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刚 杜婷婷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30）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2017 年中共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写进党章[1]，再到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3]其核心是不断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4]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主流传播载体，中国西部电影则是推进中华文化认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活动力与传承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文化演进中不断巩固强化的特色成果。西部电影在赓续历史文脉基础上所生发的创作实践生动展现了极具中国特色和西部特点的叙述视角、话语阐释和美学表达。而就其当下发展态势而论，中国西部电影客观存在的同质化的家园情怀、失实化的符号运用、疏离化的价值认同等因素则是其在新时代万物皆媒背景下的主要发展阻隔。为此，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中华民族包容共生、兼容并蓄的文化认同基因贯通于西部电影的创作实践，将同一性融于创作理念之中，将共生性嵌入创作方法之内，将凝聚性浸入创作过程之间，亦可为西部电影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全新的动力、契机与突破。
1984 年钟惦棐先生在西影厂率先提出“立足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理论指导，由此成为了中国西部电影的理论源头。[5]新时代以来，随着文化全球化浪潮的层层推进和受众审美观念的迭代更新，中国西部电影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以西部人为叙述主体、讲述西部地域故事的影片，而是演变为“亲近老西部精神、承载文化批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托付、独特民族风情与人物个性的文化电影。”[6]其作为承载历史记忆与情感表达的“文化共同体”，在新时代尤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中愈加彰显出深厚的审美意蕴与文化价值，是符合新时代文化服务供给、人民情感诉求及西部产业需要的画像师与助塑者。
（一）文化需求：讲述中国的西部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7]西部电影是中国西部话语的视听化表达，作为中国西部故事的活态叙述者与诉说人，其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揭示，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展现以及对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的反映皆是中国西部电影的重要美学特征与文化内涵。[8]作为当代审美娱乐与审美教育的重要视听载体，西部电影亦自觉承担起再现中华文明、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话语的责任使命，尤其对树立西部文化的自觉自信与多样性呈现、多元化传播发挥出了由知到行的关键性作用。
西部故事是中国故事的既定组成，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贯彻实施下，西部故事的讲述与传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特定命题中风格化的故事样本，并在西部电影媒介的应用实践下得以生动诠释。在自然景观层面，西部故事主要呈现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西北五省及部分内蒙、西藏、山西地区[9]的地域故事，其涵盖的丰富自然地理景物与多样化生物为西部故事的内容演绎增添了原始力与厚重感；
在文化景观层面，西部故事不仅活力展现了各民族质朴又粗犷的民风、敦厚又忠孝的民情，而且谱写着西部人依山傍水、朝往暮归的生活情态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情状，尤其是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演变过程的描摹与再现，则反映了西部各族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基本要素的文化底蕴与演变路径；
在社会景观层面，西部故事的讲述与传播能够升华中国故事的感染力与影响力，其对西部文化的传播效用直接链接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中华文化根植于中国社会并被受众逐渐认知与认同的积极贡献者，故而讲好西部故事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应有之义，是切实践行与推进中华文化自觉自信、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西部电影则是西部故事的活态叙事载体，其目的是传递西部故事中的至真至善至美。例如电影《无人区》中贯穿全片的大漠孤烟，《秋菊打官司》中以秋菊为代表的西部农村妇女法治意识的觉醒，《阿拉姜色》中诺尔吾一家藏族信仰与生命礼赞的交融……上述影片对特色西部故事的现实书写和对正向价值观的定向传达是西部电影讲好西部故事的方向指南，受众可在西部故事的熏染下拓展自身视野空间，夯实文化认知根基，体会中华文化内涵意蕴。因此，由西部电影讲述西部故事，既是在适应市场、回馈受众的过程之中对中国形象与中国故事的生动演绎，也是在接轨时代、照应现实的背景之下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二）人民需求：助塑中华民族的情感互动空间
