方案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 of problem and solution)、建模(modelling)等步骤。
与传统设计思维不同,数字设计思维并非传统的线性运行过程,更像是基于数字跨边界性的主体复杂作用引起的“熵增”过程,因而在数字设计思维中任何步骤都可能成为运行的起点。
可见数字设计思维贯穿于创新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想法形成(ideation)、概念化(conceptualize)、成长(growth)、重新配置(reconfigure)和脱离(disengage)等过程。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设计思维过程包括三种模式：技术开发模式、场景迁移模式以及实时迭代与配对模式(见表6)。
表6 设计思维过程比较Table 6 Comparison of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3.3.1 技术开发模式
技术开发模式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改进和扩展了既定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设计,但是核心设计概念和主体之间的联系保持不变。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问题的突发性要求社会创新主体必须集中于眼前最紧急的问题,因果逻辑成为首要原则。
在此背景下,技术开发模式将传统的问题规划理论和数字设计思维相结合,以关键问题为出发点,利用数字技术调查、抓捕和整理信息,实现对利益相关者的真实感受和问题的“共情”,接着应用模块化思维深入“分解”问题,从而形成对问题本质的清晰“定义”。
在此基础上,社会创新组织利用数字技术开放性进行协作式资源编排,集体构思和设计社会创新方案“原型”。
经过对原型的反复“测试”和“迭代”,社会创新活动最终形成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社会价值的扩散奠定基础。
具体而言,Wuhan2020 的发起团队注意到疫情初期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和信息不对称等社会问题,并分类别进行问题的分解和整理。
随后,发起团队利用开源社区、大数据、在线文档等数字技术,以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在Github 上发起了Wuhan2020 开源项目。
在全球3000 多位志愿者的在线协作下,该项目经过反复测试和迭代,最终构建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开源信息收集平台,提供了针对资源信息混乱问题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3.3.2 场景迁移模式
场景迁移模式颠覆了传统的问题规划线性理论,其本质是重新配置已建立的模式,以新的方式连接已有的组件或方案。
在危机中,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是应对复杂困境的关键,这要求创新主体以效果逻辑作为社会创新的首要原则。
这种环境下,数字技术赋能资源编排进行场景迁移,该模式在原有解决方案的基础上重新概念化“原型”,并将重构后的解决方案“迁移”到社会问题中进行“测试”。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经过“测试”和“迭代”的方案与经过“分解”和重新“定义”的问题实现匹配,形成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增加了已有解决方案或社会资源的应用场景。
疫情期间,盒马鲜生正是通过将数字化用工平台的迁移使用,推出了“共享员工”模式。
针对大量的非熟练员工,数字化用工平台利用大数据手段对参与“共享员工”项目人员的信息进行整理归类。
在实际操作中,平台将具体岗位要求与“共享员工”信息进行智能匹配,生成推荐的用工名单和任务安排,实现精细化人效管理。
盒马鲜生共享员工模式实现了跨行业的资源重组和场景转换,不仅快速而精准地缓解了餐饮业的大规模失业问题,而且保持甚至提高了全社会的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3.3.3 实时迭代与配对模式
实时迭代与配对模式打破了突发公共事件的时空限制和程序性约束,是对传统设计思维模式的颠覆。
在因果逻辑和效果逻辑的共同指导下,实时迭代与配对的设计思维专注于问题-解决方案组合(problem-solution pairs)的整体性探索。
以实时性、动态性为特征的数字技术可以精准识别现有问题的可解决部分以及现有方案的可扩散潜力,迅速分解、构思原型并同步开展敏捷性的迭代和测试,而其测试结果将被直接投入到下一轮的设计思维中,实现问题和解决方案之间的“无缝”衔接和循环演进。
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在余杭区政府提出基于居民健康状况的数字化管理需求的同时,支付宝团队就启动了项目开发。
开发团队利用数字化思维和大数据技术几乎同步完成了问题和潜在方案的构思、分解和原型,推出了健康码的第一个版本。
此后,“防疫需求-健康码开发”组合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实时迭代与匹配,大致经过了从“封闭管理-电子通行证”组合到“健康管理-健康信息登记”组合,再从“通行管理-健康码”组合到“全国防控-一体化防控系统”组合等系列演化过程,创造性解决了疫情防控问题。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刚性时间约束下,健康码的开发过程不仅展现了数字技术的强大动能,更体现了数字设计思维的创新潜力。
3.4 社会创新结果
社会创新结果是数字技术赋能下社会创新资源编排产生的结果。
依据社会创新结果的情境、模式、特点和影响,可将社会创新划分为修理式社会创新、建构式社会创新和变革式社会创新(见表7)。
