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鸥,郑佳慧
(1.沈阳建筑大学地域建筑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168;2.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8)
社会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人为直接研究对象,探究在不同环境下人类所创造出的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宗教体系等。1908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首次提出了社会人类学的概念。社会人类学主要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起源及其发展变迁的过程,通过对各地区不同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的研究,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种族与文化带来的社会差异。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苏子河流域是明朝时期建州女真的发祥地,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的地方,故被后人称为“龙兴之地”。这里留下了建州女真曾居住过的许多古城遗址,其中最为著名的女真古城就是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的6个儿子所居住的六祖城。新宾满族自治县作为清前女真人生活的主要聚居地,记录了清朝入关前建州女真的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等。笔者在社会人类学视角下,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和查阅民族志及相关文献等方法,对六祖城进行考察研究,探究明代中期建州女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构成情况,了解女真社会由渔猎经济走向农耕文明的过程。
1.城市背景
六祖城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是抚顺市满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藏着丰富的满族历史文化资源,记录了明代建州女真的发展历程,这里对于研究清前历史与满族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抚顺市距离沈阳市、辽阳市不超过100 km2,交通较为便利。为促进区域发展并与国家战略有效融合,一条连接辽宁省沈阳市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的高速铁路即将建成,该线路将途经4座城市,建设9座车站,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就是其中的一个沿线节点车站。
2.历史背景
六祖城是明代中期爱新觉罗·福满的6个儿子所居之地,满语也称这6个兄弟为“宁古塔贝勒”。按照女真习俗,福满在6个儿子成家后帮助他们建立了属于各自的山城。其长子德世库居住在觉尔察城,次子刘阐居住在阿哈伙洛城,三子索长阿居住在河洛噶善城,四子觉昌安与父亲福满居住在赫图阿拉城,五子包郎阿居住在尼玛兰城,六子宝实居住在章佳城。这6座城池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分山而居,且相距不远(见图1)。居住在苏子河流域的建州女真以狩猎、农耕作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其稳定的经济体系为后期努尔哈赤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图1 六祖城地理位置示意图
1.概 况
建州女真自牡丹江、绥芬河流域逐渐向南几经迁徙,后定居于苏子河流域附近,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并日渐壮大。六祖城建立于建州女真相对稳定的时期,是基于家族血缘关系,以卫星分布形式建立的山城,既符合女真人“生子年长即异居”(异居之子皆可从父亲那里分得一部分财产而自立)的传统习俗,又能够在军事防御上守望相助。由于当时建州女真的经济和军事基础薄弱,六祖城的建制规模与营造方式比较简单粗糙。在军事上,六祖城是依傍断崖、险坡等险峻的地理环境建立起来的山城,为阻断敌人的侵略和偷袭,他们巧妙地利用山势地形进行有效的军事防御,从而巩固自身的安全;在生活上,他们依附新宾县广袤的山林与河谷进行山野狩猎与农耕种植,充分满足了生活所需,建州女真由此快速发展起来。
2.特点与价值
(1)文物遗存
考古研究人员在对六祖城进行考古勘探时发现的文物遗存大多为瓷器残片与建筑所用的青砖等材料。其中,瓷器残片为青花瓷片,瓷片表面较为粗糙,通过瓷片绘制的花纹样式与颜色搭配以及瓷片质地来看,多为日常所用的碟子、瓷碗等,据推断这些瓷片多出自明代与后金时期。在觉尔察城与赫图阿拉城还发现了盔甲片、箭簇及铁质农具等,说明这一时期的女真人具备了锻造铁制工具的能力。