“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10]中国西部电影借宿于视听语言在宏大叙事和微小叙情的结合中聚焦当下各民族共有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和时代记忆，[11]并在唤醒与重塑各类记忆的同时折射出引人共鸣、互通互融的内心情感。西部电影与受众共同营造出的多层且开放的情感互动空间充分展示了西部地域文化特有的内核动力与外在张力，其内在充斥着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情感本质与愿望诉求，将“人民性”作为西部电影坚定依靠的发展规律；
其外在依托于人民喜闻乐见的智能化线上新媒体渠道与线下独特的西部观影场域，以此高质量服务社会并关照现实，完成了“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文化实践，进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
由于西部电影本体与受众享有不同的情感诉求和表达通道，故而勾连二者的情感互动空间并非单一且封闭的，可分为影片人物内生的情感互动空间、受众与影片共通的情感互动空间以及受众彼此之间的情感互动空间等。首先，从影片人物内生的情感互动观察，西部电影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与大多数主流电影的光环式人物不同，其情感表达更倾向于一种粗犷豪迈或含蓄内敛的风格，如此两极特征划分明显、性格特质鲜明突出的形象设定使得影片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更为直观，人物之间对应的矛盾冲突亦更为强烈集中。其次，从受众与影片共通的情感互动来看，受众个人与西部电影间的情感共鸣是影片获得认可的关键因素，二者的情感互动占据了整个观影互动空间的主体份额。譬如电影《河》为受众展现了三代人在相互隔绝的亲情中日渐纠葛的情感关系，《白鹿原》中人性的冷漠与无知为受众带来了耐人寻味的社会反思，《塔洛》将单纯、愚蠢与贪婪并置于同一生存空间令受众惊愕。不同时代背景与西部文化思潮下的内在情感流变，让西部电影的情感趣味特指对接到不同受众的情感需求中，进而可以满足受众差异化的观影需要。最后，在电影受众彼此之间的情感互动层面，当年龄、性别、区域、民族、职业等个体属性皆不相同的受众解读西部电影时，西部地区不同的文化事象会被受众尽收眼底并产生深层讨论与主动分享，由此所达成的线上线下共存的情感互动空间则会进一步唤醒、激发与促进受众彼此之间聚焦内容、互通情感的跨越式交流。
（三）产业需求：再造中国电影市场的西部品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西部影视基地创作了大量包括《红高粱》《孩子王》《黄土地》等在内的载入史册的优质影片。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阵痛,特别是在港台资本和本土影视城建设资本的挤压下，曾经在本土和国际市场备受瞩目的西部电影被迫陷入式微之境，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寻根意识与民族韵味的西部电影优势骤减，产量低迷，人才外流，[12]此态势无疑对于彼时的中国电影产业、电影市场造成冲击，“西部品牌”就此没落。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形成品牌是其产业化发展的有效策略[13]，西部电影及其品牌的没落实则阻碍了中国电影整体版图的合理拼接与国际影业特色板块的多元呈现，西部文化在影视圈层的短暂缺席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电影的原生魅力，不利于中国电影本土化格局的构建与完善。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跟进与补充，电影产业的属性与特点不断拓展，电影产业化兴起、电影观念趋于成熟。[14]至此，西部电影的发展也迎来内外交织的新契机与新挑战。一方面，国家层面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提升到战略高度，要求不断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15]，西部电影在相关政策支持下能够适时对接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发展态势所需，进而创作出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高质量影片。与此同时，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广大受众在现代审美理念下秉持着开放包容、自由民主的期待态度，此状也为西部电影在新时代的“强势回归”奠定了优势基底。另一方面，从地缘文化来看，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国电影吸收不同地缘文化的营养而滋长出风貌各异的文化特征与美学风格，[16]而西部电影作为其组成部分，在故事塑造与文化呈现方面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并结合传统积存的对外传播优势成为中国影坛中令人印象深刻且极具延展空间的特色影片门类。其不仅能够在产业化实践中激活和传播西部文化的深层内涵，弘扬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文化观[17]，在其创作过程中所带动的人员就业、文旅发展等诸多产业勾连与西部电影本体发行的市场效益亦成为了西部电影绿色发展的可观变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化“更多地与世界文化语境相关，而不再是在封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脉络中的延伸；