表7 社会创新结果比较Table 7 Comparison of social innovation results
3.4.1 修理式社会创新
修理式社会创新是指通过最小化解决方案工具集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修补局部社会缺陷的创新活动。
修理式社会创新者关注未被满足的本地社会漏洞,同时运用本地知识、技能或资源集合快速响应社会需求。
这种原子式的社会创新活动是填补社会漏洞的“补丁”,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保障。
从整个社会来看,修理式社会创新虽然产生的变革程度较小,但其数量最多、种类最广,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创新活动。
Wuhan2020 开源项目聚焦于解决突发公共事件中如何匹配数据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包括数据采集规范、数据流转流程、审核规范、基础设施和工具等在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正如Wuhan2020 发起人所言：“Wuhan2020 开源社区已经成立了大半年的时间,仔细研究它的发展历程,思考其中的联系,可以发掘出更多我们当时忽略的细节,也能为日后的开放式协作和自组织治理积累经验”。
在2021 年7月发生的河南洪灾中,这套Wuhan2020 经验快速响应,通过“一键式部署”为救援信息整理、救援力量对接以及救援行动开展等提供了及时、高效的技术支持。
可见,Wuhan2020 解决方案在新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得到检验和扩展,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最小化社会创新工具集。
3.4.2 建构式社会创新
建构式社会创新是指通过建构普适性解决方案解决社会共性问题、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创新活动。
当社会出现结构失衡问题时,建构式社会创新者往往会跨区域、跨行业或跨部门进行资源配置和集体合作,在已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构建创新解决方案,帮助社会结构重新恢复均衡状态。“临时失业”是疫情期间全行业人力资源结构失衡导致的社会问题。
盒马鲜生推出的共享员工模式可以根据区域、行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和用工需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动态匹配劳动力资源,将劳动力资源从资源过剩领域引导至资源短缺领域。
这不仅打破了区域间、行业间和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约束,克服了人力资源错配问题,更提高了全社会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为全社会人力资源的系统管理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数字社会创新方案。
“虽然共享员工模式只是盒马用工管理的应急措施,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模式在疫情结束后也能可持续发展下去”(盒马鲜生共享员工)。
当前,共享员工模式已成为企业常规用工的补充方式之一,广泛应用于餐饮、酒店、影院、百货、汽车租赁等行业。
3.4.3 变革式社会创新
变革式社会创新是指解决根本性社会问题、引发社会治理变革的创新活动。
当已有社会制度安排无法满足重要的社会需求时,变革式社会创新者将打破已有社会制度规则,寻求用更具社会效率的方案解决制度失灵问题。
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力量,变革式社会创新方案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逻辑,重塑了社会治理模式,革新了社会制度安排。
与修补式社会创新和建构式社会创新相比,变革式社会创新影响最深、范围最广且程度最剧烈,发挥着引领社会跨越式发展的作用。
新冠疫情期间,基于传统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无法满足全社会防疫的特殊需求。
而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化治理方式契合了疫情治理需求,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根本性社会问题提供了新方案,因此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接受、应用和扩散。
由健康码“突进”而引发的治理能力考验是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第一场全局性大考,也是进入数字社会后治理经验的大规模预演。
在后疫情时代,健康码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中全社会集体创新的智慧结晶,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数字化社会治理工具,大大加速了国家和社会数字化治理进程。
4.1 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机制
通过对疫情期间不同数字社会创新案例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本文揭示了以“数字技术特征-资源编排方式-设计思维过程-社会创新结果”为核心的作用路径(见图1)。
具体而言,本文总结出以下主要机制：(1)技术是一种具有触发动力机制的社会性对象,其以规律性方式影响着组织结构[43]。
