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娴妮
(一)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
这场涉及人数多、涵盖范围广的人口流动对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劳动力的迁移往往不是单独个体的流转，而是涉及到整个家庭的移动，未成年的下一代也包含其中。
这些跟随父母流动的孩子被学界称为“随迁子女”，具体指的是“户籍登记在外省(市、区)、本省外县(区)，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共同生活半年以上的儿童”[1]。
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状况一方面折射出当前的资源分配格局，另一方面也关系着未来大量劳动力的素质，与中国的社会公平及发展潜能紧密相连，因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不过，已有研究主要针对现行的教育政策，从制度性和结构性的角度解释了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2][3][4][5][6]，而在有关个体教育选择的探讨上还有更深入的空间。
因此，本研究希望沿着个体教育选择的角度，阐释微观层面上的家庭教育选择对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当然，随迁子女在受教育的各个阶段都会面临升学选择，而哪一选择具有更重要的探讨价值需要结合其当前面对的教育政策来确定。
(二)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政策
随迁子女最初并不能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国家层面的重要政策转折点是2001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的：“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7]。
自此，各地随迁子女逐渐可以进入流入地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就读。
随后，全国各省市又出台了针对本地区的具体政策。
以上海为例，在国家政策之外又经历了三次重要政策的出台，决定着入沪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情况。
第一个是2006 年底，上海市教委发布《关于2007 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学校遵守“就近免试入学”[8]原则，这样随迁子女也可以根据住处选择较近的公办学校。
第二个是最关键的，即2008 年1 月，上海市教委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在2010 年底前关闭所有中心城区的民工子弟学校，并由区教育局统一安排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
郊区的民工子弟学校一部分被关停，其他的都以政府委托办学的形式全部纳入民办学校监管体系”[9]，因此到目前为止，随迁子女已基本进入了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第三个政策，是2012 年上海市教委制定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沪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对外地学生在上海市读普高、参加高考提出了居住证积分制的考核，这就成为了绝大多数随迁子女难以企及的门槛，使得许多随迁的孩子要在回原籍参加中考继而升入家乡的普通高中和留在流入地读职校之间选择其一。
从国家到地方，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政策在过去十多年间不断改善，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和教育质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还存在着明显的困境。
义务教育结束后的升学选择将直接决定随迁子女是否还留在教育系统内，是否有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是一次重要的教育分流，而蕴藏在此项升学选择背后的流动家庭的多重考量仍有待揭示。
因此，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最终聚焦在义务教育后随迁子女的教育选择是如何做出的，以及各随迁家庭之间教育选择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以此来补充现有的对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理解。
教育理性选择理论(也称教育选择的理性行动理论，本文简称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是基于可获得的资源和受到的限制，对教育选择的成本、收益、风险进行理性评估计算。