文化、文学、艺术在商业化大潮面前共同经历着边缘化与市场化的共同却互逆的过程”[18]，西部电影在此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创作框架与范式，或主动或被动地走进了缓慢发展的“舒适区”。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与媒介生态的持续更迭，具有显著时代价值的西部电影处境日显艰难，固守传统与思辨不足使其携有典型的时代性症候并渐次陷入一种认同焦虑的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下，唯有厘清西部电影在传统框架壁垒下的既有症候与发生机制，或可为其在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找寻到一条破冰式的突围路径。
（一）家园式情怀：同质化的情感认同捷径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生》《黄土地》《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可可西里》《静静的玛尼石》《三峡好人》，再到新时代以来的《白鹿原》《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冈仁波齐》《撞死了一只羊》等影片，无论是对底层各色人物的故事演绎、保护环境生态的理念号召，还是近几年盛行的“作者论”视角下的主体化表达程式，西部电影创作者常以家园式情怀为暗线来架构叙事，以此营造出一种独美的、恋家的、亲缘的西部视域，进而在影像之间渗透出一种或浅淡或厚重的悲剧调性。常见的家园式情怀有《白鹿原》般忠于国家、根植家族、心系家庭的人物内心情怀，也有《塔洛》《无人区》《可可西里》般接壤时代、关照民族、思辨文明的环境塑造情怀，创作者试图通过“共情”家园式情怀来生成叙事，以此感染受众、建构认同。
作为一种建构情感认同的电影方法论，家园式情怀的运用原为西部电影惯用的创作手段之一，然当创作者受经济条件制约或自主意识薄弱，开始将家园式情怀视作影片内容叙事的依托、人物情感表达的重点、核心事件发展的借口与支撑，甚至是构成结局的因果时，由此所搭建的“情感认同捷径”的泛滥式使用便会使西部电影陷入同质化、禁锢化的藩篱之中，进而会导致受众在审美日渐疲劳的情形之下不得不弱化对西部电影整体类型的关注与认可。如2012 年上映的西部电影《白鹿原》，片中一众人物皆成长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传统家族，仁义守礼、家族荣耀是其毕生追求，每个人物的情感动向与事业选择都受制于家庭观念与宗族信仰，最终在国家与民族的硝烟战争中归于平静。如此从小家情感到大国情怀的彰显既是家园式情怀的典型体现，也是创作者建构情感认同的“筹码”。随后出现的大多数西部电影也继续受制于此类家园式情怀的框架之中：2015 年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直接以“寻找家园”为主题线索，讲述了一对裕固族少年穿越千里寻找父亲与故乡的故事；
2016年的《塔洛》以客观冷静的第三者视角“观看”他者的家园故事；
2021 年的《八步沙》以“六位老汉”治沙造林、保护家园的线索统领全片……而在同质化表达的背后，隐射出的则是创作者及电影受众对“集体伦理”观念的情感诉求依赖。“集体伦理是一定阶层整体的行事准则和道德标准以及价值观念，它从自身的目的出发将一套伦理道德标准施加于集体成员，使之产生集体性格，具有统摄性。”[19]对于西部电影而言，家园式情怀实为一种集体伦理，受众沉浸于西部电影家园式情怀的感受过程即是创作者“统摄”受众的过程，受众对于家园式情怀的认可是源自于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与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伦理认知，是一种天然且自发的情感认同，创作者单方面利用家园式情怀作为集体伦理的先天性优势，在西部电影中持续强制性输出并过量且超时地发挥其“统摄”功能，势必会造成受众出现情感消耗加剧、观影体验不佳等负面效应，此时“化优为劣”的家园式情怀便成为了西部电影顿足不前的阻隔性因素。
（二）符号错位：文化输出中的失实性表达
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凝练的内核象征，民族形象是民族精神外化的直观展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西部地区的高山黄土、林海雪原等自然景观，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礼仪等方面的习惯做法和伦理道德，[21]都可以通过“拼图”、“连接”等方式共同构成西部电影独有的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22]，创作者将其视作一种建构文化认同的典型书写方法贯通于影片内容之中，以期在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认同中收获受众青睐。
作为一种承载历史文明与人民智慧的记忆载体，展现真实历史、客观表达现实是西部电影的内在要求，但若创作者过度依赖文化符号在意义生成方面的自身优势，将西部地区的山水人文、民俗技艺等内化于视听语言并高频率地宣发出来，甚至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而进行夸张化、想象化、偏移化的创作与输出，如此错位的符号运用只会使西部电影陷入“失实表达”的误区。例如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聚焦于裕固族文化环境，但片中多处背离实际、区别于真正传统民俗的符号错位表达却使得裕固族文化的输出有违真实。在片中有关丧葬的仪式场景中，中年观者身着明黄色的裕固族传统服饰位列其中，而在裕固族文化规约中黄色的服装配饰只有德高望重的长者才可穿戴；