图1 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模式Figure 1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resource orchestration model
不同的技术对组织有不同的要求,并且这些要求必须通过合适的组织结构加以满足[44]。
数字社会创新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数字技术对不同创新模式资源整合的驱动性。
数字技术的应用突破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时空限制,通过获取多样性信息的能力促进生态系统异质性资源的整合,以支持一系列的互动和创新任务[9]。
数字技术一方面释放了不同创新主体(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作为创造价值的资源潜力,另一方面也孕育了资源整合模式创新的无限可能,扩展了资源范围类型和资源利用方式[5]。
虽然开放性、可供性和自生长性作为数字技术的三大核心特征在所有数字社会创新过程中均能有所体现,但在具体的情景或创新生态中,并非每种技术特征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某种技术特征的重要性越强,其对组织结构的影响越强[45]。
因此,数字社会创新在不同主导技术特征的影响下将形成不同的资源编排模式。面对新冠疫情的社会需求,以不同特征为主导的数字技术在社会创新实践中与民众、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等社会创新主体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信息收集平台、共享员工系统以及防疫信息系统等资源整合平台。
(2)数字技术赋能下的资源编排过程在微观层面反映了设计思维的过程。
在透明、实时、可追踪的数字特征作用下,想法形成、概念化、成长、重构以及脱钩等细致可见的设计思维要素构成了微观资源编排的过程。
不同的设计思维要素相互作用和碰撞,营造出差异性的资源管理和价值创造模式。
疫情期间,由于社会问题波及范围广,因而不同创新主体构建的资源整合系统运行逻辑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资源编排不仅体现为传统的结构化、束集化和杠杆化过程,更多体现为跃迁式的设计思维过程。
这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思维模式,重构了资源编排的路径,为危机资源配置提供了创新性举措。
(3)数字技术驱动下的资源编排方式和设计思维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社会价值,因而产生在模式、特点和影响等方面各不相同的社会创新结果。
不同的资源编排模式可以由小及大、从无到有地创造出颠覆性数字社会创新方案,这些数字社会创新方案既有利于修复原有的社会治理秩序,同时也蕴含着创造性破坏力量,成为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增量价值”。
据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数字技术决定社会创新的资源编排方式。
命题2社会创新的资源编排方式反映了设计思维的过程。
命题3基于数字技术特征的资源编排与设计思维过程决定社会创新结果。
4.2 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模式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不同的资源编排模式遵循差异化的运行逻辑,而其作用起点仍然来源于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整合过程。
资源配置的本质是问题和方案的匹配,突发性社会问题之所以出现资源混乱,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解决方案的短缺,而是危机中的需求和解决方案“漂浮”存在[4],难以形成“需求-解决方案组合”(need-solution pairs)[3]。
而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创新资源编排打破了以往仅以“问题”为起点的资源配置过程,认为“问题”和“解决方案”出现的顺序具有随机性,既存在从问题出发寻找解决方案的路径,也能出现方案先于问题的创新应用,也可以实现问题和方案的实时出现和匹配(如图2 所示)。
图2 资源编排模式的分类标准Figure 2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mode
据此,本文构建出三种突发公共事件中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模式：基于问题的技术开发模式、基于解决方案的场景迁移模式以及基于问题-解决方案的实时迭代与配对模式(见图1)。
4.2.1 基于问题的技术开发模式
基于问题的技术开发模式是从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
数字技术推动规模庞大的社会创新主体和资源在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时实现有序协同,改进和扩展了既定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设计,加速了以问题为出发点的问题-解决方案匹配过程。
(1)以开放性为核心特征的数字技术扩大了价值创造主体的参与规模和程度,驱动了社区参与和自组织协作创新。
规模化参与主体带来的资源贡献、要素整合以及知识集聚极大丰富了资源整合的内容,使得数字社会创新组织能够吸引、协调和调动跨部门、多主体的资源和力量,形成了解决资源限制难题的协作式资源编排。
需要强调的是,开放性主导的参与主体规模化和多样化过程需要围绕明确的核心问题展开,无法直接作用于已有方案的创新性开发,也无法直接驱动整个社会创新系统的循环演化。
因此以数字技术开放性主导的社会创新活动主要采取协作式资源编排。