刘精明指出的先赋因素对儿童教育机会影响的三个路径之一是“因个体或家庭的偏好而导致机会不平等”[10]，这一路径已被教育理性选择理论详细展开。
布东(Raymond Boudon)将社会分层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分为首属效应和次要效应[11]：首属效应是指家庭社会地位越低，文化背景就越薄弱，从而子代的学业成就也就越低；
次要效应则是说不同阶层的家庭会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处境和未来预期的收益做出相应的理性选择，形成不同的选择倾向，影响子女最终的教育获得。
次要效应突出的正是教育理性选择的影响，为相关理论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布雷恩(Richard Breen) 和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沿着理性行动的逻辑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数理模型，认为教育选择中的阶层和性别差异是可获得资源和所面对的限制不同造成的，个人和家庭在做出教育选择时都会对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获得的收益以及预期成功的可能性做出理性评估[12]。
每个家庭都要尽可能地规避向下流动的风险，因此中产阶级出身的孩子会更强烈地倾向于留在学校中获得更高等级的教育而非离开教育系统。除此之外，孩子自身的学习能力也是影响最终教育选择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家庭背景对学习能力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孩子比中产阶级的孩子学业优秀的可能性更小，因而留在学校深造的可能性也更小。最后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家庭能为子代提供的资源，这很明显也是存在阶层差异的，所处阶层地位越高，能提供的资源就越多，子女继续接受教育的负担就越小。
他们进而又提出了三点总结：首先，阶层背景处于弱势地位的子代如果想要获得更高的教育，就需要比同阶层的群体拥有更高的对成功的期待；
其次，随着阶层地位的升高，选择图式带来的教育参与率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
最后，在教育参与和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减小的情况下，女性内部的阶层差异会逐渐显现出来，不断与男性内部的阶层差异齐平。
甘必大(Die Gambetta)也对个人教育选择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并与布东的观点展开了对话，成为对教育理性选择理论质疑和补充的起点[13]。
甘必大认为理性计算所包含的经济上的限制、个人学业能力和预期劳动力市场收益确实会对教育选择产生影响，但必须要把个体主观的倾向和生命规划放在解释教育选择机制的核心位置，这是理性选择中的最优化假设所忽略的。
在布东的相关阐释中，个体的心理倾向完全被理性掩盖了，比如父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无论成本和收益如何都会尽可能让子女接受更高的教育，又如工人阶级内部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家长会让子代也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是倾向的作用，只要还存在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个人的心理和社会文化就会起作用。
甘必大还提出了惯性力量的概念，即各个阶层会对目前的处境产生一种过度的适应：对于底层家庭来说，往往存在认知上的局限，无法得出有关劳动力市场前景的准确判断，从而一直停留在向下流动的趋势中；
而对于富裕的家庭来说，则会保持追求向上流动的趋势，寻求更多的财富积累。
这种惯性力量与布东提出的统一避免向下流动的理性路径也是不同的。
总之，甘必大所认为的理性选择应当建立在个体倾向等心理过程基础上的观点，拓展了理性选择理论对教育选择解释的边界。
在有关教育理性选择理论得到发展之后，运用该理论进行的经验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对性别不平等缺乏解释力[14][15]、忽视社会价值的影响[16]，是经验研究中提出的主要不足。
与此同时，国内也有部分研究所涉及的教育现象适宜用教育理性选择理论来做进一步的探讨。王进、汪宁宁曾采用理性选择的视角来分析随迁家庭的教育选择，但在处理理性选择部分时，选择的自变量只有“个人能力”与“家庭资源”，没有将升学情境中的社会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考虑在内[17]。
实际上，在当前的随迁子女教育政策之下，义务教育结束之后的升学往往伴随着回流和再迁移，家庭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多面而复杂。
除此之外，作为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务工群体，家有随迁子女的父母是否会像已有研究中提到的那样，由于信息偏差而低估教育能带来的回报[18]，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揭示。