在学校放学片段中，学生父母皆身着传统的裕固族服饰来接孩子，而裕固族传统服饰一般只在盛大节日才会穿戴，因而此举也是背离现实的。[23]西部电影中诸如此类的符号错位与失实表达早已数见不鲜，其产生的原因除过与受众的猎奇性审美倾向有关，更与创作者对民俗符号的错误解读与过度消费不无关联。当部分西部电影的失实现象日益加剧，错误的符号生成与意义传递不仅会引起受众的质疑、失望、反感、疏离，以及学界与业界的双重排斥和批判性反馈，还会对西部电影的类型化创作带来不可小觑的消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发针对西部电影文化主体本身的争议与讨论。
（三）价值疏离：市场定位中的边缘化困境
西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发行、传播、反馈及期待值与受众的价值认同息息相关。此处所指的价值认同既包含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动，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并自觉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24]也包括西部电影本体所蕴含的内容、风格、美学等认知与体验层面上的价值认同。优质的西部电影能对受众的价值观念与审美品格起到塑造与推动作用，受众作为影片的接收者、鉴赏者、消费者与投资者，亦能影响西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的传播格局与内容分享域，因而能否满足受众的价值认同也成为了衡量西部电影可否获得市场认可的重要指标。从新时代西部电影的传播格局来看，随着主旋律电影的兴盛、特效片的崭露头角，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叙事风格的西部电影逐渐沦为中国电影市场关注度不高、上座率偏低的边缘部分。从2017-2021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前十的影片中观察，无一部西部电影位列其中；
从2012-2022年整个新时代电影圈层中看，虽有《白鹿原》（2012）、《无人区》（2013）、《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5）、《冈仁波齐》（2017）、《隐入尘烟》（2022）等传播深度尚可的西部影片，然其传播广度、市场收纳度却收效寥寥，个别影响热烈的影片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落寞收场。
受众对西部电影从主观层面的接受认可到最终在价值层面对其形成认同，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域文化、西部人物主体与西部精神的价值认同。然当其对标于不同受众的价值理念与审美需求时，西部电影所附带的部分“西部特色”与“价值取向”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影片价值疏离的引线，继而催生了西部电影在主流电影市场中的边缘化存在。例如影片《阿拉姜色》讲述了继父与儿子共同前往拉萨并达成和解的故事。在主题线索上，主人公妻子在身患绝症之时仍执意前往拉萨为前夫尽遗愿，而其现任丈夫和儿子最终选择谅解并与之共同前往。此般尽显“大爱”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使部分受众深受感动，然也有部分受众因自身阅历与价值观原因无法理解此行为，认为其过度理想化。在叙事风格上，《阿拉姜色》全片采用一种温和、慢节奏的叙事语境，此种“小火慢炖”式的影片治愈了部分受众的情感缺失，却也让部分处于快餐时代下的受众并未满足轻松愉悦与奇幻惊喜式的审美期待。最终，《阿拉姜色》以首周票房120万人次、累计票房244万人次的结局落笔[25]，对2018 年国产电影378.97 亿的票房总量而言微乎其微。[26]此外，《大唐玄奘》中以孙悟空为原型的徒弟——石磐陀在取经之路半途而废的情节引发广泛争议，《塔洛》贯穿全片的黑白影调与部分受众的视觉期待背道而驰，《撞死了一只羊》虚实相映的叙事维度并未被受众完全理解……当西部电影未能有效对接受众广泛的价值认同和审美需求时，因其产生的疏离情状则会大大超出受众的承受范围与鉴赏边界，此般消极影响不仅会使得电影本体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蕴难以实现认知与传播的效果最大化，与之相对的受众反馈也会持续以低迷消极的结果反映在票房实绩中，由此便会进一步加剧西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的“边缘化地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27]凝聚着各族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决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28]当前，深陷传统框架壁垒与创作限定格局之中的西部电影已全面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新语境，更需内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守正创新、共生共存、多元一体的核心价值理念，扎根西部现实，传承新西部精神，立体化面向西部电影共同体的未来发展，进而为中国电影圈层的多元化建构和中国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强目标蓄力。