六祖城作为建州女真稳定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血缘氏族山城,是满族早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这里出土的文物遗存可以为历史文化、学术研究及文物考古等提供参考依据[1]。六祖城记录了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文化与建州女真族群演化的历史,是建州女真民族文化与生活方式不断演变的历史见证。通过对六祖城遗址进行研究,可以加深对于东北地区满族历史文化的认识,为抚顺市进一步宣传满族文化与古城文化提供有效途径。
(2)营建形式
六祖城在选址上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其他山城以卫星式布局分布周围,利用天然地势在保卫自身的前提下还可抵御外敌,扼守通往赫图阿拉城的紧要通道。六祖城作为建州女真早期山城,利用自然山形随坡就势布局,城墙和城内的建筑一般就地取材,利用大块的石头和土夯实为城墙,其用石杂乱无序、形状各异且块头较大[2]。他们还利用陡峭的山体作为军事防御屏障,并挖沟壕作掩护。
据《清前史人物列传》记载,觉尔察城内除少数的长方形房址外,多数居所是圆形地基的房屋,类似于蒙古包或早期鄂温克人居住的圆锥形帐幕。在六祖城遗址中,除赫图阿拉城外,其他5处山城未发现砖类建筑,多为土石堆砌的城墙遗址。由此可见,土石为早期建州女真主要的建筑材料。
(3)军事防御
女真人由于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其所建山城除居住外也有军事防御功能。明朝时期的女真人虽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生活比较稳定,但他们依旧借自然山形地貌修筑山城、半山城来抵御外敌偷袭与侵扰。山城和半山城由于地势较高,居住在此的女真人易于发现外敌入侵,同时,陡峭的山岩能延长敌人爬山的时间,也会消耗敌人的体力,从而增加了城池的防守优势。对于山城与平地城相结合的城池来说,平地城用作女真人日常起居农作之所,山城用来侦察敌情,当有战事来临时,平地城中的女真人便会迅速进入山城躲避外敌。
建州女真喜爱居高而住,他们认为将住所修在高处是最通风且安全的,既可躲避野兽,又可抵御外敌[3]。如尼玛兰城,作为六祖城中地势最高的山城,最具有建州女真居高而住的代表意义。尼玛兰城是平地城与山城结合建设,平地城主要作为平时居住生活与农耕劳作之用,山城视线广阔,主要作为瞭望台以及军事防御之用。阿哈伙洛城位于赫图阿拉城西部,该城虽然整体坡度较小,但其东面连接山脉,在山脉顶端设瞭望台,其他三面视野开敞,山城以内、外城形制建设,整体借山势修筑3层台地,紧扼通往赫图阿拉城的西部要道。
1.六祖城的现状
据《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记载,六祖城是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环卫而筑,为建州左卫的卫星城。经考古研究人员多次考察,基本确认了6座古城遗址的位置。觉尔察城遗址位于赫图阿拉城东3 km处,该城遗址现已被私人承包,仅保留部分遗存,遗址内多被植物所覆盖。阿哈伙洛城遗址位于下房子村1 km处,可明显看到3层台地遗迹,2层台地已被庄稼及乔木覆盖,遗址内被村民挖出了大坑。河洛噶善城遗址位于罗家堡村后台地一农户房后,遗址内被种植庄稼,有部分土石夯筑的城墙遗存,遗址内发现大量青花瓷器碎片。赫图阿拉城依山而建,地势险要,在后金与明朝的对抗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4],现已被保护开发建设为遗址公园。尼玛兰城遗址位于头道堡村,平地城遗址现已被房屋覆盖,山城遗址由于地势陡峭,现已被自然生长的乔木、灌木覆盖,城内可见明显的壕沟与城门遗迹(见图2)。章佳城遗址位于网户村,遗址边界清晰,但遗址内部也已种植了农作物。
图2 尼玛兰城壕沟遗迹
2.六祖城的破坏因素
(1)自然因素
通过对六祖城遗址的实地考察发现,古城遗址被自然生长的植被根系覆盖,城墙遗址地基土质疏松,城墙遗址坍塌破损(见图3)。
图3 河洛噶善城城墙坍塌遗迹
(2)人为因素
六祖城遗址中除赫图阿拉城遗址现被加以保护利用以外,其他5处古城遗址内部现均被周围村民开垦荒地,多被用于农业种植、兴建民房或挖土运石等。
1.临水而居——水域资源丰富
早期的女真人多以狩猎、打渔为主要生活方式,其居所也一般建在距离河流较近处,但在长期的居住生活中,为避免雨水冲袭河道,危及人们所居城池,在满足自身用水便利的前提下,女真人逐渐将居所转移至河水支流附近。
明代中期的女真人生活较为安定,他们在抚顺境内的苏子河流域繁衍生息(见图4)。明廷为巩固自身政权,维护边关秩序,在边境开设多处马市,促进贸易发展。由此,建州女真在马市贸易与汉文化的影响下,农业开始得到发展[5]。苏子河流域作为建州女真最大的水源地,其水域安全稳定,水量充沛,可以满足建州女真渔猎与农田灌溉等基本生活需求。
图4 《满洲实录》中的六祖城地理位置示意图
2.依山而建——农牧采集方便
新宾满族自治县地貌属于构造侵蚀的中低山区,河畔平坦开阔,有多处茂密山林环绕四周,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6]。这里气候宜人,雨水充足,土地肥沃,能够满足建州女真建城选址需求。
六祖城主要是以山城、半山城或平地城形制建城,其中,平地城一般建于周围都是耕地的位置,而山城或半山城通常都会选择一面较为平缓的山坡用作耕地,其他三面连接山脉或陡坡,便于进山狩猎。
据《清前史人物列传》记载,阿哈伙洛城城主刘阐在每年秋冬都会带领“阿哈”(奴隶)们浩浩荡荡进入凤凰岭狩猎,在山中经常能猎到熊、鹿、狍子等动物。河洛噶善城城主索长阿也将狩猎得到的猎物带入抚顺马市进行交易,换取生活所需用品。
选择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狩猎、农耕的用地需求,还可提高自身的军事防御能力。居住之地的高低在考虑安全需要的同时,对于居者来说也是地位尊卑的象征[7]。
3.军事环境——易守难攻优势