基于教育理性选择理论来揭示随迁家庭的教育选择，本研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理性选择理论能否解释随迁子女初中结束后的升学选择? 当前理性选择理论提出的因素在此情境中还有怎样的解释不足之处? 如何进一步补充解释?
教育选择是家庭成员的共同决定，亲子两代的偏好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且可能会互相影响。在子代方面，熊易寒研究发现的“天花板效应”和“反学校文化”已经对随迁子女自身的升学倾向及其形成过程做出了阐释[19]，而本文则聚焦在亲代偏好的部分，因此主要对随迁子女的家长进行质性访谈，访谈主要涉及子女初中后的升学选择、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对子女的职业期待、自身的工作经历及入沪体验几个部分。
通过服务于随迁子女的高校公益社团和社会公益组织的介绍，本研究共招募到自愿参与访谈的上海市随迁子女的家长29 位。
由于义务教育后的升学选择主要在子女小学中高年级及初中阶段做出，又考虑到近五年内上海的异地升学政策未出现明显变化，因此将受访家长的筛选条件确定为孩子当前或曾经(五年内)在上海读书(小学中高年级及以上)、且因为外地户籍而无法在上海入读普通高中。筛选过后对21 位符合条件的家长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
最终接受访谈的21 位家长中只有一个孩子的共有18 位，其中孩子目前在上海读小学三到五年级的共4 位，孩子目前在上海读初中的共10位，孩子已转回户籍所在地读书但还未参加高考的共3 位，孩子已经在上海入读职校的有1 位。
此外还有3 位家长有两个孩子，同一家庭中两个孩子的升学选择未见差异，并且在筛选访谈资料时只选取对小学中高年级及以上的孩子的教育选择部分。
招募过程中，还有两位随迁子女愿意接受访谈，考虑到两位学生的情况均为从小跟随务工的父母在上海读书，且户籍一直在外地，目前已在上海入读职校，就一并展开了访谈，侧重于了解职校学习的具体情况。
因此，有效的深度访谈共接触到了23 个家庭，其中选择让子女返乡读书的家庭共13 个，选择让子女留在流入地上海读职校的共10 个。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见表1，按照受访时间的先后编号。
表1 受访者情况汇总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受访的随迁家庭的阶层位置是偏低的。
受访家长的职业主要是服务业劳动者和小店经营者两类，劳动缺乏保障且收入不稳定。
但是，并非所有的随迁家庭都一定处在较低的阶层位置上，随迁家庭的阶层分化是有待深入研究的。
因此，本研究的分析所得很难代表所有随迁家庭的状况，结论的适用性可能受到阶层因素的影响。
在分析收集到的信息时笔者发现，家长们面对子女升学选择的具体考虑过程符合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主要从预期收益、成本及风险的角度展开。
但家长们中间出现的选择差异却是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各因素不足以解释的。
事实上，面对相同的升学政策、相近的子代学业成绩，家长们对于不同教育选择会带来的预期收益、成本及风险的分析是一致的，但他们最终却为子女做出了不同的升学选择，这一点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
对此，本文认为，家长们虽对于每种选择带来的预期收益给出了相同的判断，但却对预期收益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这种偏好的差异导向了不同的教育选择。
对未来预期收益的偏好差异首先从对子女职业期望的差异开始，家长们有的期望孩子成为白领，有的则无此执念，前者认为高学历必备，后者认为高学历非必需。
而不管持有何种职业期望，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获得高收入。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子女职业期望的差异和家长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感受有关。
下文将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与不足、父母职业期望影响预期收益偏好、职业期望差异的成因三个方面详细展开。
(一)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与不足
家长们在访谈中都被问到了“您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以及“这个选择对您一家有什么影响吗?”两个问题，通过分析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发现，家长们在考虑子女初中结束后的升学选择时包含了预期收益、成本及风险两部分，两部分中的要素对于各个家庭来说基本都是清晰的，见表2。
表2 两种选择的理性评估因素
当然，每个随迁家庭升学选择的过程都是很复杂的，涉及到多种因素交织共同发挥影响。
例如，决定让孩子返乡考普高的家长还提到了上海教育和家乡教育的质量差异，认为从小在上海接受教育的孩子回到老家之后会更有竞争力，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受访者14，小叙妈妈，提到上海和安徽县城的教育差异)，这种教育质量的地区间差异也影响着随迁家庭的教育选择。