（一）守正创新：西部本位与新时代本位的同一性探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9]守正创新是当下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与时俱进的发展原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一性”原理的基本遵循。作为中国西部文化的视觉标牌，西部电影“守”的是根植西部传统文化与历史渊源的以西部本位为中心的价值内核，“创”的是接轨新时代现实需求的理念选择及其实施内容。把握好西部本位与新时代本位二者互享共通的价值与意义，是西部电影新时代发展的首要举措，也是立足内容、引领发展的关键步骤。
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维度对西部电影本体发展脉络及传播效果展开考察，可清楚探得西部本位与新时代本位在内容同一性方面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下的受众审美观念升级，认真关切“新主流价值观”在西部电影中的发展与应用；
二是要从电影工业角度思辨西部文明与新时代文明的对照意义，探测二者的逻辑关系与共生趋势。新主流价值在西部电影的综合应用具体表现为电影主题的正向性、启迪性与引导性，电影内容的可看性、大众性与普世性，电影风格的主旋律性、商业性和艺术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同一性特质内化于西部电影之中，促使传统西部电影的价值表达与当代受众、市场的价值取向相互联结、影响与渗透，则能正向推动新时代西部电影的有序发展与价值提升。从2015年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狼图腾》观察，该影片的故事塑造虽取材于同名小说《狼图腾》，但西部电影《狼图腾》中的主人公陈阵更显智慧与勇敢，对比之下狼群的形象则略显弱势与野蛮。同时影片改编后的故事更通人情且更符合受众的情感期待，原版《狼图腾》小说中陈阵因不忍小狼受病痛折磨而将其致死，电影中则以小狼安全回归自然的圆满结局收尾。此一系列的细节改编与结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主题阐释，皆是新主流价值观念的生动体现。
除过新主流价值在西部电影中的生动演绎外，西部文明与新时代文明的交织式发展亦是新时代西部电影守正创新过程中的代表性特征。如西部电影《塬上》以回乡人康文报道国宝朱鹮为主线，上演了一场自然与人文纠葛、生态与经济矛盾的时代大戏。从学生时代的“敌对”到污染事件的报道，再到后来的“朱鹮之争”，康文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保障民众生活之间几度纠结。一方面，导演根据西部地理环境、民众生活、城乡发展情况等线索将西部本位贯穿始终，将扎根黄土地、始于传统的“正貌”鲜明呈现。另一方面，与之照应的则是主人公康文背井离乡后的城市生活：在生活已久的大都市并未获得归属感，因经济窘迫妻儿离去，在工作重压下不得不回乡报道朱鹮……康文个体生活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城市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下民众日渐增长的现实压力，此景则映照了工业时代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新貌”。《塬上》把握了西部本位与新时代本位的同一性特征，守住了“西部正貌”，描摹了“新时代新貌”，将西部的地域风情、人文风俗、文明演进等实况与新时代的生活水平提升、经济需求加大、文明现代化演进等新貌并立而行，从而在内容层面实现了西部本位与新时代本位同一性效果从“表层互动”到“深层融合”的全面转换。
（二）共生共存：艺术素养与市场需求的切实性嫁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30]如此共生共存的共同体理念与西部电影创作机理的高度吻合则主要体现在西部电影的艺术素养与市场需求的辩证关系之中。艺术素养是人类对艺术形式的欣赏能力、创新能力、散布能力、评价能力的综合体现，[31]西部电影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实则源于创作者的艺术素养。受众根据现有作品获得了情感共鸣与价值共振的双重反馈，当反馈达到一定的规模与体量，对应形成的即为市场需求。大众常见的某部电影的投资、排片、票价、票房等具体数值情况就是市场需求的具象体现，也是受众对该类型电影潜在认同价值的量化反映，故而艺术素养与市场需求便形成了共生共存、唇齿相依的“共同体关系”，而西部电影从诞生、发行到传播、反馈的系统化推进也正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生态的塑造过程。因此，做好西部电影艺术素养与市场需求的切实性嫁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对西部电影提出的理念要求，也是西部电影在“绿色发展”中可持续上升的重要推手。
2017 年上映的西部电影《冈仁波齐》，创作者在满足影片内容叙事、主题展现、艺术诉求尽可能保持“原生态风味”的基础上，主动容纳了市场受众的俗成化心理：即将临产的孕妇为未来孩子千里祈福，风烛残年的老人在生命终段为哥哥和自己的毕生夙愿朝圣，家徒四壁的屠夫期盼洗去身上的“罪恶”……身份有别的各色人物蕴含的喜怒哀乐，情节相殊的各类故事承载了悲欢离合，片中各类元素的融合呈现是影片艺术机理与受众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亦是艺术素养与市场需求“联姻”的典例。从最直观的数字依据分析，2017年6月27日，我国新华网、环球网等多家媒体统一压倒式报道了《冈仁波齐》“7 日票房破2000 万的超高上座率”，随着该影片口碑和排片率的不断上升，截至7 月19 日《冈仁波齐》票房已过9600万[32]，成为西部电影史上的黑马存在。作为一部较好实现艺术素养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的西部电影代表之作，《冈仁波齐》将影片的创作理念与受众的价值认同观念适宜嫁接，巧妙实现了二者共生共存的双赢效果。而作为一门需要被受众认可的视听艺术，西部电影势必需要权衡把握艺术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在共生共存的共同体理念引导下生成内容、表达情感，以此打造出更多深受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人民西部电影”。
