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明舒 梁 栋 苏 源
【提 要】 目的 探讨居住安排对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为我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研究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利用自制问卷于2017年6月-2018年8月在山东省青岛市7个区抽取43家医养结合机构入住的1907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应用χ2检验对计数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被调查的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属于中等水平。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子女就近居住、生活感到满意、无焦虑抑郁感、给予老年人最主要的代际支持为经济支持以及居住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好;经济状况越差、婚姻状况为非在婚的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差(均P<0.05)。结论 居住安排与老年人自评健康显著相关。应当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倡导子女等家庭成员与入住机构的老年人近邻居住,增强对机构老年人的社会关爱,创新和发展不同类型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模式,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维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迁,我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2021年年末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2%[1]。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和老龄化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2]。老年人的自评健康(self-rated health,SRH)是基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综合测量,既能反映被调查者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健康状况,也能体现个性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与子女的居住安排影响着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既往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仍然以与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为主[3-7],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大城市,与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的比例正在下降[8-9]。通过文献梳理分析,大量研究从不同健康维度来考察与子女居住模式之间的关系,但较少有文献以入住医养结合机构的老年人为视角来考察。2021年10月,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10]。而“医养结合”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提高老龄人口对医疗服务和养老照护的可及性[11-12]。因此,本研究探索居住安排对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以期在少子化、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为我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研究视角与更多的实证证据。
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17年6月-2018年8月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市北区、崂山区、城阳区、黄岛区、李沧区、即墨区7个市辖区,按照每个市辖区医养结合机构数目最优分配原则,每个区分别随机抽取2～11家医养结合机构,每家医养结合机构按照不同区域(自理区、半自理区、全护理区)随机抽取20～80人,共计抽取7个区43家2040名60岁及以上且入住医养结合机构6个月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2040份,回收有效问卷190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48%。
2.变量说明
本研究所采用的因变量是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该变量编码为有序分类变量,应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当中的一个问题来评价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您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满意吗?”,从主观自我感知视角来测量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将测量指标分为5个等级,1为很差、2为差、3为一般、4为好、5为很好,赋值越高,意味着自评健康越好。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与子女居住模式,该变量为分类变量,其中:1为子女与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同住;2为子女与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就近居住(相距1～2公里, 步行15分钟内);3为子女与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远距离居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日常生活状况(生活满意度、是否有孤独寂寞感、是否有焦虑抑郁感);子女代际支持(子女给予老年人哪方面的支持、子女是否孝顺)、收入水平(经济状况)、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老年人所居住的医养结合机构类型)(见表1)。
表1 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3.统计分析
模型1:Logit(Yi)=居住安排+人口学特征
模型2:Logit(Yi)=居住安排+人口学特征+日常生活状况
模型3:Logit(Yi)=居住安排+人口学特征+日常生活状况+子女代际支持
模型4:Logit(Yi)=居住安排+人口学特征+日常生活状况+子女代际支持+收入水平
1.入住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的基本特征
纳入本次研究的青岛市1907位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中,男性826人,占比43.31%;女性1081人,占比56.69%。入住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9.94±8.71)岁,其中:年龄60～69岁271人(14.21%),70～79岁546人(28.63%),≥80岁1090人(57.16%);非农业户籍老年人1397人(73.26%),农业户籍老年人510人(26.74%);婚姻状况为非在婚老年人1041人(54.59%),在婚老年人866人(45.41%);子女数为无子女的528人(27.69%),独生子女的1261人(66.12%),多子女的118人(6.19%);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977人(51.23%),中学教育737人(38.65%),大专及以上193人(10.12%);经济状况为很缺乏的137人(7.18%),不太够用的370人(19.40%),勉强够用的428人(22.44%),基本够用的743人(38.96%),很充足的229人(12.01%)。
2.不同特征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被调查的1907名入住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平均得分为(3.26±1.03)分,非常不健康108人(5.66%),不健康240人(12.59%),一般872人(45.73%),健康421人(22.08%),非常健康266人(13.95%)。经χ2检验,不同居住安排、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孤独寂寞感、焦虑抑郁感、生活满意度、医养结合机构类型、子女代际支持、子女孝顺程度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3.居住安排对入住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居住安排与老年人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依次纳入不同自变量校正的模型分析,以期找出居住安排对入住机构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方向。以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模型1结果显示,老年人和子女就近居住,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较好;婚姻状况为非在婚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居住的医养结合机构类型为养中有医模式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好。