《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记载：“(李满住等)将家财妻孥并移山幕,每日出后下本家,申时还山幕。远处土田又不得耕获。”女真人在打猎时会在山中建设一个居住场所,而“本家”就是日常居所,由此可知,山城的选址应该是在有一定高度的山坡台地上。
六祖城建于建州女真稳定发展时期,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所建的典型的居防合一的城池。各城虽分山而守,各自独立,但6处城池相距不远,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其他5城环绕守之,在敌军侵袭时可快速赶来增援(见图5)。觉尔察城,是在高句丽山城的遗址上再建的女真古城,同样选在了背山靠水之地,南面倚靠山脉,其他3面都是宽阔平坦的场地,有极好的视野便于观察敌情。阿哈伙洛城,建于半山坡的台地上,山城走向东高西低,东面连接山岗,西面作为山城整体地势较低处,可能多以栅栏进行围合防御。河洛噶善城,是一处较为规整且地势不高的平地城,但其西面和东面约300 m处均是山脉,靠近苏子河支流,可以满足平时进山狩猎、打渔农耕以及防御躲避之需。赫图阿拉城,作为六祖城中的核心山城,位于一条东西走向的山岗上,其军事防御设施比较简单,内城城门皆筑瓮门,城上环置射箭窦穴以供防御之用[8]。该城依附地势,内城居住汗王亲眷,外城有队伍驻扎防守,整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见图6)。尼玛兰城,是一座平地城与山城相结合的城池,平地城便于居住和生活,山城地势险要,更利于防御,易守难攻。章佳城,与努尔哈赤起兵之地——波罗密城遥遥相望,山城相对独立,南面约200 m处是苏子河,近距离处没有山脉相连,紧靠河流。
图5 六祖城三维地形分析
图6 《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中的赫图阿拉城平面图
由此可见,六祖城选址一般依附于山林,在满足狩猎耕种之需的基础上,择高而筑更能满足他们自身防御的安全需求。
六祖城海拔较高,坡度较大,均设置瞭望台以便于观察敌情,利用高山、陡坡、平台等提高自身防御能力,抵御外敌入侵。为保证自身安全及6城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建立的城池多采取屯居形式,虽然各自居住一处,但是城池之间相距不远。他们修建的山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险峻山势提高防御能力,并对陡崖与山坡进行相应的修整,这样既利于军事防卫,又适应女真人山林狩猎、农耕种植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更利于其自身长期发展,赋予了他们强大的军事安全感[9]。
4.社会经济——贸易生产发展
女真族农耕经济真正有一定发展是在建州女真迁入苏子河一带以后[10]。在明朝所设立的建州卫内居住生活的建州女真,原本是依附山林河流进行渔猎采集的民族,后明廷为巩固边关秩序开设马市,女真人于马市上进行交易,购入种子、农具,学习农耕种植等技术,农耕经济得到了高度发展。据《清前史人物列传》记载,河洛噶善城与赫图阿拉城两城城主就经常出入距离他们较近的抚顺马市进行交易。这种边境贸易推动了当时建州女真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女真族与汉族的文化及贸易交流,形成了稳定繁荣的经济局面。同时,长期的经贸往来也加强了女真各部之间的联系,使其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统一且强大的女真部族。
随着建州女真逐渐接触农耕生产,他们开始广泛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从而为自身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六祖城中的阿哈伙洛城就是“奴隶山城”的一个典型代表。奴隶是这里的主要劳动成员,是山城中主要财富的创造者。据《清前史人物列传》记载,城主刘阐采用类似于努尔哈赤天命年间建立的“托克索”(田庄)的管理形式统治这些奴隶。《李朝实录》中记载：“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女真本族之间互相奴役的情况较少,他们主要以外族为奴隶。由于女真部落地理位置靠近朝鲜,女真人经常在边境掠夺朝鲜人与居住地附近的汉族人作为自己的奴隶,并将所获得的奴隶当成活的财物,在马市上与牛马牲畜互相进行倒买倒卖,以此来换取牛马及生活用品,而阿哈伙洛城可能是当时六祖(德世库、刘阐、索长阿、觉昌安、包郎阿、宝实)及其家族掠夺来的所有奴隶的集中地。
由此可见,在六祖城形成过程中,女真人的军事防御思想与地域多民族文化对其部落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促进了六祖城的社会形态构成与经济发展。
随着建州女真不断迁徙,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等也在不断变化。明朝时期建州女真作为一个以狩猎农耕为经济主体的民族,在苏子河流域繁衍生息并日益壮大。对于明代中期的女真人来说,苏子河流域不但适合日常渔猎采集,也适宜进行农耕种植,充分满足了他们的生活所需。6处山城在军事上依山傍水,可攻可守;在生活上,土地广袤,资源丰富。六祖城建于明代女真社会的转折时期,其稳定的经济发展与城居生活,为日后努尔哈赤的崛起与后金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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