因此，各类因素远比表2 所呈现的更多元，本文在此只拎出了受访家庭多次提到的普遍影响因素，并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1.返乡考普高的理性评估
对于选择将子女转回家乡参加中考的家庭来说，子女升入普通高中之后拥有了通过高考考大学的机会，如果能够成功获得较高的学历，未来找工作时也有可能获益，但当孩子转回去读书之后，父母回乡探望的频率会上升，在流入地上海和家乡两地间奔波的费用就是要承担的一项成本。
小叙妈妈(受访者14)在小叙返回家乡安徽读初三时，平均一两周就要回去探望一次：“他(指小叙)中考前我两头跑得很勤，都是和同事提前说好了排好班，挤时间回去，去去就来。”除此之外，孩子的返乡也意味着原本在流入地共同居住的家人间的分离，家庭居住模式的变动带来的心理和情感压力也是一家人要面对的难题。
小新和小昊是一对亲兄弟，小新已经转回家乡读初二，小昊还在上海读五年级，小新和小昊的妈妈(受访者2)就察觉到了分离给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兄弟二人带来的烦恼：“老二想老大，因为他是弟弟，他从小整天跟着哥哥，我们工作忙起来都是他们两个你照顾我，我照顾你，现在两个人分开了肯定不好受，小孩子嘛他就是这种。”
在风险方面，许多随迁的孩子在家乡都没有合适的照顾者，孩子返乡则意味着在流入地务工的父母至少有一位要随同返乡照料，该家庭就要损失一位劳动力的收入，即便返乡的家长能在家乡重新找到工作，薪资也往往不如流入地高，因此就存在着家庭收入减少的风险。
与此同时，返乡的孩子未必都能考上大学，选择让子女返乡的家庭也面临着孩子在高考中失败、没能考上大学的风险。
丹丹妈妈(受访者5)一直担忧丹丹的理科学习：“她(指丹丹)的数学和物理很差的，之前分科的时候她就有点不敢选理科，她班主任说文科要考上好大学的分数太高了，这样她才选了理科，但就她现在这个尤其是数学成绩我跟你说，我都很烦心她连个普通的大学都考不到哦。”
2.留下读职校的理性评估
对于选择让子女留在流入地读职校的家庭，孩子可以在职校中学得一定的技能，很多职校也会安排毕业生就业，这些都是预期的收益。
小蒽妈妈(受访者13)十分看重可以直接应用到就业中的技能：“现在服务行业也需要技能，像我自己(美甲)店里一直在招专业的美甲师，你没学过没技能的要到店里来边做边学，学徒式的，一开始都是不给你薪水的，那你工作的这头一二年都养不活自己，但你如果在学校里就学好了技能出来，在行业里的竞争力肯定就大了，现在就是要靠技能加打拼。”另外，能够一直就近方便地照顾子女也是家长们提到的一个益处，这样既能避免返乡流动造成的成本，又能有力地监管孩子的成长。
繁星妈妈(受访者21)特别提到对繁星的成长监管：“把她(指繁星)
留在我们身边，她不听话我们可以讲她，尤其她是个女孩子，这方面还是很重要的。”
但做出此项选择的成本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子女失去了通过参加高考考大学的机会。
3.当前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的不足
由于各随迁家庭所处的生活情境和社会经济地位都是相似的，选择之后的收益和成本在不同家庭间相差不大，因而上文提出的大部分要素并不能解释家长们为何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唯一直接与差异形成相关的是子女考不上大学的风险，家长们会根据目前孩子的成绩来判断该项风险的高低，成绩拔尖的孩子基本都会转回家乡继续升学，成绩明显落后的孩子会留在流入地，这与教育理性选择理论的阐释是一致的。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成绩处于中游，他们在考大学的几率上没有明显的优势或劣势，无法仅据此做出选择，因此随迁子女升学选择的不同不能简单用当前子代的成绩差异来解释。
小娇妈妈(受访者19)特别提到决定留下来读职校同学中的“两极分化”：“她(指小娇)班上到了初三还没走的就是留下来的，留下来的现在就两极分化得很明显，有些是太差了本来就不可能跟得上的，有些是原来还可以的现在就还在学。”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留下读职校的孩子并非都是成绩特别不好的，这也证明了理性选择模型中唯一能在此阐释差异的成绩一项是解释不充分的。
本研究中请受访者自评子女学习成绩时得到的回答多是“中等”(受访者3)、“一般化”(受访者10)、“不算好”(受访者5)、“在班里算一般”(受访者7)、“中上中下不稳”(受访者16)等等，受访家庭中的随迁子女均就近入读上海的公办小学和初中，接收随迁子女的学校中很少有区重点和市重点，学生考入重点高中的比例在全市学校中排名靠后，因此在这些学校中名次中等的同学都背负着升学失利的压力。
然而，在同样的压力之下，家长们做出的教育选择却是有不同的，如何进一步理解这种不同需要更细致的探究。
总之，面对异地升学政策带来的重重考验，在孩子的成绩都处在中间水平的情况下，家长们的决策过程大体上与理性选择的框架相符，但当前理性选择理论中包含的因素还不足以揭示差异的形成。
(二)父母职业期望影响预期收益偏好
做出不同的教育选择即意味着接纳了不同的未来预期收益，这和家长们对子女未来的设想是直接相连的。
周皓、荣珊在综述我国随迁子女的研究时指出“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较高”[20]，因而质疑教育期待的差异对随迁子女产生的影响，认为背后有更复杂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印证了以上观点，家长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并未出现值得展示的差异，或者说，即便有差异也没有得到直接清晰的表达。