模型2结果发现居住安排仍与老年人健康状况显著相关,对生活感到满意或无焦虑抑郁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好;其他变量的影响作用与模型1相比并无明显变化。
模型3结果显示,给予老年人最主要的代际支持为经济支持的老年人自评健康越好;其他变量的影响作用与模型2相比无明显变化。
模型4显示,随着变量的全部纳入,居住安排仍与老年人健康状况显著相关,与子女就近居住、生活感到满意、无焦虑抑郁感、给予老年人最主要的代际支持为经济支持以及居住的医养结合机构类型为养中有医模式的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好;经济状况越差、婚姻状况为非在婚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见表3。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被调查的1907名入住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平均得分为(3.26±1.03)分。与既往文献研究对比发现,被调查的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属于中等水平,该结论介于蔡娇丽[13]和董晓芳[14]的研究结果之间,这可能与选取样本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自我感知、心理与社会因素相关。这提示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存在一定群体特征,应进一步讨论[14-15]。
研究显示,子女就近居住和老年人与子女远距离居住的老年人相比,其自评健康较好,该结果与刘一伟[16]、董晓芳[14]、余央央[17]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近邻居住相较于远距离居住可以使入住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得到子女更频繁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16],子女与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近邻居住既可以使老年人获得子女必要的生活照料,同时与医养结合机构医护人员的诊疗服务具有互补性,产生了双重健康效益[17]。也有文献研究认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老年人更加崇尚“颐养天年”,他们更渴望在老年时期“就地老化”并享受到“天伦之乐”,因此老年人可能出于自身精神需求的考虑,倾向于同子女近邻而居[16]。
本研究结果发现,居住类型为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模式的老年人与在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互补模式居住的老年人相比,自评健康较好。婚姻状况为非在婚的老年人与在婚老年人相比,自评健康较差。这与司明舒[18]、王萍[19]、阎寒梅[2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入住养中有医机构的老年人多为自理老人或者活力老人,其健康状况相对较好;而入住医养并重机构的老年人多为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或障碍的老年人,这类老年人往往健康状况较差,通过入住医养并重机构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养老和医疗资源,养老区和医疗区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功能互补,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医养康养相结合的需求,也可以为老年人定制个性化的服务。非在婚的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差,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在生活中遇到负面事件时易产生恐惧感、孤独感,无配偶的老年人无法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与老伴交流减轻不良感受,其认知功能也难以得到较好的保护,不利于老年人健康;而有配偶的老年人可以在生活和精神上相互照顾支持,使老年人感到身心愉悦。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与不满意的老年人相比、没有焦虑抑郁感的与有焦虑抑郁感的老年人相比,自评健康更好,这与Kalmijn[21]、蔡娇丽[22]等的研究结论类似。这可能是因为对生活感到悲观以及有焦虑抑郁感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精神抑郁,易造成较高的心理压力,而焦虑抑郁情绪会增加皮质醇的产生,从而损坏大脑记忆功能的存储器(海马),引起认知功能进一步降低,导致自评健康下降。
本研究发现,子女给予老年人最主要的支持为经济支持的与日常照料的老年人相比,健康状况较好,经济状况为很缺乏、不太够用、勉强够用、基本够用的与很充足的老年人相比,健康状况较好,这与刘欢[2]、董晓芳[14]、刘一伟[16]、侯建明[23]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由于样本老年人为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相较于其他方面的代际支持,更多的经济支持可以解决入住机构老年人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可以购买更多的医养康养服务;而收入水平越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一般也越高,越有能力享受健康生活,其自评健康也越好。
本研究对居住安排与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与子女就近居住、生活感到满意、无焦虑抑郁感、给予老年人最主要的代际支持为经济支持以及居住养中有医机构的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好;经济状况越差、婚姻状况为非在婚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由此可见,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安排、收入水平、代际支持、日常生活状况以及人口学特征因素会影响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基于以上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当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提高参保率,面向入住医养结合机构老年人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构建与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维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24]。其次,积极倡导子女等家庭成员与入住机构的老年人近邻居住。近邻居住这种居住模式不仅有利于子女对老年人提供照料和支持,同时也给予子女更多的自由空间,方便其生活和工作[24]。再次,鼓励医养结合机构入住老年人增强自主性,加强社会、机构、家庭成员间的密切协作给予老年人多方面的支持,增强对机构老年人的社会关爱,缓解其焦虑抑郁和悲观情绪,入住老年人也可根据自身需求与情感偏好,主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居住方式,以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17,24]。最后,创新和发展不同类型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模式,以适应不同健康水平及医养康养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居住;通过扶持老年健康产业发展,让低收入老年人依靠自身力量,增加收入来源,提高经济独立性,从根本上减少老年贫困[25];合理调整老年人养老金的待遇水平,提升其福利水平,适当提高高龄老年人的津贴标准,强化老年生活保障[2]。总之,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我们提倡入住机构老年人与子女近邻居住,且尽量在遵循老人的意愿居住安排情况下,优先选择医养康养相结合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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