(2)协作式资源编排的前提是参与协作的成员间有明确的集体目标或聚焦的社会问题。
只有社会创新成员间在集体目标上达成共识,才能够对协作中出现的“噪音”或错误进行自动纠偏,保证大规模、自组织的社会资源协作有序进行。
因此协作式资源编排方式决定设计思维过程要以问题为出发点、开发解决方案。
(3)基于数字技术开放性的协作式资源编排和设计思维适用于具体社会漏洞的解决,其以问题为出发点,大规模协调社会资源共同开发最小化解决方案工具集,形成修理式社会创新结果。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命题：
命题1a以开放性为主导的数字技术有助于社会创新采用协作式资源编排。
命题1b协作式资源编排反映了技术开发设计思维过程。
命题1c数字技术开放性主导的协作式资源编排和技术开发设计思维产生修理式社会创新。
4.2.2 基于解决方案的场景迁移模式
基于解决方案出发的思维改变了固有的以问题为出发点的社会创新模式,从解决方案为出发点思考社会问题的应用扩散反而能够取得与众不同的成效,有助于解决方案社会影响力的规模化。
(1)可供性源自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架构,提供与特定用户的价值创造目标相关的行动可能性,支持在整个系统内重新设计价值创造、交付和获取过程[46]。因而以可供性为核心特征的数字技术催生了低成本、规模化的解决方案创新涌现。
具体来说,可供性支持的模块化技术、标准化接口以及系统化架构等数字技术为社会资源之间的连接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经过数字技术的模块化解构,遵循标准接口的数字化社会资源可以与遵循相同标准的其他资源“无缝”对接,形成了应对资源匹配难题的桥接式资源编排。
可见数字技术可供性是在对已有方案的解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无法直接作用于方案未知的多主体协作过程以及自组织资源迭代演化的情景。
因此数字技术可供性主导的社会创新活动主要采取桥接式资源编排。
(2)桥接式资源编排是将已有社会资源与潜在社会问题进行连接。
因此,已有解决方案是桥接式资源编排的基础和起点。
桥接式资源编排以解决方案为起点,通过场景迁移、界面转化等方式寻找可能的应用场景,实现解决方案社会价值的规模化。
因此桥接式资源编排方式决定设计思维过程要以解决方案为出发点、寻找社会问题。
(3)基于数字技术可供性的桥接式资源编排和设计思维适用于解决结构失衡的社会问题,其以解决方案为出发点,通过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连接资源和应用解决方案,形成建构式社会创新结果。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命题：
命题2a以可供性为主导的数字技术有助于社会创新采用桥接式资源编排。
命题2b桥接式资源编排反映了场景迁移设计思维过程。
命题2c数字技术可供性主导的桥接式资源编排和场景迁移设计思维产生建构式社会创新。
4.2.3 基于问题-解决方案组合的实时迭代与配对模式
基于问题-解决方案的实时迭代与配对模式是问题和解决方案共同演化的过程,打破了时空限制和程序性约束,是对传统社会创新的技术和制度变革。
(1)自生长性是技术在大量、多样化和不协调的受众的推动下产生自发变化的整体能力,允许元素重组以及功能的组装、扩展和重新分配[40]。以自生长性为主导的数字技术重构了社会资源编排机制。在此过程中,数字社会创新在资源编排的初始阶段是无边界的,既没有对整体资源架构进行全面设计,也没有明确各类资源之间如何进行整合,而是允许数字创新结果和过程之间进行自动的、持续的互动,形成了促进创新系统资源整合迭代效应的赋能式资源编排。
然而生成性代表系统整体的递归演化过程,无法事先决定其演化发展的方向,不能直接作用于方向明确的多样性主体协作过程以及已有方案的创新性开发过程。
因此数字技术自成长性主导的社会创新活动主要采取赋能式资源编排。
(2)在自生长性的作用下,赋能式资源编排赋予社会资源自我强化的能力和空间。
赋能式资源编排的设计思维过程打破了时空限制,不设置规则、流程、方向以及人工监督,允许社会资源自主地进行实时匹配和迭代,以探索超越已有认知的问题-解决方案组合。
因此赋能式资源编排的数字设计思维过程是问题和解决方案实时匹配的过程。
(3)基于数字技术自生长性的赋能式资源编排和设计思维适用于解决制度失灵的社会问题,其以问题-解决方案组合为出发点,创造颠覆性解决方案,形成变革式社会创新结果。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命题：
命题3a以自生长性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有助于社会创新采用赋能式资源编排。
命题3b赋能式资源编排反映了实时迭代与配对的设计思维过程。
命题3c数字技术自生长性主导的赋能式资源编排和实时迭代与配对设计思维产生变革式社会创新。
5.1 结论
突发公共事件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引发了社会创新的变革[47]。
数字社会创新利用数字技术应对社会挑战、打破资源困境并创造社会价值,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资源编排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选择Wuhan2020 开源社区、盒马鲜生共享员工模式和健康码开发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中数字社会创新的典型案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了数字技术与资源编排方式、设计思维过程的互动,及其对社会创新的影响,构建出一般性的理论模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在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过程中,开放性、可供性和自生长性是数字技术的关键特征。
数字技术特征深刻改变了社会创新的方式、手段和机制,为创新资源编排方式提供了技术条件。