然而，家长们在陈述对子女的职业期望时却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一类家长希望孩子选择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办公室白领职业，有的甚至明确表达了不希望孩子从事跟自己类似的工作。
小焕爸爸(受访者4)希望小焕进入写字楼上班：“工作就希望他(指小焕)安安稳稳的，能进办公室，不要再像我们这样奔波。”
在某高校后勤工作的小董爸爸(受访者7)也表达了相近的期待：“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吧，希望他像你们(高校大学生)一样，到公司里去凭头脑吃饭。”家长们对于成为白领的具体流程和渠道是模糊的，仅知道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大学学历是进入白领群体的必备条件，这一洞察往往来源于家长们的自身经验。
小叙妈妈(受访者14)每逢看到招聘信息就会跟小叙分享：“最近我听到的一些会跟他(指小叙)说，哪个哪个单位招人没上过大学的根本不考虑，也会说我自己工作的事情，没文化只能做这种工作，他说这些事情你说一遍就行了。”这类家长同样能意识到子女存在考不上大学的风险，有时甚至会主动表达对此的焦虑，但对子女的工作期待使得他们宁愿承担风险也要尽全力让子女成为高学历群体中的一员，至少不会在自身还能发挥能动性时切断子女升学的路，因此他们会选择将孩子转回家乡继续读书。
婧婧妈妈(受访者1)认为不为孩子尽力将来会后悔：“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考不考得上(大学)在她，我们做父母的只能说能让她考就要让她考，现在也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你不为她努力以后一辈子想想都后悔。”
另一类家长则可以接受孩子从事蓝领工作，希望孩子能有技傍身、经济独立，并不一定要成为办公室白领，但最好能在流入地立足。
繁星妈妈(受访者21)对繁星学习的空乘专业感到满意：“学校(指职校)里将来都能分配工作，我只要她能养活自己，不要靠我们，靠我们也靠不了多少，能留在上海是最好，学校里分配的工作本来也都是在上海。”基于这样的职业期望，他们在面对返乡升学的成本和风险时更倾向于不再坚持，而是让孩子留在流入地读职校。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类家长对子女提升学历并不是排斥的，如有机会他们同样希望子女获得更高的文凭，即便失去了通过高考考大学的机会，他们仍然将提升子女学历的希望寄托在职校上。
繁星妈妈(受访者21)还提到：“当然能上到本科是最好，现在中专升大专升本科都好升的，只要你自己想要学，路都有的，他们之前初中班主任教填志愿的时候也这么说的。”初中教师的介绍和职校招新的宣传使得家长们忽视了通过自学考试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常年的低比率，进而高估了子女进入职校后继续提升学历的可能，而当学生进入职校之后才会发觉自己完全被工作导向包裹，没有精力和氛围去安排自学自考。
学生小宇(受访者8)的实习任务已经摆在眼前：“进学校之后发现和初中明显不同，老师会教很多操作性的东西，还会说到之后实习的事情，我就感觉怎么会这么快啊，明明刚进学校。”当然，家长们出现的误判不完全是由自身原因造成的，而是与分配给随迁子女的教育资源本身有关系，是精英阶层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留下的一种“幻象”，旨在招募到足够的学生完成未来合格工人的生产。
通过比较两类家长对子女的职业期望可以看到，职业期望的差异决定了家长们对子女是否要进入高学历群体有着不同的态度：前一类家长认为子女获得高学历是在就业中胜出的必备条件，而在后一类家长的期待中拥有高学历并不是必要的。
这样的不同影响了家长在对待子女是否要参加高考考大学一事上的偏好，进而影响到家长们的教育选择。
在文献综述部分笔者提到，有的研究认为信息偏差导致了个体对未来预期收益的误判，而本文要补充的是，职业期望差异也会影响个体对未来预期收益的看法，即便信息偏差消失了，对于未来预期收益的偏好也未必一致。
(三)职业期望差异的成因：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感受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家长们对子女的职业期望和他们自身的工作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务工人员在工作中面对的是基于个体能力的劳动力市场竞争，这是他们在流入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市场中个体的向上流动或向下淘汰逐渐占据了他们的视野，再分配领域的集体身份排斥就逐渐淡退，他们能想到的改变自身境遇的方式不是冲击基于户口的身份隔阂，而是提高在市场中获利的能力，成为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个人，他们还将这种期望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
这也是刘建洲在研究中发现的“市场因素的凸显与再分配因素的隐退”[21]。