（三）三位合一：多元一体的立体化布局
“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对于西部电影的“一体”而言，其对应的“多元”就是推动西部电影积极发展的关键创新因素，尤其体现在高效合理地建构体制背景、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三位合一的立体化布局层面。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方面，自2004 年《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等在内的20余份文件的相继出台，到2014 年5 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以及2017 年3 月《电影产业促进法》的正式实施，[33]可见西部电影身处在不断改革并良性优化的文化体制背景之中。那么通过体制背景与西部资源的“软性”联合，不仅能够进一步激发西部电影本土化创作的潜力与活力，助推西部电影产业链条的补充完善，还能为新时代西部电影的新型创作思路、创作方法补给力量源泉。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西部电影既需要持续孵化电影导演、编剧、摄制、剪辑等创作层面的高精尖专业性人才，也亟需快速扩充熟练产品宣发与深谙新时代市场规律等运营层面的复合型经营性人才。第一，西部电影生产部门需要注重电影创作理论与西部电影拍摄实践的联动效用。在充分认知电影理论与电影美学的基础上探测契合西部电影发展规律的创作思路、创作方法与宣发策略，塑造出独具西部韵味与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第二，西部电影创作队伍需要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接收跨专业、跨领域、跨行业的电影人才资源，尤其是源于西部地域以外的具有差异化风格的电影人才，亦可为西部电影作品带来意料之外的创意思路与创新活力。第三，西部电影创作者需要着力发掘与培养西部本土人才，从“因地制宜”向“因人制宜”策略转变。除过西部电影历史留存下的编创思路、叙事技巧、美学意蕴等创作要素，西部本土人才的生产生活经验可作为一手资料更好地为西部电影创作服务，进而能够为西部电影增添更为真实动人的原生态魅力。
在技术创新方面，基于互联网业态模式、高新技术等数字媒体基础，新时代的西部电影亦能够凭借多媒介优势逐步推进从“观看”到“体验”的审美飞跃，其深层介入西部电影之后所带来的诸多变化也能够自然激发内容创作的原动力与创新活力。[34]一方面，5G、VR、HDR关键技术、AI算法、“猎豹”摄像系统等媒介能够直观可见地促成仿真视频、虚拟场景、交互式视频等高新视频的生成与维护，能够将中国西部的特色内涵与价值最大程度上融汇于视听之中，给予受众真切可感的享受空间。另一方面，云技术、区块链、短视频平台、后台算法、“直播+”模式、MCN制播策略等媒介融合成果能够化身于导航系统，在受众与西部电影之间架起一座可供自由互动、灵活选择的桥梁，使得世界各地的受众可在线上线下的双重空间内即时获得契合自身需求的西部电影作品并实现沉浸式体验。且需要注意的是，此类临场化的超真实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弱化西部电影的原生态韵味，对西部电影的本位塑造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于西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是西部电影改善与修正传统壁垒的可行之举，也是时代语境下当代文化创新发展的现实之需与必然之势。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渐进融入与有效实践，西部电影的创作与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部区域之内，而是应当将其纳入中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框架中考量，用兼容并蓄的大局观正向看待西部电影的叙事意义、人文边界与时代价值。无论是应用本土资源在内容层面完成西部本位与新时代本位的同一性搭建，在创作理念层面关照艺术素养与市场需求的切实性嫁接，还是从电影工业角度跟进文化体制需求、孵化人才队伍、加强技术创新，都是西部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版图的补充与延展，是对于中华文化的活态传播、传承与发展。与此同时电影受众的价值理念与审美需求始终处在一种动态调整且不断变化的态势之中，如何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层次、创新式融入西部电影中并能高效对接不同受众在不同阶段的观影需求，如何让西部电影在新时代电影圈层中再次脱颖而出实现复兴，依然是西部电影创作者在新时代需要持续关注、跟进与施策的核心命题。
猜你喜欢 共同体受众时代 爱的共同体散文诗（青年版）(2022年5期)2022-05-31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环境(2021年9期)2021-10-14构建和谐共同体 齐抓共管成合力甘肃教育(2020年17期)2020-10-28共同体的战斗疯狂英语·初中天地(2020年6期)2020-09-11用创新表达“连接”受众传媒评论(2018年6期)2018-08-29e时代足球周刊(2016年14期)2016-11-02e时代足球周刊(2016年15期)2016-11-02e时代足球周刊(2016年10期)2016-10-08用心感动受众新闻传播(2016年11期)2016-07-10媒体叙事需要受众认同新闻传播(2016年14期)2016-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