其中,数字技术开放性降低了社会创新协作难度,提高了社会创新协作效率;数字技术可供性扩大了社会创新的工具箱,强化了社会创新手段的可及性和可控性;数字技术自生长性颠覆了社会创新的动力和机制,打破了社会创新的边界和壁垒,赋予社会创新更大的想象空间。
其次,社会创新组织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社会资源的跨部门调动和多主体协同,打破了社会创新的资源困境。
但不同类型的资源编排方式并不一致,协作式编排强调在全社会范围内协调和整合资源,突破了可用于社会创新的资源上限;桥接式编排注重将社会资源广泛链接和迁移到新的社会问题中,延展了社会创新的应用场景;而赋能式编排则聚焦于深度激活和持续演化社会资源,突破了社会资源的开发瓶颈,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实现质的飞跃。
再次,设计思维贯穿数字社会创新的整个生命周期,重塑了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整合过程。
具体来说,基于问题的技术开发模式加速了从问题出发寻找解决方案的进程,通过对原有问题更细致高效地共情、分解和定义,进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方案的构思、原型、测试和迭代。
基于解决方案的场景迁移模式则是将已有解决方案迁移到新问题中,通过对现有方案的原型分析、测试、迭代加深理解,最终将成熟的方案快速迁移到新问题中,进行问题的共情、定义和分解。
而基于问题-解决方案的实时迭代与配对模式则将问题和解决方案视为整体性组合,定义问题、构思方案、方案原型、测试方案、迭代方案的步骤在其过程中同步发生、循环演进。
三种模式均对设计思维的步骤进行了灵活的应用,形成创造性的社会创新模式。
最后,在数字技术特征、资源编排方式与设计思维过程互动下,数字社会创新打破了传统社会创新的资源约束,创造了社会价值。
以Wuhan2020 为代表的修理式社会创新高频地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持续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盒马鲜生共享员工模式为代表的建构式社会创新关注社会结构失衡问题,通过普适性解决方案引导社会结构重新实现均衡;而以健康码开发为代表的变革式社会创新聚焦社会制度失灵问题,以颠覆性方案推动社会治理变革,成为引领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力量源泉。
5.2 贡献
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创新承担了经济和社会双重组织身份导向的职责[48],对于解决各类社会需求,特别是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需求至关重要。
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创新作为一种创新者、用户和社区三者共同驱动的集体创新,为广泛的社会需求共同创造知识和解决方案,其规模之大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数字化集体共创行动赋予传统组织创新崭新的内涵,为社会问题的广泛解决奠定制度基础,也为创新型社会的转型升级凝聚社会力量。
本研究以资源编排理论为切入点,构建了以“数字技术特征-资源编排方式-设计思维过程-社会创新结果”为作用机制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模式。
因此,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分析了公共危机期间的数字社会创新资源编排模式,打开了突发公共事件中资源管理机制的黑箱,是对应急资源管理研究的丰富。
第二,本文为理解资源编排提供了数字技术的视角,揭示了社会创新者基于数字技术特征采取的异质性资源编排过程和机制,是对资源编排理论的有益补充。
第三,本文通过探讨社会创新中的资源编排问题,将资源编排理论从组织内部资源管理扩展到社会创新资源管理,丰富了资源编排理论在多主体、跨边界情境中的应用,拓展了资源编排理论的适用范围。
数字社会创新不仅是理论概念,也是数字时代大量涌现的社会实践。
本文对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参与数字社会创新提供了实践启示：首先,数字社会创新参与者应该转变为一个更有凝聚力且更负责任的团体。
数字社会创新参与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在弥合社会漏洞、重构社会均衡以及引领社会变革中的责任和使命,充分发挥数字共创精神,通过更加高效、灵活、包容的数字化集体行动或组织方式,实现社会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创新匹配,持续为社会治理注入新活力。
其次,社会大众应该主动适应和接纳数字社会创新[49]。
数字社会创新依赖于用户之间的社会互动。
作为数字社会创新的用户,社会大众应该扬弃传统的认知方式和行为逻辑,在使用数字社会创新的产品或服务的基础上理性分析和反馈,为数字社会创新的迭代升级提供更多的真实数据和信息。最后,政府等公共部门应该包容、鼓励和引导数字社会创新。毫无疑问,数字社会创新不可能代替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但数字社会创新在现代社会治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事件等大规模、紧急性、突发性的社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不应被忽视。
政府等公共部门应该重视和善用数字社会创新力量,为数字社会创新创造宽容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引导数字社会创新推动数字创新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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