因此，本研究通过探析家长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感受来理解其对子女职业期望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受访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感受主要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部分外来务工者在市场中体会到的地域补偿感，即凭借流入地上海的市场机会得到了比在家乡更高的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由于外地户籍而受到的被排斥感。
经营点心铺的小荣妈妈(受访者11)认为：“来上海是来赚钱的，能赚到钱、比老家小地方赚的多就行，排不排斥的无所谓。”当务工人员逐渐把市场竞争置于制度排斥之前，并在流入地市场中得到了一定的经济报酬，就会产生与在家乡工作相比已经有了更高收入的满足感。
第二类则是另一些务工者感受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回报差距在市场中被激活了，即在市场中感受到了能从事的工作种类和能得到的薪资的限制，并将其归咎于自身没有承担更多脑力劳动的能力，本文称之为脑体差距感。
小叙妈妈(受访者14)回顾自己更换的几份工作时说：“你不够人才、不够资格，就是招你到办公室里你电脑都不会用，怎么可能要你，还是我刚跟你说的，你没文化只能做这种工作。”这是一种被市场排斥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没有纾解先前因为制度遭到的排斥，反而加重了对排斥的个体归因倾向。
市场中的地域补偿感使得外来务工者格外重视流入地的市场机会，认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及时把握住市场机会是成为高收入者的有效方式，而从事白领工作却不是其中所必需的，所谓白领只是获得较高收入的群体中的一部分。
在这种观念里，高收入群体与白领职业是断裂的。
小樱妈妈(受访者15)谈到自己兼职微商成功提高了收入的经历时说：“上海好呀，机会多，现在大家都与时俱进，不一定每天上班下班的就拿得多，你能力多高就有多高的收入。”因此，体会到了地域补偿感的家长可以接受孩子从事蓝领工作，对孩子没有高学历白领的职业期望。
脑体差距感则恰好相反，体验到脑体差距的务工者将从事白领职业视为成为高收入者的先决条件，成为白领之后才能从工作中得到较高的回报，进而才能进入高收入群体。
在此，高收入群体与白领群体相融合了，并不能彼此分离而单独出现。
上文中期待孩子成为公司白领的小董爸爸还说：
“(自己)没学历，所以让小孩读书呢，你们名牌大学毕业之后也是外地人，但你们就叫人才引进，我们没文化的就吃了自己没文化的亏，进不去能赚钱的行当。”体会到了脑体差距感的家长会更执着于让孩子成为高学历白领。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地域补偿感和脑体差距感都是个体的主观感受，有可能客观上收入明显增加的个体仍然没有补偿感的体验，仍然感觉到了市场的排斥，这与外来务工人员在流入地市场中所处的整体地位有关。
无论是地域补偿感还是脑体差距感，在消化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感受时，家长逐渐形成了对子女未来的职业期望。
而市场参与感受的异质性就导致了职业期望的差异。
面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结束后的升学选择，家长们的决策过程基本符合教育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框架，综合考虑选择所带来的成本、收益，以及最终失败的风险。
但是，已有的理性选择理论在此情境中的解释是不够精细的，不足以揭示出为何随迁子女的家长们在各类要素都十分相近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本文将落脚点放在对未来预期收益的偏好上，认为是家长们对子女不同的职业期望带来了不同的预期收益偏好，从而做出了不同的教育选择。
仔细分析家长们对子女的职业期望，发现家长们对于子女是否要成为具有高学历的白领观点不一，这和他们来沪务工之后在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感受有关。
在市场中体会到地域补偿感的家长认为从事白领工作并非得到高收入的前提，因此对子女是否能获得高学历、进而成为白领没有执念，当子女继续升学需要承受不低的成本及风险时，会更倾向于让子女离开教育系统。
而另一些在市场中经历了脑体差距感的家长则渴望子女获得白领工作，有了高学历才有了进入白领群体的敲门砖，因而更倾向于坚持让子女继续升学，见图1。
图1 家长对随迁子女教育选择差异的形成
随迁家庭做出升学选择的过程并非像已有研究呈现的那样简单，而是存在一套复杂的权衡机制，受到家长们对子女职业期望的影响，而家长们对子代的职业期望来源于自身参与生产和获得收益的经历，他们身处其中的以市场竞争冲淡体制排斥的发展趋势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
当然，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感受远比本文所发现的更为丰富，对劳动者本身造成的影响也可能不仅在于教育选择方面，这些都是可以继续研究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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